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國窮，何以致此？──讀《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國家何以繁盛衰亡？」是許多人都曾思考過的問題，也是眾人長久以來的困惑。

若提及歷史上的大帝國──羅馬，羅馬為何強大呢？西元前二世紀的希臘史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相信，是國內穩定的權力結構造與人民高尚的道德規範，造就羅馬人的強大。無論波利比烏斯的觀點是否獲得所有人的同意，其出發點確實引起許多希臘人的共鳴：為何那群粗鄙的羅馬人，竟然得以打敗海上霸主迦太基，並將軍隊開拔至希臘世界？

波利比烏斯的年代只是個開端，羅馬人無視時大時小的動亂，隨後開創出前所未見、整合地中海世界的龐大帝國。然而，如此強大的帝國卻在西元三、四世紀時顯露疲態，最後竟然連自己的首都羅馬也無力保護，只能寄望不甚牢靠的城牆。攻擊者屢屢突破防線，讓人們轉而提問：「輝煌的帝國何以淪落至此？」

當時的許多輿論認為，基督宗教的興起造成帝國的衰弱。同時代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則反駁這樣的觀點，強調道德衰亡才是跟本原因。聖奧古斯丁的說法，等於是將先前的道德衰落觀披上宗教外衣，從神學角度解釋世俗國度的發展，為基督宗教的正當性奠定相當重要的基礎。

這樣的解釋不一定能獲得所有人的同意。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吉朋（Gibbon）透過《羅馬帝國衰亡史》表示，帝國的衰弱源自皇帝無能、禁衛軍干政、屢次內戰等，但基督宗教從內部弱化帝國力量是同樣根本的因素。吉朋並未讓「羅馬帝國的興衰」議題就此畫下句點，在他之後還有許多人準備提出自己的看法，讓這一長串辯論、答覆增添許多觀點。

不管這些人的論點存在多麼大的差異性，他們彼此之間都有一項顯而易見的共通點：「對現況的關懷」。每個人都根據其所見所聞，加以自身需求尋求古羅馬帝國的盛衰原因。奧古斯丁以此建構基督宗教的世界觀，吉朋則呼應啟蒙時代的精神，對所生活的世界提出更具體解釋。根據不同現況需求，會引起不同的討論，因此討論案例的決不僅止於古羅馬帝國，歷史上尚有數不盡的案例等待眾人深究。

由經濟學者艾賽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共同撰寫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以下簡稱《國家為何會失敗》），便以不同國家的經濟表現出發，輔以歷史案例，探討各種政治結構是如何影響世界各國的發展進程。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開頭提到，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處，各有一座名稱皆為諾加雷斯（Nogales）的城市比鄰而居。兩個城市有許多共同特徵，從地理、氣候，乃至於居民的文化傳統都是如此。然而，美國那頭的諾加雷斯居民，經濟水平與福利條件卻是遠勝過他們的墨西哥鄰居，作者相信箇中差異，即為國家成功與否的具體表徵，至於形成原因，既非文化特性也非自然條件，而是各國所採行的制度。

「制度差異造就不同的國家演變」是本書理論核心，但所謂的制度不是民主制或君主制這類傳統分法，而是由廣納或搾取、集權或非集權，這兩大方向交叉組合而成。

廣納與榨取的差別在於，國家體制能否保障人民權益，並有著相對應的機制確保國家政治結構向大眾持續開放。只有在廣納式社會，人們能確保努力能得到應有回饋，不斷思索改善現況的方法。至於集權或非集權，則意指國家權力是否得以有效運行至全國各地。即便國家政權不斷向人民開放，只要無法推行政令，缺乏法治的混亂場景也將隨之而來。

因而《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不斷強調，只有既廣納又集權的國家才能不斷成長，確保繁榮；失敗國家的體制往往都是其餘三種類型：廣納又不集權、榨取又集權、榨取又不集權。縱使經濟有所成長，也止於一時一刻。

曾受許多人景仰的古羅馬帝國，便是絕佳案例，其統治結構集權且封閉，經濟活力以壓榨人民為基礎。國家權力不對外開放，對政治或經濟利益有野心的人只能訴諸武力，徒然增加國家內亂。竄權者因自身經驗使然，同樣致力於防堵他者，使國家權力結構保持封閉。無力改變現況的平民大眾，更無法思索任何創新的發明，因為既無法保證能從中獲利，還可能危害當權者利益而引來殺身之禍。以長遠眼光來看，了無新意的生產模式根本無法支持無止盡的成長，更別奢望封閉的政體能帶來長治久安。

《國家為何會失敗》又舉近代歐洲殖民美洲的歷史指出，不是所有國家在一開始便選擇了發展模式，各國之間甚至只有極小差異，但這些差異在遇到歷史的偶然性後，其效益可能會急遽放大，迫使人類做出更劇烈改變，進而發展為現況。

西班牙拓殖美洲時，完全建構在榨取式制度上，美洲原住民不僅無法享受自己所生產的利益，政治上更不可能有任何參政機會。英國人見到西班牙因搾取制而大賺財富，原先也想用同樣模式經營北美大陸。但不久後發現，當地不僅缺乏可供迅速獲利的自然資源，就連原住民密度也不足以建立大規模奴役。不得已之下，只好依賴從英國出發的殖民者。

然而，經歷光榮革命的英國殖民者並非順從的羔羊，他們勇於對抗殖民母國的高壓手段，直至最後催生出以自由人權為立國精神的美國。同時間在西班牙統治下的中南美洲，其殖民者往往都是外來的既得利益者，除非有利於己，幾乎沒有改變現狀的念頭。即便後來成為獨立國家，頂多是將剝削者替換成本地出身。

一開始看似不起眼的微小差異，在十九世紀的工業時代持續擴大，美國民眾的財富受國家保障，他們敢於想像未來、急於創新，並努力維護現有成就；而中南美洲的普羅大眾，則以消極許多的態度面對新型產業模式，畢竟對他們而言，無法望見國家體制能保障任何創新及努力。

雖然書中不斷以「制度問題」解釋國家興衰，但作者也承認，這並不能完全解釋世界現況。如同作者提到：「我們做這樣的選擇，當然不是天真到以為這樣一個理論可以說明一切。」即使我們再怎麼限縮討論範圍，這個世界的運作確實不像作者所言，能用單一理論加以解釋。

作者雖然不太認同地理與文化因素帶來的影響力，但要解釋美洲的南北兩端為何會走向不同發展，僅從國家制度著手卻會顯得過於空泛，彷彿許多決定或發展都是沒來由地存在，毫無道理可言。然而，就本書的前提而言，這絕對稱不上是缺陷。作者不打算完整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而是針對國家經濟水準與制度之連結，歸納出可供觀察的解釋：

成功的理論不一定忠實地複製細節，而是為許多過程提供有用且可靠的解釋，同時釐清是什麼樣的力量在運作。

或許有人會好奇，要如何根據本書觀察到的現象解決世界問題。對此，作者只有一個相當模糊的回應：利用媒體力量協助國家轉型，剩下的交給「歷史非常偶然的行徑」。

這確實不是多麼振奮人心的答案，不過絲毫無損本書價值。在傳統所熟知的文化、地理因素之外，政體上的廣納與壓榨之差異，顯然也是我們在判斷世界局勢的考量因素之一。毫無疑問的，任何「尋找問題根源」的嘗試，能讓我們用多元角度辨識世界樣貌，啟發更豐富的思考辯證，而這正是改善世界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