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皇太后成為影中人─慈禧攝影集1903-1904（一）

現存約有 70 張以慈禧太后（1835–1908）為主角的玻璃底片，記錄這位在中國皇權歷史最後幾年留下昭彰惡名的掌權者。就在攝影技術開始成為大眾媒體的載體之際，慈禧利用照片塑造她的形象；就在此時，清朝（1644-1911）正在眾多世界強權間苟延殘喘。這些照片目前（編按：2011.9-2012.1）展示於弗瑞爾藝廊（Freer Gallery of Art）以及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賽克勒美術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慈禧太后 （1835–1908），這位在中國帝國歷史最後幾年稱霸的污名執政者，至今仍有許多照片留存。就在攝影技術開始成為大眾媒體載體之際，慈禧開始用照片強化她的形象；同一時間，清朝 （1644-1911）正被迫在眾多充滿野心的世界強權間苟延殘喘。
 
1900 年惡意排外的義和團事件發生後，許多中國人與外國人不約而同指責慈禧必須為此事件負責。為因應此狀況，清廷利用個人外交手段開始與外國接觸。慈禧邀請許多駐北京的外國使者到宮中參加午宴，並任命一些在國外長大的滿州人協助翻譯，借此為混亂的跨國溝通建立語言橋樑。
 
其中一位父親曾任駐東京與巴黎外交官的滿州人勛齡（Xunling, 1880–1943），在國外生活期間對攝影產生莫大興趣。慈禧得知此事後，任命他拍攝一系列個人肖像以及精心設計的場景攝影作品，作品也反映出她對於戲劇的熱愛。同時，慈禧敏銳地發現可以用攝影來扭轉自己的公眾形象，並且再次確立她的權威地位。
 
此次「影像文化歷史」單元是以 36 張勛齡的玻璃底片為基礎，目前收藏於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賽克勒美術館。其餘的照片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還有一些是品質低劣的商業複製品。弗里爾系列收藏以照片記錄了隱於清宮深處的各種場景，是非常重要但罕為人知的視覺記錄，也記錄了攝影發展史。坊間有實證顯示慈禧太后曾指派其他攝影師拍攝肖像，但勛齡在 1903 到 1904 年的系列作品是清朝晚年唯一倖存的政治人物肖像作品。

為慈禧拍照

自 1860 年代至 1908 年駕崩前，慈禧太后（1835–1908）是清廷最具權力的政治人物。儘管最初慈禧只是一個中級妾室，但她藉著身為皇帝的親生母親以及敏銳的政治靈敏度，確保了自己持續至清朝末期的政治影響力。在慈禧統治期間，軍事與經濟發展嚴重倒退，中間只穿插幾次零星且短暫的改革與現代化措施。當時清廷被視為腐敗、無能的保守政權。慈禧是狂熱的藝術與戲劇愛好者，以創新大膽的方式將裝飾藝術與戲曲帶進將朝廷。

現在已經難以得知慈禧太后使用照片的最初原因，但從各方研究可知慈禧對攝影過程非常著迷，並曾主動指導每個畫面的內容與組織方式。

這當然可以解釋為慈禧把自己對於強調豐富且充滿細節的審美偏好反映在照片上；不過，透過更詳細的分析可以發現，這些照片透過視覺與文字，展現慈禧對於宗教、政治和戲劇的興致。顯然地，這些照片在拍攝時，是希望呈現出一本「視覺自傳」。

然而，這些相片不僅止被用來以創新的方式表現帝國的自我定位，也被清廷當做建立一個更能被認同的公開形象的方式，是扭轉陳舊保守政權形象的一種策略手段。被美化、精心印刷的照片被分發至各個首長、政府官員、將領的手上，借此傳遞訊息：這是一個高上的主權，同時具有政治合法性與王者尊嚴。

1905 年，在複雜的外國勢力環繞清廷的狀況下，照片因同樣的理由被送至羅斯福總統以及她的女兒艾莉絲的手上，強調清廷希望用交換肖像的方式，達到建立個人支持中國達成其外交目標的目的。

