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書】被出賣的臺灣

《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的台灣）》是第一本詳細記錄臺灣戰後史與二二八事件前因後果的書籍。這不只是外國人對戰後臺灣發展的觀察，更是當事者戲劇性人生的紀錄。加上直接描述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暴行，往往帶給讀者二二八事件鮮明事實的震撼。

由於作者的春秋筆法，對一般讀者的影響，本書遠遠超越其他有關二二八事件之論作。親國民黨者，因作者揭露難堪的歷史事實與親臺灣獨立的立場，而恨之入骨。但許多臺灣年輕一輩，正是受到其書的啟蒙，才認識到國民黨政府不仁不義的暴行而覺醒，轉而思考臺灣前途與支持臺灣獨立。

本書問世於 1965 年，正值美國、中國政策從保蔣轉向親中去蔣的發展中，提供了政策辯論之第三種聲音，受到當時美國社會的注目。然而不只本書為英文，當時臺灣正值戒嚴時期高峰，臺灣讀者根本無緣得知。至 1974 年才由陳榮成先生等譯成中文在東京與紐約出版，但臺灣仍是禁書。1980 年代臺灣只有黨外節譯本非公開的流通。直到 1991 年，才由前衛出版社發行完全的翻譯版。但當時實有其不得已的時空背景與限制，以至於書雖出版，仍有許多誤譯不及更正。

正值臺灣民主化發展，臺灣史的興趣日漸高昂，使本書譯本的影響從一般讀者擴及於學術界。有學界人士甚至直接引用中譯本，論述臺灣戰後史或二二八事件相關問題。這種不看原典而好用譯本的研究風氣，難免以訛傳訛。鑒於本書流傳與影響之廣，同時對該時代歷史更廣泛的理解，是以有重譯校註之議。而為協助讀者對本書背景與作者更深入認識，是以為此說明。

作者葛超智生平簡介

作者美國前駐台副領事葛超智先生（George H. Kerr, 1911-1992），1911 年 11 月 7 日生於美國賓州派克斯堡（Parkesburg）小鎮長老教會的牧師館，大學讀哲學系，畢業後，拿到燕京大學獎學金，原計劃留學北京，但中途到檀香山後，決定先修完碩士後再留學。1935 年拿到夏威夷大學藝術碩士後，前往日本留學。

之後，代友人履行臺北英文教師的合約， 1937 年 8 月他來到臺灣教書，先後任教臺北高商、臺北高等學校，直到 1941 年 3 月底，離臺回美。不久 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變，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當時他認為臺灣將捲入戰場，因曾長期待過臺灣，考量自身經驗或許對美軍有益，遂於 1942 年 1 月毛遂自薦。獲陸軍邀聘，在五角大廈軍事情報部日滿支局（The Japan-Manchuria Branch of Division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任陸軍文職「臺灣專家」（Formosa Specialist）工作，從事各種臺灣軍事情報的分析、戰略與軍事計畫策定。1943 年底，尼米茲將軍計劃進攻臺灣，調他自陸軍文職轉任海軍軍職，官拜預備役上尉（Lieutenant，USNR，1944-1945），到海軍軍政學校（The U.S.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工作，在傑賽普先生（Dr. Philip Jessup，1897-1986）協助下，成立臺灣研究小組（Formosa Research Unit），訓練占領臺灣時的軍政治理人員，及編寫相關臺灣民政手冊。

戰後，他以海軍武官助理（Assistant Naval Attaché）派駐重慶大使館；同年 10 月 24 日代表海軍隨美軍駐台代表團（Formosa Liaison Group）到臺灣，見證中國政府的接收。1946 年初美國欲在臺灣設領事館取代美軍代表團，徵調他任副領事兼經濟分析員。二二八事件國民黨開始殘酷鎮壓，因他人身安全遭到臺灣當局威脅，被大使館召回，於 3 月 17 日離開臺灣。這時期的見證與經歷，構成本書《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的臺灣）的基礎。

離台後，他沒有機會再踏上臺灣一步，然而與臺灣之機緣卻從未間斷。從 1947 至 1956 這段期間，他在華盛頓大學、柏克萊大學及史丹佛大學等大學任教，教日本史、臺灣史與琉球史。1956 年因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他離開史丹佛大學。之後投入著書，先後完成琉球史與臺灣史的書稿。最早出版書籍是 1958 年的《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他的臺灣歷史書稿分為兩部，一為「Formosa: an Island Frontier」，這是以海洋史觀與美國「邊境（Frontier）理論」[1]，探討臺灣開發至日本統治時代的歷史。第二部即本書《Formosa Betrayed》之內容。

