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中國！揭開三點現今中國共產黨的迷思！

迷思 1：「共產主義在中國已名存實亡」

如果毛澤東今日死而復生，他踏出天安門廣場的陵墓時將大驚失色。毛主席將看到徹底改變的北京：摩天大樓、豪華汽車、藝術品和骨董藝廊、企業人士穿著義大利設計師鞋來去匆匆。政治辯論也將讓他大感驚訝。

1978 年，毛澤東的接班人鄧小平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意識型態去掉「階級鬥爭」，引進「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目標是以商業導向的國有企業取代僵化的中央計畫，並讓活躍的私有部門並存。

其結果是，到 2013 年中國有一百六十八位財富超過十億美元的富豪，人數僅次於美國。同年中國擁有百萬美元的富翁人數攀至一百萬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據匯豐銀行（HSBC Bank）的數據，1021 年中國消費者占全球精品銷售的 25%。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 、古馳（Gucci） 、Burberry和普拉達（Prada）在中國總共有一百七十九家店，服務這個進入新千禧年時幾乎還不存在的市場。

中國年輕人似乎只有一個人生目標：致富。超級鉅富甚至加入共產黨。

在 1990 年代晚期，江澤民允許中產階級──創業家和企業主──擁有全國人代會（中國國會和形式上的最高國家機構）的席次。到 2012 年，近三千名代表中已有幾名億萬富豪，七十名最富有代表的總私人財富估計達五千億美元。

相較之下，所有美國國會議員、最高法院法官、政府部會首長和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同一年的總資產只有四百五十億美元。億萬富豪擁有全國人代會的席位，與中國的法律保護不足和財產權發展落後有關。他們加入體制是為了保護自身免於被商業對手壓制。

「中國共產黨有超過八千萬名黨員，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會！」「政治局的運作與高盛投資銀行（Goldman Sachs）沒有兩樣！」「中國今日的意識型態？是的，那是麥肯錫──列寧主義（McKinsey-Leninism）！」「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邁向……資本主義最長的長征路！」

有關中國「共產主義」的笑話有一籮筐，二十年前就被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戲稱中國共產主義是「市場──列寧主義式」（Market-Leninist）。

現在已很少人相信列寧、馬克思和毛澤東三人組──願他們安息。「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鄧小平 1961 年在廣州會議這麼說。毛澤東的接班人十分務實，他開放中國經濟，也開放政治到某種程度，允許私人生活享有更多自由。如果負擔得起，中國人可以購買他們想要的東西，選擇維生的方式，並把子女送到美國的學校。

但共產主義的殘餘仍然存在，儘管過去三十年來經濟、社會和政治經歷快速變遷。想想基督教在今日歐洲的地位。許多歐洲人說他們不信仰上帝，但基督思想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塑造他們的信仰。同樣的，雖然中國人不再相信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型態仍在他們身上留下印記。例如，貴族統治的觀念對中國人既陌生又難以接受，和美國人的態度一樣，雖然一百年前它還存在。

此外，中國仍然有列寧式的政治體制，正如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他的著作《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祕密》(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所指出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部會、國有企業、大學和媒體等重要機構，幾乎所有高層職位都由共黨組織部任命。所有國有企業都還設置黨委會作為最高決策單位，許多社區街坊還有居民委員會。

媒體受到黨宣傳部的監視，黨每日發布指示給媒體。這類通常很繁瑣冗長的指示──由正式的書面文件或較不正式的電子郵件、簡訊和電話傳達──解釋黨認為哪些當前的議題具有敏感性。

人民解放軍屬於黨，而非國家。

軍事最高領導機構中央軍委會，由黨總書記領導。所有上校或更高階的軍官必須是黨員。政治委員深入軍方所有階層。最後，黨也讓所有政治對手中立化，掌控法院，限制宗教團體和公民社會，建構一個廣大的國內監控系統和國安組織，並對勞改營的囚犯執行「政治再教育」。

毛澤東精神長存。

除此之外，雖然中國常被稱許是市場改革和全球化的先驅，國家在經濟上仍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中國在私有化、財產權和開放管制上，一直抗拒傳統的市場資本。