最後，問題仍回到這些照片本身：照片是否是慈禧太后藉中國題材來鞏固自己尊貴地位的一種手段？

照片在沖洗完成後，其副本近乎立刻在中國的大街小巷中販售。

無論朝廷是否積極鼓勵這些散佈活動（如同當初的英國維多利亞女皇所為），或無力阻止照片流出，這些攝影肖像成為這個垂死、腐朽的統治權普遍且不朽的象徵。這個影像逐漸演變為一個戲劇性角色，最後成為無數二十世紀中國和西方電影中的「龍夫人」（Dragon Lady）*。

*譯註：Dragon Lady常被冠名於亞裔、擁有權力的負面女性角色，在二十世紀的電影、漫畫中都曾出現。

西太后與她的宮廷親信

在 1964 年，弗里爾美術館從洛杉磯的交易商購得 36 幅玻璃底片，主角正是慈禧太后。這些資料的來源已無從考究，只能確定是裕德齡公主（1885–1944）的遺物。裕德齡是一名在美國小有名氣的作家，曾以第一人稱觀點寫過一系列書籍，描寫自己在慈禧太后身邊服侍兩年的種種故事。

德齡英語流利，1911 年曾出版「我在慈禧身邊的兩年」（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書，收錄許多其兄長勛齡為慈禧拍攝的照片。

許多令人驚奇的照片穿插在德齡出版的書籍中，她自稱照片是由兄長勛齡（約 1880 -1943）拍攝。勛齡的父親曾任中國駐東京與巴黎的外交官，而勛齡就是在這兩地生活時培養出攝影興趣。

雖然許多專家與研究中國的學者，對於德齡書中聳人聽聞的清宮描述感到懷疑，但她側立於慈禧身邊的照片至少證明這些故事確有其基礎。

勛齡的肖像照塑造出一個大眾意象，多用於報章雜誌和歷史書籍，在相片集結成冊後，便成為中國帝制時期最後幾年的寶貴史料。撇除本身的史料價值外，在攝影美學上的成就卻鮮少被注意。雖然大部分的原始照片都被留在北京故宮，但弗里爾底片是一個獨特的系列，展現出這些成品在歷經繁複手續、成為肖像前的最原始樣貌。

慈禧在 1835 年左右出生於一個中等階級的滿族家庭，並在 1857 年進宮成為中級妃子。1856 年，她的地位因產下咸豐皇帝唯一的獨子卓然躍升。1861 年咸豐皇帝駕崩後，慈禧與慈安皇后（1837–1881）成為其子同治皇帝（1856-1875）的輔政者。雖然在中國帝國傳統上女性影響力極小，但皇帝的母親、或皇帝幼年喪父時，女性就能掌握相當大的決定權，透過她與皇子的私人關係左右國家政策。

即使慈禧的兒子名義上行使皇權直到 1873 年，但慈禧特別擅於影響政權，並對於國情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同治皇帝於 1876 年駕崩後，繼任的 3 歲侄子（光緒皇帝，1871-1908）讓慈禧掌權能力更勝於前朝。慈禧曾在光緒皇帝 17 歲時失權，但在 1898 年保守派對於革新派展開報復時重掌威勢。自此之後，她在清廷的地位持續無人能及，直到 1908 年辭世。

在天朝之外，中國正持續同時受到經濟與軍事上的災難與衰退。眾多叛亂揭示清朝對於底層人民的控管漏洞，多次與外國勢力交戰退敗讓國力更加衰敗，為避免社會崩解與動亂，清廷選擇背負龐大的賠款壓力，並容忍外國軍隊。

西方國家認為，慈禧對於煽動義和團攻擊外國居民以及中國基督徒、並讓中國現代化腳步停滯兩件事情，必須負起責任。隨著與外國人接觸禁令的增加，清廷在外國人眼中愈發孤傲、自大、充滿敵意。

慈禧的形象問題

1900 年興起的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讓慈禧的海外國際形象完全破滅。在這些來自法國、德國、奧地利、美國的圖片中，慈禧被描繪成一個臃腫的暴君、一名女巫、一名幸災樂禍看著外國人被關在籠中的「皇后」，甚至是殺人兇手的檔案照。

