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社會，幾乎無人不知巴斯德這位民族英雄等級的科學家，書店、圖書館裡有一大堆他的傳記，他的事蹟是兒童讀物的熱門主題，他的名字被用來為法國大小城鎮的街道廣場命名。
如果在google map裡搜尋rue Pasteur、avenue Pasteur、Boulevard Pasteur或Place Pasteur，會得到一大串結果，甚至在加拿大魁北克、過往為法國殖民地的一些非洲國家，也到處都可以見到巴斯德這個名詞。
「巴斯德」一詞已經成為法國文化中，代表著現代安全社會的象徵。而位於巴黎十五區的巴斯德研究院，也成為見證巴斯德傳奇的所在。這樣一位人物，確實值得拿來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對象。
作者拉圖（Bruno Latour）又是誰？
作者拉圖是哲學家、社會學家，或者就他自己的論點來看，也可以說他什麼家都不是。雖然一般人也許不認識他，但拉圖這個名字已經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TS）領域的響亮名號，在台灣STS社群內也相當為人熟知。
他在里爾（Lille）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經過在非洲和北美的多年田野經歷（這對哲學家而言是相當罕見的經歷），於1982年起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並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edialab）的負責人。
從拉圖的簡短經歷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就是一位擅長運用支點來傳播理念的學者。於是，當拉圖遇上巴斯德，就產生了這本有趣的書。
行動者網絡理論
透過拉圖持續的筆耕，分析各種不同領域中的建構現象，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已成為STS領域的顯學。但在台灣除了少數翻譯文章或二手介紹，迄今只有一本拉圖完整書作的翻譯，是2012年群學出版的《我們從未現代過》（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拉圖早期出名的著作是以英文出版的《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和《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等作品。
而第一本完整的法文著作，是1984年的《微生物：戰爭與和平》，也就是各位手上這本《巴斯德的實驗室》的初版。此書是拉圖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有一部分後來也曾獨立發表，[1] 並且已經在台灣翻譯收錄在群學出版的「科技渴望」系列專書之中，[2] 成為台灣STS學界的經典文本。
這篇經典文章的標題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這段文字不僅是STS名言，並且也在許多本土STS研究裡面被廣泛使用，作為描繪某種特定科技現象的基本句型，例如「給我A，我將B起C」。在台灣社會中，對於「行動者網絡理論」或「轉譯社會學」（或譯「轉變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的認識，長久以來多只靠這一篇文本，甚少有其他中文譯文本可以參酌，實在是很大的缺憾。
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主要是基於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立場，用來與社會學主流的「現代」與「後現代」重要文獻進行對話。由於該書是以法文寫作，原初設想應是偏重以法語世界的讀者為對象，如果欠缺法國思想文化的相關知識背景，這本書閱讀起來並不容易。
以活生生的巴斯德作為主題，相對來講就比較容易為讀者接受。此次《巴斯德的實驗室》可以翻譯成中文出版，是相當值得慶賀的事。但讀者不能高興得太早。人們會在這部著作裡面發現，拉圖絲毫不以巴斯德的生平為主軸，反而以一個時代，以一群人（甚至不只是人），來重新讓人認識「巴斯德」的現象。
拉圖透過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作為對照，如同《戰爭與和平》一書不談論拿破崙的英雄事蹟，這部著作也不在談英雄巴斯德。拉圖談的是在科學戰場中的人物、在戰亂中的無名小卒，甚至是細菌病毒，是因為他們才有微生物學歷史戰役中的戰爭與和平。
理解巴斯德的幾種方式
前述的說明可能還是很模糊。希望透過接下來介紹幾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讓讀者可以更進一步瞭解這本書的特殊之處。
理解巴斯德的第一種方式，就是把他視為一位十九世紀法國代表性的科學家，以他的生平事蹟作為現代社會進步的象徵。
現代科學是重要科學家的貢獻所致，由於巴斯德是科學家的典範，理解巴斯德就等於理解人類文明如何經由少數科學偉人的貢獻，而得以從十九世紀進入到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這是傳統上認識巴斯德的方式，標準手法就是讓巴斯德成為一位英雄。
過往關於巴斯德有許多的英雄傳奇版本，其中尤其是他操作鵝頸瓶的實驗特別令人津津樂道。巴斯德主張的「細菌說」，透過將肉汁裝在鵝頸瓶中進行公開的實驗，在現場觀眾、記者與官員的見證下，完勝當時主流的「內源說」。看似僅僅透過他一個人完成的這場實驗，就奠定了現代細菌學說的基礎。
