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製造」了漢武帝？

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記載到底能傳達幾分真實？最近歷史學界，有學者提供一個很好的案例，可以作為切入點來探討這個問題。

以往學界多認為，在漢武帝晚年，漢朝的國策從對外用兵轉向「守文」。但最近大陸學者辛德勇以追蹤史料來源的方法，來檢討這種說法，他指出學界之所以會有這種認識，是因為學者採信了《資治通鑑》對於漢武帝晚年歷史的描述，這份研究牽涉的論題從漢代跨越到宋代，一層一層追索《通鑑》中數段記載的史料來源，內容十分精彩。

辛德勇長年研究歷史地理，精通版本學與目錄學，近年來的研究領域也延伸到年代學。他開始注意歷史重構的問題，是因上課時想向學生介紹《資治通鑑》一書中不同時期的史料價值之差別。當年辛德勇的老師黃永年曾說，《通鑑》的秦漢部分沒有特別的史料價值。

經過數年的研究，辛德勇寫成〈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一文來探討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於去年改編成《製造漢武帝》一書出版。辛德勇想透過這項研究來證明：按照史料學的原則，研究西漢歷史必須先根據《史記》、《漢書》，而不能依據《通鑑》來立論。

以下便簡單介紹《製造漢武帝》一書的主要論點，以及學界由此而起的迴響。

「輪臺詔」與漢武帝晚年的政策轉向

《資治通鑑》記載漢武帝在征和四年（89B.C.E.）罷遣方士，並於其後否決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輪臺地區屯田的提案（即下文不斷出現的「輪臺詔」）。不少古今學人根據此段記載，主張這些措施意味著漢武帝晚年改變了他的施政方針，從此以後漢朝停止對外征伐，轉向「守文」。採取這種看法的研究中，對中國學術界影響最深的是田餘慶發表於 1980 年代的〈論輪臺詔〉一文。

然而，若仔細審視《通鑑》征和四年的記載，便可以看到漢武帝在罷遣方士之前，竟還熱衷於一系列的求仙活動，這樣的記載難道沒有矛盾？

事實上，征和四年漢武帝「罪己」並罷遣方士的記載，並不見於《史記》、《漢書》、《鹽鐵論》等成書於漢代的史籍。因此《製造漢武帝》開頭便提出了這個問題：《通鑑》中不見於《史記》、《漢書》的記載，其史料價值如何？

如果要判斷，《通鑑》對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講的對不對，就必須要先以漢代的史料來檢視漢武帝的治國方略，檢視漢武帝晚年是否真的發生政策轉折。

以往，學界常將征和四年漢武帝頒布「輪臺詔」視為政策轉折的象徵性事件，這道有名的詔書原載於《漢書‧西域傳》。若仔細審讀《漢書‧西域傳》所載「輪臺詔」的內容及頒布的始末，便可看出，這道詔書並沒有揭示朝廷要改變根本的大政方針。它的內容只是針對前一年李廣利出征兵敗、漢的軍勢受挫，指示在西域輪臺地區的軍事部署要做局部性的調整。

可見漢武帝當時的謀劃是，姑且先整頓邊防、積聚財力，日後伺機再戰。這種戰略性的調整在漢武帝一朝並不是從未發生過，元朔三年（126B.C.E.）也曾暫時停止經略西南夷，以及撤除東北邊境的滄海郡。

再從別的跡象來看，也看不出漢武帝有要轉變政策的意圖。漢武帝安排的托孤之臣有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車千秋，這批人日後都還繼續實行著漢武帝的施政方針。漢武帝死後六年，即漢昭帝始元六年（81B.C.E.），朝廷召開鹽鐵會議，代表民間發聲的賢良、文學在會議中猛烈抨擊當時的政策，這些言論都記錄在《鹽鐵論》一書中，從中也看不出漢武帝晚年的政策有轉向「守文」的跡象。

