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左派」知識分子，為何存在著反猶太情結？

沒錯，我說的是「左派反猶」—那不是「左派右傾」，邏輯有誤了吧？

「左派右傾」，是事實，不是邏輯；如果邏輯有誤，需要改變的是邏輯，因而能夠解釋事實。

發現一致的邏輯，人們對歷史的認識會更進一步。曾見過這麼一個說法：

然而這種願景太漂浮而遠離大地。

民主社會中，政府無法控制個人的自由意志，也無既定的全民的運動和思想教育，因此那些驚悚的政治錯誤，恰恰出在那些以思想和良知著稱的知識分子身上。

這不禁令人聯想到現代認識論「觀察滲透著理論」的命題：觀察並非純粹客觀，而總是在一定的觀念框架下發生；觀念背景各異，觀察所見就會不同。

觀念框架太過強勢，觀察必會偏離。

戰後德國，政府做的是司法和政策上限制極右派，還不總是做到了。

納粹思想的溫床—日耳曼的優越感、種族的偏見、排外和反猶的情緒，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這個號稱詩人和哲學家的國度，那些詩人和哲學家尤不能免。

詩藝反猶—文學大師的政治迷彩

談論文學家的顏色似有不恭，他們大多落拓不羈，不肯為政治捆綁。但是文學家有顏色也是事實，不聞中國三〇年代就有左派作家麼。

今天德國也有顏色文學家，也是左派，直接熱衷政黨政治。而且這些人常是越左、越紅、越變動不羈，從鮮紅到深褐彈指之間；究竟是紅色還是迷彩，倒不好說了。褐色—納粹黨衛軍制服的顏色，標志極右。

一位知名驚爆色變的是德國的文學大師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 1927-2015）。

飄忽的紅色

格拉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著名長篇小說《鐵皮鼓》敲響全世界，但文學以外的格拉斯，人們未必盡知。

以《鐵皮鼓》聞名後，格拉斯就開始為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站台助選，之後還出版了日記《我對你歌唱民主—贊歌獻給威利》，此後一直是德國文學界耀眼的政治明星。

反納粹、反右派、反戰、反核、反美……六〇年代以來，格拉斯牢牢坐穩德國良心的第一把交椅，八〇年代他加入社會民主黨。

同情弱勢而左傾，文藝人士中常見；左傾而熱情投入政治，格拉斯無出其右，紅得鮮亮。

二十六年前柏林牆倒，東德人高呼著「國家是我們」（Wir sind das Volk）把東德送入歷史；對用腳作出選擇的東德人，格拉斯大呼：留下來，不要離開！他因主張「不想和勝利者坐一條板凳」而被嘲笑：君特，晚啦，歷史的列車已經開動。

格拉斯忽而深紅，1995 年出版長篇小說《遼闊的原野》（Ein weiteres Feld）哀挽逝去的東德，「在這匱乏的世界上我們曾生活在一個舒適的獨裁下」（Innerhalb dieser Welt der Mängel lebten wir in einer kommoden Diktatur）。

如此走火入魔的變遷令人錯愕，是為獨樹一幟？激情好鬥，標新立異向是格拉斯的風格招牌。

驚變褐色

2012 年，猶太人最重要的節日逾越節的前一天，《南德意志報》上刊出格拉斯的詩歌「不得不說的」（Was gesagt werden muss）：那個國家「發射的核彈會滅絕伊朗人」，「為什麼我沉默至今」，因為那動輒「反猶的罪名」，「耄耋之年蘸著最後一滴墨水」格拉斯非說不可，「核大國以色列威脅著那原本脆弱的世界和平」！

德國外長公開譴責，以色列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禁止入境。

當年的納粹獵手，科拉思菲爾特女士（Beate Klarsfeld，因在議會講壇打過曾為納粹的西德總理基辛格一個耳光，被判刑一年）還請問格拉斯，敲打出反猶曲調是以何種身份，—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還是納粹黨衛軍？

怎麼會是黨衛軍？！

2006 年，格拉斯出版自傳體小說《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自曝六十年前為納粹黨衛軍的歷史；六十年的污點、六十年的隱瞞，未現絲毫悔意。

之前別人被曝加入納粹，格拉斯之前還一如既往，慷慨激昂地責罵：「羞恥！」 ；之後，奧斯維辛集中營對他變成一件德國人「甩不掉的灌鉛的外套」；「不得不的」反猶詩操著格拉斯一向傲慢挑釁的厲聲撲面而來，像《鐵皮鼓》裡那個不肯長大的奧斯卡刺耳的尖叫。

人們不禁疑惑，格拉斯以往的信誓旦旦有幾分真實。

面對過分的誇張，不能不存一分保留。

到底哪一個是格拉斯的真實：鮮紅色的呼嘯，深紅色的堅持，還是尖厲的褐色回歸？是無關信念的市場策略還是長期壓抑的心理爆發？

對格拉斯晚年色變，不少人只一句話：他老了。

老而隨心所欲，老而不再顧忌，老而回歸本真。從一個黨衛軍少年，六十多年轉過一大圈，格拉斯又激情地回到起點。

褐色，繼續是格拉斯的一部分；褐色，不曾從他的精神中分離。

戰後反猶文學源遠流長，反猶思潮並不封閉於極右派小眾，從普羅大眾到名流精英中都有市場，而後者的反猶—因名人而有影響，因鄙俗而易得共鳴，事半功倍。

納粹遠離後的二十一世紀，知名左派作家瓦爾澤（Martin Walser, 1927-）推出反猶小說《批評家之死》（Tod eines Kritikers, 2002），在德國頓成轟動。

