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的真實暗殺：《馬拉之死》

所有對歐洲美術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不會不知道這幅鼎鼎大名的作品。

《馬拉之死》雖然可能不如刺客教條那樣的炫麗，有著超酷的路跑動作和令人想敗下去的全套裝備，但依舊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最重要的一次暗殺事件。整起事件的經過、審判甚至到畫作本身，不只標誌著一個時代，甚至改變了那個時代。

畫家賈克．路易．大衛（Jacques Louis David），馬拉的好朋友之一，成功的把一個人的死亡轉化為一個時代的悲劇。馬拉在浴缸中垂下的手臂、光與影的錯位使馬拉的死亡轉化成一位殉道的聖徒，在藝術史中多次與米開朗基羅的聖母憐子像做為對比。而這幅畫也激起了巴黎市民對馬拉還有雅各賓理想的無限同情，把恐怖政治推上了巔峰。無怪乎在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時代結束後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這幅畫一直乏人問津，因為它的的確確是一幅沾著血的畫作。馬拉在生前砍下了無數人頭，在他生命結束之後，依舊有人因他而死。

事發經過

1793 年 7 月 13 日，巴黎。

大革命已經過了四個年頭，巴黎的街道上車水馬龍。這座法國首府雖然比不上如今的「花都」美名，但至少人們已經開始過起了相對穩定的生活。紫丁香味的手套、粉紅色鞋、綴滿絲製玫瑰的帽子與街道的無賴妓女們同時統治了城市。輝煌的皇宮前掛滿了藍白紅三色旗，象徵革命勝利並慶祝即將到來的大革命四週年紀念。

夏綠蒂．科黛走下公共馬車，手裡夾著一份報紙。（另一說是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英雄傳》）

史料、歷史小說可能因為立場或是戲劇效果而有所不同，但在這裡，它們不約而同的將科黛刻劃成同一個形象：棕色絲綢連衣裙、諾曼地口音、貴族般的優雅氣息。她信步閒遊，走在歷史發生的各個據點：皇宮花園、杜樂麗花園、革命廣場（路易十六，還有眾多有罪及無罪的貴族們在那被砍頭）、勝利廣場……

還有一些時間，於是她便走到商店區，買了一頂高挑、黑底、鑲著綠絲帶的帽子。請試想你在臺北東區看到的那些信步閒遊、穿的漂漂亮亮正在購物的年輕女性，然後你剛好手機沒電、身上沒書，爽報又被拿完了，閒到要死的瞬間你看到她們，然後心裡想著：不知道她們要去哪裡？
 
……你應該不會想到她們正在計畫刺殺某個政要。這很突兀，就是不太像一個穿的漂漂亮亮的人會去做的事。
 
但科黛就是這樣做了。在購物的當下，她「順便」買了一把六英吋的菜刀，藏在絲絹下來到了公民馬拉的住所。
 
尚．保羅．馬拉（Jean-Paul Marat）是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的領導人之一，因為皮膚病的關係他已經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之中，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一個裝滿藥皂水的浴缸中工作，以便減緩他椎心刺骨的發癢。第一次、第二次科黛都寫了信，但是並沒有得到馬拉的回應。第三次，馬拉的情人西蒙娜直接現身，責問科黛為什麼如此急於見到馬拉？兩位女性在玄關爭吵了起來。科黛這次不再退縮，她大聲（至少音量足夠壤樓上的馬拉能聽見）的拋出一個馬拉無法拒絕的餌：她有吉倫特派的情報，必須當面會見馬拉。
 
吉倫特派是法國大革命的溫和派，代表大革命的中產階級利益，和代表無產階級的雅各賓派，雖然在對抗王權和封建貴族上曾有過一段蜜月期，但隨著路易十六的退位和被殺，兩派的摩擦開始浮現。雅各賓派憎恨吉倫特派無力阻止物價上揚和投機的商人，主政的吉倫特則不斷頒布法令鎮壓下層民眾。一直到 1793 年，雅各賓派在一次政變中全數執掌國民公會，吉倫特派的議員被集體送往斷頭台，不然就是到處逃竄。
 
科黛就是要獻上逃往諾曼第地區的吉倫特派議員名單。果不其然，馬拉吃下了誘餌，在浴缸裡接見了科黛（聽起來怪怪的）。在談話中科黛吐出了大量吉倫特派議員的名字，馬拉一邊抄寫一邊得意的露出冷笑：「好極了，用不了幾天，他們全部就都會在巴黎的斷頭檯上了。」
 
