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應往何處去？從日治殖民到威權統治，臺灣知識份子的雙鄉記

在筆者搬家準備離開臺北的那一天，因為貨運公司久候不至，所以就去住處附近的書店「臺灣ê店」走走。自從搬到這家書店附近住之後，即經常造訪這間書店，買到了在很多書店裡買不到的書。這本絕版多年的《雙鄉記》，就是在這天，我與它在這個偶然的時刻遇到，或許也是有機緣。因此決定要寫篇文章，紀念上天這巧妙的安排。

作者楊威理根據葉盛吉的日記、遺文等資料所寫就的這本書《雙鄉記：葉盛吉傳—臺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細緻地描寫了葉盛吉──一位殖民地人民內心的諸多轉折──以及作者內心的軌跡、時代的痕跡與變動。[1]

楊威理跟葉盛吉是畢生摯友，懷抱著滿腔理想與熱血，想要為戰後的中國與臺灣做出事情。兩人的道路在戰後分道揚鑣，一個去了中國，一個留在臺灣，但卻都受盡磨難。楊威理追隨謝雪紅，歷經中國的政治變動，彷彿原罪的「臺灣人」身分，讓他在中國的政治運動中被扣上各種帽子，遭受惡毒的誤會與磨難，儘管最後生存了下來，卻被迫離開故鄉數十年，並在最後離開中國，移居日本。而葉盛吉，最後則在中共駐臺人員蔡孝乾的背叛與供出名單後，殞落於馬場町，留下妻子與剛出生的兒子。

楊威理探訪葉盛吉一家消息的過程，也因為兩岸政治局勢而困難重重，但葉家人將葉盛吉的日記等全部良好地保存，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這是一件非常困難且令人感到佩服的事情。因此楊威理寫成文章，先散刊於報紙，後來在戴國煇的建議下，將此書出版，由陳映真翻譯。

在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一書中，指出當前臺獨的思想與日治時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不同，在於日治時代的人們始終在民族主義中國、殖民地臺灣與帝國日本之間擺盪。臺灣人對中國的情感，始終是一種「幻想（imaginary）的共同體」的呈現，對於臺灣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中日之間的特殊媒介角色。而臺灣人對於日本，也是一種對於被認同的渴望，以及被平等待遇的要求，但日本的同化政策壓制這種要求平等的政治主張（議會請願運動），而之後與同化政策有所不同的皇民化，則是用來消弭「認同掙扎」（並進一步抹掉了其他可能性），意圖消滅尚稱寬容的同化政策下，臺灣人仍然具有的本地與中國認同，將殖民地與殖民地人民的主體性徹底扭轉，將其徹底「日本化」，讓他們認為「不當日本人是不行的」（儘管這仍未給予相應的對待）。[2]

透過葉盛吉，我們得以探索殖民地臺灣許多人的心路變化。從最早開始仰慕日本的文明與現代化，到發現殖民地人民與日本人中間始終無法磨滅的差異與歧視，以及對臺灣的生活、傳統等的珍視渴望，再到透過皇民化的行為與教育，意圖「成為日本人」。我們可以看見，從同化政策期間，臺灣人在兩者之間的掙扎，而到了皇民化時期，葉盛吉的變化一直受到日本政府政策的牽扯，而他本身較為陰鬱的性格，也讓他對臺灣人身分感到壓抑。

但是這種認同的掙扎，並沒有因此結束。葉盛吉到日本受高等教育，受到更強烈的日本「皇國」思想的影響，進一步變得更像日本人。不過，他對臺灣人命運的思索並未因此中止，他的理想性格與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使他意圖透過改造「八紘一宇」思想，來改變東亞人民，特別是臺灣人與日本人差異命運的思考，更曾經受到改造納粹反猶太思想的日本反猶右翼主張所影響。但之後隨即因為戰爭，他們學生們去到地方上的工廠做事，遂產生巨大的轉變。因為與楊威理的相處，對於中國的好奇心與學習，對日本人的看法產生變化，以及看穿八紘一宇思想的落差，使他對於中國的認同日趨強烈，對於底層人民和上層階級之間的關係，也有著更為擴大的認識，亦是因此埋下了日後走向社會主義的種子。然而，葉盛吉此時對於日本與日本底層人民、師長的感懷，加上從小接受日式教育等等的經歷，已經使得日本成為他心中的另一個故鄉，而這也是臺灣人在主體性扭轉以後，受到日本影響所無法抹去的痕跡。

