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色如夢：晚明的青樓與名妓（下）

名妓與文士

士人與妓女的交往，至少在唐宋時期就已經存在風氣，明朝開國時也沒有忌諱。《國朝典故》提到明初不禁官妓，每日退朝後，官僚們便去妓樓聚會，日益浸淫放恣，以致荒廢公務。宣德初期，有明朝包青天之稱的都御史顧佐（？-1446）倡議禁妓，起初有了顯著的效果，《萬曆野獲編》稱京師（北京）縉紳自此沒有娛樂，竟然流行起男色。

在南方地區，太祖朱元璋（1328-1398）曾經在金陵（南京）設立十六座樓，安置官妓，接待四方賓旅，原本一片昇平歡樂之象也受殃及，謝肇淛形容道：「現在的法律愈來愈嚴厲了，妓女們幾乎沒辦法生存，已經看不到全盛時期那樣的榮景了。」

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禁絕有成，盛況不再，但在謝肇淛所處的明代中期，其實禁令早已廢弛，他說：「現在娼妓布滿天下，在大城市裡面有數以千計，就連小鄉鎮裡面也是有的。」對於顧佐禁妓的影響，他又補充道：「雖然公開的場合已經沒有了，可是在隱密的地方仍常常看到。」可見狎妓之風已轉趨私人化、地下化。

江南畢竟遠離京師，又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成為較早突破禁令的地方，娼妓業在嘉靖時期又重新興盛了起來。明代中期，社會風氣尚俠，並為「俠」賦予更廣泛的含意，「俠游」是一種不將科舉考試視為人生目標，或不被家業局限，轉而追求藝文成就，縱情於游樂、詩酒等活動，表現逸脫的生活觀。

而在城市中的交遊，勢必要雄厚的財力，於是輕財結客，視金錢為糞土，盡情揮霍的價值觀也成為俠的內涵之一，能夠具體展現豪俠之氣的地方便是妓院這類的聲色場所，因為該處提供一個逃避的空間，讓人暫時忘卻現實的困頓，寄身其間的文人也可藉由展現文藝才華，顯現個人的存在感。《板橋雜記》記載佚事的下卷便提到幾位豪俠之士，例如蕭伯梁喜歡在妓院揮灑金錢，身旁總有好多名姬作陪。又如張維有才華，不計較金錢，喜歡交朋友。與他們相伴的名妓，也不免沾染了幾分俠氣。

當時的選美比賽稱為「花案」，場面極為盛大，這可不是輕率的品頭論足，而是由幾位知名的文士擔任裁判對妓女進行品賞、排列名次，像是科舉一樣，擬作狀元、榜眼、探花，並配上相應的花卉，如曹大章等名士組成「鷲峰詩社」，是目前已知最早舉辦花案品評者，《蓮臺仙會品》記載其排選結果為：「女學士，王賽玉，小字儒卿，名玉兒，行六，花當紫微。……女狀元，蔣蘭玉，小字雙雙，名淑芳，行四，當杏花。」

至於品選的基準，《金陵妓品》透露道：「第一要看他們的氣質；第二要看他們的儀態；第三要看他們的才華；第四要看他們的容貌。」也有文人會將名妓湊數冠名，諸如「秦淮八艷」、「金陵十二釵」等，後來更依此出版了《金陵百媚》、《吳姬百媚》、《秦淮詩鈔》等歌詠妓女的詩文集，亦有人撰寫《嫖賭機關》、《嫖經》等風月指南，提供比較庸俗的內容給民眾作為尋芳的參考。

崇禎十二年（1639）的七夕，在方以智（字密之，1611-1671）僑居的居水閣聚集了許多妓女，各路的名士豪傑也都來了，車馬、舟船將周圍的街巷與水道擠得水洩不通，三班戲團同時在臺上競演。

原來閣內正在品選花案，共選出二十位，其中王月（字微波）被品為第一名，要登上特製的狀元階臺上，當他一上臺，樂班就開始奏樂，並進酒祝賀，宴會一直持續到天亮才結束，其他沒選上的妓女，只能落寞的離開。隔天，與會的來賓各賦詩記錄過程，余懷寫道：「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姮娥第一香。」王月將這兩句詩繡在手巾上，隨時攜帶在身邊。

《藝苑卮言》載述正德年間的文人們玩一個拋擲骰子的遊戲，一位不知名的妓女，拿到骰子後便以此為題，應答：「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染，拋擲到如今。」小妓有如此文采，實屬難得，因此特別被記錄下來。