他很早就想出版臺灣歷史書稿，但 1950 年代因麥卡錫主義氣氛下遭到婉拒。直到 1964 年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影響下，美國的中國政策走向「棄蔣」，朝承認共產中國方向發展時，情況才改變。1964 年 8 月他寄書稿給費正清教授，同年 10 月獲其推薦給 Houghton-Mifflin 社出版。費正清教授推薦《Formosa Betrayed》理由，是想利用本書羞辱及否定臺灣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以凸顯其主張「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之正當性。但本書卻成為美國社會中國政策辯論，在親蔣、親共之外，支持臺灣獨立之第三種聲音，且最具影響力的一書。

其他的原稿，因未得到推薦，只好另覓他途。他將第一部分再拆成兩部尋求出版，一是《Frontier Island: Formosan History and the Separatist Tradition》（國境之島：臺灣人歷史與分離主義者的傳統），另外是《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臺灣：認可的革命與自治運動）。直到 1974 年，《臺灣：認可的革命與自治運動）》因獲得基金會貸款協助，才由夏威夷大學出版。但《國境之島》一書，最終卻未能如願出版，稿本目前收藏在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與沖繩縣公文書館中。

他最後出版的書是 1986 年《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面對危機的臺灣）。本書可說是他前述臺灣歷史書稿的摘要本，述說臺灣形成獨立的主體與文化之發展過程，及冷戰時代臺灣的現狀和面臨一波一波的國際危機，主張臺灣應脫離中國的控制，成為獨立的國家。本書隨即成為海外臺裔美國人及其第二代認識臺灣的基本教材。1988 年最初譯本由高雄「新臺政論」出版，但旋被查禁，後來吳昱暉先生等再譯，2007 年前衛重新出版。

作者終身未婚， 70 歲後患心臟病，1987 年加裝機器以助心跳，後移住夏威夷的老人療養院。據說就算晚年記憶逐漸風化之際，只要有人向他提起蔣介石或陳儀，他依舊會激動地痛斥他們的罪行。1991 年夏天，在病床上接受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工作小組訪問，這是他生前與臺灣最後的接觸。1992 年 8 月病逝檀香山。1999 年 2 月 28 日，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首度公開展示他有關臺灣的資料，國人得以重新認識他。

中國政策辯論之第三種聲音

作者最主要影響並非在政治上，而是著作所產生的思想啟蒙。因他待過臺灣，對臺灣有極深的感情。經二二八事件後，這種感情使他將時代的衝擊與生命的挫折化為著作，想導正美國扭曲的中國政策與畸形思維，留下歷史的是非，為臺灣人發聲。本書出版過程，正反映出美國此一政治問題。

二次大戰以來，在赫爾利事件與中國遊說團影響下，美國國內美中關係之議論，即被扭曲成以支持蔣介石與否，作為衡量是否支持對抗「赤禍」之標準。在歷經 1948 年對蔣經援大辯論、1949 年中國赤化的大挫折後，到了 1950 年代這種挫折更發展成麥卡錫主義迫害風潮，作者也是受害者之一。但到了 1960 年代以後，承認赤色中國一派漸占上風。在此背景下，開始出現第三種聲音，即美國不應該支持獨裁政權，無論是共產黨或國民黨，應該支持臺灣人建立國家，這才是符合美國國益與立國精神最正確的決擇。

第三種聲音透過小說與歷史著作影響開來。小說有 1953 年 Vern Sneider 的《A Pail of Oysters》[2]，歷史著作則是本書。它們的共同點都是描述在國民黨專制獨裁下臺灣人遭受的壓迫與困境，都在凸顯與強調「異質性(alien)」的問題 [3]。也就是具民主自由精神的美國人與好壓迫獨裁主義的國民黨「中國人」，在本質上與道德上有根本的不同，不僅如此，統治者國民黨「中國人」與被統治的「臺灣人」也是相互異質性的存在，而「臺灣人」才是與美國人擁有共同的價值，藉以喚起美國人不應支持殘暴獨裁的國民黨，以導正扭曲的中國政策思維。

這種「異質性（alien）」，可說是本書論述的特徵。就結論而言，作者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臺灣被敗德無能國民黨統治必然的結果，同時也是國民黨失去中國最主要原因，作者透過此書揭露蔣介石政府的不仁不義，認為國民黨與臺灣人是分屬不同文化與道德價值的族群，美國不應該支持敗德的國民黨，應該對嚮往民主與人權臺灣人負起道義的責任，支持臺灣人建立國家。

