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賣國求利的罪人，還是亂世之中的強人？──重新閱讀袁世凱

筆者在上課時曾聽老師說過，中國近現代史中最難翻案的兩個人，一個是袁世凱，另一個則是汪兆銘。1915 年，袁世凱宣布稱帝，而岡本隆司《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的中譯本出版之時，正巧是百年後的 2016 年。在這一百年間，臺海兩岸對於袁世凱的認識受到革命史觀影響，對袁世凱及北洋政府有許多刻板的印象。在革命史觀之下，袁世凱被認定為權力薰心的野心家；由於將孫文和蔣介石兩人視為正統，於是便以南京臨時政府、廣州軍政府、國民政府等為正統；論述上著重在袁世凱為人詬病之處，且忽略了北京政府的作為。

目前坊間書本仍有將袁世凱定調為竊國大盜或是背叛者的論述，固然有試圖重新評價袁世凱的書籍問世，但是顯然力有未逮。[1]作者岡本隆司在此書的前言中也提到：中日雙方所認識的袁世凱一直脫離不了以往既有的框架、我們應該不為既有褒貶、評價的束縛得去解讀袁世凱的生涯及其意義。[2]

《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全書共分五章，各自以〈朝鮮〉、〈崛起〉、〈北洋〉、〈革命〉、〈皇帝〉為旨，分述袁世凱生平。相較於以往書寫偏重的辛亥革命後，此書花在辛亥革命前的筆墨較多。第一章〈朝鮮〉從袁世凱的家族開始寫到甲午戰爭，第二章〈崛起〉提到了袁世凱甲午戰後自朝鮮歸來，之後就去了天津城郊進行小站練兵，並在戊戌政變中扮演關鍵角色。第三章〈北洋〉則是戊戌政變後，袁世凱逐漸受到慈禧太后重用，接替毓賢擔任山東巡撫，後來更接下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責大任，負責推行新政並訓練出新軍：北洋六鎮，坐穩大清帝國的一把手。

第四章〈革命〉則是先介紹了辛亥革命的時代背景。在革命醞釀的同時，新登基的宣統皇帝旁也在攝政王戴澧的操作下，不再重用袁世凱。第五章〈皇帝〉則先後敘述武昌起義以後，無力處理叛亂的大清再次起用了當初一手訓練出新軍的袁世凱，而後袁世凱的聲勢權力也水漲船高，不僅先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後來更一度稱帝。然而，面對眾人的反對，袁世凱最後還是撤銷了帝制，並於該年過世。

誠如作者在後記當中所說：要理解一個充滿惡評的人物，必須將其立場還原至當時的脈絡中。[3]因此在書中作者也的確刻意去書寫了袁世凱的事蹟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及氛圍。

關於甲午戰爭爆發的原因，作者就從清國跟日本看待清國和朝鮮之間關係的歧見開始解釋。而在解釋雙方歧見的同時，也可以用比較具體的方式來看待袁世凱在這件事當中的立場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清國想將朝鮮維持在清國式屬國的地位：內政、外交自主，奉大清為上國；日本則是基於維持朝鮮半島的勢力平衡而認定朝鮮為獨立自主國，以防清國獨大。而袁世凱受李鴻章推薦擔任「清朝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在對此職位的說明當中，也直接點名負責干涉朝鮮的內政與外交。

袁世凱的確忠實完成了李鴻章交代的任務，他再三地呈現了上國和一般其他國家的差異。他乘轎子前往王宮、他以尊貴的態度輕視朝鮮國王、干涉朝鮮派遣常駐外交使節到海外各國，在各個面向上努力地製造了清國為上國，並非其他等閒國家的現象。在東學黨之亂時，朝鮮面臨無力鎮壓叛亂，於是依循「壬午、甲申之先例」，請求清朝派遣援軍，這也讓袁世凱及李鴻章和朝鮮長期對於屬國關係無法達成的共識，在軍事保護權上有了共識。之後日本則以清軍侵害了朝鮮的獨立自主為由，爆發了甲午戰爭。

在時代脈絡的呈現以外，作者也多少為袁世凱翻案，澄清一些子虛烏有的惡評或一知半解的誹謗。

過去根據維新派的史料所定調的歷史往往認為袁世凱先是接近維新派，答應支持康有為發動政變，但事發之時，卻又臨陣倒戈，向慈禧太后密告維新派的計畫，導致了康有為等人的失敗。然而倘若和袁世凱的日記做對照，便能夠發現，雙方的說詞是有出入的，維新派對於袁世凱抱持著過度的期待，並賦予了太多的責任。關於光緒皇帝、梁啟超和康有為等人推動的戊戌變法，當時大多的官僚或多或少都有體認到需要變革，但主導戊戌變法的康有為等人操之過急的作法，反而導致了這次變法的失敗。[4]