說時遲那時快，科黛迅速掏出藏起來的菜刀狠狠往馬拉胸膛猛扎。
 
馬拉發出了驚恐的慘叫。樓下的傭人和馬拉的情婦迅速衝上樓，打開門看到了拿著匕首的科黛，上面，血跡斑斑……

《馬拉之死》

雅各．路易．大衛（Jacques Louis David），法國畫家，在馬拉被刺後兩個小時，約莫晚上九點，就趕到了現場。

在長谷川哲也的作品《拿破崙：獅子的時代》裡，大衛被描述成一個冷酷的人：在獲得許可繪畫馬拉之死後，大衛就在小房間中面對逐漸腐爛的屍體繪畫。七月的巴黎天氣讓整個房間充滿令人崩潰的味道；舌頭從嘴裡伸出來，因為太礙事所以乾脆就割了；手臂因為腐爛脫落，就去外面隨便找個屍體的手臂重新縫上……

漫畫或藝術創作有助於提升人們對歷史的興趣，但是人還是有必要忠於史實。

在歐洲藝術史上，大衛是法國新古典主義的重要畫家；在政治史上他是出名的贊同革命者。大革命時期他便藉由畫作來支持革命，期間繪畫出來的兩幅作品：《處決自己兒子的布魯斯》（1789）、《薩賓婦女》（1799），表達了他對共和體制的極大熱情。他的畫作背景雖然都是古代的事，「但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穿古裝的人在攻克巴士底獄」，斯蒂芬瓊斯在《康橋藝術史》如是說。
 
事實上，大衛作為革命的同情者、馬拉與羅伯斯比爾私下的朋友，相當溫和的對待了馬拉的屍體。他迅速的畫下馬拉被刺場景的速寫後，就親自為他舉辦了一場隆重的葬禮，並將馬拉安葬在先賢祠（雖然之後即被遷出）。值得一提的是，大衛為了忠實體現馬拉為國犧牲的悲壯情懷，甚至希望整個葬禮都將馬拉沉浸在浴缸裡，以便完整重現被刺的那一刻。但是卻無法這麼做，因為屍體已經開始腐爛的關係，以至於他們必須在葬禮之中不斷朝屍體噴水，使開裂的傷口潤合。
 
葬禮結束後，悲痛萬分的大衛才決定讓馬拉的身影永留世人。於是開始創作了他這一生最出名的作品：《馬拉之死》。
 
就在暗殺發生的前幾天，他還曾訪問過馬拉，親眼見到過他在浴缸中辦公的情景：

浴缸旁邊有一隻木箱，上面放著墨水瓶和紙，在浴缸外的手卻在書寫關於人民福利的計劃。

創作時，他不斷的聽見自己的聲音，根據他的描述，這成為他畫下《馬拉之死》的重要動機。
 

公民們、人民都在召喚他們的朋友，他們憂傷的聲音都可以聽到：大衛，拿起你的畫筆……為馬拉復仇……我聽到了人們的聲音。我聽從了。

關於這幅作品的評論，美術史的專著和評論已經提過太多，在此就不贅述了。簡單說來，《馬拉之死》忠實的呈現死者為公眾操勞的生活情景，簡單的構圖、光影把一次政治上的犧牲描寫成一次真正的謀殺。大衛在畫中是力求用他的筆喚起觀眾對他心目中的這個革命家產生崇高的敬意，並且在人民心中產生巨大的力量。對大衛來說，重要的不是一切細節的重演（比方說馬拉臉上難看的痘疤），而是簡化到忠實體現人的意志及理念便已足夠。

他成功了。

雅各賓派執掌了國民公會，人民的巨大支持使雅各賓掌握了法國政治的絕對權力。雖然事後雅各賓執行的恐怖政治讓這幅巨作染上了血的汙點，但 1793 年的當下，絕大多數的法國人民都因為一個平等社會的想像如癡如狂。也無怪乎羅伯斯比爾說出的那句話了：

馬拉的死亡竟然比他的生命更影響這個世界。

一場事件，兩個世界

知名人物總是對「歷史評價」這件事情很感興趣。

但我也要老實說，在讀了這麼長時間的歷史系之後，我還是抓不準歷史評價的標準。在一場驚天動地的鬥爭裡總是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橋段：兩派都宣稱自己站在「歷史正義的一方」、「法庭之上還有法庭，那就是歷史」、甚至都已經全面潰敗了，也要大喊一聲「歷史總會還給我一個清白的」（1945 年希特勒是這樣說的，並不是在影射任何一位檯面上的政治人物），然後悲壯的倒下。