基於這個理由，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2011 年把中國的「經濟自由」度評為全球第一百三十五名（在一百八十三國中）。根據該基金會指出，中國是經濟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市場力量運作的空間極小。評估各國經濟自由度的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也給中國類似的評價。菲沙在 2011 年的報告中，將中國名列一百四十一國中的第九十二名。

更進一步說，黨仍然頑強地堅守意識型態。人民可能不在乎意識型態，但這對精英卻極其重要──貓必須是白的。共產主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因為政權利用意識型態來為統治取得正當性。

在今日中國最大的罪行是組織反對黨與共黨對立，第二大的罪行則是質疑黨的意識型態立場。這些立場不斷演變，黨的想法會順應國家變化的需求。黨的教條由中央黨校和眾多政府智庫制訂，包括僱用逾兩千人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黨也投資大量資源在數百萬名黨員的意識型態訓練上。

在黨職每一次晉升前，所有黨員都會被送到黨校，在那裡學習來自黨最高階層的最新意識型態綱領。馬克思──列寧意識型態被穿插進中國的教育系統，從小學到大學。人民解放軍的意識型態教育尤其重要，以確保對黨的忠誠。儘管西方媒體經常表達對中國軍方政治化的關切，中國媒體反而擔心軍方的去政治化。

2013 年 12 月 26 日，毛主席一百二十歲冥誕在高調的慶典、展覽和販賣以毛澤東為主題的奢侈品中度過。顯然今日的中國人不是共產黨徒。復活的毛澤東將發現，他制訂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正在天翻地覆。

迷思 2：「中國由中央控制」

由於中國是一黨專政國家，我們很容易假設北京的中央政府為整個龐大的國家做所有政治決定，省級政府和地方當局則完全遵守中央決定。

我們想像黨中央為全國各地制訂詳細的計畫──包括經濟、政治改革（或不改革），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我們以為，腦筋清楚的地方政治人物都不敢反對這些計畫，地方政治機構只是北京深入各省的長鞭。我們可能進一步想，獨立的政治想法沒有存在空間。中國人應該都把全體的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所以我們自然會以為，地方當局的所有作為都會考量全國的利益。

但中央與省級的關係遠為複雜。和神一樣，中國的最高領導階層無所不在──但並非無所不能。

根據憲法，中國確實由中央政府控制。談到臺灣和西藏等關乎國家重大利益的問題，偏離北京決定的空間很小。但在許多其他事務上，省級確實有相當自主權可以追求自己的目標和利益。

省級黨委書記擁有部長級的位階，提供他們相當大的政治權力。當北京宣布新法律或政策時，省政府視之為協商的起點；他們並非完全遵照中央的指令行事，而會考量最適合各省的做法。地方領導人違背首都的指示、視地方情況和需求行事，已是一項悠久的傳統。中國的諺語實際上建議這種做法：「天高皇帝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新加坡東亞研究所主任鄭永年說，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封建聯邦國家。權力分散化，各省擁有相當自主權。在有關各省財政事務上，北京施加的限制很少。彈性制度對中央政府有利，因為可以讓各省實驗不同的經濟模式。一些省分採用完全的市場經濟，一些省分的地方經濟則仰賴國有企業。

中國東南部的溫州市以老練的商賈聞名，從 1980 年代初期中國其他地方還實施計畫經濟時，當地政府就已鼓勵和支持溫州的私人經濟活動，抗拒來自北京的批評。今日溫州從私人企業獲得 75% 的稅收。在東北毗鄰北韓的工業省遼寧，私人企業與國有企業的關係則相反：私人部門僅為該省創造 25% 的財富。

各省也實驗政治改革，不受中央政府的干預。最極端的例子是香港，在政治、法律、經濟和財政事務上都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此即所謂的「一國兩制」。另一個例子是四川省，地方當局已測試數種強化地方民主政治的做法。例如，步雲鄉的居民從 1999 年來已能自己選擇領導人，一名樂山市中區的市民代表也被選為該區的區長。

民主政治的真正試金石當然是候選人名單如何產生，而這通常必須由黨批准。在浙江省溫嶺市，地方政府制訂預算時會徵詢隨機選出的人士意見。市當局提出數項正在考慮的提案後，由這些代表投票選擇他們認為最好的提案。這些程序都非由北京制訂或憲法規定。