此外，《漢書》的作者班固並沒有把「輪臺詔」寫進〈武帝紀〉，而是放在〈西域傳〉；可見，班固並不認為這道詔書，足以代表漢武帝轉變了他的政策取向。雖然《漢書‧西域傳》確實是明白寫出漢武帝「悔遠征伐」，但這可能是採錄自劉向《新序》的說法。《新序》成書於西漢成帝時，它並非嚴謹的記述史事的著作，此書編寫史事多有虛構架空之處，不可盡信。既然從《漢書》本身的記述看不出「輪臺詔」有政策轉變的意義，那麼便可明瞭田餘慶等人的認識主要是建立在《資治通鑑》的記載上。

然而，《資治通鑑》對於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記載可信嗎？

《資治通鑑》採用《漢武故事》

田餘慶根據《資治通鑑》的記載，提出漢武帝與衛太子之間存在著政見之爭。漢武帝持續對外征伐，衛太子則有「守文」的傾向；漢武帝多用酷吏執法之臣，而衛太子則獲得寬厚長者的支持。然而，檢視《漢書》的相關記載，卻看不出有田餘慶所說的現象。《通鑑》對於漢代歷史的描述與《漢書》有差異，這到底是忠實呈現歷史的本來面貌、還是反映司馬光對歷史的認識或期望？

要探討這個問題，或可從追蹤《通鑑》的史料來源著手。

《通鑑》敘述巫蠱之變的部分，有幾段不見於《漢書》的記載，據南宋呂祖謙《大事記解題》所說，是引自《漢武故事》諸書。呂祖謙並判斷《漢武故事》所言不可盡信。南宋王益之編寫的《西漢年紀》一書，向以考證精審著稱，此書寫到巫蠱之變這一段，也幾乎不採用《漢武故事》的記載。[1]《漢武故事》全書今已不存，其部分內容見於北宋晁載之所纂《續談助》一書。將《通鑑》的記載與《續談助》所保留的佚文相對照，可以看到《通鑑》寫征和四年漢武帝罷遣方士一段，正是採自《漢武故事》。

《漢武故事》是本什麼性質的書呢？

從留存至今的佚文可以看到，這本書寫的是一些神仙怪誕傳說。清代的《四庫全書》將這本書列入子部小說家，而不是史部。前文已經提到，《通鑑》採用《漢武故事》的記載，將衛太子的形象塑造成有「守文」的傾向，「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

但從《漢書》的記載來看，衛太子身邊有資料可考者只有太子少傅石德。石德在巫蠱之變時為了自己的生計著想，竟勸太子發兵造反，全無「寬厚長者」之風。看來《漢書》所描繪的衛太子與《通鑑》塑造的形象相反，他身邊圍繞著不少「以異端進」的小人。由此可知，太子本人也不會像是《通鑑》所說的那般「性仁恕溫謹」，「敦重好靜」。

不過，《漢書》的確提到太子喜好《穀梁》，而武帝尊《公羊》，這是否能理解成兩人因學術喜好的差異而發展出不同的政治傾向呢？辛德勇認為太子之所以偏好《穀梁》，是因為他在《穀梁》傳中找到切合自身利益的說法，而不是因為《穀梁》有不同於《公羊》的政見。

《公羊》與《穀梁》在解釋魯隱公、魯桓公的地位時，對何者擁有繼承的優先順位有不同的說法。《公羊》主張「立適（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嫡子的地位優先於長幼順序。《穀梁》則主張嫡夫人的地位不能變動，諸侯終其一生只能有一位嫡夫人，因此不是嫡夫人所生的隱公、桓公都不是嫡子；此時應以長幼來排序，傳位於長子。若照《公羊》的說法，則只要漢武帝廢掉衛皇后，立其他寵愛的夫人為皇后，那麼其他皇子就能順理成章成為有繼位權的嫡子。

但若照《穀梁》的說法，則漢武帝的第一位皇后是被廢的陳皇后，漢武帝此後再怎麼換皇后，都不能動搖身為長子的衛太子的繼承順位；這種說法自然是對太子當時的處境最為有利。根據以上的分析，從《漢書》還是看不出漢武帝與衛太子之間有政治路線之爭。

