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點鐘，我被起床鈴叫醒，爬下床走到窗戶邊掀開簾子，一片黑暗。這時間到底是清晨還是夜晚？
十一月的挪威很難分辨兩者，陽光少得每分每秒都像是處在幽冥中。濃重的雲層像是絨毛毯遮掩所有顏色，時不時揭開一角露出些許金光彷彿挑逗。生命在此簡化為三個調性：冰藍、瓦灰，還有血液乾了那樣的紅。
收拾好隨身物品，我啟程去搭電車。跟以前一樣，沒有人檢查我是否買了票，這裡的公共運輸系統採信任制。外頭街燈有點暗，雖然奧斯陸是歐洲發展最快的首都，但並未大張旗鼓炫耀自身存在，幽靜得令人心曠神怡，美麗又謙和。等車時我進車站書店看看，有一整櫃犯罪小說，這個文類在當地很受歡迎。
說來諷刺，憂鬱暗淡的自然環境彷彿為了犯罪打造，但犯罪並非現實生活的一部分；挪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也因此我來到這裡。倘若地球上真有烏托邦，挪威大概是人類認知中最接近的地方。
這個國家生產石油、社會福利極佳，幾乎全國人民都享受最高水準的教育、醫療和育嬰服務，文化長期重視平權、安全以及社群主義。歷史上挪威並非以農奴和采邑制為主，經濟一直奠基在小村莊與民主的地方自治，兩百多年前已經完全廢除貴族階級，社會也不存在明顯的階層。
由於氣候和地理因素，移民較少，性質單一的人口更增進凝聚力。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決定拍攝紀錄片《健保真要命》（Sicko）時，想要找出與美國相反的地方，也就是並非資本主義掛帥、人人自私自利的代表，一個社會體制和階級平等的迪士尼夢幻國度，而他看上的正是挪威。
導演拍攝的一大重心是我今天要拜訪的貝斯托伊監獄（Bastoy Prison）。監獄系統十分能呈現出挪威的先進，採用「常態原則」（Principle of Normality），其意義是剝奪自由權本身即為懲罰，囚犯的生活條件不應低於維持社會安全之必需。
犯罪學者約翰．普瑞特（John Pratt）以「刑罰特例」描述北歐國家的低囚禁比例和監獄人道環境。本地監獄規模都不大，一般而言收容人數不超過五十，也有一隻手數得完的例子。監獄設施遍布全國，所以囚犯可以留在與家人或所處社區接近的位置，設施內部也盡可能塑造得和外界一模一樣。
此外，原本社區依舊照顧囚犯囚禁期間的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項目，這被稱之為挪威式導入模型（Norwegian Import Model），宗旨是將囚犯涵蓋在一般公民所屬的社福單位下，形成所謂無縫服刑—入獄前、出獄後歸屬同一地方政府。刑期大都很短，平均只有八個月，美國則是三年；多數犯人不會服完刑期，通常三分之一過後可以請假回家，刑期的一半時間在外面度過。
挪威如此人道的監獄系統，最令人著迷的地方就是看來成果非凡。當地犯罪率極低、再犯率也僅 20%。還有什麼地方更適合作為我旅途的終點站？ 我明白自己、還有許多人都像教徒似的對挪威體制寄予厚望，但它究竟有多棒依舊是個問號。挪威是否真的能夠完整、清晰地指引我走向追尋的目標，也就是正義？
將他們當做人來對待，他們就會像個人
「監獄？」下了車我走到渡口，上了小船以後朝兩個船夫詢問，想要確認是否會到達貝斯托伊島。