本書指出國民黨政府道德腐敗之例實不勝枚舉，舉其顯著者如第五章以「奸商政府」為標題，敘述國民黨官員各種貪婪的醜態，宛如奸商政府般處處剝削人民，這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第八章用「詐騙集團」批判國民黨假中國善後救濟總署之名，挪用聯合國五億美元救濟物資近五分之二，做為行政管理費。第十一章指出官員勒索、索賄與敲詐情形層出不窮遍及全島。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有關鎮壓情形，指出國民黨官員的欺騙與秘密展開鎮壓，以及殘暴沒人性的屠殺經過。

透過這些內容希望喚起美國人認識國民黨政府的本質，同情臺灣人的遭遇，以作出正確的政治決定，這是作者期待本書對美國社會大眾產生的影響。

葛超智的史觀

不只歷史事實的論述，作者更建構臺灣史之「海洋史觀」，作為第三種聲音的理論基礎。其海洋史觀可說即是「臺灣獨立」的史觀，他認為臺灣的歷史，就是臺灣在形成獨自歷史、文化與價值的發展過程。

他區別「Formosa（福爾摩沙）」與「Taiwan（臺灣）」之不同，來表現其海洋史觀。認為「臺灣」一詞是大陸觀點，大陸人的稱呼；而「福爾摩沙 」則是海洋觀點，是航海民族的稱呼。雖然 1950 年代以後，美國官方已以「Taiwan」替代「Formosa」，但他早期著作都以「Formosa」稱呼臺灣，以凸顯其「海洋史觀」。

其次他以「邊境（Frontier）理論」解釋臺灣歷史的發展。「邊境」是「文明與野蠻」接觸邊界之意，大意是歐洲移民，當初為了逃避母國之難而移民美國，他們與原住民混血，開創了適應新天地生活的全新文化，成立了與母國不同性質的文化社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個人主義與民主主義。這種結果使美國人不是歐洲人，美國文化也不是歐洲文化。與歐洲的專制政權相比，美國獨立具有強有力的道德價值。他認為臺灣歷史發展如同美國，在混血與適應環境的過程中，臺灣人已不同於中國人，同時也逐漸發展不同於中國的臺灣文化。

而其邊境概念更含有世界史意涵。他認為在太平洋島環上的臺灣，是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利益的重疊點與衝突點。從大航海時代到近代帝國主義時代，乃至於戰後到現代，臺灣都是東西方國家利益的重疊點與衝突點。美國國務院常視臺灣問題為大陸問題。但從歷史或從美國國益來看，他認為這是錯誤也是最不智的認知，臺灣問題就是海洋問題，國務院錯誤的認知埋下了戰後東亞不安與衝突的因素。他的臺灣史著作正是在這種「臺灣自我歷史意識」與「世界史定位」的思維下展開。這些觀念主要表現在前述他第一部臺灣史著作中，但在本書中的「導言」與第一、二章中，仍可略知其梗概。

葛超智的史學方法

本書雖是歷史著作，但其筆法卻與現代學院著作有所不同，這可以用「觀念論（idealism）」與「敘述式（narrative）」說明。史學上「觀念論」是一種偏向道德人性及其思維與所為對歷史的影響。與之相對的是「實證論」，這是重視外在客觀條件對歷史之影響，強調一切必須有所根據。在歷史著作的表述上，其實大都包含有這兩類「偏向」，只是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已。

但學院著作偏好「實證論」，重視探討外在客觀條件。但作者顯然是強烈的「觀念論」傾向，本書主要在論述：「臺灣戰後的問題與悲劇，實出自統治者人性之「惡」與墮落」。如本書各章節中提到的國民黨官員上上下下醜陋的敗德行為，才是造成臺灣悲劇的主因。第十四章中再舉 3 月 10 日蔣介石南京談話，作者指出那不是給臺灣人聽，蔣才不管臺灣人怎麼想，而是要為自己留下歷史記錄，直指蔣的虛偽。藉此告訴讀者，歷史如果無法戳破當權者之狡詐虛偽，那麼人民永遠遭到蒙騙，歷史的悲劇將永無終止，反映出作者強烈的觀念論。外在結構因素或內在人性因素對歷史之影響，究竟熟為輕重，這可說見仁見智，因人而異。

其次，學院著作一般都以「分析式」（analytical）為主流，通常以大量資料（data），分析說明事件成因，然後綜結歸納出外在結構因素。但敘述式（narrative）則如說故事般，透過故事構成歷史。敘述式注重歷史的細節與情境，讓歷史重現，由讀者去「感受」歷史，而非「理解」歷史。古典史學著作如《史記》等，即是此類，而本書筆法無疑即是這種敘述式。本書以作者經歷為中心而展開敘述，由一個個情節連結發展成故事，然後再由故事引發下一個故事，環環相扣互相影響，最後構成整部臺灣戰後史。敘述式的特徵就是「生動」，再加上前述觀念論重視人性對歷史的影響，很容易使讀者「感受」到歷史並產生感情移入（sympathy）作用。這是為什麼在閱讀本書時讀者的歷史情緒容易受到激揚之故。