《資治通鑑》中漢武帝「晚而改過」的形象

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一向被史學界認為是一部嚴謹的史學著作，其取材無徵不信，對史料的甄別考辨精審。然而，司馬光自己在《通鑑考異》中說「《漢武故事》語多誕妄」，他卻在寫巫蠱之變時大量採用《漢武故事》的記載，這是為什麼呢？

前人已經注意到，司馬光編《通鑑》時，常透過對史事的取捨剪裁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司馬光有時會直接將與己意不合的歷史記載刪節不寫入書中，對此南宋的朱熹已經有過批評。另一方面，司馬光有時也會為了體現自己的政治觀念，而採擇荒誕不經的史料添進書中，藉此來更改歷史的本來面目，以合於己意。

舉例而言，《通鑑》在寫到西漢成帝的史事時，竟採用《趙飛燕外傳》一書。《趙飛燕外傳》不但是野史小說一類的書，還是一部淫書。由此可見，我們應審慎對待《通鑑》所採用的源出正史之外的史料。

司馬光即使知道《漢武故事》一類的書不可靠，他依然為了要寫出給當政者作為鑑戒的歷史，而採擇一部份的這類史料寫入《通鑑》中。司馬光常針對北宋的現實政治，以史事來表達他的施政主張，因此《通鑑》常攻擊變法、貶抑用兵。《通鑑》如此書寫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宋人論政本來就常引用《漢書》及西漢事，司馬光自己的政治立場是反對賦斂、與反對對外用兵，如果漢武帝能呈現出老年悔過、轉變政策的形象，就更能符合他的心意。但是在當時，司馬光能見到的西漢史料已經很少，《史記》、《漢書》又只有「輪臺詔」勉強可表現出漢武帝的晚年悔過，因此他只好從《漢武故事》擷取相應的材料，將漢武帝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晚而改過」的形象。

其實用這種做法來書寫歷史，是北宋仁宗時期以來史學著述的新風尚，歐陽修的《新唐書》與《新五代史》、蘇轍的《古史》也都有這種傾向。隋唐之際就已經出現這種端倪，即在寫史的時候，「書功過，記善惡」的原則高於照實書寫的原則。

至於雜採小說來修史的作法，則唐初修的《晉書》已開其先河；在司馬光、歐陽修的時代，時人也認為這種作法是有益的。

司馬光編撰《通鑑》，其用意與同時代的王安石撰《三經新義》一樣，他們都想藉由經或史來闡述自己的治國理念，他們都不惜改變歷史的本來面目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清代學者就已經知道，研究漢代歷史不能捨棄正史而只看《通鑑》。

《漢武故事》中漢武帝父子形象的原型

如上所述，《通鑑》採用《漢武故事》的敘述，將漢武帝父子的樣貌，描繪成雙方在個性、政見上都有明顯差異。《漢武故事》為什麼要這樣塑造漢武帝父子的形象呢？

《漢武故事》一書舊題為班固撰，實則應是南朝宋齊之際的王儉所作。從現存的佚文來看，其內容多是些描述以房中等法術修煉求長生的故事，這正是東晉南朝時期道家神仙學說盛行於世的產物。

不過《漢武故事》書中似乎也有比較正經、嚴肅的題材，例如像《通鑑》所採用的段落，就描述了漢武帝父子不同的治國理念。其實這類描述治國理念的內容，本來就符合神仙家的追求，神仙家譴責帝王一邊想求仙、一邊卻窮兵黷武與奢侈縱慾。《漢武故事》著意描寫漢武帝父子的政見歧異，其用意也是如此。道家與稍晚的道教著述，常使用假托帝王事蹟來「設事譬喻」的寫作方式，秦始皇、漢武帝最常成為假托的對象；因為這兩個帝王就是既熱衷於求仙，又窮兵黷武、奢侈縱慾。

