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興有機會受邀為梅爾清教授《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一書的中譯本撰寫導讀。梅爾清在美國東岸出生，父親為醫學教授，1989 年耶魯大學畢業。她因受到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的影響而選擇中國史為專業，是我在史丹佛大學博士班的同學。
1990 年秋天，我進入史丹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就讀。這一年的中國史課程只有兩位學生，一位是我，另一位就是梅爾清； 而歷史系中國史的老師則有三位：：丁愛博（Albert Dien）、康無為（Harold Kahn）與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教授。其實我與梅爾清的同窗之誼並非偶然，是出於老師們的細心安排，他們希望我們兩人能彼此幫助、以長補短。我與梅爾清從此開始了一生漫長的學術合作。
在連續四年的博士班課程中，我們在三位老師細心教導下，奠定了中國史研究的基礎，一起修了許多門課。我幫她解讀中文、她幫我修改英文，我們還一起辦了許多歡樂派對、出遊，又同時參加資格考試，再開始寫論文。1998 年她以有關揚州為題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後來出版為專書。此書描寫清朝建立之後揚州地方文化與文人認同的形成，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名為《清初揚州文化》（2004）的中譯本。
梅爾清在閱讀揚州地方志的過程中看到了許多對太平天國戰亂之後地方社會的描寫，而引發撰寫這一本書的動機。此書的選題、史料、研究視角與美國的中國研究傳統有密切關係。
1990 年代初期，我們一起修康無為老師「清代檔案」（Ch’ing Documents）的課，這門課採用哈佛大學費正清（J. K. Fairbank）與孔飛力（Philip Kuhn）的教科書，以 1842 年發生在湖北崇陽縣的鍾人傑案為中心，將大量的原始資料，包括清代檔案、奏摺、上諭、硃批、實錄、清人文集、詩歌、地方志、碑刻、家譜、回憶錄等編輯而成，並將專門術語翻譯成英文[1]。
當時康無為老師還邀約丁愛博老師一起參加。我們四人（和康老師的一隻大白狗）就在歷史系康老師的辦公室一起閱讀各種類型的清代檔案。梅爾清與我由此收穫甚豐。後來梅爾清用各種清代史料與大量美國學界有關清史的二手研究，撰成的兩本專書《清初揚州文化》與《躁動的亡魂》，主要就源於這門課程給我們的訓練。而《躁動的亡魂》一書的基本功夫與貢獻，即是利用個人史料（也包括英美旅行者的外文材料），儘量從「底層的眼光」去探討人們如何面對戰爭情境，以此來對抗官方充滿意識形態的大論述。
梅爾清的研究方法也涉及美國的中國研究強調一種盡可能區隔「描寫」與「評估」的「外在眼光」（outsiders point of view analysis）。她談到過去對太平天國的研究幾乎都是秉持特定立場：
- 站在清廷立場視其為反正統政權的「叛亂」。
- 站在國民黨或共產黨立場將此視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
- 以傳教士立場分析太平天國的宗教性質。
- 從城市史的角度強調太平天國導致近代上海的興起。
這四種說法各有其政治目的，因而對太平天國產生不同的命名（她稱之為「命名政治學」），或謂「髮賊」、「異端邪教」，或謂「起義」與「革命先驅」等。
為避免這些價值判斷的糾葛，梅爾清嘗試放棄非黑即白的陳述，盡可能以中立、客觀的描寫，來探討這場戰爭如何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而此一衝擊對一般民眾又有何意義。她希望讀者能通過閱讀此書瞭解當時的人們如何看待、處理死亡的問題？如何記錄自己情感與傷痛？戰亂的倖存者如何解釋如此大規模的損失與死亡？對於死者的親人來說，被表彰「忠義」有何種意義？
