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錢財是所有罪惡的根源。——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in）
最早閱讀中國歷史，我先是被王侯將相等英雄人物吸引，然後以「道德」以及「才智」作為品評判斷的依據。比如說，和珅是清朝歷史上著名的大臣，當然，所謂的有名是指他的貪汙。所以當我看到他受到乾隆皇帝的重用，「和珅既貪又奸，敗壞朝政，乾隆皇帝耽誤玩樂而專用奸臣，如此君臣搭檔，無怪乎清朝盛極而衰了」。然後隨著閱歷增多，我發現自己早期的想法……大錯特錯！
要說和珅僅是因為能獲得乾隆歡心就可以掌握大權，不妨拿同時期的另一名人做為對比，也就是超重量級才子──紀曉嵐。紀曉嵐與乾隆皇帝關係也非常緊密，甚至紀曉嵐還稱呼乾隆皇為「老頭子」，還硬拗成「萬歲長壽為『老』、萬物之首為『頭』、聖人之稱為『子』」，讓乾隆樂到翻天。可乾隆完全沒讓紀曉嵐參與國家決策，還曾對紀曉嵐劈頭痛罵：「你對我來說就像個小丑，天下大事哪由得你談論！」
所以真正讓和珅執掌權勢的關鍵，還是在於他不可替代的能力，也就是搞錢的手段。
乾隆在位期間發動十次大戰，而且搞了眾多國家工程（比如修《四庫全書》），這無一不花錢，但和珅就是有辦法讓國庫補充急需的現錢。以後勤供應來看，乾隆的盛世偉業與和珅密不可分，所以兩人的關係可以比擬為現代企業中的擴張型執行長以及能湊齊資金的財務長。但正因乾隆巨大的財政支出，迫使和珅用立即見效但破壞民間的市場機制，以及政界的舊有規則，不但使得和珅在乾隆死後被迅速清算，也使得後來的清朝政府無法善後已經疲軟的經濟。
當然，以上言論並非為人開脫，而且我也想強調「個人皆有所選擇」，所以不同人在同一種狀況可能會有不同結果。但即便個人會有所差異，許多情況下，人與人的所思所想卻差距不大，所以我現在讀史的一些心得會傾向認為：「與其只用會隨著時間而變化的道德觀去剖析過去，不如找尋現在與過去都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反而更有機會還原當時人的處境以及想法。」那什麼是現在與過去都會面對的問題？我想其中之一，那就是「錢」吧。
西方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國富論》曾提到：
我們不能藉著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的善行而獲得晚餐，而是源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看重。
簡單來說，人的行為，絕大多數的動機在於維持自己生存以及獲得利益，所以我們工作乃至政府施策的目的，可以簡單粗暴地歸納為：賺錢養活自己。
正因經濟是人從古至今的共同需求及行為，許多歷史上的大事件都可以從經濟去切入，而且往往會發現當時人物的決策相當合理（但結果卻不一定正確，正如「投資風險有賺有賠」是一樣的道理），我們也與遙遠的古人產生一種近在咫尺的連結。
所以近幾年來，我個人對經濟史產生不少興趣。但很遺憾的是，對我這純學歷史的人來說，經濟學問實在非常複雜（複雜到現在銀行打來的投資推薦我是一律拒絕，因為我實在搞不懂他們在說啥），更遑論我要去接觸歷史上的經濟活動，那還需要克服對古代字句的解釋。因此，聽到出版社可以讓我觀看一本關於中國經濟史的書籍，我自然是相當振奮，而書中則以經濟行為中最明顯的載體─錢，來釐清不同時代下的社會演變。
比如在漢字中，很多與錢財相關的字都帶有「貝」字邊，像是：財、貨、寶、買、賣。這是因為最初的「錢」，就是使用貝類，其原因是：大小均勻可按枚計數、堅固耐久又便於保存、攜帶運輸方便。以至於貝少就成為地位低下的「賤」，與貝殼分離就變成窮困的「貧」字。不過既然我們現在叫「錢」，非常明顯的，就是因為人類改用金屬來鑄幣，這一方面象徵人類鍛造技術的進步，另一方面也是當時經濟還比較原始，需要有貴重物品來做為保證。
而等到經濟行為更加進步，還有商業範圍開始擴大時，沉重的金屬幣逐漸跟不上商業的活絡，於是「紙鈔」這個劃時代的發明開始出現。
不過紙鈔在最初其實也備受考驗，像是馬可．波羅從中國的元朝返回義大利威尼斯時，向當地總督展示價值二百兩白銀的紙鈔，結果總督一把火燒掉，還冷冷地回覆：「怎麼會有人把錢打造的如此脆弱？」甚至中國政府把紙鈔收歸國家發行後，屢屢玩出惡性通膨的招數，導致人民壓根兒就不想用紙鈔，明朝的官員寧願倒退回領物資，都不願意領取紙鈔。
總之，透過「錢」本身，我們可以看到朝代興衰、技術革新、社會變革……這些極為龐大的資訊，如今卻形成手中理所當然的交易媒介，相信對於有志於研究歷史的讀者，將會有啟發性的收穫，同時也對當今會有更多了解，我想這會是一種莫大的樂趣。
我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錢
錢的意義，不只是交易用的貨幣
更是歷史的見證與文化的載體
一枚枚錢幣，看起來雖然很小，但它所承載、記錄、見證和包含的內容卻豐富多彩。這五十種錢幣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折射了一個個時代，串聯了三千多年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一個了解歷史的新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