瓦爾澤令其死的批評家確有其人，猶太人拉寧斯基（Marcel Reich-Ranicki, 1920-2013 ），父兄死於納粹集中營，他在前往集中營的路上逃脫得以幸存。戰後拉寧斯基在波蘭從事德國文學批評，1958 年學術訪問之際回到並留在德國。

1960-1973 年在《時代》周刊、1973-1988 年在《法蘭克福彙報》副刊主持文學和文學批評，這是德國兩家最負盛名的報紙。三十年間，拉寧斯基在德國文壇站住了腳並牢牢地坐穩了文學批評的首席，對於一個猶太人、還是外來的，這遠非理所當然。

離開報紙進入媒體，拉寧斯基又把文學批評帶入大眾，1988 年在德國公視二台創立《文學四重奏》節目，評論新人、新作，一直做到 2001 年八十高齡。

拉寧斯基的文學批評雅俗共賞，經典而不守舊，通俗而不流俗；他主張內容科學與形式活潑的統一，力促文學批評中的學院派與大眾結合。他拒絕那種不寫作就沒資格批評的觀點：批評家不是作家，當然不必創作；他的任務是「解釋和評價作品」。

相反，作家評作品才是文學的災難：有才能的作家不免個人的藝術思想，要公正地對待他人及其作品就難，如哥德誤解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海涅誤解赫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拉寧斯基最嚴厲抨擊的是那種，文學家評文學名下同行之間的互相吹捧，「你呼我歌德，我稱你席勒」。

一團和氣自可相安無事，但批評家的良知不許，拉寧斯基尖銳犀利的風格更不能，他口無遮攔地束立了不少「敵人」。

瓦爾澤與格拉斯同年，經歷也類似：青少年時代經歷納粹，五〇年代末成名，同為德國文學重鎮，同以左傾知名—瓦爾澤七〇年代挺共產黨、訪莫斯科。瓦爾澤成就不如格拉斯，但比格拉斯更左傾，色變比格拉斯先行。

小說從批評家 E.-K. 的離奇死亡開始，敘述 M.L. 偵破批評家之死真相，人們懷疑被作家 H.L. 謀殺，因為批評家在「文學時間」的節目上，把他的書當眾撕毀。書中刻畫了 E.-K.不事文學批評，專以打擊作家抬高自我為能事的形像，小說人物的原型可直接對號入座：批評家 E.-K. 直指現實批評家拉寧斯基，小說中作家 H.L.原型即格拉斯；2005年，拉寧斯基批評格拉斯的長篇小說《遼闊的原野》，刊載評論的那一期《明鏡》周刊封面是拉寧斯基撕毀格拉斯小說的蒙太奇拼圖。

E.-K. 怪異荒唐，沒有祖國，舉止猥瑣，母親是個菸鬼、不識字……瓦爾澤不避對拉寧斯基之為批評家和猶太人的怨恨，「我們之間，他是罪犯，我是受害者」，並且每一個被他如此對待的作家都可以對他說，「拉寧斯基先生，你我之間，我是猶太人」，他在採訪中指名道姓。

書稿送到《法蘭克福彙報》選載，副刊主編施爾馬赫（Frank Schirrmacher）閱後公開了小說的內容、拒絕轉載，直稱作品是對批評家拉寧斯基、對一個猶太人的「謀殺」。瓦爾澤的回應近乎耍賴，誰說我是描寫猶太人，他才是反猶呢。

批判猶太資本主義的《垃圾》劇

《批評家之死》表明戰後德國反猶文學還在持續著，但反猶文學能夠持續的存活，必定是有其作者、讀者與社會氛圍。

1975 年時，有一個反猶的話劇《垃圾、城市和死亡》（Der Mull, die Stadt und der Tod）問世。

劇情發生在一個大都市的貧民區。猶太投機業者購入頹房待價而沽，在城市整建時，與官商勾結聯手炒作利己。《垃圾》劇情所指確有其人其事。投機業者影射的就是猶太人布比斯（Ignatz Bubis, 1927-1999），1992 年當選德國猶太人參議會主席，並連任直到去世。身為房地產業者，他參與了法蘭克福西區房產投資以及政府的整頓項目。

劇中妓女蘿瑪有一名猶太常客，這位出手大方的嫖客卻異於常人，不要性服務，只要蘿瑪的傾聽。在傾訴的過程中，蘿瑪得知自己的父親就是殺死嫖客父母的凶手，於是質問自己父親真相，當父親終於承認吐露實情後，蘿瑪則陷入絕望。後來，猶太嫖客應蘿瑪之請，殺死了她，甚至巧妙地嫁禍於老鴇。