「對，」其中一人回答，然後搓了搓手取暖。他打量我一陣，藍色眼珠散發出一股傲氣。「那是男人去的地方，」說完他改口大笑：「逗妳的，這船沒錯。」我望向桅桿頂端，竟然有一隻完整的死天鵝卡在上頭。
「好幾年前看到的時候就被包覆在冰塊裡面，」另外一個船夫告訴我。他戴著黑色滑雪帽，容貌有點憔悴但算是和藹。
「很嚇人。」我回答。
「真的嗎？ 我們把它當作吉祥物呢。妳怕罪犯嗎？」他忽然這麼問，我還來不及回答，他就自己說了下去：「我們都是罪犯喔。」我望進他眼底，察覺一絲笑意。這是個玩笑嗎？
「我們真的是罪犯。妳怕嗎？」
「為什麼要怕？」我聳聳肩，仍舊不確定是不是尋我開心而已。
「我叫威戈。」他和我握手。原來威戈真的是罪犯，曾經被判處二十一年徒刑，這是挪威最高的刑期了，但他明年就可以出獄。
另一人叫做卡托，由於犯罪意圖而被判處一年半徒刑，不過他本人堅稱無辜。卡托和威戈帶我走進船艙，牆上貼著每日行程。
「我們從早上六點值班到中午，」卡托解釋：「之後回監獄裡面休息，做點運動、進房間放鬆。妳要不要見船長？ 他不是囚犯，船上工作人員只有他不是。」
上了樓，身材健壯的船長也與我握手寒暄。
「妳來訪問囚犯？」他笑了，我漸漸體會為何每個人都拿罪犯很可怕這個刻板印象開玩笑。顯然在這兒他們不值得害怕，大家胸有成竹。
隨著船隻前進，我遠眺貝斯托伊，松木成林，從灰茫海面朝灰茫天空伸展。船上有幾個座位，卡托坐在我隔壁，打開電視機轉到歷史頻道。
「妳有沒有臉書？」他問我。
「你們可以用臉書？ 可以上網？」我反問。
「在那邊的話不行，」他指著松林：「出來就可以。」我將自己的名字寫在紙上遞給他，抵達挪威以後第一次有藍色天光灑在我頭上。
「有些人說貝斯托伊只是個夏令營。」我要下船時威戈走過來，講話的神情彷彿想要責備我：「或許妳也會那麼想，不過那是錯的。相信我，那裡真的是監獄。我們的人生被暫停了，好像凍結起來。」
我指著天鵝：「和你們的吉祥物一樣嗎，就算小島很漂亮，還是結成冰。」
威戈用力點點頭。「回大陸去！」他朝卡托高呼，準備下一個航程。是現代卡戎嗎？ 我想像小船載著新靈魂進入幽冥世界。
然而，眼前所見並不幽冥晦暗。威戈說得沒錯，乍看之下真的會以為是夏令營。當然這季節過來看到的是冬日的風貌：斑駁落葉翩然落在騎單車的人身上，沒錯，他們都是囚犯，還有一輛馬車從旁邊緩緩駛過，地平線上是一棟一棟的薑餅屋，沉穩黃壁、綠色邊框和紅色屋頂，周圍出現綿羊和乳牛，沒有圍籬或鐵網。
貝斯托伊是開放式監獄，這個概念在 1930 年代的芬蘭萌芽，已經遍及北歐各國。開放式監獄的囚犯可在服刑期間每日通勤上班、保住原本工作。目前挪威有三成監獄是開放式的，而貝斯托伊原本是男童教養院，1984 年才改制監獄並成為典範。
一位笑容可掬的獄警開著黃色小巴載我到小屋。我進去要登記自己攜帶的行動電話，這是到目前為止第一次隱約透露出「監獄」的氛圍。
督察名字叫湯姆（不是典獄長，不是輔導員，而是督察），他長得很像凱文．科斯納，招待我一杯咖啡，然後雙雙在辦公室坐下。辦公室有花朵圖案的布簾、蘆薈盆栽，漂著淡淡清香，夾雜壁爐烤火後的餘味，我依稀記得以前在新英格蘭度假的旅館也有過類似的時光。
「沒用。會那麼做是因為懶惰。」湯姆回答得一針見血，毫不客氣批判了傳統監獄制度，他之前在舊體系有二十二年的工作經驗。窗戶邊有隻蒼蠅嗡嗡飛舞，他繼續說下去。「一開始我對新式監獄也有懷疑，但很快就放心了。應該盡量做開放式監獄才對，最好全部改過來。我們盡可能收人，可是空間不夠。」
挪威的囚犯在出獄前三年就可以申請轉調到類似貝斯托伊的開放式監獄，島上有一百一十五名人犯、七十三位管理人員，後補順位排到三十號。
