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神聖的象徵，也是惡魔的武器，中世紀俄羅斯社會的女性──《少女與魔馬》

傳統上，英雄雖然是男性所專屬，近代以來，在思想上，女性主義在男人主流的社會性別中開始突破。就算在上個世紀，神學家坎伯（Joseph Campel） 寫的《千面英雄》和《英雄旅程》其主要角色還是以男性為主流。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也開始正視女性的英雄角色，並且以小說和戲劇的方式呈現出女性的英雄事跡，典型的是更早在中國的《花木蘭》（該事跡的具體描述也是在上世紀末才正式進入社會文化的主流）、日本的《神隱少女》、以及現在我們要談的，由凱薩琳・艾登（Katherine Arden）所寫的《少女與魔馬》(The Girl in the Tower)。

儘管各種情節會隨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差異，但其邏輯鋪陳仍然沒有跳脫坎伯從千面英雄所歸納出來的「英雄旅程」──覺知心靈的呼喚、掙扎後踏上冒險的旅程、遭遇困境而磨練出超人的能力、回到俗世拯救親人、族人或國家；這個超人的能力有的是內在能力，甚至是魔法，或外在助力，如女巫、白龍或魔馬。這一切所要表達的是，人具有超越死亡恐懼的愛，而真正的愛不只是自利的， 它能讓別人自由，而促動自己的精神昇華。

關於俄羅斯女性的英雄故事，它也承續著高度冒險和嚴厲挑戰的旅程，並有著令人動容和刻骨銘心的情節；作者以一位導遊專業的文學作家，娓娓道來，讓人讀來流暢。過去以來普遍認為，以東正教為國教的俄羅斯社會一直都將女性置於低於男性的次等地位；事實上，這是一種刻板的迷思，它有著不同時期的角色定位，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如此。

從西元前至基輔時期，檢視斯拉夫民族的原始信仰與女神崇拜的現象，俄國女性地位並未遜於男性。然而，隨後的發展產生變化，其原因是莫斯科公國時期自然環境的改變、蒙古文化的影響以及東正教影響力的增強三大因素，才致使女性地位與價值逐漸降低。

首先是自然環境的改變，它所指的是因多重原因致使女性喪失經濟能力，而逐漸成為社會負擔；於是，隨著女性在社會經濟結構的角色淪入被支配階級，其價值與地位自然大不如前。

其次是受到蒙古的統治。1240 年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攻占了基輔，之後，蒙古統治了俄羅斯達 250 年之久。蒙古除了將亞洲歧視女性的觀念傳入俄國外，還間接促使了俄羅斯男性將家中女性隔離。主要是由於當時社會動盪不安，搶劫及姦淫擄掠的情形普遍，為了保護家族女性成員，俄羅斯男性開始強制女性待在「閣樓」（терем）之中，不許與外界接觸，以減低受傷害的可能性；這或許就是艾登（K. Arden）在原著名稱中所列的「閣樓中的女孩」(The Girl in the Tower)。

上述這種不成文的規範或習慣一直延續到 17 世紀末，女性的行動從出生後就受到限制，不可公開在外拋頭露面，上教堂也必須經過父親或丈夫的認可。隔離家族女性對外成為權貴的象徵，變相的「閣樓制」產生了待在「閣樓」成長的女人才是名門閨秀的文化概念，因此俄羅斯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評價，一直存在著「看得見的女人是銅，而看不見的女人才是金」的說法。

第三個因素是宗教的影響力。自西元十世紀，東正教成為俄羅斯的國教，教會勢力及影響力逐步增強和擴大，幾乎左右了俄羅斯人民的一切生活；從出生受洗、生活禮儀、各種風俗習慣、到婚喪節慶無不受其影響。而在宗教的教義上，女性地位普遍受到貶抑，在教會的影響下，俄羅斯傳統女性概念及應有的女性特質成為東正教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然而，徹底貶抑俄羅斯女性地位的關鍵是《治家格言》；這部著作是恐怖伊凡時期，由神甫西爾維斯特所編輯，成為俄羅斯歷史上最早記載規範男女行為準則的重要文獻。《治家格言》被俄羅斯人看作是兼有世俗和宗教的俄羅斯傳統文化精要，是一部生活準則和訓誡的彙編。

