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歷史的多重糾葛：尼德蘭的起義與獨立

上一回說了《故事》解釋「荷蘭獨立戰爭」起因時，所謂「連年的苛稅與戰爭」所指的，是什麼樣的戰爭，同時也補充了《故事》未能盡述的宗教背景。這一回，讓我們重新回到前言裡曾經提及，關於「獨立」與起義的問題。

這次要討論的，是這段話：

1581 年，荷蘭獨立戰爭爆發不久，其中七個低地行省就聯合起來，宣布成立「尼德蘭七省共和國」（De 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anden，以下簡稱荷蘭），達成實質獨立，並開始對西班牙海外據點發動攻擊。

《故事》告訴了我們這麼一個荷蘭建國的故事：在 1568 年，「荷蘭獨立戰爭爆發」。在 1581 年，尼德蘭地區的七個省份宣布成立「共和國」，達成實質獨立。然後，在 1648 年，達成法理獨立。

在上一回的補充裡，我們對《故事》的解釋，問了兩個問題：我們怎麼斷定戰爭是在 1568 年爆發？以及 1568 年爆發的，是「獨立戰爭」嗎？

這一回，我們將繼續討論「獨立戰爭」這個問題，同時也將提問， 1581 年的尼德蘭，真的「實質獨立」了嗎？

這一次的補充，從今日德國西北的小鎮埃姆登開始。在開始前的小小說明，雖然埃姆登位在日耳曼地區，但在十六世紀，埃姆登居民與尼德蘭地區的往來，卻更為頻繁。

地圖中圈起的地方就是埃姆登，紅線標示的，是宗教改革期間幾個重要市鎮。於柏林與萊比錫中間的地方，則是維騰貝格。

十六世紀前半的歐洲是個動盪的世界。

人們所熟稔的基督信仰王國，隨著馬丁．路德與茲文利在日耳曼地區和瑞士的改革，漸趨分裂。埃姆登的居民，也深刻地體會了這段時日裡，信仰的轉折。

自十五世紀末開始，埃姆登的統治權，歸屬於法蘭德斯與日耳曼交界的東菲士蘭伯爵（Count of East Friesland）家族。這樣的家族統治，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麥西米連一世（Maximilian I）的命令下，幾乎斷絕。

1514 年，路德張貼《九十五條論綱》的 3 年前，皇帝麥西米連下令，在現任東菲士蘭伯爵亡故後，東菲士蘭省的治權，將歸屬於薩克森伯爵喬治（George, Duke of Saxony）。不難想像，當時在位的東菲士蘭伯爵，選擇拒絕皇帝的命令，隨後，皇帝將其判為法外之人，並召集日耳曼地區的諸侯群起而攻之。

抗命的東菲士蘭伯爵，艾札一世(Edzard de Grote, graaf van Oost-Friesland)。在抗命後，他於1514到1517年間，抵抗皇帝和日耳曼地區二十四位諸侯的攻擊，終於在1517年，皇帝下令，東菲士蘭省的治權歸於艾札與其後人。 — 抗命的東菲士蘭伯爵，艾札一世(Edzard de Grote, graaf van Oost-Friesland)。在抗命後，他於 1514 到 1517 年間，抵抗皇帝和日耳曼地區二十四位諸侯的攻擊，終於在 1517 年，皇帝下令，東菲士蘭省的治權歸於艾札與其後人。

皇帝麥西米連於 1519 年離世，其孫子查理五世成為新一任的皇帝。對查理來說，艾札治下的東菲士蘭，仍是棘手的問題所在。

1520 年代，日耳曼地區有越來越多的諸侯表態，支持馬丁．路德的改革。初即位的查理，也因此要面對基督信仰王國崩裂的危機，而艾札一世，也正是聲明表態的諸侯之一。

艾札於 1528 年逝世，繼任的伯爵，是他的長子恩諾（Enno II）。恩諾與父親一般，也是路德的支持者。在查理對日耳曼地區路德派信徒的壓迫日漸提升的同時，恩諾極力想使埃姆登成為路德派信徒的聚集地。他邀請了數名路德派的神職人員，想在埃姆登建立路德派的教會系統，然而，恩諾的嘗試並未成功。

