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物陳列館紀實（一）：史家技藝的展現

王國維曾指出，二十世紀學術有四大發現，分別是「殷墟甲骨文、漢晉簡牘、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敦煌文書」。在百年之後回首，方知王國維此言不虛，這四大發現確實在文史哲各個領域中都有極大的影響。

擁有這四樣發現的博物館、大學或機構不少，但是，這些文物若是分開來看，不容易顯出價值，全部展示也不可能，長達百年的學術積累與史料脈絡要如何呈現？是最需要思考的問題。

一般大學或研究機構附屬的陳列室，礙於經費與人力，只能簡單地排列出藏品與簡易的標籤。而隸屬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文物陳列館（以下簡稱陳列館），又如何呈現出王國維的四大發現？其策展理念與展示空間設計值得參考。

歷史學與考古學很容易給人艱澀無趣的形象，在人們造訪歷史文物陳列館之前，恐怕也難免有這樣的想像，那麼如何才能打破既有的印象、吸引普羅大眾的目光呢？

「新史學」的化身

1927 年，國民政府通過法案，委由蔡元培等人籌建直屬於國家的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由此誕生。雖然中研院的創辦成員多為中國科學社的社員，但是第一個成立的研究所卻不那麼「科學」。

在 1928 年的夏天，被胡適評譽為「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的傅斯年，於廣州創辦了中研院的第一個研究單位──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近年掀起的「民國熱」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董作賓……等學者的生平受到矚目，這些被稱為大師的人物也都曾任職於史語所，在推進近代學術的發展上，有極大的貢獻。

傅斯年認為，學問不應該只是書齋裡的自言自語，他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來勉勵所有的研究者走出書房，盡量地蒐集第一手的材料。他的理念源自於民國初年科學實證的風氣，也讓史語所成為引入西方考古學方法進行挖掘的先驅，1928 到 1937 年的安陽殷墟考古計畫、1930 年代的東周西周墓葬與後來的西南民族調查，帶回了大批珍貴的材料，也奠定了史語所在考古學與民族學上的地位。

1949 年，史語所隨國民政府遷臺，在南港落腳。86 年來，史語所見證了中國近代史的風風雨雨，經過許多研究者的努力，至今，史語所仍被世界漢學研究者稱為「天下第一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除了史語所之外，傅斯年也在教育部委託下，成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試圖透過博物館教育國民，在他的影響下，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的關係十分緊密，也共享了許多資源與成果。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故宮博物院合併，在 1965 年改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後，傅斯年的中央博物院就此消失。

承襲著傅斯年的精神，史語所考古館在 1958 年於臺北市南港區落成時，就準備了一間陳列室。而後在 1986 年又興建了歷史文物陳列館大樓，一二層為博物館展示空間，於 1997-2002 年重新整修後，傅斯年創立中央博物院的初衷，可說在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為導向的陳列館中再度復活。

在近年興起的「民國熱」中，不少人嚮往著大師們的風采，津津樂道於傅斯年、胡適、陳寅恪等學者的掌故，但是對於他們傾注一生的學問卻相對陌生。陳列館的存在，可說是綜合了前人的研究後，將融合自由精神與科學方法的「新史學」化作具體的呈現，也是從歷史學與考古學的角度，對於己身學術史的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