《治家格言》對家中男女主人的義務和職責有明確的規範：「妻子在家一定要做好家務，她的起床時間必須早於家裡所有成員，叫醒熟睡的男女僕人，給她們分派必須按時完成的工作，而她自己也要從事家務勞動。」更令人驚訝的是這部彙編也教男人如何懲罰妻子：「如果有小過錯，用鞭子抽幾下；如果很不聽話，就扒掉衣服狠揍。」

打妻子不僅在農村家裡如此，在貴族家裡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種風氣一直到彼得大帝時期還是沒有什麼改變。也因此，當時的女人常常有眼瞎的、耳聾的、頭破臉腫的、手腳脫臼的。普通農婦操持著裡裡外外繁重的家務活，而貴族婦女則被嚴格限制在家裡，如同籠中之鳥。

艾登著作中所描述的情節就是中世紀的俄羅斯社會，當時的女性地位是受到嚴厲限制的。在當時的家庭生活中，女性受到種種束縛，因此她們認為只有參與宗教服務和宗教生活，才有與外界接觸的機會。然而，教會對女性的規制也是無處不在，由外到內，從內在思想到外在行為。歸結來看，在傳統意識中，父親一直是家庭的中心，管理著家庭，而事實上，父親只是一個象徵，真正管理家庭的是母親，母親才是家庭真正掌權之人；對女性來說，這就存在著二元矛盾的角色。

另外從信仰理念來看，俄羅斯文化對女性的描繪也有著二元矛盾的現象：一個是早期被認為罪人的夏娃，另一個則是晚期被認為聖母的瑪利亞。在這樣的雙重身份下，女性表現出獨特的文化特徵，主要體現在中世紀的宗教、生活和社會中。女性既被看成是罪惡之源的惡魔，也被當作是崇拜的聖母。

在俄羅斯的《聖徒傳》中把女性描繪成惡魔的武器，惡魔要通過女人肉體把人從上帝身邊奪走，因此女人要受到懲罰。也因此，多個世紀以來，女人在文學作品中常常是罪惡的化身，她們是愚婦、妖婦、惡婆娘等；這種負面描述女性的文學作品不勝枚舉。這也難怪在艾登小說中所描述的主角瓦西莉莎，在邁上冒險的英雄旅程時也必須喬裝成男孩，以減緩村民的恐懼，可見女性要直接突破傳統的刻板角色，殊屬不易。

然而，與惡魔相反的一面卻又是神聖的崇拜。在羅斯接受基督教之前，多神教崇拜大地母親，這種對人類之母的崇拜情感轉移到聖母瑪利亞身上。東正教把童貞女瑪利亞視為高於一切的最貞潔、最榮耀的天使，認為聖靈住在聖母身上，使神成為肉身，她是聖子受難和復活的見證者，於是有了狂熱的聖母崇拜，認為神聖性和永恆性的光環照耀著女性。

在東正教教義中，聖母瑪利亞自然死亡，死後被聖子復活，與聖子在天上共用榮耀。聖像畫中她的形象位於聖子之右，被教徒們認為是聖靈的體現者，是人類的祈禱者和說情者。在世人所描繪的聖母像中，聖母抱著聖子耶穌，她的面部表情永遠是慈祥、溫柔的，卻又充滿著憂慮和哀傷，因為她的兒子將為拯救人類而獻身，她對兒子的未來充滿著無限的悲哀。

俄羅斯人對聖母的崇拜，並不僅僅是一個宗教符號，還具有深遠的象徵意義。因此，這種聖母崇拜情懷也反映在許多文學家的筆下，她不僅是男主角的理想，家庭的基石，更是俄羅斯未來寄予的希望。瓦西莉莎在面對直撲莫斯科公國的致命威脅時，正是發揮了這種母性光輝的愛，讓自己的性靈昇華，也讓對方自由，真正完成其英雄旅程。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