艾札的長子恩諾，在他任內，他極力改善埃姆登的港口設備，而這也增加了埃姆登尼德蘭地區商船的往來。

根據宗教改革史家的歸納，恩諾嘗試失敗有幾個根本原因，除了埃姆登的天主教信徒仍為數甚多以外，更重要的，是埃姆登受到尼德蘭地區的影響。

在這裡，我們必須討論一下尼德蘭所在的法蘭德斯地區的宗教改革。

目前低地史家與宗教改革史家，對法蘭德斯地區的宗教改革，有幾個根本共識。

首先，自 1520 年開始，法蘭德斯的改革雖然有受到路德的影響，但與日耳曼地區不同，法蘭德斯的改革，並未獲得諸侯的支持。法蘭德斯的諸侯，在查理的威壓下，也多半反對路德的活動，例如上一次提及的，荷蘭省省督。也因此，法蘭德斯的改革，在 1530 與 40 年代，並未發展出如日耳曼地區的教會體系。

其次，法蘭德斯在當時已是人文主義的重鎮。而對基督信仰的討論，更是法蘭德斯人文主義學者的特色，也因此有歷史學者稱之為「基督教人文主義」（Christian Humanism）。

3-44 — 定居於安特衛普的彼得‧吉里斯（Pieter Gillis），也是法蘭德斯地區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他與伊拉斯謨斯（Erasmus）和英格蘭的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皆是好友。摩爾的名著《烏托邦》（Utopia）即是獻給吉里斯。

法蘭德斯的人文主義學者，雖然也會對教會的教條有所批判，卻不樂見基督信仰王國分裂，而這樣的氛圍也存在於法蘭德斯的社會裡。人們雖然對教條有所質疑，卻也對路德與教會決裂的做法感到遲疑。

這兩種原因，也讓法蘭德斯地區的宗教改革，呈現了有趣的風貌。多數的人們仍是天主教徒。改革派最主要的支持者，多是受人文主義教育、閱讀路德等人的著作後，對教會教條起疑的讀者。然而，他們未必支持與天主教分裂。

這樣的氛圍，也存在於埃姆登的社會。恩諾想建立路德派的教會，也因此眾人認為他想正式與天主教分裂，因此他的主張不被社會所接受。恩諾的統治並不常久， 1540 年，恩諾逝世，埃姆登的實質統治者，轉為恩諾的妻子，來自奧爾登堡的安娜（Anna of Oldenburg）。

安娜的統治方針與恩諾相異。雖然同為改革派的支持者，她並不欣賞路德派的改革方式，反而選擇盡量讓多種信仰的聲音並存。在安娜治下，埃姆登逐漸成為受迫害的改革派信徒聚集地，這些信徒各自擁載不同的改革主張，埃姆登的改革派組成也日趨複雜。

安娜的改革，與波蘭裔改革派領袖，拉斯可（Johannes a Lasco）息息相關。拉斯可也反對路德對改革的主張，他依循著茲文利在蘇黎世的模式，提倡以人文主義教學為基礎閱讀聖經的方式。

拉斯可與伊拉斯謨斯和茲文利皆是好友。茲文利也是受人文主義教育養成的改革領袖，也因為路德未受人文主義教育之故，茲文利曾經引用希臘神話譏諷路德。

或許因為這樣的改革，與法蘭德斯和埃姆登的社會風氣相近，拉斯可的改革甚有成效。然而，好景不常，埃姆登受到皇帝查理與日耳曼地區路德派諸侯，在 1546 到 1548 年間的戰爭波及。安娜改宗，成為路德派信徒，拉斯可也遠走倫敦。

拉斯可召集了逃難至倫敦的改革派信徒，於倫敦成立改革派教會，書寫改革派教條。

在倫敦，拉斯可所成立的教會，仍舊仿照著茲文利的型態。但隨著茲文利身死， 1550 年代的改革派，出現另一位不同於路德與茲文利的追隨領袖。拉斯可在倫敦的教會裡，多數的組成成員是另一名瑞士改革派領袖的追隨者：喀爾文（John Calvin）。

