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流行音樂史很長一段時間裡，詞曲創作人及歌手都曾經面臨歌曲審查制度。這樣的審查制度有著多種不同的管制形式，並且由多種不同的機構執行評審。這些機構不一定是政府部門，其結果也各有不同──包括強迫改寫歌曲、禁止公開播放和禁止公開演唱，甚至是完全禁止發行。
在二十世紀中期，政府的審查制度較為被動亦無章法，直到了戒嚴時期的最後十年，審查制度才較為系統化。但即使到了解嚴之後，具有煽動性內容的歌曲仍然遭到某程度的審查。
日治時期到1950 年代
歌曲審查最早已知的案例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發行於1934 年末的〈街頭的流浪〉，內容描述失業男子在街頭遊蕩，像是歌詞中的「頭家無趁錢 轉來食家己」，原因為殖民政府並不贊同曲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負面描繪，它在發行近一個多月就被查禁。由於它的遭禁被後來的報紙廣為提及，再加上它的時代久遠，〈街頭的流浪〉因而被稱為台灣的第一首禁歌。
到了戰後，流行歌曲審查制度並未終結，相反地，新的審查制度以各種名目強加在台灣的流行音樂產業上，維持了近半個世紀。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便力行查禁的是被認定為親日的歌曲，包括各種被視為日本戰時的宣傳翻唱歌曲，即使是它們已經被賦予新的歌詞內容，例如文夏的〈媽媽我也真勇健〉，原曲是改自鄧雨賢於1939 年所作的〈鄉土部隊の勇士から〉（鄉土部隊之勇士的來信）；而「宣揚社會主義」的歌曲如〈漁光曲〉和〈義勇軍進行曲〉早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前就已被禁；還有「黃色歌曲」──雖然大多只能算是浪漫調情，並非真正的色情──如〈天涯歌女〉、〈桃李爭春〉、〈桃花江〉、〈三年〉、〈何日君再來〉和〈魂縈舊夢〉。
因其他原因被查禁的，還有〈補破網〉、〈收酒矸〉與〈杯底不可飼金魚〉等三首河洛語經典歌曲。〈補破網〉發表於1948 年，也就是二二八事件後一年。雖然這首歌的靈感並非直接地來自需要弭平的社會傷痕，但它確實精準地捕捉了時代感。
然而，當局查禁它的理由並非其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只是認為李臨秋最初所寫的兩段歌詞太過消極負面，因而逼迫他寫出第三段歌詞，加入快樂的結局。後來李臨秋說，他寧可人們不唱出那段受到脅迫所寫出的第三段歌詞。
〈收酒矸〉的情況有如日治時期歌曲〈街頭的流浪〉，因刻劃出台灣過於淒涼貧困的情景而被禁止。1949 年，由呂泉生作詞曲的〈杯底不可飼金魚〉是另一首當時著名的禁歌，呂泉生的靈感來源顯然是二二八事件之後，身處於台灣的各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
混亂的審查制度
必須要強調的是，戰後的二十年間，多數的審查往往雜亂無章，不同的歌曲也許是被不同審查單位禁止，執行手法也不一致，所謂「查禁」可能是禁止播放或現場演出，但仍可發行，但也可能是全面的禁止。有些歌曲則可能在被禁一段時間之後又被解禁。
