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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傻瓜,才能讓世界變得更好

按:本文為蘋果樹公民論壇之發言稿

各位傻瓜們,大家好。為什麼我很粗魯的稱大家是傻瓜呢? 因為我以大家為榮,以傻瓜為榮。因為傻瓜才會看到不一樣的世界,也才會挑戰平日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更有人性。


我先介紹一個傻瓜,Josephine Butler ( 1828-1906 ),才再跟各位傻瓜致意。Josephine Butler是十九世紀的人,她發明了一個人權法則,預先告知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簡稱PIC)。這法則迄今在台灣實作上,還是很陌生,如這次課綱微調,影響最大的是高中生,可是沒有人預先告知高中生,為什麼要這樣的大中華課綱,沒有人徵詢你們的建議,更不用說形式上徵求大家的同意了。


人權是普世價值。所以,Josephine Butler 或多或少,還是值得我們知道她的傻瓜事蹟。


"Josephine Butler - portrait" by Elliott & Fry - NYPL.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Josephine 出生於Northumberland。她家田連阡陌。Josphine 和她的妹妹Hatty 就在父親的莊園裡,騎乘小馬嬉戲。Josephine 身世富裕尊貴。她的世界跟大多數平常人的生活截然不同。她屬於上層或中上階層,優勢的少數。


Josephine 和她五個姐妹、兩個兄弟都受過優良教育。父親聘請家教,教他們語言、文學、經典和史學。小孩子們彼此討論爭辯。女人能受如此教養,真是非比尋常。當 Josephine 長大後,她愈來愈覺困惑。她不知道其生活重心為何?她尊敬父親,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樣。


她說她的父親「竭盡己能為眾人謀福祉」。他辛勤工作,試圖找出公平管理田園和工人的新方式。Josephine 也想幫助他人,但是她不知道如何使自己成為有用的人。她覺得空虛。她自己說她的靈魂「深度不滿」。


她可以過著富貴榮華的生活,卻在靈魂上深度不滿? 那不是傻瓜嗎? 就像朱震和建勳一般,家境富裕優渥,卻志願到街頭來風吹日曬雨淋。


在 1852 年,Josephine 嫁給George Butler,牛津大學的講師。George 能分享Josephine想成為對他人有用的深度關懷。他們住在牛津。他們共同擬定致力於教育他人的未來計畫。他們想獻身於教育改革。Josephine 婚姻美滿。在婚姻前五年,她忙著教養子女和管理僕人。


然而,Josephine 發現在牛津生活困難。跟George 一起在牛津工作的同事,一點也無法理解Josephine。每當她丈夫的朋友在 George 家一起喝下午茶時,Josephine 要做大多數中上階級家庭主婦所做的事情,準備茶點等等。但是她也會做些大部分家庭主婦不會做的事。當男人的聊天轉到政治或女人處境時,Josephine 就會加入討論。這真是令人震驚。一般認為此階級的婦女不能談論有關性和政治的事情。這些議題對女人「不適合」。George的朋友和同事都不知道如何面對Josephine。他們覺得很尷尬。


他們所受的驚嚇還不僅止於此。當Josephine 聽到,一個女人因謀殺自己的嬰兒入監時,她非常震怒。每個人都知道嬰兒的父親是牛津Balliol 學院的講師。那個女人非常貧窮。每個人都知道這個男人拒絕贍養那女孩和小嬰孩。Josephine 跑去找Balliol 學院院長。她要求,院長出面挑戰,要求那孩子的爸爸負起責任。Balliol 院長拒絕做任何事。Josephine 不放棄。她和George 讓那個女孩子在家裡幫傭。這更是令大家嚇一跳。Balliol 院長深表不贊同,他寫道:

 