每次看到這種情節時都讓我想到某些喊一喊「我一定會再回來的！」然後就落跑的卡通反派……

……言歸正傳。我要說的是：許多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是正義的事情，在事後的歷史評價中卻被評論為大錯特錯；而完全相反的歷史事件，亦所在多有。

1793 年馬拉死亡。這對死者自身而言，意味著什麼？

是獻身理念的崇高殉道？還是天理昭昭、報應不爽？身為九月屠殺的策劃人、數以千計貴族、王族、中產階級、吉倫特派議員死在斷頭台之下，很多甚至是無辜的，馬拉的死亡絕對能夠讓許多人拍手叫好。於是馬拉的形象就開始二分化，有人說是聖徒殉道、有人說是惡魔歸西……

無論後世如何評論，把一個人的死亡訴說成正義或是邪惡，但「死亡」這件事情對死者本身來說就只是一個人吐出了一口氣，然後忘記吸下一口，就這樣而已。

「死亡」對死者本身來說毫無意義，所有意義都是還活著的人的事。

活著的人根據自己的立場或需求，評價了前者的功與過。

而當時沒有人會知道後世的立場或需求為何，所以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後世會如何評價他們。

大家都知道大衛那幅有名的《馬拉之死》。但比較少人知道還有另外一幅描述馬拉被刺殺的場景，立場卻完全不同的作品：保羅．波德里的《刺殺馬拉之後的科黛》。

1815 年，法國革命的成果失敗了、拿破崙失敗了；保守主義復興獲得了暫時的全面勝利。

馬拉被快速的遷出先賢祠，33 年後的 1848 年發生全歐大革命，法國再度開啟了二次共和政治，但馬拉卻再也沒有回到先賢祠。和法國大革命不同，1848 革命政府不再開啟恐怖屠殺政策，遜位的路易．腓立普離開法國，在英國一直待到去世。

恐怖政策的法國大革命失敗了，未施行恐怖政策的 1848 革命卻成功了。數以千條的無辜性命讓大家開始懷疑馬拉宣稱的「少數人的死亡為了大多數人的幸福」，是否是真實的？

然後來到了事過境遷的 1861 年，人們不再記得雅各賓黨的口號、理念。人們只記得馬拉和他的雅各賓黨羽煽動的仇恨、恐懼，為了徹底消滅王權不斷捏造皇后與兒子有染的低俗報紙、玷汙皇后名譽的鑽石項鍊事件、一天只有一餐被迫隨地大小便被虐致死的小路易王子、遺言是「希望我的血可以安撫諸君的靈魂」的路易十六、喊著「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的羅蘭夫人……

還有巴黎數萬條無頭的亡魂。

《刺殺馬拉之後的科黛》是保羅．波德里唯一一幅歷史題材的作品，這也表明這一歷史事件是如何地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要用他的畫筆來抒發他的感想。波德里無疑是出於對馬拉的憤怒和對科黛的崇敬才畫這幅畫的。他不隱諱科黛殺死馬拉是一次謀殺，但正義與邪惡的劃分則與大衛完全相反：科黛一臉浩然正氣的站在馬拉的屍體旁邊，拒絕逃跑表示對自己的抉擇負責。她的身影和表情儼然是一位正氣凜然的英雄。而馬拉的臉被描繪的醜陋，完全失去了像大衛畫作那樣的祥和安然，像是終於墮入地獄的惡魔。

最後請讓我回到關於「歷史評價」的話題作為結尾。追根究柢，歷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法國作家妙麗葉．巴貝里在《刺蝟的優雅》裡給出了一個堪用的答案（當然不是唯一的答案）：

讀歷史，就在於警示大家提防人類的瘋狂。

但從歷史軌跡上來看，大家其實並沒有從歷史中真的學到許多教訓。從法國恐怖政治之後，法西斯、納粹、共產黨……世界上不斷出現一些政治團體，都有一個不可思議的相似性：高度的政治理念，為了實現這樣的理念、這樣的大同世界，他們不斷的在屍山血海中企圖建立他們的理想國。

但是到最後，歷史的評價總是不提他們的理念、或是任何他們想像的美好世界。因為對歷史來說，重要的從來就不是當事人的理念、口號或語言。

唯一重要的，是他們對待生命的行為。

如同之前所說，身在當代的人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後世會如何評價他們。但是我們卻可以概括的猜測我們的「歷史評價」。

我想，歷史評價善惡的唯一標準在於，哪一方更加尊重人的生命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