反猶的影射總是一樣的簡單、直接、粗俗—吸血鬼、投機商、騙子、殺人犯、舉止粗俗、心理變態。

劇作者法斯賓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1945-1982）是戰後德國最富盛名的導演，他說不過是反對資本主義；納粹也反資本主義，猶太資本主義，納粹黨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劇成十年後 1985 年《垃圾》劇才得在法蘭克福首演，但因抗議而中斷。再次公演已是 25 年後 2009 年，說是為了提醒人們面對德國現實存在的反猶主義。

反猶文學使得瓦爾澤名利雙收，反猶的名聲也沒有讓他引以為恥—反而增加了小說的發行量，這些現像是普世的—轟動帶來名利，沒有國界。

反猶，頂開了主流社會憤懣的閥門

瓦爾澤公開反猶，不自《批評家之死》始。1998 年，瓦爾澤獲德國書業和平獎，這是德國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獎，獲獎者都是一時之選，像哲學家雅斯貝爾斯、音樂家梅紐因、政治家哈維爾。在這個德國最體面最隆重的正式場合，瓦爾澤的獲獎致辭，明白地發出不容誤解的反猶之聲—不是反省歷史，而是反抗歷史：媒體上無日不在揭我們的歷史瘡疤、羞辱我們，說什麼拒絕遺忘，還不是為了現實利益。

那時，美國猶太人組織正在向德國索賠，出於納粹年代的德國公司強迫勞工，克虜伯、大眾、奔馳、西門子，沒有一個德國大公司沒有享受到納粹國家所得的利益。瓦爾澤驚呼「奧斯威辛」已成隨意揮舞的「道德大棒」 和「訛詐的手段」，他「心生抗拒，對於無休止地展示我們的恥辱不再心懷感激，而是轉過頭去」。

致辭結束，除了少數幾個例外，聽眾──實實在在的主流社會──長時間起立鼓掌。

對此感到震驚、義憤、起而爭論和批評的，是媒體、是年輕的一代。

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個電視畫面，瓦爾澤在杜塞爾多夫大學的文學演講被學生提問打斷，要他就保羅教堂的致辭作答，他拒絕回答，狼狽退場。

六〇年代，瓦爾澤《我們的奧斯維辛》（Unser Auschwitz, 1965 ）──書題頭語援引歌德，「要打造美好的生活，你就不要牽掛以往」。書中幾度重申，奧斯維辛集中營怎麼回事只有倖存者知道、只對他們重要，我們德國人不清楚。

而否認奧斯維辛集中營，今天在西方，是極右派的基本標誌。三十年後在自傳體小說《噴泉》（Ein springender Brunnen, 1998）中，他大發歷史虛無的玄思，

「事過境遷，物非人非。我們談論既往，說它曾經如何，但是我們並不知道，它們當時怎樣」。

瓦爾澤一直在抵抗歷史、抵抗反省。

不管是哪個社會，都可能存在著極右派分子、反猶知識分子，德國尤其不能免；保羅教堂的掌聲卻足令人沮喪，來自那些能夠左右國家命運和社會動向的國家精英掌聲。

「魚臭從頭起」， 2000 到 2011 年，德國的司法和安全機構，放任新納粹地下組織亂竄，先後謀殺十名非德族裔、懸案十年不破，直到 2011 年汽車起火引爆，才爆出政府的醜聞。

歷史無情

現實不理會人們的願望，戰後德國並非虔誠懺悔的心靈淨土。

反納粹、反右派的國家提供了政治和制度的保障，還不免機會主義的綏靖和選擇性的右派色盲。

歷史的反省是在民間，在思想與表達自由的地方，意見一律是幻想，音律不諧是正常。背負歷史包袱，否認、逃避、隱瞞、辯解就不意外，出人意料的是，格拉斯們竟然扮演過歷史反省的主角。

格拉斯的同齡人、納粹歷史研究專家菲斯特（Joachim Fest, 1926-2006 ）也有一本自傳，題名《我不》（Ich nicht, 2006），取自拉丁格言「即使所有人都如此，我也不」，意如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對納粹有這種堅持，才有底氣回顧以往，反省歷史的中堅是這樣的人。

歷史首先是事實，事實無情。

納粹反猶的紐倫堡種族法、萬湖滅絕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這是歷史。

而一切後續發生的事情，都由這段歷史定義。

因為這段歷史而有反省，那不是崇高；因為這段歷史而有賠償，那不是慷慨；因為這段歷史的罪與過而有懺悔，那是贖罪不是昇華。

歷史反省，不是激昂的左派標誌，也不是虔誠、懺悔、寬容那些廉價的心靈雞湯。

宋彬彬、陳小魯們的「辯解」也罷、「道歉」也罷，不過他們的個人表達，僅在觸發追問歷史真相和展開歷史討論之時，才有了私人以外的社會意義，雖然他們自己未必樂見。

對於文革，王友琴女士開始的記錄死難者的工作才是重要的，他們追究真相、記錄歷史，今人、後人都繞不過去，反省必從這裡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