那麼《漢武故事》的作者王儉，為什麼要描寫漢武帝父子有政見之爭呢？

在王儉生活的時代也發生過一場「巫蠱之變」，他的父母都被捲入事變中。南朝宋文帝的長子劉劭年幼便立為太子，其後劉劭因為反對宋文帝北伐，而與宋文帝的寵臣江湛、徐湛之產生嚴重的嫌隙。劉劭與其姊東陽公主（即王儉的母親）行巫蠱詛咒宋文帝，其事終究還是洩漏出去。宋文帝打算廢掉太子劉劭，卻被劉劭起兵殺害。劉劭篡位後，懷疑王儉之父王僧綽的忠誠，將其殺害。

因為王儉的父母都捲入這場宮廷鬥爭之中，王儉可能想藉由撰寫神仙故事，來曲折地表達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宋文帝猜忌好殺，當時的政治氛圍正可比擬漢武帝晚年。由於王儉自己是支持「守文」的政見，因此在「太子劉劭因反對北伐而與皇帝寵臣對立」一事上，王儉可能暗中同情劉劭，而以此為底本塑造了《漢武故事》中衛太子「守文」的形象。

除了王儉的自身經歷之外，《漢武故事》還採用了西漢當代的原型來塑造漢武帝父子的形象。在《漢武故事》的描述中，漢武帝認為太子「不類己（不像我）」，這種父子關係可以在其他西漢帝王的事蹟中看到。第一例是漢高祖，劉邦認為漢惠帝「不類我」。再來是漢宣帝與漢元帝父子，這就牽涉到政見之爭。漢元帝在當太子時曾勸漢宣帝「用儒生」，這與宣帝一直以來任用刑法的政策相牴觸，因而遭到宣帝一頓訓斥。漢宣帝還因為另一個兒子淮陽王像自己一樣「明察好法」，而曾考慮換掉太子。

漢宣帝與漢元帝父子的治國理念有不小的差異，這才是漢武帝與衛太子有政見之爭的原型。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漢朝的國策並沒有在漢武帝晚年就轉向「守文」。從漢武帝到漢宣帝，歷經三代皇帝，都一直堅持「以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直到漢元帝即位，才開始用儒家理念治國；這才真正改變了漢武帝以來的治國方略，走向「守文」之路。

西漢帝王簡易年表（本書著重討論的時間段是漢武帝到漢元帝之間）

學界的迴響

以上是《製造漢武帝》一書的主要論點。書中牽涉到很多課題，引起爭議的地方也不少。本書的初稿〈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一文發表後，李浩便撰文批評辛德勇的幾項主要論點。

李浩認為司馬光數度駁斥《漢武故事》的說法，因此《通鑑》不會採用《漢武故事》，《通鑑》寫巫蠱之變的史料來源是別有所本。《漢武故事》作者為誰至今不能下定論，無法證明此書的作者為王儉。從《史記》、《漢書》的記載來看，漢武帝晚年確實厭倦於求仙，並於下「輪臺詔」後停止征伐、致力勸農，與《通鑑》的敘述相合。《通鑑》在敘述重大歷史事件時，一直遵循著漢代文獻的記載，司馬光做的不過就是經過嚴格考辨之後，取擇其他史料補充了某些細節。這只能稱作是「歷史闡釋」，而非「歷史重構」。李浩的這些批評不是全無道理。

目前學界對於此書的迴響，比較集中在重新討論「漢武帝晚年是否有政策轉折」上。

自從田餘慶〈論輪臺詔〉一文發表後，政策轉折之說儼然成為學界主流。舉例而言，臺灣學者蒲慕州雖然在勾勒「巫蠱之禍」的事件經過時，棄《通鑑》的材料不用，但卻也不否認漢武帝與衛太子之間存在著政治路線之爭。近年比較系統研究西漢中後期政治史的張小鋒，也沿襲田餘慶的說法。其實，就如《製造漢武帝》一書所說，這幾十年間不是沒有學者反對「政策轉折」說，但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