    Josephine 卻不這麼認為。她認為像這樣的女孩子,剛開始一點都不是「罪犯」 ,Josephine 開始認為這樣的女孩是「受害者」。

在 1857 年,George 和Josephine 搬到Cheltenham。他們渴望有個女兒。在1859年,Eva 誕生了。有一陣子,Josephine 忙著相夫教子,而快樂滿足。然後到了1864年,悲劇發生了。她們的女兒Eva 意外墜樓身亡。Josephine 要一直到她很老時,才能夠寫出有關她女兒過世的回憶。她留下如此令人心酸的字句:

 

Eva 五歲半,健康,強壯,美麗,我們惟一的女兒。父親與我就是寵愛她,而在她墜下那一瞬間,頭骨碎裂,再經過幾個小時的嘔吐後,她才過世。接下來的二十五年,我夜半驚醒,從未不曾看過Eva 墜落的身影,也無不聽到她投撞擊地面時的聲音在我的耳際嗡嗡作響。

「某些痛楚更甚於我的」

Josephine 發現其慘沮無可治癒。在1866年,舉家遷到Liverpool,但是Josephine 還是無法逃離Eva 過世之悲痛。要等到一個老女人出現,Quaker 教友,才幫她跨出去。這個女人建議Josephine 在別人身上遺忘自己的憂傷。Josephine 選擇依循這個建議。


Josephine 決定拜訪職訓所(workhouse)和監獄。她從Brownlow House 開始,那兒有超過四千名妓女和落翅仔(destitute girls),有點像今天偶而從事援交的女生。維多利亞人稱這樣的女孩「墮落」。她們從善「墮落」到罪惡生命。Josephine 很快發現到一個極度悲慘的新世界。


很多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的女人拜訪監獄與職訓所。此實不足為奇。這些婦女認為這樣做便如傳教般。她們要幫助這些女孩,跨出「邪惡」,重新引領她們親近上帝。Josephine 也誠篤信主,但是她的方式不同。她傾聽。她開始學習女孩們的故事。當Josephine 聽到這些故事時,她隨即認為妓女並不邪惡。大部分的女孩淪為妓女,緣於兩大問題:


要不是因為
1. 她們是女傭,後來遭主人或管家的兒子性侵懷孕,而被掃地出門。
就是因為
2. 她們是裁縫師或售貨員,收入微薄,為避免潦倒餓死,只得想辦法賺更多錢。


Josephine 得到兩個結論。這些女孩遭受苦難的原因有二:
1. 男人
2. 當時的經濟情況


Josephine 開始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幫助這些女孩。她甚至說服某些利物浦商人,捐錢置屋,收容某些女孩。Josephine 還不知道,尚有一個更大的計畫等著她去執行。她正面臨生命中最大的奮鬥:「我滿腦子想的都是跨出去,尋找某些痛楚更甚於我的人。」


「男人的國會」

在 1862 年,國會設立一特別委員會解決陸軍和海軍士兵的健康問題。國會議員對於軍人傳染性病,憂心忡忡。幾年後,國會通過三個新法律。這些法律也就是傳染疾病防治法案(Contagious Disease Acts)。該法案讓Josephine 非常生氣。該法律這麼寫著:

 

傳染病防治法案(1864, 1866 和1869)
1. 任何在港口或軍人鄉鎮中,被疑為妓女者,當通報警察局,做醫療檢驗。
2. 如果醫療檢驗報告呈現她染病的話,就必須被拘留在醫院內,直到康復為止。

Josephine 生氣到無法自己。她在 1869 年九月寫道:

 

憤怒穿透折磨我的身體和心靈。這讓我憤怒滿滿,甚至仇恨到我不敢面對。一想到世間還有此暴行,我的慈善和祈禱就完全被抹煞了。

Josephine 如此憤怒的理由有五:


一、檢驗並非志願的。女人被按倒,然後用外科器械檢視,有時還造成嚴重傷害。Josephine 相信這些檢驗很殘忍,粗暴而且低級。


二、所有勞工階級女子受難。任何女子只要出現在貧民窟就有可能被便衣警察逮捕。只要警察懷疑那女子是妓女,那麼他就有權利強制她醫療檢驗。


三、就 Josephine 看來,該法案懲罰的對象錯誤。女人被視為「不潔」( unclean) ,但是她們並非自身使然而「不潔」。正是男人害的,女人才會得病。


四、Josephine 認為該法案侵犯所有女人的權利。如果法律可以將女人的身體當作是一片片的肉,那麼所有女人也就因此被貶抑。它將女人的生命廉價化。它使女人看來只是為了男人的娛樂而存在。