本書的問題

然而前述的筆法，往往讓人以為作者親身經歷這些歷史事情。是以過去學者會視本書為「史料」而引用，但這並不正確。事實上本書雖與作者經歷有關，但它更是彙集眾多臺灣人、日本人及其他外國人等等見證所成，不全是作者的經歷，只是作者扮演中間角色，串連起他們的見證，在適當情境境中替他們代言。本書是認識臺灣戰後史發展的著作，但並不非史料書籍。要進一步探討其中歷史，應該更深入原書所根據之史料才是。

學院著作的特徵是詳列引用史料之出處，作為實證的基礎。與此相較，本書註釋顯然偏少，並不滿足現代學術的規範，但這並不代表本書缺乏實證基礎。本書是根據作者過去的工作報告，外國人以及臺灣友人等等資料所構成，這些原始資料現藏存於美國機密檔案、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日本琉球大學、沖繩縣公文書館與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文獻中心等館中。部分資料甚至已由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出版，如《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葛超智先生文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台活動資料集》。這些資料內容往往與中文官方記載南轅北轍，或官方所欲抹煞掩蓋的事實，是構成本書歷史事實主要的部分。

正因如此，為彌補本書註釋過少問題，同時為方便讀者對此時代更全面性了解，是以在重譯過程，不避畫蛇添足之譏，特別邀請相關專長學者，增加譯校註。譯校註分兩類，第一類是原書的出處註，希望幫助讀者對原書史料有進一步認識。第二是補充事實說明的註，希望幫助讀者對相關事實更廣泛的理解。

譯校註的過程其實也是對本書一種「解構」與「重構」的工作。透過出處註，讓我們了解書中個別情節原來的狀況。好比將機器零件一個個拆解下來，認識其構成。透過補充說明註，廣泛了解相關事實，以檢證作者歷史認識的精確度。在此過程中發現本書大抵有三類的問題。

第一類是作者為保護原始資料提供者不受政治騷擾，在引用時會修飾事實或刻意隱去人名。如第四章提到在臺北郊區接受某廟宇招待時，他聽到 1945 年 10 月發生刻意謀殺日本人及計畫發動屠殺日本平民之陰謀，但實際上這是鈴木源吾提供給他的訊息，非親身經歷。

第二類是歷史事實精確度不足的問題。書中提到之事，雖多無誤，但少部分卻有出入，這應該是他訊息來源的問題。如第九章中誤以為省參議員王添灯是律師。第十一章中說台南市參議員蔡丁贊醫師遇害，但實際上他遭羈押七個月。

最後一類是作者自身記憶的錯誤，如第四章美軍顧問團（Advisory Group）改名為美軍代表團一事（Formosa Liaison Group），但實際上戰後的原始資料中，都只有 Formosa Liaison Group，卻從未有過 Advisory Group 之名，可知應無改名一事。第十九章提到 1949 年 12 月國務院找作者列出「可配合美國利益的地方領袖」一事，實際上此事發生在 1948 年。

從學術角度而言，無可諱言這些都是本書的瑕疵，但整體而言仍是「瑕不掩瑜」，因為作者提到的事實，都可以從前述各地館藏資料中找到實證。

結語

本書雖成於五十年之前，但本書論述之廣，影響之大，觸及問題之深，是當今著作中，少有能與之比擬。經五十年再讀之，戰後歷史猶歷歷在目，躍然於紙上，處處觸動吾人對歷史公平正義之憤慨。但更希望本書的重譯校註是一種「超越」，透過「解構」本書的同時，不只超越當時作者的認識，也希望與讀者一起「重構」並超越對臺灣戰後史的認識。若此點能有助於讀者，那麼可說這是編集群最大之榮幸。

（作者為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1]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 在 1893 年提出美國歷史之「邊境發展論」，認為北美荒野的開拓，並非單純歐洲文化的移植與擴張，也是美國特質的形成過程。以來一直影響美國學者解釋美國史的特質。

[2] 本書曾由五分珠（吳英資）翻譯，名為《一桶蚵仔》（前衛出版社，2003）。

[3] 見美國東北大學教授 Jonathan Benda 之「“Emotional Pull” and the Writing of Formosa’s Betrayal: Strategic and Non-Strategic Empathizing in Vern Sneider’s A Pail of Oysters and George Kerr’s Formosa Betrayed」(Roundtable: Reorientations: East Asia in Recent Anglophone Fiction. To be presented at the 2013 Convention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Boston, MA, USA. January 3,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