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後的生死抉擇：要不要去臺灣？

在國共內戰後，尤其是 1949 年，有為數眾多的一群人受到時代洪流的推動，他們往往是身不由己的。

「急難中，船要開往臺灣了，可是，臺灣在哪裡？開軍艦的人都不知道。」[1]

因為國民黨軍隊在國共內戰中的失利，士兵只好跟著軍隊一路逃亡來到臺灣。「海南島的正式大撤退，是 1950 年的五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還有戰事。很多的國軍部隊，是在解放軍的砲火一路追擊下被逼到了碼頭邊。」[2]

 一個「逃難」與「回家」的故事

一個流亡學生高秉涵，他出生於山東荷澤縣，在 13 歲時成為一個「學兵」，原本要到南京讀書，卻一路跟著國軍撤退到臺灣。在歷經千辛萬苦來到臺灣後，流落街頭，成為一個小販。後來憑著過人的毅力，半工半讀考上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後成為軍事法院的法官。在退伍後，高秉涵成為一位律師。在開放大陸探親後，他幫助一些老兵完成心願，將他們的骨灰罐搬回大陸故鄉。

這是一個發生於我們周遭的真實故事，但是卻好像是一個不同時空的奇幻小說。

像高秉涵這樣，大難不死，而能來到臺灣，又可以藉著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的機會，回到大陸故鄉的真是少之又少。

一般而言，我們只要想到 200 多萬軍民渡海來臺，一定直覺反應是蔣中正深思熟慮規劃的一場集體行動，很少人會想到──它其實是大時代下的一場生命存亡之旅。

歷史上來臺灣的遷徙或接收行動有是有：但是，像 1949 年在短時間內遷入大量人口的大遷徙，則前所未有，且這些龐大數量的民眾大多是在敵人砲火追擊下逃亡來臺，他們來自不同階級與職業，但以軍人居多。大多數人在驚險的逃亡之旅結束後，還想回到自己的故鄉，卻最終埋骨於臺灣。命運之悲舛，莫甚於此！

大變動時代中的抉擇

大部分人認為，國民黨員及高層官員一定會跟隨國軍渡海來臺，其實不然。

老報人龔選舞在《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龔選舞回憶錄》書中回憶當時的景況：

就普遍的現象而論，地主因為害怕被清算，遂跟著國民黨的軍隊南遷，農民則留下來與中共一起建立政權。

然而，有些人不是自願隨軍隊南遷的，竟是因政治因素被裹脅而來的。

「蔣介石兵敗如山倒時，為防止手下大員投共，每每以大員家屬為人質，裹脅到臺灣。」[4]

非志願來臺的例子很多，畢業於黃埔軍校、擔任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喬家才將軍，就是被逮捕入獄，判處無期徒刑後強押到臺灣。另外，在上海陷入共產黨之手前夜，當時明明已非總統而是「國民一分子」的蔣介石，居然派人送來手諭，下令抗日名將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務必帶著子女和婆婆，搭乘最後一班飛機去臺灣，並保證負責他們全家的生活費和子女的學費。

當時，杜聿明的部下於淮海戰役中全軍覆沒，自己也被解放軍俘虜。蔣介石這一目的，顯然是要扣住人質，使共產黨不便利用杜聿明，也使杜聿明自己心存恐懼。曹秀清到臺灣後，發現一切都是蔣介石的騙局，房子沒有、衣食無著，全家只有一點點生活費。[5]

即使選擇來臺灣了，但仍有許多人無法如願以償。

如 1949 年行往臺灣的太平輪，在 1 月 27 日的小年夜撞上駛往上海的建元輪，兩艘船共有千餘人遇難。這艘船上乘載眾多名人、商賈，許多「政商、名流、要員」的家庭因此天人永隔，被形容為東方的鐵達尼號，是一起世紀大慘案。[6] 許多國民黨的政府官員，因時局緊迫，也只得留在大陸，「國防部由南京遷廣州，再由廣州遷重慶。此際共軍已逼近重慶，而大部分國防部人員無法運臺，只有就地遣散。」[7]

