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留下了什麼？三位日本知識人的跨世代對談

如果你對糾纏著東亞局勢的日本戰爭責任問題感興趣的話，你應該要認識這個人──鶴見俊輔 (1922-2015) ；除了認識這個人，還想感受日本戰後時代氣氛的話，你可以讀這本書。在鶴見甫過世的現在(鶴見於 2015 年 7 月過世)，此書讀來更饒具意義。
 
鶴見俊輔是日本戰後一流的思想人物，哈佛大學畢業，出身名門。父親鶴見佑輔是政治家，也許你不認識，但他的外祖父後藤新平，你應該就認識了。
 
他們一家都頗有成就：姐姐和子是社會學家，堂弟良行是亞洲研究學者。台灣曾翻譯他的《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45) 》，對戰爭時期日本知識分子特別是左派人士，放棄自己原有理念，反過頭來支持戰爭的「轉向」行為，有精闢的見解。
 
這本訪談錄是一本獨特的訪談錄。此為鶴見晚年八十餘歲時 (2004) 進行的訪談工作，有種現在不說以後就沒機會的氛圍；鶴見本身就是反思、批判聞名的人物，頗具自省能力；出身名門又有各種人生遍歷，被捕入獄、被徵召從軍、創辦雜誌、在大學任教、參與社會運動，見多識廣，與許多同時代日本第一流的知識人、政治家皆有往來或是獨到的認識。
 
在他眼中，強行通過美日安保條約首相岸信介則是「專演壞人的明星」，就是因為他才有 1960 年那麼大規模的反安保示威運動；戰後日本思想界的第一人丸山真男是個看似慎重，但其實是克制內心狂氣之人；覺得三島由紀夫是個不錯的傢伙：「他以自殺證明了自己並不只是個想要出風頭的人」。在書中看到的是一群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被一些頭銜光環環繞的人。

與談者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也是目前日本相當活躍的知識分子，上野是性別研究、小熊則是近代日本思想的一流學者，批判力強。上野著作的中文翻譯《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於今年 (2015)  7 月出版，小熊的《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則於 9 月出版。
 
上野小鶴見二十餘歲(上野 1948 年生)，小熊又小上野十餘歲(小熊 1962 年生)，有性別、世代的差異，有不同與共同的思考模式。三人對談，宛如武俠小說中的高手交鋒，讀來相當痛快。有了他們，這本書才能成為真正意義的訪談錄，有訪也有談，而且最重要的是談，談話。而且可能是出自曾擔任編輯小熊英二的巧思，正式訪談後聚餐的雜談也被收錄進來，相當符合日本人真正的心靈交流是在會後聚餐上的交流模式，而且給人一種無拘無束的自在感。
 
讀完便發現鶴見思想的原點是他的父母，一種矛盾，一方面反抗、一方面卻又接受。母親過於嚴厲近乎病態的管教模式，使他一生一直在反抗主流世界的價值觀，但又接受「我是個壞人」的自我否定態度。父親戰前曾是日本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卻又在戰爭時期支持戰爭的行為，便是他「轉向」研究的起點。
 
一流的學者並不是天生就與眾不同，他與我們一樣，也許有著同樣的困惑與痛苦，只是他還是有著某些獨特的機緣、才能或足夠的努力，而能去分析或探究這些困惑與痛苦的根底緣由。這本書充滿了「人」的味道，是真誠的人，是認真反省、探索的人，這也是這本書吸引人的地方。

（作者為國立武陵高中歷史科教師）
 

書摘

「是的。要是東京帝大第一名畢業，基本上就能當上次官或者大臣。不過我父親這個人氣量小，他會講自己是一高(按：第一高等學校，今東大教養學部。高等學校是舊制日本教育的特殊產物，可以理解為大一二不分系的程度，而且是菁英學校，一高是高等學校中最好的一個，是菁英中的菁英)第一名畢業的，但「高文」(按：高等文官考試)是第二名他就不說。
 
我父親原本就是靠學習上去的。他家境貧寒，拼命學習，一直拿到了一高的第一名。後來就跟後藤新平的女兒結了婚。因為是這樣靠學習去拿第一名的人，所以除了拿第一之外就沒有其他的追求了。就是這種有「第一病」的知識份子當了政治家、官僚，運作著日本。
 
如果說明治時代是日本近代的開始，所謂知識分子就是在那以後得到了特權地位。在我看來，同一時期在英國、美國、俄國、德國等都沒有向近代日本那樣的知識分子特權地位。那些國家的知識分子都不是能掌控權力的人，而是像契訶夫的《櫻桃園》裡寫的永不畢業的大學生一樣的存在。
 
但在明治以後的日本，知識分子就是那些習得歐美知識體系的人們，他們要擔任指導者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他們都畢業於一高和東京帝大，這就是當時形成的模式。基於這種認同而著意大量培養人才，就形成了這樣的結構：通過考試進入那些學校、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把歐美知識講的頭頭是道、然後登堂入室掌握權力。
 
這樣一來，大家都想著去當知識分子吧、考試的時候寫上標準答案吧。所以在自由主義流行的時候就寫上自由主義的標準答案、軍國主義流行的時候就寫上軍國主義的標準答案，都是這樣的人們成了領導者。我從戰爭中學到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這種知識分子有多麼的卑劣。(頁 5 )」
 
「《共同幻想論》(按：吉本隆明的代表作，強調國家的虛構性；吉本隆明，日本 1960 年代的代表性思想家，作家吉本芭娜娜的父親)在全共鬥(按：全學共鬥會議，1968年學運的主角； 1968 年學運，也就是村上春樹小說《挪威的森林》的背景時代)中很有人氣，我覺得很可以理解，但也覺得有點頭疼。
 
比如，全共鬥運動的時候我在同志社大學，他們在學校裡加了個很大的佈告版，寫著「拋棄幻想的大學讓金子般的我們把握真正的學問」什麼的。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不知所謂的幻想。是覺得「真正的學問」在大學裡嗎？首先你們這些學生有那麼用功學習嗎？(頁 215 )」
 
「……他(按：丸山真男)一寫東西就會非常慎重，會很克制。但是就像昨天所說的，他內心裡是個克制狂逸之氣的人。所以對藤田呀、橋川呀(按：藤田省三、橋川文三，兩人皆為丸山弟子，思想史家)這樣有瘋子氣質的傢伙就會有意保持距離。
 
丸山也覺得我是瘋子。就是因為我恰巧不是他的學生，所以才不會落得被逐出師門的下場(笑)。當然他沒直接跟我說過「你真的是個瘋子」什麼的。但我在「60 年安保」之後結婚的時候，他對我的妻子說：「這下他也就不會再說因為寫不出稿要放火燒我家了吧」(笑)。……(頁 218 )」

中譯本：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著‧邱靜譯，《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