梅爾清從美國南北戰爭得到靈感，採取超越「成王敗寇」的視角，將太平天國稱為「內戰」，以此「摒棄潛在的價值判斷，並超越那將國家的重要性置於個人及集體苦難之上的敘述」。
從太平天國研究史的角度來看，本書具有一個嶄新的視角，與此前的研究亦可互補。對此我想例舉羅爾綱（1901-1997，著有太平天國史綱》、《太平天國史》）與日本學者菊池秀明（1967-，著有《広西移民社會と太平天國》、《清代中國南部の社會変容と太平天國》、《金田から南京へ 太平天國初期史研究》等）的作品作為對比。
這兩人的著作中無論在探討時段還是地點上均與梅爾清有所不同。在時段上，羅與菊池關注前一階段太平天國的起源與發展；梅書則探討太平天國戰爭後對中國社會的衝擊。在地域上，羅與菊池都關注南方移墾社會和被邊緣化的人群，如何「一鬨而起」；梅書則一直關注江南文化與菁英分子的審美品味與庶民生活，如何被「長毛」糟蹋得生靈塗炭。上述兩點可以說是雙方研究視角的根本分歧。
羅與菊池的著書也在對抗「清政府的官書對太平天國加以惡意的扭曲」、或「出於兩廣子弟的敵人湘、淮軍文士之手，投井下石，他們是不肯尊重他們的敵人」；同時他們也不肯偏信太平軍自身和後來革命宣傳的記載。所以他們採取兩廣地方社會的觀點，探討太平天國何以能在兩廣起事？ 參與者的人際脈絡與家族關係為何（菊池透過田野調查蒐集了大量族譜）？客家人如何成為中堅力量？他們何以在短時間之內蔚為勢力，而席捲大半江山？
誠如吳晗在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的〈序〉（1936）所指出：「凡此都有其經濟的、社會的、歷史的、地理的原因。」羅爾綱與菊池秀明的書即在剖析此一複雜的背景，也提出「貧農革命」的性質定位及其限制（如內訌、專制的誘惑），以及對後來革命的啟示。
的確，中、日的史學傳統比較不避免「評估」的問題，並肯定太平天國具有的正面意義。羅爾綱認為此一革命受到西洋思潮影響，並帶有民主主義與平等的要求、滲入社會主義的主張，因而有其特殊的地位與意義。菊池則認為太平天國的「南來之風」代表邊緣中國對中央政府的不滿，而藉著宗教帶來新時代再生之契機，因此可以視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
他們二人的研究成果恰恰與梅爾清書中底層、個人與江南的視野構成互補。有意義的是羅與菊池的作品受到大陸學界的肯定，而凸顯太平天國黑暗面的梅著則不被大陸官方論述所認可。
太平天國是近代中國的「一大波瀾」，梅爾清的這本書補充了過去太平天國研究所忽略的部分，讓我們對被民族國家論述、革命論述所掩蓋的政治暴力、個人苦難、偽裝、忠誠、背叛，以及死亡、悼念、宗教的慰藉與解脫有更深刻的體認。
作者在書中提到，撰寫一本死亡與暴力的書讓她感到痛苦；而讀者閱讀這一本關於死亡與暴力的書也會感到驚心動魄，甚至被驚嚇過度。這讓我想到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所說的一句話：
歷史並非栽培快樂的土壤，快樂的時期永遠是歷史的空白。
Ｈistory is not the soil in which happiness grows. eperiods of happiness in it are the blank pages of history.
即使如此，閱讀死亡與暴力，嘗試去感受那些躁動不安的亡魂，再從苦難與傷害之中走出來，或許可以讓我們變得更為堅強，並珍惜生命中的喜悅。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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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為人，如何面對史上最慘烈內戰？
掙脫教科書與民族主義的太平天國
躁動的亡魂，反映出躁動的人心。太平天國戰爭讓成千上萬人成為亡魂，並在無數生者心中烙下刻痕。
本書透過方志、傳記、詩集、外交文獻與傳教士報告，帶領讀者看見這些刻痕，看見當時人們最切身的經歷：失親之痛、對官府失能的憤怒，以及摻雜腐臭氣息與夢魘畫面的可怖回憶。
[1] Philip A. Kuhn e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