上山採藥？修煉靈丹？藥物開發的努力與機運──《藥物獵人》

「為什麼我的藥那麼貴」、「為什麼我的藥出現那麼多副作用」、「為什麼我罹患的疾病無藥可醫」。在生物醫療看似如此昌明的當代社會，您是否也有前述作者常被詢問的疑惑？當我們不再依賴神農嚐百草模式來尋找新藥，還有哪些技術、知識與爭議影響著人類對新興藥物的追尋？

本書作者唐諾・克希（Donald R. Kirsch）曾在惠氏、氰胺、施貴寶和坎布利亞等藥廠擔任主任、研究團隊領導者與首席科學家，目前在哈佛終身教育學院教授藥物搜尋課程。作者不但博學，他那近四十年的藥物研發經歷，更讓讀者一窺製藥產業的秘辛。再加上奧吉・歐格斯（Ogi Ogas）這位專職科普作家，讓本書既容易閱讀又不失專業。

本書以圖書館為比喻，規劃全書的章節架構。作者藉此強調新藥的開發並非俯拾即得，而是研究者在特定目的之下的搜尋、試誤、篩選與開發，正如我們進圖書館尋找想看的書一樣。也因為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社會文化有所差異，許多新藥發現的歷史就常人的眼光是有那麼些無法理解。但是，這正是作者寫作本書的原因，希望從藥物獵人（新藥研發者）的角度講述藥物發現／發明的歷史。

本書藉由一件件藥物發現／發明的里程碑，鋪陳出史前到 20 世紀歐美藥物產業的發展史。第一章以罌粟與酒精作為開場，說明就算人們對於藥物知識尚且不足，仍可透過跟大自然相處的過程找到具有改變身體狀態的物質。第二章則介紹 1820 年代可治療瘧疾的奎寧之問世與流通，此事件不僅象徵著人類能夠將植物的特定成分予以分離，也代表著人類在地球上的移動範圍越來越廣。第三章的乙醚麻醉劑則顯示 1846 年以後藥物製造不再只是手工萃取，而是進入到工業標準化生產的時代，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外科手術模式進入新的境界。

第四章作者以 1899 年德國拜耳製藥發明的阿斯匹林為例，指出人們開始能改造藥物的化學特性。作者在第五章認為直到 1910 年代治療梅毒的灑爾佛散（Salvarsan）上市，人們才開始算是能掌握藥物與傳染病之間的作用機轉，至此，藥物使用不再只影響人類，更開始對微小生命造成傷害，無怪乎英國科技史學者艾傑頓將殺菌藥視為殺戮的老科技。[1]

然而，藥物本身亦有安全與風險的考量，使之逐漸成為專業的知識體系。第六章則指出為了使藥物利於服用，人們將殺菌的磺胺藥加入了帶有甜味的乙二醇，由於未經動物實驗，在 1930 年代發生了藥害悲劇，多人的死亡促使美國 FDA 與立法機構正視藥物安全之議題。隨著製藥產業越來越具規模，藥物的知識也進入到專業化的發展，第七章提到 1941 年出版的教科書《治療的藥理學基礎》（The Pharmacological Basis of Therapeutics）即是專業化的具體代表。

新藥的來源不僅只有植物或礦物，隨著生物科技、流行病學的發展，擴大了當代新藥開發的資源。1940 年代問世的盤尼西林代表著人們關注到泥土中的微生物亦是藥物的來源，此藥在第八章講述的二戰期間成為人們免於細菌感染的神奇子彈。第九章的胰島素則說明藥物的另一種來源：動物，拜基因工程所賜，1920 年代以降，胰島素的萃取已從豬牛胰腺變成細菌。第十章，1950 年代降血壓藥的出現，反映了跨學科對藥物開發的影響，流行病學研究指出高血壓跟心血管疾病、中風的因果關係，意外地使得默克藥廠原本用來治療水腫的 Diuril 利尿劑，增加了治療高血壓的適應症。

醫藥的發展跟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特定的文化禁忌會阻礙新藥發明，而新藥的上市也可能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文化認知。第十一章的口服避孕藥則讓我們看到社會文化對藥物研發的影響，1961 年上市的 Enovid 避孕藥讓女性得以自主選擇是否要懷孕，但是在此之前，避孕在美國社會是個禁忌，就連避孕的科學研究亦被排擠，因此，避孕藥的發明者起初還得以調經、治療不孕為由申請藥物測試。第十二章的抗精神病藥物則凸顯 1950 年代以後抽象且易變的情緒，逐漸成為物質性藥物可以處理的對象，其背後亦反映著美國精神醫學知識典範從精神分析轉移至生物精神醫學的過程。