其中尤其是他操作鵝頸瓶的實驗特別令人津津樂道（Source:wikipedia）
第二種理解巴斯德的方式，也是認識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一種方式。
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一種精神表現，必須跨過許多的障礙。巴斯德的精神就是科學理性的精神，代表著科學的進步。他的成就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必然路徑，巴斯德正好擔綱連結傳統生物學和現代生物學的這一棒。
這類的主張並不少見。巴斯德的科學精神使得人類文明得以跨越各種非理性的障礙，進入到科學時代。將人類精神狀態區隔出時代分野的階段論是這類主張的典型。
階段論不僅用來解釋科學發展，也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甚至在社會學自身源頭的理解上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孔德的三階段論）。因此，當人們進入到科學時代，科學可以超越社會以及其他的外部因素，成為一個高貴神聖的領域。
第三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就是忘掉巴斯德這個人，而只是把巴斯德當成一個名詞。
在談巴斯德的科學工作之前，我們不要預設巴斯德會有多麼大的成就。而且，不管誰是巴斯德，若只有他一個人，也實現不了科學成就。這就是本書的基調。
拉圖並不認同前面兩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對拉圖而言，與其稱「巴斯德」，不如稱之「巴斯德派」，並且這樣一群行動者是不斷透過結盟而擴展開來，斷不是巴斯德一個人的獨立貢獻。這也是本書題名「戰爭與和平」之源由，是以托爾斯泰同名的鉅著來指稱英雄之不足，而有賴更多不同的人物，甚至那些默默無聞者，才有戰爭與和平的「偉大」故事。
從細菌到巴斯德的實驗室
基本上，拉圖是先在英美世界取得成功，再回到法國建立起他的地位。
他幾本重要的著作，像是前述的《實驗室生活》、《行動中的科學》等，都是先以英文著作出版，再由他人翻譯成法文，回到法國出版。但巴斯德這本書卻是先以法文出版，再由他人翻成英文（英文標題是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所以，拉圖著作這本書顯然有不同的對話對象。
另外，本書1984年初版的書名是《微生物：戰爭與和平》（Les Microbes: guerre et paix），但在2001年的新版改為《巴斯德：微生物的戰爭與和平》。此變化主要在回應這十多年間對本書的批評，尤其如Karin Knorr-Cetina指出的，本書雖把細菌微生物當成重要的行動者，卻未曾討論微生物到底是什麼。
如果把巴斯德，特別是加上引號的「巴斯德」作為標題，可能比起「微生物」作為標題還來得有意義。而且相較於「微生物」，以「巴斯德」之名理當更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
雖然拉圖希望讀者以不同的世界觀來看待他在書中處理的主題，但是對於本地的讀者而言，由於不像一般法國人有著關於巴斯德的背景知識，反而更不容易理解拉圖到底在談些什麼，這樣談又有何意義。
雖然書名是巴斯德，但如果讀者事先不太認識巴斯德，讀完之後還是不知道誰是巴斯德。另外，若是讀者欠缺科技與社會或科學史的知識背景，也不容易掌握這本書的價值。
但如果讀者事先不太認識巴斯德，
讀完之後還是不知道誰是巴斯德（Source:wikipedia）
為此，這裡要向讀者推薦一部法國電視台France 2籌製的單集電視影片，是2011年由Alain Brunard導演的Pasteur。影片不同於過往對巴斯德的英雄崇拜式觀點，雖然同樣有描寫巴斯德個人特質的元素，但已不再忽略當時各路不同行動者的在場，以及如何形成「巴斯德們」的歷程。咸信此影片的拍攝多少也受到拉圖著作的影響，對於建立相關背景知識略有幫助。
拉圖在「巴斯德」這部著作中有明顯的意圖，就是利用巴斯德的事蹟來驗證行動者網絡理論。這是拉圖對巴斯德的轉譯。
故此，書中的一些關鍵詞，像是非人行動者、網絡、聯盟或同盟等，不僅非常不同於過往人們熟知的巴斯德故事，也與傳統理解科技發展過程的用法很不一樣。這部書的結構也相當有趣。拉圖是分三章來討論巴斯德的「戰爭與和平」，並在講完故事之後，用抽象方式，以一種維根斯坦式的風格來主張故事中的理論意涵。
書的結構因此分成兩部分：主題故事的部分和一個「後附的」（suivi）理論部分。後附部分的核心主張概念是不可化約論，分別以「力量」、「社會－邏輯」（socio-logie）、「人類－邏輯」（anthropo-logie）和「科學」主題分四大段來討論圍繞在巴斯德案例中的現象。不過，英文翻譯把這書的結構命名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似有更對等的看待兩部分的意味。
行動者網絡理論相當重視案例的資料。拉圖這個研究是以科學文獻為基礎，有別於更早之前的《實驗室生活》這本書。在該書中，拉圖發揮民族誌的長處，從參與觀察建立實驗室裡面的各種同盟關係。但巴斯德已經是作古的人物，這份研究的分析進路只能從文獻著手。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對照巴斯德的生存年代（1822-1895），本書所採用的研究資料是在1870年到1914年之間，是巴斯德四十八歲以後，一直到他過世之後的二十年間。
一方面，我們可以說以巴斯德為標題的這份研究，在資料處理上似乎是有偏誤的，並沒有與巴斯德的生平對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這正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在處理議題對象上的偏好：