辛德勇的論文發表後，便有學者針對文中涉及西漢歷史的部分，撰文質疑辛德勇的論點。如韓樹峰更細緻地分析牽扯進「巫蠱之獄」中的人物各自有什麼動機及目的，對於田餘慶與辛德勇的說法都提出修正。成祖明主張，就算不採用《通鑑》的史料，光憑《漢書》的相關記載，還是可以從中看出漢武帝與衛太子之間，存在著政治路線的分歧，並且雙方在朝臣中各有支持者；「輪臺詔」的頒布確實象徵著漢帝國的政策出現重大轉向。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支持辛德勇的說法。如楊勇主張「輪臺詔」頒布的時候，確實還看不出漢武帝有調整政治方略的打算；在漢武帝身後，西漢一朝的基本國策又歷經幾番波折才逐漸轉向「守文」。這些討論都可說是促進了西漢中後期政治史的深入研究。

在西漢的歷史發展方面，筆者大致同意楊勇的看法。如果以《漢書》、《鹽鐵論》的記載來看，漢武帝晚年確實沒有完成重大的政治轉折。《通鑑》採擇《漢書》之外的史料（姑且不論是否真出自《漢武故事》）來描述漢武帝晚年這段歷史，依現代史學的標準來看，或許不是穩當的作法。學者根據這段不夠可靠的史料提出「漢武帝與衛太子有政見之爭」，這個論點很難成立，因為《漢書》中確實缺乏這種跡象。

然而，漢代人自己倒是很重視「輪臺詔」的歷史意義。

《製造漢武帝》書中已經提到，東漢時代的班固寫到「輪臺詔」的頒布始末，即說漢武帝「悔遠征伐」，「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漢書‧西域傳》的贊又說：「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時代再更靠近漢武帝一點，西漢成帝、哀帝時期的劉向、劉歆父子也有類似的言論。[2]即使漢武帝死後的歷史發展還有一些曲折，漢朝當代確實有人認為漢武帝晚年意欲停止對外征伐的政策、從此與民休息。

這樣說來，司馬光修史固然有意藉此表達自己的治國理念，但專就《通鑑》描繪出「漢武帝晚年有對外政策的轉折」一事來看，司馬光到底只是察覺到漢代人已有這樣的看法、並且將此說加以強調，還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政見而刻意扭曲歷史，這恐怕是還需要再討論的問題。

無論如何，筆者認為《製造漢武帝》提出的議題很有價值，期待學界未來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1] 《製造漢武帝》書中說，王益之有意去除《漢武故事》中的大部分記載，但還是留下一句「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王益之注明引自《漢武故事》。辛德勇據此認為，王益之當時還看的到《漢武故事》這本書，可見《漢武故事》裡的確有描述巫蠱之變的相關內容；而王益之只採用了一句，卻不採用描述漢武帝父子有個性差異、政見之爭的段落，是因為王益之認為這段記載不可靠。這裡辛德勇犯了關鍵的錯誤，「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一句是出自《漢書‧劉屈氂傳》，王益之不知為何把出處給注錯了。如此一來，《西漢年紀》寫巫蠱之變的段落根本沒有引用《漢武故事》，也就不能證明《漢武故事》裡面有描述巫蠱之變的內容。李浩、韓樹峰已經指出此錯誤。

[2] 劉向《新序‧善謀下》：「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台。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苛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能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甯，繼嗣以定……。」這段文字在《製造漢武帝》書中也有引用，然辛德勇認為《新序》寫歷史多有虛構之處，不足採信。我認為《新序》寫歷史事件的經過雖然未必準確，但劉向以西漢人言西漢事，至少可以代表西漢晚期的人對漢武帝時期這段歷史的一種看法。漢哀帝時劉歆提出的看法則見於《漢書‧韋賢傳》所錄劉歆的論議中：「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以上引文見石光瑛，《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1398-1402。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卷73，〈韋賢傳〉，頁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