許多部隊因船隻分配失宜，只能在碼頭眼望著船隻離去，轉眼間即遭背後的共軍殲滅。[8]真正能來到臺灣的只是大逃亡潮中的少數幸運者。

1949 年 2 月 11 日「星島日報」報導：國民黨由南京逃向廣州時，將大批中下級公務員及大批流亡學生置棄不顧。不少公務員在國民黨機關中，在不足餬口的薪水待遇下工作了幾十年之久，但行政院長孫科和一群部長們，一點遣散費也不發給，就把他們丟開了。南京各大學中的公費生已被停止發給補助費，因而陷於無食無助的境遇。[9]

逃亡的不只是軍隊，還有年幼的學生：五千多個孩子，到達廣西的，剩下一半。這一半，坐火車、爬車頂、過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個城鎮，碰到土共燒殺，四處奔逃，再少掉幾百。…在潰退中，學生跟著黃杰的部隊被砲火逼進了中越邊境的「十萬大山」…越過山嶺，就是越南。[10]

1953 年 6 月 10日，中、法、美的國際交涉終於有了結果，因內戰而孤懸海外三年半的國軍、難民、學生，在海防港搭上了軍艦，八天以後，在高雄港上了岸。208 個豫衡聯中的學生，其中還包括後來寫了《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在高雄港落地，然後被送到員林實驗中學入學。[11]有些學生被強迫進入軍中服役，從此邁向不同的人生處境。[12]

許多流亡者，心中嚮往的還是大陸與祖國。他們跟隨大時代的逃亡潮中流浪到臺灣，身體困在這個小島上，心卻不在臺灣，往往神遊祖國大陸。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逃亡潮結束後，兩岸的對立也使得人們無法自由選擇居住地。1975 年，共產黨釋放了最後一批國民黨戰犯，放出以後，安排參觀、安排工作，如有人要去臺灣的，也悉聽尊便。結果有王秉鉞等十人表示願來臺灣，可是國民黨政府不准他們來，其中一人張鐵石，憤而自殺了。最後是美國基於人道主義接納避難申請。

1949 年的大特色之一就是骨肉失散、生離死別。逃難過程中，艱苦異常。龔選舞描述他在搭乘京滬特快車逃難的景象：「買了票竟上不了車，只好在裡應外合之下，才從窗戶被人連推帶拉地擠了上去。一路上像沙丁魚罐頭般堆在一起，婦人們在動彈不得的情況下，也就只好裹著毛巾被褥方便了！」[13]

遷徙到臺灣的「外省人」，思鄉情切，與親人兩地相隔，如同死別，情況異常悲慘。

在解嚴之前，雷震已提出「反攻無望論」，認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是蔣政權的統治藉口。然而，許多來臺的老兵仍然在情感上選擇相信這樣的口號，期待能跟隨政府再度踏上祖國的土地，回到熟悉的家鄉，與分隔已久的親人重逢。這是一段屬於 1949 年來臺、及當時的臺灣人共同建構的歷史，充滿血淚、誤解與諒解。

從 1949 年歷史隧道中走來的人們，有許多是渡過洶湧台灣海峽的國軍。他們成為今日台灣人民口中的「老兵」、「老榮民」。「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但是過不了多久，「老榮民」在臺灣會絕跡。

隨著最後一名「老兵」去世，老榮民將會成為真正的歷史名詞。我們的下一代也只能懵懵懂懂地接受傳統教科書中千篇一律的說法，歷史的真相將從此隨著他們的逝去而消失。

本文作者為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歷史教師

[1] 龍應台（2009），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北：天下文化，頁24。

[2] 同前註。

[3] 龔選舞（2011）。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新北市：衛城，頁286。

[4] 李敖（2011），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祕密談話錄。臺北：李敖出版社，頁196。

[5] 同註3，頁199。

[6] 張典婉（2009），太平輪一九四九。臺北：商周，頁32。

[7] 郝柏村（2011），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臺北：天下文化，頁446。

[8] 林桶法（2009），1949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54。

[9] 同註3，頁291。

[10] 同註1，頁100-101。

[11] 同註1，頁106-107。

[12]「七千官兵中還有一千多個是一路抓來的青壯少年」出自：龍應台（2009），頁24。

[13] 林博文（2009），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臺北：時報，頁339。

[14] 齊邦媛（2009），《巨流河》。臺北：天下文化，頁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