五、男人通過該法案,這件事讓Josephine覺得噁心。她說:該法案係由國會的男人通過的,女人一點也不知情。該法案基礎就有嚴重錯誤與毒素思想,認為女人與問題無關,女人不應對此聽證或跟此沾上任何關係。


我們如果對人權敏感,就會發現Josephine所說的第五個理由,不只是關懷社會底層,如勞工階層、非常貧窮的婦女或妓女等等,也不只是關心女人,她的關懷還涵蓋的男人,或是說所有人的權利。她認為,一個法案只要牽涉到的任何社會相關行動者的利害,就需要好好透過聽證程序,預先告知並取得其同意,直接或間接的。


我們這次微調課綱引起這麼大爭議也是因為完全不理會這個人權基本法則,預先告知同意( PIC )。不僅微調小組內沒涵蓋此課綱相關的社會行動者,如高中老師和學生等等,而且所召開的聽證會也只是虛晃一招。中南部的師生,知道公文後,要回到過去才能參與。


蘋果樹公社的廖崇倫有次講到,為了喚醒大人的公民意識,他講了一千遍了,還是無用,不禁啜泣起來。先知先覺者,為喚醒眾人總是坎坷的。同樣的,Josephine在與社會串聯、溝通的過程,更是冒著生命危險,不屈不撓。


「直接下地獄」

Josephine 成立仕女聯盟(Ladies’ Association)反對傳染疾病防治法案。這在當時真是非常勇敢。維多利亞時代,中上階層的人只要想到女人竟會用「性」或「妓女」這樣的字眼,就很震驚。她知道她將招致輿論譏評。她也讓其夫婿處境艱難。維多利亞時代,對一個男人竟然允許她的老婆涉入這樣的事情,人們也是很震撼。


Josephine 的目標是全面廢除傳染病防治法案。為達此目標,她得影響國會議員和其他權貴。她試過各式各樣的方法。大部份都敗得很慘。她試著寫文章和宣傳小冊…可是根本沒人注意。她在皇家立法委員會上,聽證發言…可是委員會上的男人不當一回事,好像她只是無事生非,興風作浪。她巡迴演講,單是第一年,她就旅行了 3700 英哩,參與九十九個會議…可是政府還是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Josephine 必須採取更劇烈的舉動。她開始涉入選舉。這意味著她不再只是針對可敬、有禮的聽眾演講。她有位朋友害怕她會「直接下地獄」。她必須在街角演講,並且面對受雇的暴力玆事分子。有一次,在Pontefract,她得躲在乾草堆中,避開暴民。暴民放火燒乾草堆,還好她及時逃出。


Josephine 也號召、組織勞工婦女團體,抗拒因為當妓女而被逮捕。忿怒的婦女群聚團結在一起,使得要硬拉一位婦女作醫療檢驗,非常困難。此策略很成功。Josephine 廣獲支持。


Josephine 也繼續寫文章。她愈寫愈好。她認為,不只是女人權利受到該法案侵害,所有男人的亦然。她說,該法案鼓勵男人相信,召妓是可接受的。該法案鼓勵男人相信女人的身體只是市場上的肉。這戕喪男人的倫理道德。她說,該法案「鼓勵男人心中不平等的標準,就是這一切不當侵權行為(mischief)的禍源。」


她有本宣傳小冊〈被違背的憲政體制〉(The Constitution Violated)。在此,她說所有住在不列顛的人權遭受威脅。如果一個人可以在未經其本人允許的情況下,被硬拉去作醫療檢驗,而且還被視為理所當然,不認為有任何差池,那麼以就威脅到所有人的人權。她說,她對此堅決反對,「首先因為作為一個自由國度的公民,其次才是作為一個女人」。


