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第一次是在戰場上，第二次是在記憶裡。」
──阮越清《不朽：越南和戰爭的記憶》
一九九九年二月，美國加州橘郡一名越裔電器用品店老闆，在下車後遭數名高喊「共產黨下台」、「滾回越南」的越裔移民擊倒。事件的起因，是這位陳姓老闆聲稱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他有權拒絕將店內懸掛的胡志明像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旗撤下。
然而當地越裔社群顯然不這麼認為。在數次龐大的反共遊行、暴力攻擊與死亡威脅後，陳姓老闆最終被迫關店離去。此事件並非單獨案例：代表共產主義敵人的金星紅旗，至今仍被美國越裔移民社群極力抵制，就如同在越南本土，黃底三線的越南共和國國旗還是禁忌一般──那場屍橫遍野的越南內戰，仍在記憶層次裡廝殺著。
但在美國主流越戰敘事裡，這些越南人間的痛苦爭辯並不是主角。焦點總是在遠赴異地的美國大兵身上，呈現他們的英勇舉動、袍澤情誼與殘暴罪行，越南人則僅能在美國越戰文藝、影視作品裡扮演猙獰越共士兵、廉價性工作者、溫柔女性愛人或無語群眾。
越戰世代的歷史研究亦有這特徵；當時美國的越南史著作即被後人切分成「傳統」（Orthodox）與「修正」（Revisionist）兩陣營。前者由反戰的左翼／自由派學者組成，強調越南民主共和國先是國族主義者，其次才是共產主義者。傳統陣營認為吳廷琰總統與保大皇帝僅是美國扶植的傀儡，但同情共產黨的國族與反殖民立場，並大力批判美國犯下的戰爭暴行──對他們來說，美國從不可能在這場戰爭得勝，因為越南人民可是抵抗外侮千年、不屈不撓的堅實民族。
傳統陣營內另有重要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t）分支，最著名的代表即是費茲傑羅（Frances Fitzgerald）一九七二年的得獎名作《湖中之火：越戰中的越南人與美國人》。費茲傑羅對越南採取文化本質論的詮釋，和今日一些外媒說「中國儒家文化和自由民主價值無法相合」是類似路數。
儘管獲主流輿論擁護的傳統陣營位居學界多數，仍有不少持相對立場的右翼學者著書反對──這群學者即為所謂修正陣營。他們強調胡志明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是死忠共產主義者，並認為南方的共黨游擊隊是由越南民主共和國操縱。修正陣營同時認為美國越戰失利是被錯誤戰略、國內媒體反戰輿論拖垮，並強調美國當初畏懼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並非全無根據。
這種激烈對撞的學術戰爭，正是越戰期間美國社會輿論的縮影，然而「越南」本身雖為傳統與修正兩陣營對抗的場域，卻長期未獲得適切關懷；傳統陣營掌門人、已故紐約大學教授瑪麗蓮・楊（Marilyn B. Young）即為中國史／美國外交史專業出身，本身並不諳越南語，而修正陣營著名學者、麻薩諸塞大學榮譽教授萊衛（Guenter Lewy）亦是。當時參與越戰主題辯論的學者大多數不諳越南語、不熟悉越南文史料，最終形成「絕大多數死傷者為越南人」的戰爭，主要學術討論卻集中在美國人身上的詭異窘況。
然這類越戰世代的辯論還尚未完全消失，二〇〇六年的泰勒-布贊柯辯論（Taylor-Buzzanco Debate）即是一例。康乃爾大學的資深越南研究學者泰勒（Keith Taylor）該年發表一篇梳理自身對越戰觀點轉變的文章，裡面並談到一則他於一九九〇年代親身經歷的小插曲。在當年一場研討會中，泰勒有問題想請教一位曾在南越政府服公職的越裔移民，然這位先生卻要求先確認泰勒的立場：「你覺得我們打這場戰爭有高貴的理由嗎？」泰勒給出他內心深處的答案：「對，我認為是如此。」這位先生疑慮頓消，和他解釋說他遇過的多數美國學者都不尊重他，因為他們認為他在戰爭時選錯陣營。
泰勒在文章中憐憫地說，這位先生唯一的罪就是「期望民主」與「相信美國」。該篇評論刊出後，休士頓大學歷史系的左翼學者布贊柯（Robert Buzzanco）表示無法苟同這種論述，選擇公開撰文批評這企圖美化越戰的論述，嚴正重申「越戰是場道德與政治災難」。這場揉合學術與人身攻擊的論辯，當年獲得美國外交史與越南史研究社群高度關注。
