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 5 月 20 日,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當時總統府的例行作業有一個儀式,是總統帶領所有閣員到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前參拜。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中正紀念堂!」當時獲聘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杜正勝說,那個場面就好像中國古代的新君即位,要向先帝參拜一樣。
當然,阿扁第二任總統的就職儀式中,就沒有這個參拜儀式了。不但不參拜,阿扁還想把中正紀念堂「處理」掉,實踐轉型正義。
中正紀念堂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處理中正紀念堂以落實轉型正義的超級任務,就落在教育部長杜正勝的頭上了。
杜正勝說,處理中正紀念堂,是阿扁主動跟他提起的,但要怎麼處理,就沒有清楚的說明。於是他再度進入中正紀念堂,詳細了解這棟建築物的裡裡外外,結果發現,整棟建築都與蔣介石緊密地關聯在一起,連天花板都有中正紀念堂的印記。整棟建築,就像人的細胞一樣,成了一體,要徹底處理中正紀念堂,最好的做法就是整棟拆除。
杜正勝說,處理中正紀念堂是民主人權轉型正義的實踐,所以是教育部的重大施政。但因牽扯太大,在阿扁執政後期才進行,已經晚了,氣勢弱了,處理起來爭議就會比較大;當時想要拆道牆都會引起強烈反彈,遑論拆掉整棟建物。這是一件非常艱鉅的任務。
為什麼要把中正紀念堂納入轉型正義施政?杜正勝說,轉型正義的意思是在原來威權專制體制下認為可以做的事,進入民主人權的體制後,那些事卻是不該做的,於是對過去認為應該的事,加以糾正或清理。以東西德統一來說,原先在共黨控制下的東德,官員認為應該的事,等到兩德統一後,從西方民主社會的觀點,很多是違背人權,甚至已構成犯罪的行為,用現在的人權角度加以處理,給個交代,就是轉型正義。〔……〕
「臺灣要走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家,還留這威權專制時代的偶像在那兒,而且每天要朝拜(有固定儀隊定時舉行儀式)!」杜正勝說,「史大林比蔣介石厲害多了,蘇聯解體後,列寧、史大林的銅像全都被拉了下來。但是東方人的文化是比較順從的,而且我們的政權輪替不是革命式的大翻轉,國民黨還是穩固,而且國民黨過去形塑的意識形態,很多人還深入腦中沒有改變,要碰觸以前塑造的偉人,要改變,很多人不能接受。」因此處理中正紀念堂,實踐轉型正義,在無法拆除的前提下,要先做的就是更名,先打破偶像。
至於要改成什麼名稱呢?杜正勝說,「臺灣民主紀念館」這塊招牌,不是他決定的,是相關部會共同開會討論出來的。
其實杜正勝並不認同「臺灣民主紀念館」這個名稱,因為蔣介石是破壞民主的人,這與民進黨對蔣介石的理解不合;更何況這整棟建物都與蔣介石已融成一體,建築物的本體是蔣介石,民進黨再賦予他一個「臺灣民主紀念館」的名稱,這是矛盾的。
但將「大中至正」改成「自由廣場」則是杜正勝建議的。他當時還建議「民主廣場」等數個名稱,最後由阿扁選定「自由廣場」。「我為何用民主、自由做主軸去建議?」杜正勝說,最明顯的就是 1990 年 3 月野百合在那兒靜坐。雖然只靜坐了幾天,但李登輝總統召見,答應了一些大改革,包括廢除萬年國代,老立委改選等。其實李登輝早有這個意思,但是無法自己發動,無意中有群大學生提出這些訴求,正好與他心裡想的很合拍。
「野百合靜坐是促使臺灣政治體質根本性改變的重要契機,就我的觀察,把原來『大中國政府的中華民國』變成『臺灣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招牌和政府架構沒變,但和人民權利有關的民意代表變了。以前中國三十五省、十二個直轄市、西藏蒙古兩地方,和海外的民意代表,現在就只有臺灣代表和海外代表。以前是國代選總統,現在是人民直選。我說這是『舊瓶裝新酒』。」
杜正勝說,改變的契機是野百合運動。後來也有些社會運動在那兒發動,因此自由廣場的名稱很適合。
後來馬政府將民主紀念館改回中正紀念堂,但自由廣場的名稱自始至終都沒有改回大中至正。
臺灣民主紀念館揭牌
