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故事】世界初體驗：台灣歷史上的第一篇小說，寫的竟是英國和法國？

印刷之於現代人的意義是什麼呢？工業？趣味？娛樂？還是學習的根源？活在現代的大眾從不缺乏接觸文字的機會，資訊爆炸的時代，處處是書店、報紙、雜誌，滿是充斥文字的世界，我們是一群依憑視覺的現代人類。

然而早在一百年前或更早，教育並不是那麼普及的日治初期，以農業社會為主的台灣，資訊的來源來自口耳聽說，文字的傳遞是掌握在少數識字者的手上。書籍的數量更是一種珍寶，清領末期的台灣缺乏印刷機，僅有少數印刷善書的出版商，一切書籍的源頭都來自中國，書籍的缺乏，也連帶其他印刷媒體的短缺，更別說是傳遞當時風起雲湧世界局勢的報紙。

但是，這一切的缺乏在1895年之後開始產生改變，1896年身為殖民者的日本為了報導傳遞戰地訊息、統治情形，引進印刷機辦理報業；而後更在頭版開闢漢文版面，招撫台灣知識份子。漢文版面一方面彰顯台日兩方共同擁有「漢文」這項共同資產，一方面提供戰地訊息和國際消息，也讓台灣人民理解日本的統治實力與消弭暗中叛逆的可能性。

然而日本的統治技術，卻意外的為台灣人打開另一種看世界的方式。可以說在日治之後，台灣人開始藉由印刷術，見到不一樣的世界。這個世界有別於過去書房教育的天地玄黃，見到了現代知識中的「船堅砲利」。

報刊帶來的「時間」與「空間」

如果台灣人正式接觸印刷媒體的情況是在這種具備「政治正確」的氛圍下，那麼閱讀顯然不是一件愉悅的事情。相較於書房教育的千字文童蒙書，報刊的文字似乎夾帶撲鼻而來的血腥與帝國威勢。然而，報刊是一種活動的「每日書籍」，每天都裝載不同的訊息與可能性，隨著報社人員的增加與變動，報刊的版塊也在改變當中。

日治時期報紙在台灣擁有「時間」、「空間」雙重意義，報刊報導來自昨天、甚是現下的事件，也發布未來執行的政策，甚至會接收來自美國、歐洲來自數月前的消息，報紙的發行提醒現代時間的變化。而報紙的空間則跨越世界，一者是收納世界於一紙，另一者是報紙空間版塊的變動。報紙空間會隨著主編、報刊走向更動，形成一種具有「活動力」的空間。

因此，《台灣日日新報》在1897年成立後，漢文版的空間隨著台灣社會與編輯人員的編置逐漸擴大，甚至在1905年獨立成刊為《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當時報社當中已經有一批台灣漢文人，他們身份各異，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在清領時期就已經是地方小有名氣的士紳。這一批台灣文人影響了報紙空間的改變，也開始了台灣人與報刊許多第一次的經驗。

日治時期台灣人的小說／世界初體驗

陳柔縉曾寫過《西方文明初體驗》，點出日治時代台灣人如何面對現代器物，乃至於觀念的構成，同樣的時期台灣人也與報刊小說產生了初體驗。也許有人會反駁：中國小說淵遠流長，早在宋元就有話本胚胎，明清更是小說大盛，台灣受滿清統治二百餘年，怎可能沒有小說經驗？

台灣漢文人的確受到三國、水滸影響頗深，但過去都是讀者身份，一直要到1905年《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的出現，台灣漢文人才由讀者轉變成為創作者。從讀者到創作者的初體驗，都歸因於印刷媒體的引進與報刊的興起，通過報刊空間的填白所需，台灣漢文人如謝雪漁、李逸濤、魏清德，開始擁有小說創作的機會。台灣文人第一篇小說的嘗試，更是隨著《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出刊的同年，一起呈現在台灣閱報者的面前，也就是1905年謝雪漁所寫的〈陣中奇緣〉。

〈陣中奇緣〉以章回的模式出現，內容仿若我們所熟習的三國、水滸，戰場與打鬥，英雄與佳人，文字上也近似舊式小說文白交雜。但是當讀者仔細一看，就會發現男女主角不是台灣或中國人。如龍和熊大猛在戰場上兵刃相向，場景竟是發生在英法交戰的戰場。我們熟悉英法百年戰爭的歷史，卻沒想到台灣人創作小說的初始，竟然是遙在歐洲的戰爭！

日治時期報紙將世界的時空，壓縮帶入台灣人的視域；而台灣漢文人的小說創作，放棄中國的場景，轉向世界的當下時，他們感受到了什麼呢？是世界的遼闊？來自異文化的衝撞？還是世事變革下對於文明的憧憬和仰望？

報刊為台灣文人帶來世界的訊息與衝擊，台灣文人將在哪裡化解內在的驚訝與好奇，答案就在「小說」創作。因此在1905年之後，台灣報刊小說大興，有長有短，內容包羅萬象，有化用天方夜譚、異國地理、歷史，乃至於日本人事傳奇，偵探小說等等。顯然台灣漢文人將報刊視為一個異質空間，報刊小小方塊中，台灣漢文人挑戰時間和空間的極限，將自我與讀者從現下時空帶開，前往未曾謀面的世界進行想像的旅行。

本文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