只是在日本戰敗後，對於未來他前途茫茫，遂決定回到臺灣。然而一回到臺灣，看到的卻是國民黨腐敗無能的獨裁統治、臺灣人民的困苦、二二八事件後的殘暴屠殺，使得本具有高度理想性性格的葉盛吉，漸漸開始受到社會主義與中國的吸引，而當時他所就讀的臺大醫學院，則給予了接觸這些思想的環境。[3]當時作者與葉盛吉對於國民黨的不滿，使他們倒向共產黨一方，他們認為臺灣最終會由新中國統治，國民黨將會敗北。然而，因為沒有選擇離開臺灣，在國民黨鞏固統治基礎的時間，葉盛吉最後死於國民黨的槍下。

在這個悲劇過程中，葉盛吉的性格自然影響了他自己，但是外在環境卻有更大的影響。日本政府的政策、時代的氛圍以及生活的環境，在他與諸多臺灣人身上留下了無法除去的烙痕，但這並無法使他成為日本人，民族的差異始終困擾著他。而日治時代的臺灣人，處在「民族主義中國—殖民地臺灣—帝國日本」三者之間的拉扯之下，儘管喊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的口號，但他們仍然在中國與日本之間作抉擇，而戰後局勢的變動，最終也使得他英年早逝。那個時代的臺灣知識份子，乃至一般的臺灣人，處在這樣的環境下，想左右突圍，如同葉盛吉般，卻發現無處可走，本來生命中無限的可能，就這樣白白消耗、殞落於其中，是時代和許多人所造成的悲劇。

日治時代的統治，在臺灣人身上已經留下無法褪去的痕跡。臺灣主體性的建立過程中，除卻思考消解國民黨帶來的壓抑，如何針對日治時代的狀況去作出反思與解殖呢？目前似乎還沒有解答。[4]由於並未對日本殖民時代進行反思，加上對中國的厭惡、對日本的不了解，而對日本產生臺日連帶的「幻想（imaginary）的共同體」，導致臺灣的過度親日與媚日情況。

另外，日治時代臺灣人對中國的「幻想（imaginary）的共同體」的模糊狀態，雖因為國民黨的殘忍而破滅，但是隨著國民黨退守臺灣帶來的「大中國」認同，以及對「中國」產生各種扭曲的認識，使得不少臺灣人又再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一種「幻想（imaginary）的共同體」的感覺，歷史似乎又再度重演，這樣的現象足堪玩味與反思。[5]

荊子馨在分析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時，指出臺灣在這兩者徘徊之後，最終有著自己的路，因為臺灣雖然都具有兩者的某些特徵，但都已經不被本質化的兩者所接受，因此最終會走向自己的道路。這也是日治時代臺灣「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與戰後臺灣的臺獨思想中，最不同的道路。[6]

要走這條道路，建立臺灣「自己」的主體，正是要去除日治時代與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的雙重幻想的影響。比起資訊流通並不發達、當年選項並不多的前人們，我們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已經看到了更多的歷史，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上述的兩種選項都是不能走的。不管這兩種選項是以左派的社會主義口號、或是右派的文化連帶主張包裝，二者皆只是外層包裹的糖衣，唯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擺脫「誰都不是」的孤兒這個過去。當你成為你自己，認同自己就是自己，不再需要靠著變成他人來獲得承認，有著以臺灣本土為出發的視角，並以此為行動規律的基礎時，你就不再是需要承認的「孤兒」，而是一個自足、自我認可的「成年人」。

同時，唯有當我們識破用各種他人的「民族主義」，是工具性地利用各種主張（例如社會主義、左派等），將這些主張從他人的民族主義口號中拯救出來，我們也才能在自我成長的過程中，真切地去理解這些主張，並用以完善自我、參與政治，建立起一個本土的政治秩序及政治空間，從事政治實踐，形塑出屬於自身的政治共同體。[7]當我們不再是夾縫於「統／獨」之間，而是一個獨立自尊的國家，才能夠完成更多的可能。

回顧過往，葉盛吉、楊威理與許多前人們，當年沒有想過這個選項，也確實沒有這個選項可以走。但現今的我們，或許可以不用再重蹈覆轍。儘管這條路本來不存在，但就像中國偉大的小說家魯迅所言：「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 楊威理的介紹，參見本網址： https://www.ptt.cc/man/MdnCNhistory/D84F/D3E2/M.1408947383.A.8F1.html 。本文的系列文後來即為《一九四六，被遺忘的臺籍青年》一書的內文。

[2]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5，頁81-181。

[3] 藍博洲，《消失的臺灣醫界良心》，臺北：印刻，2005。

[4] 主體性的簡單說明，可以參考這一篇文章。吳豐維，〈何謂主體性？一個實踐哲學的考察〉，收於《思想》第4期，臺北：聯經，2007，頁63-78。

[5] 阿布，〈讀禁書有人開竅，有人則不，Why？〉，網址：https://goo.gl/eDchVk

[6]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頁 233-277。

[7] 這裡得益於這篇寫得非常棒的書評的啟發，參見林易澄，〈《重構228》的止步之處〉，上報，20170301，網址：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