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認識《想想歷史》（Thinking About History）的作者莎拉・瑪札是在 2004 年的夏天，那時我承負她一篇討論歐洲文化史作品中的歷史敘事論文的譯事工作，譯稿完成後，我時不時關注她的動向，本書就是她在 2017 年最新出版的著作。
《想想歷史》是一本關於歷史學方法論的著作，討論的是歷史學這門學科與其他研究領域的獨特之處，瑪札縱筆所及，特別關心的是歷史學所呈現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特質，以及這項特質如何引發這門學科的內在張力與爭議。
在瑪札之前，有許多歷史學家投身探索史學史／歷史編纂／歷史書寫（historiography）這方天地，書名相近者則有美國老牌文化史家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的《以歷史來思考：對現代主義的探索》（Thinking with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the Passage to Modernism, 1998）與迪耶戈・歐斯坦（Diego Olstein）的《以全球視角思考歷史》（Thinking History Globally, 2015）這兩本書。
休斯克的大作關注的是精英文化的範疇，他所要論辯的是「現代性」的課題。休斯克認為 20 世紀的歐美知識人不以歷史進行思考，無論是現代藝術、建築、音樂或科學都不是面向過去而生的領域，而是從一種嶄新且自主的文化空間中所發展而出的領域。這與十九世紀懷持歷史主義的人們大相徑庭。然而，不論是十九世紀依戀過去的歷史主義者抑或是二十世紀拋棄過去的現代主義者，兩者皆企圖探詢歐洲文明的意義與型態，等於是表述「現代性」焦慮的不同方式。休斯克書末則順筆提及歷史學如何在後現代文化的脈絡下，尋找新的出路與用途。
歐斯坦的大作可謂是全球史的操作手冊，提出全球史的四大分析策略：比較、連結、概念化和脈絡化。歐斯坦本人是研究中世紀西班牙和世界史的專家，他的祖父母從東歐移民到南美，屬於第二代阿根廷移民的他，耳際聽的是以意第緒語（Yiddish）吟唱的民謠，開口講的是西班牙語，腦中的智識洗禮則來自以色列的學術社群和獨裁統治下的阿根廷，寫作此書之際的他則是匹兹堡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
歐斯坦的成長歷練，就彷若全球思想的旅程一般，為《以全球視角思考歷史》預先譜下豐厚的樂章。歐斯坦跨越國族疆界、語言隔閡和區域分界的人生經驗，與全球史關懷歷史經驗的全球網絡和跨國接受若合符節。歐斯坦提出如何書寫大規模（big scale）歷史的 12 種可能取徑：比較史、關係史、新國際史、跨國史、海洋史、歷史社會學、文明分析、世界體系、全球史、全球化的歷史、世界史和大歷史。歐斯坦的所思所為正是要提供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各種故事，打破方法論的國族主義，而這種浪漫主義式的國族中心方法論正是休斯克筆下十九世紀流行的歷史書寫模式。
《想想歷史》出版於這兩本著作之後，我注意到瑪札似乎沒有引用這兩冊書名近似的著作，我無法斷言瑪札的這本書必然後出轉精，但《想想歷史》是以一種更加全面的方式來概述過去半個世紀以降歐美史學思潮的流變。更重要的是，《想想歷史》是立基在折衷或辯護的立場上，探討歷史知識性質、書寫技法，以及這門學科特質的著作。就如同書名所示，思考關於（about）歷史的二三事，這比用（with）歷史進行思考更加寬泛，也比在全球範圍內思考歷史更為折衷。
過去對於歷史學方法論或史學思潮的寫作大抵不出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時間的先後序列進行鋪陳，以歐美近代史學思潮為例，首章披掛上陣的可能是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蘭克（Leopold von Ranke），再一路順筆而下論及 1960 年代橫掃千軍的社會史、1980 年代異軍崛起的文化史以及上個世紀末的後現代／結構／殖民主義的後學家族。另一種類型則是各個次領域的盤點清單，寫作者以學林點將錄的形式，介紹歷史學的分支和該領域的重要人物。讀者會看到性別、勞工、底層、社會、文化、思想等克利奧女神在史學萬神殿中的位置。
瑪札的這本大作則不從此道，她先從歷史學的 3 個 W 進行提問：誰的歷史（who）、何處的歷史（where）和什麼的歷史（what），下半部則以三章針對歷史學性質的提問和論爭作結。
對於瑪札來說，歷史學較之其他學科受理論的影響較小，歷史學家側重的是深描細寫事件發生的經過，並且注意事件和脈絡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想想歷史》中，瑪札在每一章中都提出一個思考的論題，但不提供標準答案。就如同她所說的，這本書的主題是要告訴讀者，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歷史，而非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歷史。歷史（過去）之於我們的重要性不證自明，我們所要知曉的是過去數十年的創見和爭議，如何型塑這門學科和影響我們的生活。
在本書的前三章，瑪札要談的是歷史學家如何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新的空間劃分和新的事物。她所措意的是新的人群分類如何帶來新的敘述方式。當研究者著手研究婦女和奴隸的歷史，背後的意義是要訓練我們所有人都要去尋找過去「正規」的歷史上那些沒有聲音的人們，挖掘在過去的社會中沒有被言明、存在於縫隙之間以及被壓抑但始終頑強存在的層面。