宗教改革史家將喀爾文視為宗教改革運動的第二個階段。喀爾文出生於1509年，當他開始發表他的改革理念時，天主教與改革派的紛爭，已然從宗教意見分歧，發展成宗教戰爭。喀爾文改革主張的一大特色，是強調世俗政治與宗教體系分離。他在日內瓦推行的改革教會，有屬於自己的權力結構，而這也使得歷史學家辯論，喀爾文在日內瓦的改革，是否可被解釋為神權政治。 — 宗教改革史家將喀爾文視為宗教改革運動的第二個階段。喀爾文出生於 1509 年，當他開始發表他的改革理念時，天主教與改革派的紛爭，已然從宗教意見分歧，發展成宗教戰爭。喀爾文改革主張的一大特色，是強調世俗政治與宗教體系分離。他在日內瓦推行的改革教會，有屬於自己的權力結構，而這也使得歷史學家辯論，是否能夠將喀爾文在日內瓦的改革，解釋為神權政治。

隨著信奉天主教的瑪莉（Queen Mary I）於 1553 年即位，拉斯可逃離倫敦，在安娜的邀請下，重新回到埃姆登。與此同時，避難倫敦的喀爾文追隨者，也隨著拉斯可來到這座東菲士蘭省的小鎮。

或許因為宗教戰爭日盛的緣故，安娜治下的埃姆登不再秉持信仰多元的精神，天主教的信徒與神職人員，相繼於 1557 到 1560 年間被逐出埃姆登。埃姆登也從東菲士蘭省的一座小鎮，成為宗教改革的要地。

此外，或許因為拉斯可的緣故，追隨喀爾文的改革派信徒開始進入埃姆登，埃姆登的改革派信徒組成，也逐漸以喀爾文信徒為主體。

這是恩諾與安娜的兒子，艾札二世(Edzard II)。他在1561年正式開始治理埃姆登後，試圖效法父親，建立起路德派的教會，然而，卻受到當地喀爾文信徒的強烈反對。甚至，當他在1599年過世後，埃姆登教會禁止他葬在家族的墓窖中，因為他世路德的信徒，而墓窖所在的教堂，卻是喀爾文的教會。 — 這是恩諾與安娜的兒子，艾札二世（Edzard II）。他在 1561 年正式開始治理埃姆登後，試圖效法父親，建立起路德派的教會，然而，卻受到當地喀爾文信徒的強烈反對。甚至，當他在 1599 年過世後，埃姆登教會禁止他葬在家族的墓窖中，因為他是路德的信徒，而墓窖所在的教堂是喀爾文的教會。

埃姆登的故事，與尼德蘭起義有什麼關係？

歷史書寫，是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的解釋。利用什麼樣的歷史書寫，去解釋特定的歷史事件，則體現了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的認知。

我們對尼德蘭起義的認知是什麼？讓關於尼德蘭起義這個事件的解釋，要從埃姆登的書寫開始呢？

1568 年，「荷蘭獨立戰爭」爆發。沉默的威廉在當年 11 月 11 日發表宣言，向西班牙國王腓力宣示，尼德蘭諸侯的起義，只是為了驅逐腓力派遣至尼德蘭的統治者，第三代阿爾瓦公爵（Duke of Alba）。宣言裡說明，尼德蘭仍將效忠於西班牙王室，他們起義，只是想拯救尼德蘭人民，脫離阿爾瓦的暴政。

第三代阿爾瓦公爵費南多‧阿瓦雷斯(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荷蘭史家常簡稱其為阿爾瓦(Alva)。 — 第三代阿爾瓦公爵費南多．阿瓦雷斯（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荷蘭史家常簡稱其為阿爾瓦（Alva）。

威廉的宣言並未能取信腓力。

在西班牙軍隊的攻擊下，威廉與尼德蘭起義軍在往後的數年內節節敗退，終於在 1572 年敗亡。

那一年 12 月 2 日，西班牙軍隊進入今日荷蘭的旅遊勝地拿登（Naarden）。

12 月 2 日過後，拿登的村民幾乎被屠戮殆盡。

拿登屠城的數天後，阿姆斯特丹西方的改革派堡壘哈倫(Haarlem)也被西班牙攻陷。圖為1770年，尼德蘭藝術家朱立安娜(Juliana Cornelia de Lannoy)，以哈倫淪陷為主題的三齣劇作，其中一幕的示意圖。圖中，進入房間的阿爾瓦，正欲擒拿坐立的起義軍領袖彼得‧哈斯勒爾(Pieter Hasselaer)。幾十年後，哈斯勒爾將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創始人之一。 — 拿登屠城的數天後，阿姆斯特丹西方的改革派堡壘哈倫（Haarlem）也被西班牙攻陷。圖為 1770 年，尼德蘭藝術家朱立安娜（Juliana Cornelia de Lannoy），以哈倫淪陷為主題的三齣劇作，其中一幕的示意圖。圖中，進入房間的阿爾瓦，正欲擒拿坐立的起義軍領袖彼得‧哈斯勒爾（Pieter Hasselaer）。幾十年後，哈斯勒爾將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創始人之一。