「外頭有種誤解。『啊，這是控管鬆散的監獄，其實住進去的還算是好人，就只是個夏令營。』這不是事實，我們的囚犯也……抱歉我借用法語的比喻，他們也摔進大便過，藥物、暴力一樣不缺。更重要的是，有些人在其他監獄一直惹麻煩，到了我們這邊什麼問題也沒有。我們開玩笑說，你們居然覺得這種乖寶寶很棘手？ 道理很簡單，把他們當渣看，他們就會變成人渣，將他們當做人來對待，他們就會像個人。」
湯姆打開窗戶放走蒼蠅：「我們去散散步。」
穿越森林，路旁有馬兒吃草，還有養鳥的區塊、溫室，以及囚犯做午餐的烤肉區。他們共用小木屋般的宿舍，烤火的暖味四溢，我想起南非羅本島；儘管都是小島監獄，貝斯托伊並不黑暗陰沉，反而十分人道。
「不當作監獄經營，而是看成一個島。」湯姆解釋這裡是自然保育區，四分之一糧食為本地自產，多數車輛為電動車，所有物資都回收利用。
「農業是核心價值之一。我們追求人道同時也保護生態，動物具備社會功能，牠們可以教導我們何謂同理心，所有生命都為這片土地效力。」
「你自己住在島上嗎？」我問。
「我每天搭船通勤，也很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起開車去奧斯陸舒服多了。」他搖頭：「一開始我到這裡也是什麼都不懂，我在都市長大的。來了這裡以後才覺得人生得到療癒，是這種生活模式的影響。對囚犯他們也有同樣效果。」
湯姆又帶我到木屋教堂看看，裡面有個銅質大燭臺。「挪威不推廣特定宗教，所以這裡比較類似文藝空間，教士也不像傳統神職，反而接近諮商人員。」再來是商品齊全的超級市場，找得到頂級純巧克力和蘆薈汁，一旁紅色電話亭免費使用，但湯姆說他認為直接開放手機和網路更實際。
「有什麼好怕？ 難道打電話、上網就可以殺人嗎？」他說。
我問起汙名化和社會復歸方面的情況。
「在挪威只要出獄就是出獄了，」他回答：「沒有太大的名聲問題。我現在鄰居就有一個坐過十八年牢的老先生，沒什麼人在意啊，而且算是常見吧，我自己不少朋友也進過監獄。挪威人滿包容的，」湯姆停頓一下才補充，「奇怪的是，歷史上的挪威人不是這樣子。」
這句話算是輕描淡寫，古時候維京人可是出海打家劫舍的民族。之後某一天，我去參觀了奧斯陸議會廳，外牆上仍留有華麗木雕訴說上古英雄傳奇，內容充斥血腥暴力、妒恨復仇；然而，正因這樣的過去，如今挪威和盧安達一樣翻轉為強調和平寬恕的社會就更令人欣喜。
午餐時間，湯姆再度提出令我驚艷的先進思維。
他說挪威的「保守派」放在其他國家或許都算是自由前衛，本地無論左派右派原本對於矯治政策的大方向都有共識，然而由於近年移民湧入導致仇外情緒升高，保守政治勢力漸漸想要動搖原本的進步主義策略和對犯罪寬容的立場。例如實際上是保守派的「進步黨」（Progress Party）反對外來移民，企圖消滅依靠福利補助的生活模式—這在當地稱作 naving，而NAV就是挪威勞動福利部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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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地報紙的報導指出，八成挪威人希望刑罰加重，2010 年的民調也顯示多數人覺得現行罰則太輕。