岡本隆司在戊戌變法的部分，對於慈禧會提前自頤和園回到紫禁城，以理由不明帶過，而作者也無法肯定袁世凱究竟是否有向慈禧太后密告。在茅海建的《戊戌變法史事考》當中，茅海建指出慈禧太后之所以提早回去紫禁城是因為御史楊崇伊的奏摺，其中提到的光緒皇帝要在 9 月 20 日和伊藤博文見面讓慈禧太后選擇提早回西苑。吳相湘在 1957 年便提出了此說。[5]而作者不確定慈禧太后對於戊戌變法的態度，在同一書中也有所回應，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間存在著特殊的權力關係，又分為兩種制度，分別為事前請示制度及事後報告制度。事後報告即軍機處每天將前一日的朱批、口喻、電旨連同事由一併上報給慈禧太后；事前請示則是光緒皇帝會利用和慈禧太后見面時，請示重大政策及高級官員的任用。[6]因此，基本上，慈禧太后是不反對變法的，她對於變法的情況是了解的。但是不久前光緒皇帝才擅自罷黜了禮部六位官員的職務，為了確保和伊藤博文會面時光緒皇帝不會胡來，因此慈禧太后選擇提早回到紫禁城。[7]

1915 年時，袁世凱擔任大總統一職時，日本對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雙方交涉時，日本談判時的行動相當的拙劣而失敗，中國則是在談判上展現了許多巧妙之處，例如透露交涉內容以製造國際輿論。[8]然而，在該年 5 月 7 日，日本對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袁世凱為了避免和日本開戰，還是接受了《二十一條要求》當中的部分要求，並簽訂《中日民四條約》。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經過袁世凱政府的談判交涉，對中國權益的損失已經從原先《二十一條要求》縮減至《中日民四條約》，兩者相較之下，後者已經是對當時中國外交來說相當不錯的成果了，畢竟日本都已經發出最後通牒，戰爭幾乎一觸即發。[9]然而，過去對袁世凱的認識每每停留在最粗淺的接受賣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忽視了袁世凱政府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

關於誹謗，武昌起義後清政府意圖起用袁世凱鎮壓叛亂，他先是藉口足疾推辭，而後開了條件給清國，要求給予軍事全權、開設責任內閣、國會，並赦免政治犯，在清國答應全數條件以後才答應復出。作者指出北一輝的《支那革命外史》中的記述認為袁世凱之所以要求這些條件，是對戴澧的報復以及對立憲派、革命派的示好。奪軍權以報復，要求責任內閣和國會則是呼應立憲派的主張，赦免政治犯則是對革命派釋放善意。固然合理，但缺乏明確的根據。[10]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當中說過：「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書中討論到戊戌變法時提到目前一般的認知都是守舊派單方面扼殺了維新派，原因在於康有為當時一連串成功的宣傳。為了合理化改革，甚至還竄改了資料，而這些資料卻流傳下來成為了解當時的史料，因此後世的觀點大多和維新派一致。再者，現在的人已經習慣將改革、變法視為正當的觀點，並將反對者劃作反派；而且把自身的觀點及體制視為理所當然時，自然會認為採取反對立場的慈禧太后是錯的。[11]

雖然上述文字原文應該是以日本人為主體，但同樣的說法也是可以套用在現在的中華民國。而這部分的反思也可能夠回扣到作者想要還原時代脈絡的意圖。現今的許多理解及思考往往都是奠基於現狀，而忽略了當時的語境；而也有許多事務會宥於現代的認識，而無法真正地去認識和理解。

這本書的確對於認識袁世凱有一定的作用，但誠如作者在前言所說，此書側重辛亥革命以前的時期，筆者認為如果不將目光限縮在民國後政治制度的變革或是內部政爭上，或許還能夠多認識一點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例如袁世凱在不同職位時如何和其所組成的內閣進行互動，又推動了哪些建設。否則，恐怕第一個想到的總是他未經參議院同意擅自進行善後大借款的印象。

最後，本書的副標題源自北一輝對袁世凱的評價：「非世間評價之奸雄，僅是墮落的俗吏」，岡本隆司也認為袁世凱是典型的官僚，默默處理實務，為達目的在所不惜。[12]然而，在筆者看來，袁世凱的確在政務上有相當好的表現，不愧為北一輝及岡本隆司都認同的俗吏；但袁世凱更具特色的地方是他和孫文一樣：被賦予太多的加工，不過，和上了妝的孫文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袁世凱則是個被畫花了臉的俗吏。

本文作者為政大歷史系

[1] 韓作在 1987 年出版的《袁世凱評傳》在導言當中提及孫文把中華民國的最高統治權力，交給了「竊國大盜」袁世凱；侯宜傑 2001 年出版的《百年家族──袁世凱》的封面上寫著：「他背叛了維新派、背叛了清廷；又復背叛了民國」。

[2] 岡本隆司著，李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臺北：八旗文化，2016，頁11。

[3] 岡本隆司著，李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頁245。

[4] 岡本隆司著，李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頁109-114。

[5]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85。

[6]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頁10-38。

[7] 張戎，《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太后》，台北：麥田出版，2014，頁222-243。

[8] 岡本隆司著，李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2016，頁6-7。

[9]呂慎華，《袁世凱政府與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10]岡本隆司著，李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2016，頁195。

[11]岡本隆司著，李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2016，頁114-115。

[12]岡本隆司著，李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2016，頁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