拿登屠城的消息，震驚了尼德蘭的起義軍，與此同時，威廉也因為資金問題，無法再支撐大規模的起義，起義軍的戰爭，轉化為地方民兵的零星抗爭。

聖巴托羅繆之夜，1572年，法國天主教徒對喀爾文教派信徒的大屠殺。荷蘭史家研究指出，法國政府與天主教教徒大規模迫害改革派教徒與諸侯，間接使法蘭西地區的改革派諸侯，無力支援威廉。這也成了威廉資金短缺的原因之一。 — 聖巴托羅繆之夜， 1572 年，法國天主教徒對喀爾文教派信徒的大屠殺。荷蘭史家研究指出，法國政府與天主教教徒大規模迫害改革派教徒與諸侯，間接使法蘭西地區的改革派諸侯，無力支援威廉。這也成了威廉資金短缺的原因之一。

尼德蘭的起義，似乎宣告失敗。

讓我們暫時將時間倒回到 1568 年以前。

上一回提及，皇帝查理於 1545 年起，在尼德蘭地區設立大規模的宗教裁判所。這讓許多尼德蘭地區的改革派信徒，不得不逃離尼德蘭，以免受到宗教迫害。

這些逃難的難民，多數選擇來到距離不遠，當時在安娜與拉斯可主持下，迎來許多改革派信徒的埃姆登。

自 1550 年代起，埃姆登湧入越來越多來自荷蘭的改革派信徒，而荷蘭的改革派信徒，則在這裡遇見了追隨喀爾文教條的改革教會。這些逃難的信徒中，也包含因為戰敗而躲避查理軍隊的尼德蘭諸侯。

時間回到 1566 年間。這一年，尼德蘭地區的改革派信徒，與天主教會爆發大規模衝突。衝突的消息傳開後，在埃姆登聚集的大批尼德蘭信徒，也開始採取行動。

描繪尼德蘭的改革派信徒，於1566年攻擊教會的油畫，圖中的人們，正努力移除教堂裡，天主教的雕塑與繪畫。 — 描繪尼德蘭的改革派信徒，於 1566 年攻擊教會的油畫，圖中的人們，正努力移除教堂裡天主教的雕塑與繪畫。

上一回也提到，威廉之所以能在 1568 年起義，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得到日耳曼諸侯的資金援助。

在荷蘭史學者的研究下，我們明白，這些援助，是出自埃姆登的尼德蘭居民與神職人員多方奔走。他們往返埃姆登與日耳曼的改革派諸侯領土，說服諸侯們支持威廉的起義，也成為尼德蘭起義背後的宗教與經濟支柱。

時間回到 1572 年。尼德蘭的起義看似失敗，但西班牙的軍隊並未能將其滅絕，阿爾瓦的軍隊也面臨財務困難。

阿爾瓦的財務吃緊，與腓力的其他軍事活動（尤其對鄂圖曼土耳其的戰事）有關，而尼德蘭起義的起死回生，則與這名女子脫離不了關係。

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of England)。女王在1572春季下令，要倫敦的尼德蘭改革派信徒離開英格蘭，更要滯留於倫敦避難的尼德蘭私掠船隊(Sea Beggars，荷蘭文是Watergeuzen)駛離。 — 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of England）。女王在 1572 春季下令，要倫敦的尼德蘭改革派信徒離開英格蘭，更要滯留於倫敦避難的尼德蘭私掠船隊（Sea Beggars，荷蘭文是Watergeuzen）駛離。