「彷如夢境」

1881 年四月二十日下午,在Josephine五十五歲生日後一個禮拜,她到下議院去聽另一個法案取代傳染疾病法案的宣讀。在六點前,爭辯很清楚的會持續到午夜。所以她就去西敏寺飯店(Westminister Palace Hotel),跟她的夫君舉行祈禱會。午夜時分,她再回到國會士女大廳(ladies’ Gallery)時。侍者很興奮的對她耳語,說,他認為她會贏。


他是對的。在凌晨一點半時,票開出來了,182 比110,法案通過。Josephine簡直不敢相信。她為了這一刻,奮鬥了二十一年,她步出下議院廊道時,

 

雲霧消散,星空寂靜。市井塵囂殆盡,只聞涓涓細水,淌流石板聲潺潺……一切彷如夢境。 ( Josephine Butler 日記, 1881.)

人是性善的。傻瓜不屈不撓的努力,會存入改變社會的基因庫中,等時機成熟,總能成功。


大家是傻瓜,才會犧牲假日,來此聚會。建勳是傻瓜,才會放棄指考,當快寫哥,只為參與這波學運該如進行的工作會議。朱震是傻瓜,才會放棄準備學測的黃金時間,在街頭當我們的夥伴,然後還被稱為是「職業學生」。大家是傻瓜,才會在街頭當小蜜蜂,喚醒大人,這次課綱爭議的重要性。頂著烈日,冒著家人責罵,就算手機被沒收,零用金不見了,還是不屈不撓。深根聯盟的老師都是傻瓜,才會夜夜暴肝,整理新聞,擬新聞稿,然後像小蜜蜂般四出作短講,不計任何報酬。然後,被稱為「數典忘祖」,在校園內被同事切割。


我們都是傻瓜!像鄭南榕一樣的傻瓜,支持台灣獨立,就算烈焰焚身也在所不辭!


我們這群傻瓜,槓上了吳思華,那個毫無誠意、不負責任的教育部長!槓上了馬英九,哪個耳朵長毛,聽不見學生吶喊的,愧於承認自己是台灣人的總統!槓上了王曉波,那個認為二二八死兩三萬人是小case,死也不承認自己是台灣人的高級外省人,中國在台灣的代言人。


在伊甸園裡,吃下一口知識之果的亞當,就成為痛苦的人了。因為再也無法把自己束縛在安全的社會角落裡! 我們這群傻瓜也是痛苦的,因為走上街頭,我們成為勇於獨立思考,有批判精神的人,聽見許多從沒接觸過、從許多想都沒想過的事,如攔教育部長座車,潑教育部油漆,跨越拒馬圍牆,被上銬,抓進警察局。


學運是一種啓蒙,讓我們看見平庸之惡,看見政府官員集體不負責任與偽善。但這些人還是我們的兄弟姊妹。我們共居於台灣沃土,飲台灣水,吃台灣米。他們是另一個層面的社會和自己。過去的我們一點都不傻,還很奸巧的集體不思考、不負責任,才會塑造一個無自主性、當工具的台灣,還號稱是「經濟奇蹟」。現在的我們不想當工具了!我們要當傻瓜!自覺在台灣命運十字路口的關鍵,努力當傻瓜,流汗流血,喚醒台灣人的公民意識!


運動中的啟蒙,很多時候,是痛苦的。感謝大家來到這個街頭民主教室,面對共同的未來。我們同是公民,一起學習什麼是民主、平等的生活方式。如范雲老師說過的,「街頭提供給我們的挑戰、挫折、團結、認同、傷痛與眼淚,都是我們再出發時,行囊中所裝滿的,運動所需的各種心智與情感儲備。」當我們準備好了,台灣就改變了!美夢也將成真!

 

(本文作者為台中一中歷史教師)

 

文章資訊
作者 許全義
刊登日期 2015-07-21

文章分類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