透過更多關於主題的資料，更少關於個人屬性的關照，使得建構科學的歷程可以被看到，也因此驗證了行動中的科學其實無異於其他的集體行動，特別是具有政治性而且是屬性混亂的活動。
「巴斯德」不是一個人，細菌卻是行動者
這本書論述的結構也多有讓人不解之處。
通常人們在閱讀故事的時候，會企圖尋找故事敘述中的時空座標，透過在心中建立起來的座標來掌握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這是一種令人心安的講故事的方式。
但是拉圖在這本書卻不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講論巴斯德。他放棄了固有的敘述框架，而進入到許多過往人們認為微不足道的細節裡面，而這些細節卻是連結「巴斯德」與其他行動者，使得同盟可以發生的關鍵。
即使巴斯德這個人已經不在世上，但「巴斯德」依舊在發生效果，從巴黎到遠東和非洲。顯見拉圖的策略並不是巴斯德這個人，而是以他的細菌戰場為中心的行動者聯盟。因此，「巴斯德」不是一個人，這個詞代表一群行動者，甚至是一個支點，用以撐起整個細菌論所維繫的世界。
以這種方式來理解巴斯德現象，就更能清楚掌握所謂「巴斯德化」（法文動詞pasteuriser，或英文名詞之pasteurization）的意義。
拉圖透過巴斯德的實驗室來主張科學是網絡的結果。
拉圖從文獻中重建巴斯德派的擴散軌跡。這軌跡並不是一條直線，而是看到不同類型的行動者在可能不同的時間點，以不同的旨趣考量而投入到巴斯德陣營，形成向外擴張卻向內聚合的行動者網絡。
雖稱之網絡，但行動者卻未必有直接的、點對點的連結，只要是參與同盟就可以說是加入到行動者網絡。因此，行動者網絡的形式是聯盟（alliance）或組合（assemblage），而不是連結（link或tie）。
行動者是考量細菌說解釋如何可以滿足各自的需要，也就是符合各自的旨趣或利益，因此成為巴斯德派同盟的一分子，也可以說是透過旨趣的連結，而不是屬性或互動的連結。這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不同於一般社會網絡之處。
在同盟中，除了人以外，細菌也很重要。細菌必須要在關鍵的時刻出現，並且有所作為，使他的存在發生效果。也才能夠「把新行動者（微生物）和舊行動者（疾病）連結起來」（p.126）。換句話說，細菌也是同盟的一分子。另外還有「蚯蚓！又要考慮另一位出乎意料的新行動者了」（p.128），像這樣的描述是拉圖分析中常有的風格。
細菌微生物和蚯蚓，甚至是疾病，都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非人行動者」。
非人行動者的設定，使行動者網絡理論打破科學與社會的二分，沒有所謂科學與社會的界線，科學是行動者網絡的結果，社會也是一樣。這也是拉圖所說的對稱性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說不通的原因。
最後，拉圖主張的轉譯社會學，所對抗的就是涂爾幹式的社會學傳統。涂爾幹的社會學提供一種社會實體的世界觀，讓社會事實成為解釋眾多現象的原因，社會於是先於個人而存在。
拉圖2005年轉到巴黎政治大學任職的一個原因，除了著眼巴黎政治大學的資源，另就是該校有著豐富的塔德（Gabriel Tarde）手稿館藏。塔德是十九世紀末與涂爾幹相對的學者，主張個人先於社會，人與人的模仿即是社會。
拉圖把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塔德的學說連結起來，視後者為根源。透過理論的認祖歸宗，拉圖因此主張傳統社會學是把問題丟給抽象的、摸不著的「社會」，是一種化約主義。
行動者網絡理論卻是著眼於細節，可以去捕捉「行動」中真實的力量運作。於是，在本書的下篇，拉圖才會主張社會的（socio-）、人的（anthropo-）以及科學都是在行動中的知識或邏輯（-logy），也沒有一體適用的社會學（sociology）、人類學（anthropology）或化約的科學。
故此，整個行動者網絡是反對化約主義的。這部分的討論可以參考《巴斯德實驗室》初版二十年之後，在2005年拉圖所寫的《再組社會》（reassembling the social）一書。
這部書是拉圖最早的著作之一，透過這本書的翻譯，能夠還原拉圖持續到今天還在徵召同盟的理念，且不論關於行動者網絡理論、轉譯社會學或甚至科技與社會中的持續爭論議題，都可以作為一種較早期文獻的補充，非常值得一讀。
[1] Latour, B. (1983).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In K. Knorr-Cetina & M. Mulkay (Eds.), Science observed (pp. 141-170). London: Sage.
[2] Latour, B.（2004）。 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載於吳嘉苓、傅大為與雷祥麟（主編）， 科技渴望社會。（頁 219-263）。 台北市： 群學。
誰又在這洪流中逐漸隱沒？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
細菌學之父，
醫學邁入新時代的象徵，
法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如今以巴斯德為名的街道遍布法國大小城鎮，
他的成就無可質疑，
然而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卻向這公認的事實提出疑問：
為什麼人類生活環境的改善全數歸功於巴斯德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