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臺灣及對阿里山的回憶
比起工藤老師，筆者再訪臺灣晚了十三年。那是 1982 年的初冬，也是戰敗歸國後首次造訪臺灣。帶著短期大學[1]畢業的大女兒和就讀國中的二女兒（讓她請了將近兩個月的假），經由新加坡轉機，到達臺灣。
這個曾經是故鄉的地方，日新月異，令人眼花撩亂。舊家附近猶記含有泥土芬芳的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現都已變成水泥城牆。我家近千坪的土地，也成為政府機關的建築物，莊嚴的聳立在那兒。洪水曾經氾濫過的道路，意外成為寬敞的大馬路，早已不見昔日蹤跡。不過，從高樓大廈間看到的天空，依舊湛藍。
母校「幸國民學校」的建築物依舊，但是釋放出的氣息，卻像粗糙不堪的水泥牆板。突然覺得自己宛如被吸進一個大洞穴裡似的，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正如後文所述，我在臺灣有一位很想見的友人。卻因 1947 年 2 月 28 日發生二二八事件而制訂的戒嚴令尚未解除，只好放棄聯絡。
震驚臺灣全島的二二八事件，儘管過了 35 年，國民黨政府對於那些以臺灣為故鄉的人士，特別是默默支持臺獨者、或是曾在日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持續進行鎮壓。從 1946 年的秋天開始，日文印刷品就禁止入境，甚至禁止使用日語交談。
透過第三者，我得知那位友人不敢有所動作。因為他深怕我寄的郵件會被檢查。據說來自國外的郵件，可以透過一些巧妙的手法，不用拆封也能閱讀。由於當時常用薄信紙，故可以透過類似長針的東西，從信封一角插入後捲出信紙，等看完信中內容後，再以相同的方式捲回信封內。
或許當時的家庭旅行較不常見，也可能因為我身旁帶著女兒，較能讓人放心，所以大家都對我很和善。就我所知，當時臺灣的學校教育徹底排日。但在旅途上遇到的年輕人，都很友善。從關子嶺溫泉經由嘉義回來時，我們在客運上遇到一位青年，他提及其母畢業於日本的女子學校，定會樂意見到筆者，所以一直希望我去他家坐坐。最後由於時間無法配合，只好婉拒。不過在那個敏感的時代，竟能那麼親切的對待日本人，還真替他揑了把泠汗。
話說回來，那溫泉簡直慘不忍睹。或許是因為習慣於乾淨舒適的日本溫泉，也可能是選錯了旅館，當我看到小浴缸裡放了少許的溫泉水時，就決定馬上離開。其間只買了一頂用棲息在森林裡的鼯鼠毛做的帽子，結束了十五分鐘的溫泉之旅。
因為我對嘉義有著特別的回憶，所以後來我們從嘉義搭乘客運前往關子嶺。
在我 11 歲時，為了要和臺灣說再見，父親帶著母親和我登上阿里山，藉以遙望「新高山」（玉山）。
阿里山的起點在臺中州的嘉義。我們搭乘阿里山森林火車，抵達海拔二千六百公尺的終點阿里山站。之後，我們跟隨導遊前往祝山山頂，並在那裡欣賞臺灣第一高峰新高山。
我在學校獲知新高山比日本的富士山高了一百八十六公尺。父親很喜歡登山，日本的槍岳、穗高、立山等當然不用說，就是臺灣的大、小山，也都幾乎踏遍。雖說父親對山岳懷有特殊的情感，但在日本敗戰而情勢動亂之際，竟還有爬山的閒情逸志，顯見此舉為父親對臺灣的深情告別。
火車頭拉著有如兒童遊樂設施般的可愛車廂，在窄小的軌道上行駛。以柴木作為燃料，火車氣喘吁吁的折返行駛在險峻的坡道上。窗外的景象由觸手可及的低矮平房，逐漸變成濃密深綠的森林，最後我們抵達阿里山站。三小時的小火車之旅中，車廂內除了本省人（指原居住臺灣的漢人，用以區分戰後從大陸來的「外省人」）和原住民外，只有我們三位日本人。
原住民（當時稱為「高砂族」）是指中國大陸福建等地的漢人移居臺灣之前，就住在臺灣山區的人們。當時因日本國策之需，原住民青年或是接受徵兵，或是自願入伍，彼等英勇的行為舉止，為二次大戰的日本盡了不少心力。
最先有位坐在我們對面的原住民，非常客氣地靠近我們。接著又來了幾位，他們使用流利的日語關切我們今後的生活，並邀請我們去他們家住。那些原住民青年的部落（當時稱為蕃社），來回需要三天，由於無法配合父親的工作行程，我們只好和這輩子不可能再見面的他們道別。父親的鼻子微微顫動，強忍著淚水；母親則是不停地踮腳，目送走進森林裡的青年們。