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許多省分甚至有自己的目標。雲南省與緬甸的關係就是一例。從緬甸鋪設油氣管到中國的計畫最初由雲南省政府提出，並在 2007 年獲得中央政府採納。為了爭取該計畫的支持，地方學界被要求描述這項計畫為國家安全所不可或缺。

這個策略證明很成功：訊息得以傳達到北京，雲南當局得遂所願。油氣管的終點站將是雲南省首府昆明。雲南省甚至偶爾違背北京的利益。雲南商界大手筆投資在緬甸的礦業、林業和基礎建設。雲南企業人士與緬甸的少數族群以及對抗政府的武裝叛軍，有個人、族裔和經濟關係，因此雲南的目標常與北京的目標衝突，北京認為與緬甸中央政府保持關係極為重要。

緬甸希望北京強迫雲南結束對叛亂族群的支持，但雲南仍我行我素。值得注意的是，省級有自己的外交政策，這在傳統上是國家顧忌的事。國家的定義一直是獨攬一國的外交政策──而中國中央政府出乎意料地並未如此。

在中國，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平衡是動態的，雙方隨時在拉鋸誰該控制什麼。正如我們看到的，各省大體上自我管理，但中央政府往往嘗試節制地方權力。

在 1980 年代，根據所謂「放權讓利」的地方分權政策，地方當局得以在經濟事務上獲得更大自由。1994 年，中央政府認為地方自由太大，開始採取數項收回權力的改革。例如，稅制改革把全國各地的徵稅納為由中央決定的政策，而非各省的規定。

北京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機對各省採取微觀管理。中國龐大的規模，使中央政府不可能有效執行所有決定。

試想，整個中國有三個省的人口比德國多：廣東、山東和河南省。有八個中國城市的居民超過一千萬人；九十三個城市超過五百萬人。在美國，只有紐約市居民超過五百萬人。中國最大的城市重慶有三千萬人，如果重慶是一個國家，在全世界將排名第四十一，超越一百五十國。到 2020 年，可能有六個省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超過一兆美元，將與俄羅斯和加拿大不相上下。以如此大的規模，許多決策不得不由地方來決定。

經濟自由和責任，提供地方當局更大的誘因去創造地方經濟成長。當一項模式或實驗在某個地方證明成功，其他地方將可向它學習；如果失敗，中央當局無須承擔責任。

很重要的是，享有更大自由的省級政府，比較可能繼續支持中央領導階層。而北京需要各省的支持。

迷思 3：「領導階層嚴重分歧」

與蘇聯共產黨的歷史恰成對比，中國共產黨的紀錄呈現長期的派系鬥爭，即使在毛澤東或鄧小平等重要人物在位時期也是如此──林霨(Arthur Waldron)。

2012 年 3 月，一場政治地震震撼中國，薄熙來──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國元老的兒子──遭卸除所有黨職和逮捕，並被指控「嚴重違法亂紀」。不僅他無可限量的政治前途破滅，他的妻子谷開來更被指控毒殺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

薄熙來已被提名為進入管理中國領導集團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候選人，而該委員會已預定同一年秋季將在共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改組。

北京最高領導階層的數名成員無疑地想除掉他。薄熙來是一個野心勃勃、富有魅力和民粹派的政治人物，因為透過群眾運動提高自己的聲望，而違反黨的不成文規定。他在自掘墳墓。不過，對黨來說，他落難的時機不佳，就在重大的黨大會前。中國的新領導階層將產生，表面上的團結一致十分重要。

薄熙來案在中國和海外都吸引很多人注意，看待中國共產黨有如「拜占庭宮廷」的人，舉其中的馬基維利式陰謀、權力鬥爭和下流手段，來強調他們的觀點。共黨精英之間將發生分裂的揣測四起─有些人在分析中這麼說，有些人則是胡亂猜測。

不過，儘管發生薄熙來醜聞，仍有許多理由相信共黨領導階層間仍緊密團結。為什麼？

領導人的行為習慣，是統一步調和追隨既有的常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頭幾十年，人頭落地是很常見的事，但自從 1989 年天安門示威後，很少精英衝突擴大到社會大眾。

天安門事件時，保守派領導人占上風，自由派遭整肅，後者以黨委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趙紫陽被解除職務並軟禁，因為他反對動用軍隊鎮壓抗議。近幾年來，黨領導階層很少發生嚴重衝突。權力鬥爭有時候很激烈，尤其是在最重要的黨大會前，但政治操作受到若干原則節制。