若是唱片裡的其中一首歌被禁播，DJ 通常會在唱片的曲名上標註「×」、「禁」，或是劃掉標題，有時是用膠帶貼在唱片的音軌上，使之無法播放；最極端的情形是破壞唱片。審查制度同樣適用於現場演唱。著名的台語歌手洪一峰曾說，有一次他在電視節目中演唱歌曲〈寶島四季謠〉，唱到「春天時，草山⋯⋯」，節目突然被中斷，後來才知道，原來當時蔣介石已將草山更名為陽明山，而舊名已經被禁止使用。
在戒嚴的最初十幾年，除了地方政府與省政府，主要審查工作由警備總司令部（權責為維持戒嚴令與鎮壓異議者）負責。當時的審查制度較為被動，往往在歌曲廣受歡迎之後才實施查禁，導致某些專輯在查禁之後名聲大噪而造成反效果，例如帶有性暗示的高雄民歌〈鹽埕區長〉，在1964 年發行被查禁之後，反而在南台灣大為流行。
面對審查制度的刁難，唱片公司常用改名作為偷天換日的應付對策，例如1967 年謝雷演唱的〈苦酒滿杯〉遭到當局以太過晦暗和憂鬱而查禁，唱片公司重新發行的版本並未將該曲刪除，只是將專輯名由原本的《苦酒滿杯》改為《男人的眼淚》，並將專輯中的〈苦酒滿杯〉改名為〈酒與人生〉。
另兩個改名就過關的例子是〈向日葵〉（查禁原因是當時向日葵被誤會為中國共產黨的「國花」）和〈今天不回家〉（查禁原因是傳遞了「不健康」的訊息），後來分別改名為〈金黃色的花蕊〉和〈今天要回家〉就得以重新發行。演唱〈今天不回家〉的是姚蘇蓉，她後來的遭遇就沒那麼容易解決了。
姚蘇蓉因為在歌廳演出時應觀眾要求而演唱禁歌〈負心的人〉，歌星證（歌手必須取得此證照才能合法登台演唱）旋即被吊銷，迫使她離開台灣，改至香港和東南亞繼續歌唱事業。諷刺的是，姚蘇蓉在海外走紅卻助長了台灣地區以外的華語流行歌曲產業，促使台灣取代香港成為國際華語流行音樂產業的中心。
語言也是審查制度的主要目標之一。當電視成為比收音機更重要的流行音樂媒體時，政府亦使用其作為推廣國語的工具，並壓抑河洛話、客家話與各種原住民話等地方語言。非國語歌曲能夠被播放的機會極為有限，以至於河洛話流行音樂產業在1960 年代末期急遽地下滑，如洪一峰得赴日才能繼續其歌唱事業。而客家和原住民音樂則因尚不在主流產業之內，受審查程度的影響也較不明顯。
1970 年代：逐漸系統化的審查制度與「淨化歌曲」
1973 年，出版法頒佈，共列出十二條歌曲查禁的理由：「違反國策」、「為匪宣傳」、「抄襲匪曲」、「詞意頹喪」、「內容荒誕」、「意境晦淫」、「曲調狂盪」、「狠暴仇鬥」、「時代反應錯誤」、「文詞粗鄙」、「幽怨哀傷」和「文理不通意識欠明朗」。
數年後，新聞局發布了載有九十一首歌的禁歌清單，其中包含〈向日葵〉、〈夢醒不了情〉、〈只要為你活一天〉、〈回頭我也不要你〉、〈愛情如水向東流〉、〈一寸相思淚未盡〉、〈今夜你不要走〉、〈交叉線〉、〈一條日光大道〉、〈熱情的沙漠〉、〈月亮代表我的心〉⋯⋯。
現今回頭來看，諸多歌曲被禁的原因仍然模糊不明：〈熱情的沙漠〉無疑是因為其中的一聲「啊∼」被認為帶有性暗示而被查禁；〈一條日光大道〉可能是因為提及太陽（令人聯想到被稱為「紅太陽」的毛澤東）而被禁止，另一種說法認為被禁原因是歌詞裡的外語「Kapa」（原意是日文的「河童」，審查當局通常不喜歡外來語，因為擔心可能帶有禁忌的含意）。
同一時期，政府開始著力推廣被認定為「健康」、「乾淨」的「淨化歌曲」，包括〈台灣好〉、〈桃花舞春風〉、〈梅花〉、〈中華民國頌〉等愛國歌曲，或是像〈友情〉這種被認為有正面意義的歌曲，並要求歌手必須演唱一定數量的淨化歌曲才能保有歌星證。
同樣的，電視節目亦被要求淨化歌曲至少需占全部播出時間的三分之一，這對電視節目主持人來說是額外的負擔，1970 年代末，身兼歌手的楊祖珺在她主持的民歌節目「跳躍的音符」裡，若是節目來賓無法唱到足夠數量的淨化歌曲，便得自己演唱。楊祖珺並非國民黨的支持者，最終忍無可忍，決定辭去這個節目主持工作。