瑪札告訴我們歷史上的「何物」與「何者」密切相關，這裡的「物」不是專指可見的物質或物件，觀念、思想這類抽象的精神世界也包含在內。將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合併在一起討論，意味著打破過去精神在上、物質在下的舊有階級關係，偉大的思想和創見不再是亙古不變的觀念，而是受到現實世界物質性設施、社會地位甚至是人類野心影響下的產物。
就以「科學」這個概念為例，科學史家告訴我們，「科學」概念的變化深受科學實踐的影響，而科學實踐過程中的物質、環境性因素也是影響「科學」的一大因子，並由此探知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過程和外在因素。譬如夏平（Steven Shapin）研究科學革命這段歷史時，特別措意在實驗如何作為製造知識的實踐過程。由此延伸，作為文化實踐的「知識」和「資訊」成為思想史的新發展，有助於理解「知識」在不同脈絡時空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置放的位置，以及知識如何生產、傳播和被接受的過程。思想史不再只是「脖子以上的歷史」，而是在知識網絡的具體世界、在作家的社交世界、在讀者的情感和感官世界、以及在生產和消費書籍的世界中，所具體打造的精神世界。
當我們將研究過去的視野擺放在不同的人群和事物之上，這也連帶影響了我們對於空間的劃分與認知。瑪札在第二章談論的重點就在於打破國別史的中心主義，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是晚近的發明，是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其他弄潮兒攜手打造的結果。瑪札引入海洋史和全球史的思考取徑，認同邊緣、排拒中心，試圖去搜尋歷史上文化交流的跨國心聲。瑪札所排拒的中心，不僅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中心，更是以歐美為代表的中心。她所要提倡的是「將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歐洲以外的歷史不再是歐洲主流敘事的變奏曲，而是具有獨特意義的主體。
舉例來說，我們在課本上所認知的「啟蒙運動」，是作為一個開啟西方現代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命題」（modernization thesis）。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再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概念，因而澤披後世。這樣的歷史敘事邏輯預設了一個立場：單一的和法式的啟蒙運動。於是，英年早逝的英國史家波特（Roy Porter）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打破以法國為中心的啟蒙運動研究，將啟蒙運動置放於不同的國族脈絡中予以檢視。啟蒙運動不是非得要如同法式啟蒙一般，擁有革命、顛覆性的運動性質，在其他國族脈絡中的啟蒙哲士，對於創建秩序的渴求要比法國的啟蒙哲士更為深刻。
以波特自己的著作為例，他所研究的英國啟蒙運動就不是以推翻舊秩序和建立自由的世界為要務，英式的啟蒙不是以激進為特質，關注的重心也從政治的向度轉為道德的問題。波特的研究等如把啟蒙運動置放了國族的脈絡底下，成為複數的啟蒙運動。威瑟斯（Charles Withers）則將空間視角從國族往地理區域轉移，措意的是啟蒙運動如何置放於地理學的脈絡之中，地理學這項出現於 18 世紀的科學如何與自然和世界產生連結，而不再強調啟蒙運動國族特徵的重要性。倘若進一步將視角從各色的國族脈絡往全球史的脈絡推進，檢視啟蒙運動的全球史意涵，則能進一步地去除啟蒙運動的歐洲中心論，重新考慮這個由歐洲創發的概念，如何輸出到世界的其他國度。
由這個角度出發，啟蒙運動是概念交換和交織的歷史、是翻譯和引用的歷史以及共同生產知識的歷史。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啟蒙運動的時間和空間向度，作為概念的啟蒙運動大部分是由位居地方的（local）歷史行動者加以形塑的概念，而非由歐洲的原生脈絡文本摶成的概念。作為概念的啟蒙運動讓地方的歷史行動者，開始進行全球式的思考方式，並將自身的處境置放於世界的位階。這樣一來，歐洲以外的世界不必然要亦步亦趨跟隨歐洲的啟蒙方案，要討論的是啟蒙運動與全球世界的創造之間的關係。
歷史是什麼？來自過去的聲音？人類經驗的傳承？還是帝王將相的生命史？這句標語是初入史學門徑的學徒，日夜吟誦和提問的基礎。「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則是另一句金科玉律。
「歷史是什麼？」一語來自於卡爾（E. H. Carr）在 1961 年出版的《何謂歷史？》。卡爾在學術研究上，主要是以俄國史的研究為主。他曾經發表過與俄國有關的人物傳記，在 1950 年到 1978 年間出版了十四冊大部頭的《蘇維埃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因為研究蘇俄革命及個人背景的原因，使卡爾對歷史產生興趣，這也影響了他研究歷史時所切入的視角。諸如「個人與社會」、「自由意志與物質決定論」、「因果關係與偶然性」和「客觀性與主觀性」都成為他思索歷史問題的主要關鍵點，也構成《何謂歷史？》書中的主要內容。