2007 年 3 月 2 日,包括教育部、公共工程委員會、經建會、文建會、法務部和新聞局等行政院相關部會共同組成的專案小組開會決定,中正紀念堂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館內陳設還會納入臺灣民主發展過程的一些展覽物件,至於外牆如何處理,會由市民參與決定。「國立臺灣民主紀念館」於 5 月 19 日掛牌。
郝龍斌主政的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為了阻止教育部拆除中正紀念堂圍牆及牌匾,3 月下旬啟動文化資產鑑定程序,隨後將中正紀念堂列為「暫定古蹟」。
教育部與臺北市政府之間的掛牌攻防戰激烈展開,高潮迭起,宛如電影情節。
5 月 19 日,阿扁總統就職七週年的前一天,是「臺灣民主紀念館」揭牌的大日子。揭牌儀式於下午一時三十分在大孝門(臨愛國東路)內舉行,教育部長杜正勝主持,陳水扁總統、行政院長蘇貞昌都出席。
揭牌前,教育部對外表示,揭牌後的園區內只看得到「臺灣民主紀念館」招牌,「中正紀念堂」牌匾將消失不見,而且不會傷到「暫定古蹟」。難道教育部會變魔術?大家都非常好奇,教育部會怎樣做。
答案揭曉,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以維修工程的名義搭起鷹架,「技巧性」地用布幔將「中正紀念堂」的牌匾遮住,並關閉蔣介石銅像大廳的大門,不讓銅像再見天日。建物兩側則掛上巨幅「國立臺灣民主紀念館」的布幔。
揭牌儀式上,阿扁總統致詞說,中國的紫禁城過去是帝王的深宮大院,後來改為「故宮博物院」,成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同樣的,「中正紀念堂」原本是專制獨裁者的家廟,現在改成屬於全民的「臺灣民主紀念館」。阿扁還說他力挺杜部長堅持下去,接下來「大中至正」也要正名為「自由廣場」。
教育部和臺北市政府這一回合的交鋒,顯然教育部佔了上風。
當時參與此事的官員說,因為臺北市政府的作風太強勢,完全沒有妥協的空間,「激起了我們高昂的鬥志」,從 5 月 9 日行政院會廢止《中正紀念堂組織條例》後,到 5 月 19 日民主紀念館揭牌的短短十天,教育部組成臺灣民主紀念館揭牌專案小組,由杜部長親自操盤,抓緊時間,天天開會,外界看到的臺灣民主紀念館招牌,也是揭牌前五天才定稿製作的。
四天後, 5 月 23 日上午,臺北市政府迅雷不及掩耳地拆除了布幔,「中正紀念堂」五個大字重見天日。此後臺北市政府和教育部之間激烈的布幔攻防戰,持續了好一陣子。〔……〕
自由廣場、臺灣民主紀念館完成換牌
11 月下旬,教育部收到文建會同意牌匾古蹟再利用的公文,教育部開始準備「大中至正」和「中正紀念堂」兩個牌匾的拆換工程招標,預計 12 月 8 日前完成這項工程。
這段時間,為了拆牌、護牌,教育部和臺北市政府大鬥法。為了阻止教育部施工拆牌, 12 月 5 日,教育部準備拆牌前夕,臺北市政府在中正紀堂周遭架起護欄,不讓大型機具進入,打亂了教育部原先的布局。教育部隨即召集相關主管討論因應對策,做出「封園」的決策。 6 日 9 時起,臺灣民主紀念園區封閉三天。
教育部打算在這三天封園期間完成換牌工程。
教育部原先的規劃,是搭鷹架進行換牌的工程,臺北市政府五日下午前往園區拆卸牌匾下的鷹架時,遭到莊國榮等人的阻攔,市政府隨即以妨害公務為由,將莊國榮等人函送法辦。
隔天,莊國榮面對媒體採訪時,情緒高亢地抨擊郝龍斌:「難道是民初的軍閥?如果對我不滿,歡迎隨時來告我。有種的話,他自己到法庭出庭,我會讓他哭著回去找他媽媽。」
莊國榮還進一步譏諷郝龍斌對法律一無所知,只是一個武夫而已;郝龍斌如果還有膽識、像個男人的話,歡迎找他辯論中正紀念堂的法令問題。
當時杜正勝的火力也不惶多讓。他說,自由民主是普世的價值,可惜就是有一小部分人的頭腦不清楚,竟然要維護清末太監李蓮英墳前對聯上的「大中至正」,這是專制封建的「一股小逆流」,應該醒醒了。
自由廣場很高,每個字都超過一百公斤,不讓吊車進來,怎麼拆換牌匾?杜正勝說,當時臺北市、臺北縣(新北市)的吊車業者都不敢接這個高空作業的案子,教育部是從嘉義找來的大吊車,漏夜從臺北橋下突破博愛特區的封鎖,開進臺灣民主紀念園區。
「自由廣場」和「臺灣民主紀念館」的換牌工程如期於八日完成,園區十日對外開放。
「自由廣場」四個大字是誰的書法?杜正勝說,王羲之的字非常流暢,有自由奔放的感覺,因此這四個字是從王羲之的字帖中集出來的。