作者在本書最後拋出了：「開發新藥的模式為何？」的問題。他提供兩種模式讓我們思考，其一是有公式有設計圖的油電混合車 Volt 開發，另一是充滿創意與機運的賣座電影拍攝。作者認為新藥開發類似拍攝電影，一部賣座的電影不僅需要工作人員的努力，更需要好運，而成功的新藥開發需要仰賴德文的 4G：金錢（Geld）、耐心（Geduld）、創新（Geschick）、運氣（Glück）。前揭僅為筆者對本書的重點摘要，作者亦在各章節裡對於每一種藥物綴以軼聞，或是研究者之間爭吵與不睦的故事，更以自身在藥廠的經歷說明該藥製作的現況，值得讀者仔細閱讀。

閱畢本書，我們可以從新藥研發人員的角度理解藥物的發現／發明需要投入極大成本，而且並非一藥治萬病、百利而無害。正如同 STS 研究學者邁可・費雪（Michael Fischer）在〈佛克曼醫師十誡與網路分析〉（Dr. Judah Folkman's Decalogue and Network Analysis）提及新藥開發從實驗室轉譯到臨床的過程中充滿障礙，而它牽涉到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製藥公司、醫院、保險公司等）的不同想法，像是專利、藥廠經營策略、臨床試驗、醫療保險給付、藥廠股價等社會因素，[2]無不影響著藥物能否成功上市。

但是，筆者也必須指出新藥開發最初目的或許良善，但過程中仍有人為利益介入之處。加拿大 STS 學者 Sergio Sismondo 的研究發現藥廠會雇用研究者撰寫文章投稿醫學期刊，而這些期刊常是醫師和研究者們所倚賴的關鍵資訊，藉此讓藥廠的新藥更快通過 FDA 的審查。[3]此外，臺灣余依婷與鄭慧文的藥學史研究提到中藥濃縮製劑以科學中藥之名宣傳，乃是利用民眾對「科學代表品質好」的迷思進行商業推廣。[4]甚至，看似科學理性的藥物臨床試驗，有時亦隱藏著族群與性別的區分，藉此進入臨床醫療場域與保險給付。[5]

最後，縱使新藥上市後，我們仍不可對其潛藏的風險掉以輕心。英國 STS 學者 Collins 與美國 STS 學者 Pinch 將現代醫藥科技以 Golem 這個泥造巨人來比擬，認為醫藥科技若使用得當可以造福人群，但如果失控亦會產生悲劇，他們就利用疫苗與維他命 C 抗癌的爭議案例，說明藥物科技在療效與風險之間的取捨和拉鋸。[6]美國護理史學者 Cynthia A Connolly 考察美國 20 世紀兒童的藥害事件後，指出戰後嬰兒潮讓醫師為了治療與日俱增的兒童疾病，往往是在沒有確切科學證據下，就將成人的藥物依個人臨床經驗給予兒童服用；藥廠也曾為了獲利，將阿斯匹林包裹糖衣來討好兒童及其父母，造成許多兒童誤食而出現藥物不良反應。[7]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透過藥物／藥學史可以讓我們從歷史事件中反思人類、疾病與有療效物質之間的關係，更能豐富對我們對藥物的認識，不再只是停留在符號（藥名）與物質（藥物）層面，還能看到人類為了生存與生活所做的努力，以及理解那個充滿機運與風險的藥物探尋歷程。

（本文作者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衛福部臺南醫院中醫科中醫師。興趣是聽故事也樂於分享故事，研究關懷是傳統事物與現代社會的對話與互動，以藥物與食物議題作為主要的研究切入點。）

[1]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著，李尚仁譯，《老科技的全球史》（The Shock of the Old：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新北市：左岸文化，2016。

[2]郭文華，〈轉譯與生技知識的生產網路〉。

[3]Sismondo, Sergio. (2008). Ghost Management: How Much of the Medical Literature is Shaped Behind the Scenes by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LoS Med, Vol. 4, No. 9, 2008.

[4]余依婷、鄭慧文，《台灣中藥科技發展史》。臺北：鄭氏藥學文教基金會，2012。

[5]王業翰（2017），〈正規醫療的邊界──現代醫學裡的分類與準則〉。STS多重奏部落格。http://stssonata.blogspot.com/2017/08/blog-post_31.html

[6]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崔佛・聘區（Trevor Pinch）著，李尚仁譯，《科倫醫生吐真言：醫學爭議教我們的二三事》（Dr. Golem: 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新北市：左岸文化，2016。

[7]Cynthia A Connolly. (2018). Children and Drug Safety: Balancing Risk and Protec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