楊祖珺或許是校園民歌運動中面臨最多審查的歌手。1979 年，新聞局規定所有歌曲必須在發行或公開播放前都送審，換句話說，政府開始更積極地進行審查，而非事後再查禁，其委員會每週都會審議新發表的歌曲並且判定是否適合發行或廣播，一首歌曲可能被判定能夠發行卻禁行廣播，或是駁回要求更改內容。
這套審查系統準備就緒的那年，楊祖珺正錄製其首張個人專輯，她希望能收錄幾首李雙澤（民歌運動發起者之一）的歌曲。其中的〈美麗島〉雖通過了發行審查但卻不能夠公開播放，因為委員會認定此曲具有「台獨」的意味。
而楊祖珺希望收錄李雙澤其他的歌曲，像〈少年中國〉和〈老鼓手〉，甚至是連發行都被禁止──前者被認定嚮往與中共統一，而後者則被認為是對自由與民主的反諷。這張專輯最後只收錄了一首李雙澤的歌〈美麗島〉，但之後因為楊祖珺頻繁地參與社會運動而被認定為「問題人物」，專輯也在發行不到一年即下架。
不過，當時甚至看似無政治意識的歌曲亦需面臨審查，例如〈橄欖樹〉這首歌雖是李泰祥最著名的作品，它在發行時大受歡迎但後來仍然被查禁，原因是歌詞中這句「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聽來也是非常無害的〈抉擇〉，據說是歌詞裡的「尋覓雨傘下哪個背影最像你／啊！這真是個無聊的遊戲」、「臉上交橫的是淚是雨⋯⋯卻不知小雨是否能把你打醒」等等數句都有問題，後來修改歌詞才過關。唱片公司原先以為這首歌是相當容易獲得批准，送審前即已壓片，沒想到送審三次才通過，最後只得收回重壓。
委員會的歌曲審查讓詞曲作者、製作人和唱片公司面臨諸多困境。由於難以預測哪些內容可能會被禁，創作者們試圖自我審查以確保能夠過關，但仍不時會遇到麻煩，甚至即使通過審查也不一定有保證，1981 年發行的〈大兵歌〉即是其中一例。因接獲投訴說此曲歌有侮辱軍人之嫌，新聞局便藉口宣稱其發行的版本不同於送審通過的內容，進而懲處滾石唱片，但其實送審版本和最後版本並無太大差異。
1980 年代：鬆中有緊的審查攻防戰
整個1980 年代，專輯上的歌曲都標記有當期通過審查會議的編號（如「審148 次」或「審178次」）。至1988 年為止，320 場的會議中審查了超過兩萬首歌，其中約有六分之一未通過審查，超過九百首歌通過發行審查卻未過廣播審查。1980 年代中期，絕大多數的歌曲似乎可以輕易地通過審查，但部分原因是詞曲作者的自我審查和發行商及唱片公司對於題材的自我設限的結果。
儘管政治迫害與過去白色恐怖的年代相較已經寬鬆許多，但1980 年代的知名創作歌手羅大佑仍遭遇到諸多審查的問題。他的首張專輯《之乎者也》一發行就獲得商業的成功，其機智和帶有社會意識的歌詞及搖滾導向的編曲吸引了年輕的知識分子，但這張專輯的同名曲因為這句歌詞「歌曲審查之／通不通過乎／歌曲通過者／翻版盜印也」而被審查員駁回，羅大佑故意將這段改寫成「眼睛睜一隻／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歡喜也」稍微挖苦了審查制度。雖然新版本通過了發行審查，卻仍然被禁播。
羅大佑1983 年的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的主打歌〈亞細亞的孤兒〉為了讓審查員相信這首歌的內容是關於東南亞的難民，羅大佑加入了副標題「紅色的夢魘——致中南半島難民」，然而實際上內容卻是關於討論更加敏感的台灣議題。
