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姊妹淘？人類社交史上，缺席的女性友誼──《閨蜜》

歷史學家田安（Anna Shields）曾在《知我者：中唐的文人友誼與文學文化》（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一書中寫到，白居易、元稹、韓愈等大家的友情是一種大有裨益的社會行為，因為友情讓他們調協和滋潤自己的文學實踐，也由此獲得對文人身份的進一步肯定，因為交友和交游都是個人的社會面向的伸展和滋長，也有助於鞏固彼此社會地位。但在中古中國和大部分古代社會，這種具有社會性和知識性的交友和交游，僅限於男性。

女性友誼在今天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歷史上只有男性才被認為具有發展和維持這些有意義關係的情感和智力深度，正如史丹福大學「女性與性別研究所」資深研究者瑪麗蓮．亞隆（Marilyn Yalom）在與合作者德蕾莎．布朗（Theresa Donovan Brown）的新作《閨蜜》（The Social Sex：A History of Female Friendship；貓頭鷹出版社 2018）中寫到的。

這本書的靈感來自於亞隆本人在好友病逝後的反思和回憶。身為女性，年紀越長，越體會到更多歧視、壓力、病痛、不公，也更明白這些不公正的歷史性和結構性，越能體驗身為「女性」這一群體所面對的不易，更珍視女性之間的理解和友情，也更希望能為所有弱勢群體所作的哪怕微小的努力。

今年元宵節的時候和在香港訪學的臺灣閨蜜在油麻地的獨立書店庫布里克，她看到此書的臺譯本《閨蜜》，很害羞又很激動地說「你看！」她說，女性之間的感情是這幾年才有體會。

在我們的成長中，理智、冷靜、才華、能力、知識、智識、權威……等等質素，大多來自男性模板和榜樣；女性通常被認為是情緒化的、不理智的、有失偏頗的、慾望的、身體的。我們習慣將男性作為榜樣和權威的同時，也更習慣將女性作為假想敵和慾望的載體。那種 solidarity──共同團結意識的出現，才是女性意識覺醒的時刻。當然，更廣泛的 solidarity 是跨越所有族群的，也應該是超越性別角色本身的。也因此覺得廣受稱讚的上海灘 1930 年代《玲瓏雜誌》中的「不如玩玩男人」太簡單，何必性別殘殺，何不玩玩醫學、政治、金融、學術，或百種人生？

女性友情在歷史上，很多時候是超越私人領域的，因為擁有友情本身意味著擁有獨立的社交空間和能力，而正如亞隆所說，這兩樣東西古代只有男性才能擁有。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友情陪伴她也鼓勵她走出不愉快的婚姻和相應的家庭局限，從政治生涯中找到自己的聲音。她和女友們曾在信中討論流產等當時尚無法公開談論的問題；換言之，處於私人領域的友情前兆了公共領域的變革。

亞隆從聖經時代寫起，寫到修道院裡的修女之間的感情，一直到女性開始進入大學教育和職業競爭的現代社會，還有美國特有的姐妹會、經典電視劇《慾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為我們設立的閨蜜模式，也討論到女性友情如何陷入市場經濟的資本化怪圈。就如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在《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Women & Power: A Manifesto；聯經 2019）一書中寫到的，前現代的公共空間、知識生產和傳播都被男性壟斷，歷史記載也由男性說了算。

但男性友情在人類社交史上的壟斷性不僅是作者和讀者的單一性別問題，而是這種壟斷的目的不僅在於個體獨享，而在於在構建一種特定的軍事團結性和公民的團結性。進一步說，也正是一種這種團結性的長期男性化，最近美國幾個州的反墮胎法案通過，正因為順應了公共事務不為女性考慮、不將女性納入討論主體的歷史傳統，哪怕這件公共事務與女性身體、權利息息相關。

唯一遺憾的是與瑪莉．畢爾德一樣，亞隆也只將討論局限於西方歷史，並在書中道歉和表明自己因為訓練局限。這一點已經無法滿足當今的讀者，因為我們不再滿足於看到僅以單一歷史、模式和視角為模板的論述。

加州大學的日本史專家鈴木美智子（Suzuki Michiko）在《成為現代女性：戰前女性的愛和身份》（Becoming Modern Women: Love and Female Identity of Prewar Japan）中描繪了豐富的女性成長圖景，用日本女性關於「愛」的自我書寫來論述新的自我意識、性、性別、社會性等概念的出現，而不似我們通常看到的學術研究和大眾話語，僅僅將女性的現代化作為現代國家的投射。女性社會性在不同語境中的表現，值得有更多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