有許多時候，歷史事件並沒有明確的因果秩序，而是多重糾葛無意間引發的結果。

1572 年被下令離開倫敦的船隊，加入了幾乎平息的尼德蘭起義，並在 1573 年，與西班牙海軍在荷蘭省北方交戰。儘管船隊被迫撤退，卻為尼德蘭起義軍增添新援。

與此同時，西班牙在拿登的屠戮，激化了部分尼德蘭改革派信徒，包含埃姆登的尼德蘭居民。自 1572 年起，避難至埃姆登的諸侯與改革派信徒逐漸回到尼德蘭西北的幾個省份，包含荷蘭。

起義起死回生，這一次，是以荷蘭省與熱蘭省的聯盟為主軸。起義軍與西班牙的軍隊陷入膠著，兩軍的士氣，卻在 1574 年，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

1574 年初，為了切斷荷蘭省與熱蘭省的聯繫，西班牙的軍隊包圍了兩省中間的要陣萊頓（Leiden）。西班牙軍隊阻絕萊頓周遭的河道，萊頓幾乎彈盡援絕。

1574 年九月，天降暴雨，萊頓城中乾涸的河道滿溢，西班牙軍隊也在水患與起義軍藉水患駛入的船隊攻擊下，不得不撤離。起義軍中，改革派的信徒說，這是神意。

萊頓之圍解後不久，起義軍取得幾場關鍵勝利。沉默者威廉於 1575 年，創立萊頓大學，希望以此做為起義軍人才與神職人員的培育地。

尼德蘭戰事的士氣翻轉，加上西班牙國王腓力幾難負荷多方做戰，使得起義軍有機會獲得更進一步的進展。

1576 年，西班牙軍隊在尼德蘭的財務幾近崩潰，起義軍也藉機擴張，於 1576 年底成功與尼德蘭地區南方省份達成共識，一同反抗西班牙軍隊，其中包含烏特列支（Utrecht）。

烏特列支自中古晚期起，便是尼德蘭地區的基督信仰中心。它加入改革派的起義軍，對尼德蘭地區的天主教勢力而言，是重大的打擊。

1576 年尼德蘭省份的協議，有史家稱為「根特和平協議」（The Pacification of Ghent）。戰事仍未止歇，但改革派似乎已站穩腳跟。

157 9年，在烏特列支，改革派的省份簽訂協議，組成烏特列支聯盟（Union of Utrecht，荷蘭文是 Unie van Utrecht），這些省份包含荷蘭、熱蘭、烏特列支與弗士蘭。

改革派形勢大好。

然而，尼德蘭的南方，仍有諸多省份支持天主教的西班牙。荷蘭省的重鎮阿姆斯特丹，也一直支持著西班牙的軍隊，直到幾個月前才在起義軍的圍攻下，表態支持起義。

阿姆斯特丹的瑪格爾橋(Magere Brug，或譯為瘦橋)。起義其間的阿姆斯特丹，是個有趣的市鎮。即便在加入起義軍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仍會因為商利，輸送資源給受困的西班牙軍隊，以換取黃金。 — 阿姆斯特丹的瑪格爾橋（Magere Brug，或譯為瘦橋）。起義期間的阿姆斯特丹，是個有趣的市鎮。即便在加入起義軍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仍會因為商利，輸送資源給受困的西班牙軍隊，以換取黃金。

烏特列支聯盟刺激了尼德蘭地區的天主教勢力，尼德蘭也因此分裂為擁護天主教的南方諸省，與以改革派為主的北方七省。

尼德蘭的起義，也因此從尼德蘭改革派對天主教西班牙軍隊的抗爭，演變成尼德蘭地區改革派與天主教的戰事。

尼德蘭的天主教行省，於 1581 年號召起義，對抗北方的改革派聯盟。這些省份（包含盧森堡公國與曾經支持起義的法蘭德斯侯國），也成為日後，歷史學家所稱「西屬尼德蘭」(Spaanse Nederlanden)的主要組成。

尼德蘭南方反對改革派的起義，為西班牙軍隊增添新援，改革派起義軍在尼德蘭的形勢，又漸趨劣勢。改革派起義軍領袖因此決議，必須向日爾曼與法蘭西地區，支持改革運動的諸侯求援。

這是安茹伯爵，法蘭西斯(Francis, Duke of Anjou)。沉默者威廉以尼德蘭北方的治權為條件，邀請他前來處理南方的問題，這卻為尼德蘭改革派起義軍帶來一個極大的麻煩。 — 這是安茹伯爵，法蘭西斯（Francis, Duke of Anjou）。沉默者威廉以尼德蘭北方的治權為條件，邀請他前來處理南方的問題，這卻為尼德蘭改革派起義軍帶來一個極大的麻煩。