這從權力自鄧小平轉移給江澤民、江澤民轉移給胡錦濤，以及胡錦濤再轉移給習近平都很有秩序，可以明顯看到。

領導人的態度也顯示精英階層的團結。個別情況的分歧確實會發生，但對政治方向的整體看法似乎很一致──繼續推動鄧小平發起的經濟改革，當然還有維護共產黨的獨占權力。我們如何了解精英間的團結一致？

第一，領導人有相同的背景和社會化過程。仔細看一幅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的照片時，我們可能聯想他們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他們清一色是男性，都穿著黑西裝、繫領帶。他們都戴樸素的方框眼鏡，梳相同的油頭，沒有人顯露灰髮。他們年齡都在五十五到六十多歲之間。其中有些是黨元老的兒子。他們有不同的政治網絡，但所有人都是黨組織的產物，來自一個封閉的生涯系統，有著或多或少預先決定的路徑。這些人都攀爬到頂端。

第二，領導階層團結在常規下，包括集體領導的理念。個人(如毛澤東和鄧小平)或單一派系不得掌控領導權。

「簡單說，」鄭永年教授說：「中國政治在鄧小平下去個人化，在江澤民下集體領導化，並在胡錦濤下體制化。」江澤民採用以協商和妥協為基礎的集體決策，胡錦濤則採取把政治決策過程制度化的重要措施。

精英流動是另一個重要的共同價值。鄧小平致力於促成元老退休。他採用黨領導人七十歲限齡退休（後來降至六十八歲）的做法，並規範領導人只能任職兩個五年任期。和世界各國絕大多數共黨領導人不同，鄧小平並未緊抱權力直到去世。

身為黨革命英雄的後代雖然可以加分，但升遷主要根據才能。能脫穎而出攀至頂峰的人都有豐富的歷練，包括管理國有企業到擔任省級黨委書記，有些還曾管轄逾一億人。儘管任用親信確實存在，這套制度產生相當幹練的領導人。

最後也很重要的是，內部紀律是重要的常規，一如列寧式政黨慣常的做法。歧見的理想解決方式是閉門協商和不公開化。每個人應該服從上級的命令，雖然這套制度並非完全獨裁。黨領導階層的辯論在重大政治決定前往往變得激烈，但決定一旦做成，每個人都應忠誠地支持它。

第三，領導人都應密切注意大眾關切的事，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擔心中國社會可能內爆。恐懼深植於領導人內心，他們牢記 1989 年的暴亂，以及東歐集團在 1990 年代初的崩潰。

領導階層深入參與有關通貨膨脹、房地產泡沫、貪腐、環境惡化、土地爭議和無數其他事務的日常危機管理。他們較不關心中國以外地方的發展，雖然這方面也是許多焦慮的來源。國際危機可能突然且出乎意料地發生。

中國內戰──北京的共產黨和台北的國民黨之間的戰爭──尚未過去，韓戰也還沒有正式結束，而且中日關係從未正常化。領導人也對他們認知的美國藉由在東亞部署軍力和結盟的圍堵中國策略感到不安。此外，在印尼和尚比亞等國家的中國人，有時遭到迫害和虐待，中國船隻被亞丁灣的海盜劫持，也有中國勞工被哥倫比亞或巴基斯坦叛軍綁架。

當領導人在中南海──紫禁城西邊的一個綜合區，為共黨總部所在地──結束每日的會議，他們有許多事要操心。「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同在一條船上，他們必須團結在一起。」林和立(Willy Lam)教授說。如果船沉了，每個人都沒好處。

政治精英間的凝聚，為有效而穩定的統治所不可或缺，而保持團結，讓中國領導人更容易管理挑戰黨的社會勢力。這在政府面對與日俱增的壓力時尤其重要。不過，新領導階層能否維持團結，仍是個不確定的問題。

2013 年 9 月 22 日，濟南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薄熙來受賄、貪汙和濫用職權有罪。薄熙來所有財產遭沒收，並判處無期徒刑。在前一年，他的妻子已被判謀殺海伍德，處以死刑緩執行。他們學到的痛苦教訓是，挑戰中國政治精英常規，仍然得付出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