而部分名妓的文學造詣比起文士也毫不遜色，《列朝詩集》小傳中多有記載，如揚州名妓王微（號草衣道人，1600-1647）往來在蘇州，與他一起的都是名士。名妓參與文人藝文活動也成為一時風氣，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嘉興有名妓周文（字綺生），其舉止言論皆儼然如文士，當地縉紳好文墨者，每次聚會必定邀周文出席共襄盛舉。更誇張者如精通文史、擅長寫詩的朱無暇（字泰玉），有一次在秦淮有一場集結天下名士的聚會，當他的詩一寫成，其他人都自嘆不如了。

然而無論是花案，或是各式文藝社團，當名妓置身其中，與文士交往唱和，其產生的作品往往會以文字的方式傳揚，無形中也有助妓女的聲名，亦是妓女成為名妓的途徑。

從青樓到蘭閨

美人遲暮，千古一轍，名妓的職業生涯是絢爛而短暫的，他們的後半生又要怎麼度過呢？妓女平時供養「白眉神」，也多信佛教，常到佛寺參拜許願，落籍從良後削髮為尼，或成為道姑是一種選擇。轉換身分的另一種途徑是為人妻妾，就男性而言，妻的責任是持家、生育，屬於家內的；名妓則能豐富感官，具有社交性質，因此兩者的角色具有互補性，恰能調劑男性在不同方面的需求。

美國性別史學者高彥頤（Dorothy Ko）曾經分析名妓流動至家庭面臨的衝擊，儘管妓女成為妾後，可能會受到妻的敵視，但兩者有著共同的目的，即服務丈夫，在「從」的倫理標準下，對男性保持忠誠，因此妻對於這位本不屬於家庭的妾也只能選擇接受。冒襄娶董白為妾時，便感謝元配有相成相許的雅量，且與之相處有如水乳般融洽。在明代中後期，當婦女以撒扇、時世妝為風尚時，妻子與藝人的界限也不再分明。

要落籍從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影梅庵憶語》提到冒襄為了替董白贖身，費了一番功夫。事後接到錢謙益的來信，才知道動員了許多人士幫忙，錢謙益請其門生辦理落籍事宜，蘇州有些瑣碎的糾紛則由周鑣（周儀部）打理，曾任禮部官員的李宗憲也從中協助，前後費時十個月才完成。其金錢花費更是驚人，光是處理上至官吏，下及市井的各式借債就花了三天，將借據疊起來竟厚達一尺，還有聲稱是董白生父的人登門要錢。

小說家馮夢龍（1574-1646）在《醒世恆言》中有一則故事提到從良有「真從良」、「假從良」、「苦從良」、「樂從良」等等狀況，像冒襄與董白這樣相愛的便是樂從良，有的時候男有情女無意，勉強娶進門，便是假從良。若嫁入侯門，抬不起頭，變成半妾半婢，那便是苦從良。列舉這麼多情境，卻沒提到一種最淒慘的，沈德符曾有段親身見聞，他認識一個擁有田園、宅第的妓女劉二，卻被一個浙江人范仲子以甜言蜜語誘惑，兩人結婚後，因范仲子喜好賭博，以致劉二的簪珥、姬侍、田產都被變賣，最後投繯自盡。沈德符又聽人說：「這個人習慣誘騙妓女，這種技倆也不是第一次了。」

從良後的妓女有的還會在公眾場合與文人交往，甚至重操舊業，有的則是洗心自新，成化年間的金陵名妓林奴兒，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林奴兒便以扇畫柳題詩拒之，詩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

天地正義見於婦女

唐人杜牧（803-852）有詩〈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指賣唱的歌妓不能體會王朝滅亡的痛苦，仍然逕自的唱著歌曲。此詩實為借商女諷刺主事者不以國事為念，沉浸於靡靡之音。

但是妓女真的是不關心天下興亡的嗎？與此相反，晚明的名妓不乏以抗節明志者。《板橋雜記》提到張獻忠（1606-1647）搜得名妓王月，留於營中押寨，王月卻忤逆不從，最後被張獻忠煮來以享群賊。鳳陽督師馬士英麾下士兵擄掠淮安，妓女悉被擒，唯獨燕順堅執不從，被士兵所殺。

這些名妓的抵抗可能僅是出於身體上受到侵害，表現出貞節的行為，然而有些名妓更體現出對王朝的責任感，有主動的抗拒行為。例如李香君勸侯方域不要接受南明奸臣阮大鋮的資助，後來南明淮陽巡撫田仰以三百金邀李香君一見，也被斷然拒絕，《桃花扇》便以此為創作原點，說李香君因此自盡未遂，血濺詩扇，被盟友楊龍友繪為桃花，桃花扇即成為李香君與侯方域的訂盟之物。

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晚年作《柳如是別傳》，雖然自稱「著書唯剩頌紅妝」，但他關注的面向不在男女情愛，而是借此表彰柳如是獨立的精神。陳寅恪說柳如是為曠代難逢之奇女子，並用了很多的史料說明錢謙益在柳如是的鼓勵下，參與了一系列反清復明的運動，相較之下，其氣節更甚錢謙益。