一直到 1581 年，尼德蘭改革派起義軍都還聲稱，自己效忠西班牙國王腓力。在烏特列支聯盟的協議上，他們仍舊稱腓力為陛下。然而，這樣的「效忠」，當改革派起義軍求助於安茹伯爵，並應允他北方起義諸省的統治權時，面臨了考驗。

改革派省份的治權，理論上還是屬於腓力。那麼，改革派要如何將治權授予安茹呢？

1581年，在經過幾番辯論後，改革派省份發佈「棄絕法案」(Act of Abjuration)。法案裡，改革派宣示揚棄效忠腓力的誓約，以此取回自己的治權，轉授予安茹。

「棄絕法案」被視為是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的「獨立宣言」，但它真的是一紙宣示「獨立」的宣言嗎？它棄絕了原有的誓約，想將自己的治權授予來自法國的貴族。

從這點看來，這並非一紙宣示尼德蘭「獨立」建國的「獨立宣言」。它只是近代早期歐洲常見的，棄絕既有統治權力的宣告而已。

另一個近代早期歐洲有名的「棄絕法案」，是1643年英格蘭內戰時，由國會發佈，棄絕天主教教宗權力的宣言。英格蘭內戰，是近代早期歐洲另一場宗教衝突與政治權力糾結的戰事，也是引起許多近代早期歐洲史家研究興趣的課題。 — 另一個近代早期歐洲有名的「棄絕法案」，是 1643 年英格蘭內戰時，由國會發佈，棄絕天主教教宗權力的宣言。英格蘭內戰，是近代早期歐洲另一場宗教衝突與政治權力糾結的戰事，也是引起許多近代早期歐洲史家研究興趣的課題。

最終，安茹並未獲得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的治權。他於 1582 年抵達尼德蘭，但他在南方戰事連連失利，也使得尼德蘭七省議會決定，將治權歸予沉默者威廉。

「棄絕法案」加劇了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與其他天主教省份的對立，《故事》所說，「實質獨立」的荷蘭，也仍舊在戰事中掙扎。1584，沉默者威廉在台夫特（Delft），被一名天主教信圖暗殺。

暗殺威廉的信徒，來自勃根地的吉拉德(Balthasar Gérard)。 — 暗殺威廉的信徒，來自勃根地的吉拉德（Balthasar Gérard）。

威廉的亡故，影響了法蘭西、英格蘭與日耳曼地區，對尼德蘭起義的支持。這些地區的改革派諸侯擔心，威廉亡故與安茹的連番戰敗，將使改革派起義軍終將敗亡。 1585 年，安特衛普（Antwerp）失陷，更加深了這種憂慮。

1585 年 12 月，英格蘭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派遣第一任萊斯特伯爵（Robert Dudley, 1st Earl of Leicester），率軍進駐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故事》「實質獨立」後的尼德蘭，為英格蘭貴族治理，直到 1588 年萊斯特辭世。

1588 年，尼德蘭的戰事未了，七省聯合共和國的未來風雨飄搖。

尼德蘭畫家林布蘭，於1633年，以《馬可福音》為本所繪，敘述耶穌施展神蹟，於加利利海召喚風暴。 — 尼德蘭畫家林布蘭，於 1633 年，以《馬可福音》為本所繪，敘述耶穌施展神蹟，於加利利海召喚風暴。

但也正是在這風雨飄搖中，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開始了一段，被近代早期歐洲史家稱為「十七世紀奇蹟」的時光。

荷蘭史的史家會說，那是「荷蘭黃金年代」（The Dutch Golden Age）。

歷史環境的複雜，就如同現今社會一般，永遠無法以三言兩語道盡。可惜的是，任何形式的書寫，都會受到篇幅限制，也都會有無法盡訴的課題。史家對歷史事件的解釋，除了因為觀點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釋以外，也會因為篇幅與文章主題的侷限，呈現不同的面貌。