這群原住民青年，都很努力的想要成為日本人，並且在二次大戰時多方協助日軍。他們的眼神銳利，頰骨寬闊，長得很特別。不過，當他們笑起來，眼睛會成彎月狀，然後被埋進深深的眼窩裡。
父親之所以對原住民透露出非比尋常的慚愧和憐憫，卻又憋住男兒淚，其實是有原因的。父親在戰爭時期擔任皇民奉公會，亦即日本「大政翼贊會」[2]的幹部。該會屬於政治團體，所以必須遵守國策，將原住民青年送往戰場，藉以獲得軍功。父親深信教育原住民接觸文明世界的殖民地政策，其意義非凡。不過，就如同日本國內，難以計數的原住民，也因而為日本犧牲。
當時一番瀨亘同學的父親外派至他國，哥哥被高雄海軍要求參加「學徒動員」[3]，姊姊卻因就讀日本女子大學而不在家，所以他只好跟著母親兩個人疏散到新竹州的大溪。附帶一提，一番瀨同學的姊姊康子女士，後來成為日本女子大學人類社會學系社會福祉組的教授，或許會有不少讀者認識她。
聽到宣告戰爭終止之詔書的隔天，小亘發現在細長的山路上，有著閃閃發光的一串物體，在樹叢中順著道路往下移動。
那是住在深山裡的泰雅族長老們腰帶上的配刀，因中午大太陽的反射而閃閃發光。約有二十多人，都披上該部落的微短上衣，在腰上綁著類似蓑衣的東西，並插著一把蕃刀，全副武裝下山。
這些原住民與小亘母親相識。由於日本戰敗，在臺日本人往後的生活難以預料，他們專程邀請小亘母子前往番社生活。雖說是邀請，但是其威風凜凜的態度，彷彿就是命令。他們全副武裝，保護日本人的決心，其真情令人動容。但換個角度來解讀，全副武裝其用意可能是為了要強調自己是居住在山裡的部族，也是一種示威的表現。
「持刀的原住民有股著魔似的不可言喻的氣魄，相當駭人。隨著時代變遷，他們所謂『出草』的獵人頭風俗早已消失，但持刀的氣魄還是很讓人震驚。那把刀的存在，就令人覺得很恐怖。」小亘說。
蕃刀的長度大約四十公分，寬五公分。據說接觸身體端的刀鞘是用皮或是厚布所製，另一面則是用五葉木或是某種藤蔓捲成，故可直接看到裡面的刀刃。
其實，日本人被邀請到番社居住這件事，我聽很多人說過。並據傳在深山的番社裡，真的就有因為當初受邀而一直居留下來的日本人。
在新竹州的深山，靠近番社附近的村落裡，住了一位曾經是日本人的少年。因為罹患瘧疾，在生死邊緣掙扎。有著剽悍下巴的原住民男人，臉上還殘留著赤裸裸藍色十字刺青的痕跡，他以少年的家長為傲，尤其是和其父親關係良好。當時即誠懇地建議:病人的情況回到日本也不可能改善，還不如留在蕃社跟族人一同生活。據說就這樣留了下來。
[1] 短期大學：二年制大學。
[2] 大政翼贊會：該組織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一個極右團體，成立於 1940 年 10 月 12 日，並於 1945 年 6 月 13 日解散。首任總裁為近衛文磨，以推動「新體制運動」為主要目標，在二戰期間，以一黨專政的模式統治日本。
[3] 「學徒動員」：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勞工嚴重不足，政府要求中學以上的學生，參與軍需用品及食品加工的生產作業。
但戰敗改變了一切，改變了「灣生」女兒怜子的一生。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少女怜子始終無法習慣那遠在北方的母國。多年以後，怜子將這樣的鄉愁凝止在對兒時哺育她的臺灣人奶媽的思念上，那位身穿七分褲，露出結實小腿，走起路來有點外八的歐巴桑阿岩。記憶裡的一切都那麼清晰溫暖，怜子在心裡深處認定，她真的是喝臺灣人的奶水長大的，從裡到外，她都屬於臺灣這種亞熱帶天氣……
這是複雜的臺灣歷史的一個側面。愛與被愛、國族與記憶、自由意志與命定、忠誠與背叛、壓抑與解放，種種的對立困頓，都在怜子如風如歌般的記憶中一一消逝。童年遠颺，惟鄉愁永存，怜子阿嬤寫下此書，是對島上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人所眺望的歷史最誠摯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