晚明江南名妓柳如是，諧音又為柳儒士，以喜好著儒服是她的特色。顧邵學〈柳如是像〉局部，上海博物館。圖片來源：古美術

1645 年，南京傾覆，柳如是勸錢謙益應該要有氣節，才不會辜負你的名聲。錢謙益面有難色，柳如是於是奮身跳入湖中，還是被人拉住才沒跳成。有人為這個故事杜撰了嘲諷的內容，說錢謙益原先答應殉國，後來探了湖水，說：「湖水怎麼這麼冰冷啊！」由於水太冷而改變殉國的心意。與錢謙益相反，出仕三朝的龔鼎孳（1615-1673）娶顧媚為妾，也曾投井自殺，但被人救起，遇到人問起，他總說：「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這也使得清人陸以湉（1801-1865）比較顧媚與柳如是時，認為顧不如柳。

清代初期，遺民將精神寄託在江南地區大量婦女殉節的記述，其具體的行為是透過修纂《明史‧列女傳》，將民族觀滲透到文字內，遂有「天地正義僅見於婦女」的論調。學者鄭培凱也注意到這樣的現象，認為婦女能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乃是因為事蹟符合統治階級主導的道德意識。也因如此，從節烈事蹟中看到的現象，往往只是道德家所想追尋的，並不能真實反映人們的主體生活意識。

高彥頤則有另一種見解，認為對女性貞節要求日益嚴苛，產生了另一種作用是使他們進而忠君愛國，故在鼎革時期成為反清忠明的積極參與者，浙江才女王端淑（1621-1706）詩文中流露對南明小朝廷的同情便可作為證明，部分名妓的殉國行為可能也是如此吧！

結語

有人問余懷，朝代的興衰，可歌可錄的事情那麼多，為什麼偏偏只記狭邪豔治之事？余懷則從初期的十六樓，至晚期的南市、珠市及舊院，細數妓院的變革。也許對明代晚期江南的騷人墨客來說，秦淮的盛衰就是王朝的象徵，多少風流韻事，男歡女愛都在此發生。怎料王朝崩解，繁華轉眼成空，一片歡場，如今只剩遍地野草，秦淮承載著無數士人的記憶，成了抒發懷古幽思的對象。

晚明名妓文化之盛，得利於許多因素，社會風氣的轉變，帶動情欲的解放，而俠游與城市文化結合，更讓妓院成為排解人生挫折、展現文學才華的場所。另一方面，妓女也學習詩文才藝，成為儼如文士的名妓，使文人與妓女的交往，超越了金錢與肉體的層次，而富有情感與內涵。晚明文人忘情追求聲色，恣情縱欲地享受生活，妓女則成為文人在禮教之外，情欲的歸依。

主要徵引書目

古籍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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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范濂，《雲間據目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22編，第5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
［明］張岱著；馬興榮點校，《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明］謝肇淛，《五雜俎》，萬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韋館刻本。
［明］張應俞著，孟昭連整理；魯德才審訂，《江湖奇聞杜騙新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
［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明］馮夢龍；廖吉郎校訂；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臺北：三民書局，1988。
［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明］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順治九年毛氏汲古閣刻本。
［清］冒襄，《影梅庵憶語》，清昭代叢書本。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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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鴻泰，〈青樓：中國文化的後花園〉，《當代》，137 （臺北，1999），頁16-29。
王鴻泰，〈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收入熊秉真、呂妙芬主編，《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73-123。
王鴻泰，〈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與尚俠風氣〉，收入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頁101-147。
王鴻泰，〈美人相伴──明清文人的美色品賞與情藝生活的經營〉，《新史學》，24：2（臺北，2013），頁71-130。
汪榮祖，〈文筆與史筆──論秦准風月與南明興亡的書寫與記憶〉，《漢學研究》，29：1（臺北，2011），頁189-224。
林麗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新史學》，10：3（臺北，1999），頁111-157。
邱仲麟，〈姚旅《露書》中的明代社會經濟史料〉，《明代研究通訊》，4（臺北，2001），頁21-46。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9），頁1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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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培凱，〈天地正義僅見於婦女──明清的情色意識與貞淫問題〉（下），《當代》，17（臺北，1987）頁58-64。

專書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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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康，《冒襄和影梅庵憶語》，臺北：里仁書局，2013。
大木康著；辛如意譯，《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王書奴，《中國娼妓史》，北京：團結書版社，2004。
衣若蘭，《史學與性别：《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05。
李孝悌，《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商傳，《走進晚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
蔡石山，《明代的女人》，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本文出處：陳一中，〈青衫淚滿江南客：晚明的名妓〉，《典藏‧古美術》，272（臺北，2015），頁 116-125。原文篇幅較長，此處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