這篇補充故事，想盡力將當時歷史環境的複雜，與今日歷史書寫的侷限，一併呈與讀者。

最後，讓我們回頭檢視，這是一場「獨立戰爭」嗎？

《故事》的解釋，可以有兩種意義。第一，這是一場尼德蘭地區追求「獨立」而發起的戰爭。第二，這是一場最終導致尼德蘭獨立的戰爭。

關於第一點，在這幾篇補充故事裡，已經充分說明，這絕對不是一場追求獨立的戰爭。至於第二點，則可能以歷史事件意外導致的結果，做為對於歷史事件的認知。這麼做最大的風險，在於可能曲解古人的原意。

歷史學家對過往有責任，即使我們不可能道盡歷史。從今日回首，我們可能比古人更明白事件發展的結果，但是，我們能以這樣的結果，解釋古人的原意嗎？

下一篇，我們要補充這段話：

《西發里亞條約》讓荷蘭、瑞士等國家得以興起，也讓原先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沒落，讓「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的神聖羅馬帝國變得名存實亡，可說深深地影響了現代世界的樣貌。

《故事》說， 1648 年的《條約》，讓荷蘭與瑞士得以興起。 1648 年，在許多荷蘭史家眼裡，已是「荷蘭黃金時代」的尾聲。而瑞士，早在中古晚期，便已是歐洲著名的聯邦政體。尼德蘭的七省聯合共和國，更是效法瑞士的聯邦制度。要怎麼說 1648 年，讓荷蘭與瑞士「興起」呢？

補充閱讀

關於埃姆登與尼德蘭起義，可以參考這本書的第二與第六章：Andrew Pettegree, Emden and the Dutch Revolt: Exi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ed Protestantism (OUP, 1992), pp. 27-56, 148-187

關於低地國的宗教改革的簡述，可以參考：Wieve Bergsma, “The low countries”, in Bob Scribner, Roy Porter, and Mikuláš Teich eds., The Reformation in National Context (CUP, 1994), pp. 67-79

關於尼德蘭起義過程的介紹，可以參考這本書的第七至第十章：Jonathan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UP, 1995), pp. 129-230

對尼德蘭起義有高度興趣的朋友，這個主題荷蘭史家公認最好的專著是：Geoffrey Parker, The Dutch Revolt (Harmondsworth, 1977)

補充說明I

1581 年後的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是個由推崇喀爾文改革的議會與政府組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致力推行喀爾文改革的貴族們，多是當年曾在埃姆登避難之人。

多數的荷蘭史家因此認為，埃姆登的宗教改革，對尼德蘭地區的改革派起義，實有莫大的關係。這也是這篇文章選擇從埃姆登出發，解是尼德蘭改革派起義的原因。

選擇埃姆登，還有另一個要素。透過埃姆登與尼德蘭起義，我們看到了一個基督信仰王國分裂後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天主教的信徒仍是多數，但改革派的聲浪也逐漸昂揚。更重要的一點，改革派內部也有分歧，而改革派彼此也會鬥爭（艾札二世就是個例子）。

即便在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雖然政府致力推動喀爾文的改革，但社會中的信仰組成卻很多元，喀爾文的信徒絕非多數，天主教的社群仍然存在。多元信仰的社會組成，也使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在十七世紀成為歐洲的宗教避難所。包含笛卡兒與霍布斯等人，都曾避難至此。

當然，聯合省共和國也曾試圖控制宗教，例如著名的多特會議（Synod of Dordrect），然而，總體而言，尼德蘭共和國的宗教氛圍，是相對寬容的。

補充說明II

十七世紀的歐洲，除了宗教戰爭之外，也受氣候影響（當時是小冰河期），農產歉收，社會普遍存在經濟問題。 1950 年代的經濟史家，因此稱其為「十七世紀危機」（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或 The General Crisis），其中著名的代表，是前幾年逝世的英國史家霍布斯邦（E. J. Hobsbawm）。

這些學者發現，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在十七世紀低迷的歐洲一枝獨秀，物質發展與藝術成就甚高，因此稱其為十七世紀的奇蹟。荷蘭史家則常以「黃金年代」稱之。「黃金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著名的畫家林布蘭特（Rembrandt）。

「十七世紀危機」這個命題，並未獲得史家共識。2013 年，史家Geoffrey Parker的新著：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Yale, 2013)，仍在討論這個課題。與 1950 年代的史家不同，Parker 從全球角度切入，探究氣候對全球歷史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