1984 年，羅大佑的第三張專輯《家》有更多的歌曲未通過審查，包含〈吾鄉印象〉、〈耶穌的另一個名字〉和諷刺歌曲〈超級市民〉。
同時代的詞曲創作人侯德健也面臨了審查的困境，雖然他曾寫出富有國族情懷的〈龍的傳人〉。侯德健在1982 年末發行了個人專輯《龍的傳人續篇》包含許多深入探討社會議題的歌曲，有一首與羅大佑同名異曲的〈未來的主人翁〉以批判的角度討論教育，不意外地亦未通過審查。
或許部分出於對審查制度的挫折感，他在1983 年經由香港前往中國，使他成為國民黨眼中的叛徒。侯德健那首作為電影《搭錯車》配樂而走紅的歌曲〈酒矸倘賣嘸〉，原本將收錄於蘇芮1983 年的專輯，卻因他的「叛逃」被抽走。
1987 年解嚴後，多數的政治限制措施被放寬，新聞局的歌曲審查制度於1990 年結束，這段時間裡，雖然歌曲相較於過往幾年更容易通過，但有些敏感議題的歌曲仍會被禁。例如黑名單工作室於1989 年所發行的專輯《抓狂歌》，其中收錄有探討當時台灣政治氛圍的歌曲〈民主阿草〉，它的諷刺和觀察太直接，太過於政治敏感而被禁播，但另一種說法是這張專輯並未被官方宣布查禁，而是當時正值立委選舉，各廣播電台因而自我審查致拒絕播放。
最後一張被查禁的專輯是龐克搖滾歌手趙一豪於1990 年發行的《把我自己掏出來》，其中的〈把我自己掏出來〉、〈改變〉和〈震動〉被認定因晦澀、有性暗示等等理由查禁，唱片公司只得把歌名分別改成〈把我自己收回來〉、〈這幾天〉和〈創造〉之後重新發行。
1990 年代之後：審查制度的終結與自我審查
隨著官方審查制度的結束，歌手和詞曲創作者能夠更自由而直接地表達具爭議性的政治和社會議題。1994 年的林強《娛樂世界》和黃舒駿《我是誰》兩張專輯，都某程度的挑戰了禁忌，這反映出歌手的創作空間有了一定的進展。
但即使是政府停止審查歌曲，也不表示審查制度不復存在。例如黃舒駿的專輯《我是誰》的兩首音樂錄影帶〈我是誰〉和〈見怪不怪〉遭到中視編審組拒絕播放，而衛視音樂台則接受了修改過的〈我是誰〉，但仍要求〈見怪不怪〉的影片做較大幅度的改變，甚至是要求更改歌詞內容，最後黃舒駿只好放棄公開播放此曲。
結果，不論是《娛樂世界》或《我是誰》，跟兩位歌手早期的專輯相比較起來，都銷售不佳，除了不能公開播放，絕大部分是因為多數台灣流行音樂樂迷相對保守的音樂品味。雖然樂迷的保守主義可能有許多理由，但一個最顯著的原因可能是這幾十年下來的審查制度留下病入膏肓的遺毒，多數的台灣聽眾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被規訓成為偏好狹隘和抒情的曲風。
儘管今日許多的年輕樂迷完全無法察覺到台灣音樂審查制度的歷史，但它毫無疑問的是台灣流行音樂演變的主要因素，這些都是想要了解台灣樂壇背景的人們所必須注意到的。
作者：何東洪、鄭慧華、羅悅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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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包括長期與此領域耕耘的文化工作者：何東洪、何穎怡、范揚坤、馬世芳、張照堂、張鐵志、黃孫權、羅悅全……，在專文與訪談文之外，也搭配短文介紹說明文中提及的人物、事件、歌曲、專輯，並穿插藝術家的展覽作品，紙上再現時代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