瑪札的後三章基本上圍繞著卡爾的這個命題進行開展，分別討論歷史學（知識）如何被生產、歷史解釋的因果關係和意義以及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和虛構。瑪札對這些問題所提出的解答，與一甲子前卡爾所提供的答案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
無論是歷史寫作中的事實與虛構，抑或歷史解釋中的因果關係，這都涉及到歷史（知識）如何被生產出來的過程。本書的第四章討論的就是另一個 W：歷史如何被製作（how）。瑪札告訴我們歷史學的折衷特質，就在於歷史書寫的工作並不壟斷於學院派史家之手，任何有讀寫能力和蒐集檔案的人，都能從事書寫歷史的工作。
通俗史家和專業學者的差別在於，學者要開拓新的知識疆界、尋找新課題和新方法，通俗史家則是要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來吸引成果。伴隨著通俗史學而來的是「公共」歷史如何呈現過去的課題，這涉及到博物館、檔案館、歷史紀錄片和口述歷史如何保存和呈現歷史的方式。這些機構和展演歷史的另類方式，一方面暗含了檔案文件該如何被保存與歷史該如何被書寫，另一方面則是與學院內的研究者進行對話，嘗試打造出「正規」歷史學的另一項面貌。
瑪札在第五章主要談論的是因果關係／事件的二元對立，如同卡爾所言「研究歷史就是在研究原因」，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年鑑學派或受社會科學影響的歷史學，皆是透過尋求原因來創建解釋的模式，而且相信作為底層建築的社會和經濟因素在歷史上會發揮高於一切的影響力。作為浪花頂端泡沫的事件（布勞岱爾語）重回研究者案頭的議程表，這是出自於長期強調結構的反動，於此，事件本身不作為歷史事件的原因，而是作為變革性的力量。事件的回歸標誌出一個時代的結束：試圖對歷史變遷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科學的解釋之時代的結束。事件的形式呈現了人類對身處脈絡的回應，而非因果關係的影響，並且提出一套關於人類如何行動以及世界如何運轉的設想，特別是那些影響（但並非決定）人類行為的因素。
本書的最後一章聚焦的是歷史學的客觀性問題。現代主義以降、後現代主義的洗禮，層層挑戰與更新研究者的視野與思維。研究歷史這件事不再等同於卡爾筆下，手工業抄寫檔案時代就存在的一種古老技藝──所謂「據實以告的人」。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歷史學家早就揚棄歷史學是全然客觀的學門這一觀念。後現代歷史學家指出，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可以涵蓋並復原過去的所有事實，沒有任何敘述可以向過去本身查證，只能依靠其他敘述進行查證。後現代的浪潮使歷史的價值和內容劇烈震盪，就如同本章的小節名稱所示：「一切事物都是被建構出來的」。
後現代歷史學的大將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名作《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 1991）在 1996 年由麥田出版社引進漢譯本。再隔四年，臺灣學者古偉瀛和旅美中國學者王晴佳合著《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巨流圖書公司）出版，後現代歷史學在當時的臺灣有駸駸然蔚為大國的態勢。2006 年，《歷史的再思考》出版修訂譯本，當時麥田出版社的叢書主編盧建榮還為此撰文介紹漢譯本出版十年的時代意義。古偉瀛亦以本地學者介紹後現代歷史學之姿，列為修訂譯本的另一位導讀者。後現代歷史學模糊了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線，歷史寫作中的虛構並非造假，虛構的部份反倒是展演真實的必要之處。
本文絮絮叨叨討論《想想歷史》的寫作向度和理念，終究只能觸及這本書的幾個側面，無法得其全貌。從 1961 年卡爾的《何謂歷史？》，中經 1973 年懷特（Hayden White）的《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1991 年詹京斯的《歷史的再思考》再到本書，一條隱然可見的歷史變遷線索於斯可見。我們可以發現專業歷史知識生產的轉變，單數大寫的歷史書寫文化業已瓦解，新的歷史圖像隨之浮現。
不過，當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框架被請下神壇後，我們該如何繼續書寫自己獨特的歷史？「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自從卡爾為歷史下此定義之後，各方的書寫論客莫不以此探究過去／現在之間的關係。我們生活在一個開放的世界，歷史就像一方承載各色記憶的水塘，任何人皆能心領神會，各取一瓢飲。就如同瑪札所云，「歷史學家不能給你答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問題，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
究竟誰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又是如何被生產？
歷史，到底是事實還是虛構？
本書由美國西北大學歷史學教授莎拉・瑪札撰寫，
力圖描繪歷史學的廣泛和多樣性，
帶領讀者思索歷史學在近半世紀來的改變，
為何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空間和物體，
而歷史生產過程中的衝突又引發了哪些學界內外部的熱議，
進而一探創新與爭議如何形塑歷史研究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