從 3 月到 12 月,超過 9 個月的時間,「中正紀念堂」和「大中至正」的牌匾終於卸下,換成「臺灣民主紀念館」和「自由廣場」。這場辛苦的仗打了下來,杜正勝說:「如果沒有莊主秘,自由廣場的牌匾是掛不上去的!」杜正勝直到現在,都還如此欣賞莊國榮,稱讚他擔任教育部主任秘書的時候.沒有官僚爭功諉過的習氣,有膽識、敢承擔。
的確,當時站在第一線的教育部官員就是莊國榮。在擔任教育部主秘之前,他是一名學者,個性坦率,說話更是直白,面對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不但毫不掩飾還像個布道家一樣,深怕自己的信念說得不夠清楚。電視媒體最喜歡這樣的受訪者,可以刺激高收視率,因此中正紀念堂更換牌匾那段時間,電視臺記者每天定時向他報導,聽他開講,有時早上採訪一次還不夠,下午再去採訪。莊國榮在電視媒體前的說話尺度愈來愈大,創造了難以計數的精彩「語錄」。〔……〕
莊國榮當時為何如此激動?據他自己的說法, 1996 年他在德國求學的時候,有一個朋友經濟狀況不好,很喜歡看奧運,因為自己不常看電視,所以就把自己的電視機送給了那個朋友。從此之後,一直到現在,他家裡都沒有電視機,所以對臺灣的電視缺乏了解,當媒體採訪他的時候,他都很直率的把心裡話說出來,完全沒有設防。
莊國榮說,他在德國留學時,非常關心德國如何面對過往納粹統治的黑暗歷史,以及歐洲國家民主化和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閱讀了許多相關書籍,也參訪了許多相關的博物館及歷史發生地點。
「對過去的不義選擇遺忘和忽視,其實就是不願用心防止將來的不義!」莊國榮說,一個曾經實施獨裁統治的國家,唯有透過歷史真相的揭露,才能真正警惕後代子孫,獨裁政治對人性尊嚴和正義的摧殘,是如此的殘忍恐怖,才能真正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確保獨裁不再重現。
韓國棟,曾擔任過國中公民老師,後任職於中國時報、時藝多媒體、文化總會和國語日報,為國內資深文教記者,長期主跑教育部,深刻瞭解台灣教育政策發展。
與談人:韓國棟、杜正勝、莊國榮與特別來賓
時間:2016 年 3 月 18 日(五)14:30~15:30
地點:慕哲咖啡館(臺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參加方式:自由入座
杜正勝,臺灣近二十年來任期最長的教育部長,也是飽受媒體圍剿,汙名最深的教育部長。
他不是民進黨員,也不是臺聯或其他政黨的黨員;除了故宮院長的資歷,沒有其他任何政治背景;他在學界享有盛名,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但沒做過大學校長。卻在 2004 年5 月 20 日接掌了教育部。 那時,正是阿扁經歷二顆子彈,以些微票數差距當選總統,引發藍綠激烈鬥爭的惡劣局面。
那時,也是教改十年,檢討聲浪喊得震天價響之際。廣設高中大學,造成大學入學率大增,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問題;大學之門大開,高中職五專聯招考試,也被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所取代,但國中生的升學壓力卻未減緩,推動十二年國教的呼聲愈來愈大;更麻煩地則是高中課綱扯上統獨意識之爭,抗爭永遠不斷,而黃光彩事件、中正紀念堂改名民主紀念館、靖國神社、罄竹難書和三隻小豬…等等沒完沒了的新聞事件更是在媒體上引發熱議。在這風波不斷、隨時都可能去職走人的期間,要求他下台的呼聲從沒斷過,但他卻任滿四年。
這樣多的難題,那麼多的爭議,杜正勝本人從來沒說清楚,而且太多人不解以杜正勝的學術人背景,加上如此激烈的施政風格,怎麼歷經四任院長還能好好生存在那兒?他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到底有何能耐?讀者也許很有興趣知道的,是當時的游揆怎麼會找上他來接掌教育部?而在責難批評聲中,他不曾萌生退意嗎? 《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的作者,同時也是資深教育記者的韓國棟採訪了當時的關鍵人物,在書中一一解答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