然就如同新秀越戰史學者米勒（Edward Millar）評論這場論辯時所言，泰勒與布贊柯的衝突確實該被看作是舊世代的復古新產物，僅是越南史／美國外交史兩學術社群長年不合的又一新表徵，而兩位學者自冷戰視角看待越戰，皆忽略越戰做為不同現代化（modernization）路徑競爭的延伸框架。近二十年的新世代越戰史學者積極將越南史與越戰史置於區域／全球框架重新探討，明瞭同時涉略越南史／美國外交史兩領域的重要性，並積極運用越南文、法文、中文等多語史料，不再如部分越戰世代學者被局限於英語材料裡；這類新世代的越戰史學者被外界統稱為「越南中心」（Vietnam-Centric）陣營。
而若要說越南中心陣營的越南史／越戰史研究目前有何集大成的作品，那就是讀者們手裡這本《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加拿大魁北克大學歷史系的高夏教授於二〇一六年出版的《越南》嘗試跳脫越戰世代史學窠臼，同時企圖抗衡越南共產黨對歷史詮釋的壟斷，確實不容易；其價值不能單自文本解讀，還須知悉上述美國越戰史學發展脈絡，才能一窺本書的重要現實意涵。
「聲稱」要還越南人話語權，總比實踐來得簡單。在高夏這本《越南》前有兩例著名嘗試，但都各有缺陷：阮越清二〇一六年的《不朽：越南與戰爭的記憶》及布萊德利（Mark Bradley）二〇〇九年的《戰爭裡的越南》。當紅的南加大越裔教授阮越清因越戰／移民主題小說《同情者》而聞名全美，然其《不朽：越南與戰爭的記憶》一書受限於作者本身的越語能力及專業領域，較像美國亞裔研究／文化研究的作品，對越戰本身的歷史議題反而欠缺該有的深度探討。
而儘管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著名的布萊德利教授在《戰爭裡的越南》一書表示欲開發越南中心歷史詮釋的意圖，然而這本過度仰賴二手英文材料、過度傾向傳統陣營史觀詮釋的專書，最終顯然沒有達標。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的齊諾曼（Peter Zinoman）教授即於書評裡寫道，該書將胡志明貼標籤為「視國族主義為優先的共產黨員」、責怪中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錯誤政策的責任、緩頰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殘酷土改、忽略越南共和國的能動性與主體性，明顯和近來史學研究成果相悖。
阮越清與布萊德利的失敗嘗試，明顯地凸顯高夏《越南》的難能可貴，並展現高夏長年鑽研相關主題的深厚功力。
高夏曾於公開演講表示《越南》有三項目標：要「去動員化」（De-mobilize）、「去例外化」（De-exceptionalize）與「去簡單化」（De-simplify）越南史。去動員化是希望將越南史學抽離越戰世代的政治對抗；去例外化則是將越南領土擴張、分斷與統合的歷程置入比較視野；而去簡單化則是希望對抗越南共產黨的歷史詮釋，呈現當前越南官方國族主義與「自古以來即有 S 形越南國土」的虛妄。
這三項目標除對越南史研究有貢獻，亦對抗衡傳統陣營論述在全球大眾文化裡不斷複製有積極意義。這些刻板敘事不但壓制海外越裔社群培養話語權、抵抗主流歷史汙名化越南共和國的努力，還成為威權越南政府穩固統治的助力──儘管方法論與敘事軸線惹爭議，美國記者特絲（Nick Turse）二〇一三年出版的《殺掉任何會動的東西：美國在越戰時不為人知的殘暴》一書除了是該年《紐約時報》暢銷書外，其越文「修訂」版並被越南政府與親政府輿論運用來打擊冀望政治改革的越南民主派。
高夏的《越南》為三次印度支那戰爭鋪排詳細脈絡，並持平討論不同政權的歷史角色，成功跳脫傳統／修正兩陣營的學術遺緒，讓我們看見越南中心的越戰史學帶來的全新可能。而在越戰史學外，《越南》成功呈現各族群複雜互動、現代性影響，兼具區域與全球視野，確實無愧其二〇一七年獲得的美國歷史學會重量級獎項「費正清獎」。
在解構越南共產黨官方歷史敘事，還原越南共和國能動性、正當性外，高夏於書裡進一步拆解越族（京族）中心的歷史敘事：越南除了曾是中國、法國與美國軍事入侵的受害者外，其本身也殖民、屠戮過其他族群／領土，並沒那麼「無辜」，而非越族對構築現代越南亦有相當影響。另外，高夏對法國殖民時期的詳細描摹，亦是本書一大特點。若台灣讀者想培養在外配故鄉、新興市場、觀光勝地與中國儒家文化圈外的越南認識，高夏的《越南》絕對是本值得再三閱讀的優秀入門書。
（本文作者為自由撰稿人、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編輯委員 ）
越南的歷史就是世界大歷史的縮影。
本書跳脫越戰世代史學窠臼， 抗衡越共對歷史詮釋的壟斷， 史學家高夏運用越南文、法文、英文等多語史料， 以越南為中心的敘事史， 重建了越南歷史多元且完整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