「和你們那邊的媒體也有關係。」湯姆露出泛黃的牙齒咬著全麥吐司：「美國的電視節目一直宣揚監獄警戒應該要很高，還要『嚴懲犯罪』之類的，這裡的觀眾也受影響。幸好風氣漸漸轉向，過去幾年有關你們那邊的新聞不少，本地人早就看透了。尤其是美國選舉，那些造勢演說引用一大堆聖經句子，你們真的是政教分離國家嗎？ 還有像莎拉．裴林（Sarah Palin）那種人？ 大家哭笑不得—那是我們想要效法的國家？」
我嘆口氣。成也媒體、敗也媒體，還有基於恐懼的文化。我向他提起自己在澳洲的體驗，以及梅鐸的媒體帝國。
「沒錯。」湯姆附和：「隨便問問就會發現，明明數據說了不必擔心，但有些呆子會鑽牛角尖，認定社會上到處都是罪犯。」
我又提起德國一項研究發現開放囚犯回家，逃獄的比例才一個百分點。
「對呀，」湯姆點點頭。「的確有放出去又犯罪的例子，但其實少之又少，沒道理要整個司法制度圍繞在那一兩個例外上。我常常和別人解釋：每年都要放人出去，他們會變成鄰居，那你希望這些人像是定時炸彈嗎？ 你想要跟這種人住在一起？ 啊，對了，」他放下吐司，「妳有沒有看過那部講阿提卡典獄長的電影？」
原來有一部芬蘭紀錄片才剛發行，主題是阿提卡監獄的前主管去了哈爾登（Halden）監獄參觀，我之後也會過去看看。影片基調可說是以那位典獄長為笑柄，因為挪威官員認為是矯治的事情，在美國人眼中竟全是危機和風險。
「就連管理人員陪囚犯玩牌、閒話家常、用名字稱呼彼此的時候，他臉上都是極其不屑的表情。『太危險了，』他嘮叨個不停。但是有什麼數據可以證實他口中的危險？ 不和犯人分享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要怎樣將他們導回正途？ 這裡每個人都認識我家孩子，還知道我的住址和一大堆個人資料。所以我應該嚇破膽嗎？」
我感覺彷彿被湯姆督察看穿了。
參觀結束以後，我正在等那輛黃色小巴到碼頭，再搭船回奧斯陸，有個門牙斷了的男子走近。
「妳是美國人？」他問：「妳應該覺得這個地方莫名其妙吧？」
沒等我回應，他自顧自說了下去：「可是把人當大便看，他們就真的會變成大便。美國人怎麼就是搞不懂？ 好笑的是美國卻又生出了東尼．羅賓斯（Tony Robbins）這麼聰明的人。」他說的是心理界大師，出版許多書籍影片，像是《釋放內在力量》（Unleash the Power Within）。之後，男人似乎有點緊張地笑了笑。
「你在這兒做什麼？」我問。對方身上那件藍色大衣印著工程兩個字，所以我直覺認為是要維修器材。
「我？ 就坐著。等會兒去看醫生，可能得調到別的開放式監獄去，因為我好像對馬毛過敏。」
唔，是囚犯，我還真沒想到。
可是這種意料之外令人感慨，原本就該如此，他和我都是人。還有與威戈、卡托的互動也一樣，正常又自然，與多年來每次拜訪監獄的經驗形成強烈對比。在這裡，「我們」和「他們」之間完全沒有界線。
回程船上，這位過敏男子說他以前從事石油相關產業，旅行世界各地，而現在即使能夠請假回去家庭和社區，一年一年下來仍有漸行漸遠的感覺。「可是我還是充滿希望。在監獄裡面，囚犯可以仰望天空，也可以執著在地面的青苔。我決定抬頭看。」我也一樣。剎時太陽戲劇性地從陰霾後面探頭，燦爛光輝遍照大地，恍如萬物重生。
是一個由公民所背書的透明體系。
然而，監獄，卻一點也不透明。
它是看不見的空間；
多數人從未看見它，
卻毫不懷疑地接受它，
認為它是對的。
但我們怎麼能保證我們沒看見的東西？
我們把犯罪的人關起來，然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