1900 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外國代表要求清廷修改協議，讓來自外國的外交代表人員可以順利與清廷交涉。在此情況下的清廷亟需有人協助，好讓中國適應未知的世界，以裕庚為首的裕家菁英因此被清廷召回。

滿人裕庚曾在 1895 任職於東京，並在 1899 年轉任於巴黎；裕庚的妻子路易莎皮爾森（Louisa Pearson）父親為美國商人，母親是中國漢人，英語流利。裕庚的四個孩子都在國外長大，擅多國語言並對西方禮儀十分熟稔。

他們的女兒德齡與容齡（1882-1973）深受法國文化薰陶，受教於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並曾向現代舞大師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學舞。要協助清廷官員以適當的社會禮儀、並與來自外國的外交官與貴賓互動，這家人絕對是不二人選。在 1902 年初，北京喚回裕家，路易莎與她的兩個女兒被帶進頤和園中擔任翻譯、顧問以及中介者的角色。

現今的史料中沒有明確指出勛齡是如何以攝影師的身分進到宮中。相較於較有名氣的兩姊妹，勛齡個人的資料十分稀少。容齡的女兒莉蒂亞丹（Kydia Dan）在 1982 年參觀弗里爾藝廊時曾寫下一篇文章：

大多數人認為拍攝這些照片是慈禧的主意，這個想法可能來自她對於其他帝國領袖肖像的注意，例如伊莉莎白皇后、俄國沙皇與女皇。根據德齡所言，慈禧知道她是不可能找得到專業攝影師的。

我的母親隨即向太后說，如果她想要拍攝照片，她其中一個已經學習攝影相當長時間的兒子可以為她服務。

勛齡和他所有的攝影器材、暗房設備因此被召至頤和園中，並在樂壽堂的院子裡設立工作室。

樂壽堂是當時的主要宮殿，內有一個臨時搭建的金巒殿。在這裡有許多事情需要得到特別恩准，例如：勛齡可以出席皇室活動，好拍攝畫面。就連勛齡要配戴近視眼鏡也需要經過特殊核准。

撇開這些軼事，透過高畫素掃描檢驗後，還是可以看出勛齡在拍攝這些負像底片時還是有視野侷限，所以聚焦時常模糊不清。 

不可否認的，勛齡只是一名有著不足設備的業餘攝影師，但撇處這些侷限，這些照片仍然非常引人注目。有些評論家稱勛齡是中國第一個藝術攝影師，不過這可能過分誇大了這位業餘攝影師作品集的藝術性，畢竟這是如此受限且反常的作品。但慈禧太后獨到的藝術眼光以及參與，讓這些照片的品質得到相當程度的提升，並讓成品遠超過一位業餘攝影師的能力所及。

慈禧對於科技非常著迷，而且十分熱衷參與人物、服裝和道具的設計。

從這些擺設密集緊湊、充滿蓮花、錦緞、水果、植物花紋和裝飾屏風的照片中，可以發現慈禧愛好大膽、華麗的圖樣，並沉迷於中國戲曲。相較當時中國傳統的攝影坊，肖像照中普遍只使用一般性的生活道具。

從這個角度來說，慈禧太后和勛齡兩人的創作關係是中國攝影史上絕無僅有的合作─受過專業訓練的攝影師配上主角自己豐富的審美眼光。底片經過沖洗程序後的成品開始流向大眾，並多次被媒體轉載。

目前已不能確認照片是否是在慈禧或清廷的同意下釋出，但可以確定這些照片曾被當做外交禮送給使節。

清廷認為，透過肖像照中隱含的皇權、虔誠信仰以及道德維護，可以修復慈禧先前受損的形象。總言之，這些照片帶有許多複雜與多層次的意涵，它是慈禧的個人形象創意投射、是清朝在公眾信譽毀損後的補償策略、也是藉由個人外交建立國際支持的計畫部分內容。

統治者形象

目前並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實慈禧太后在是受到西方皇室的影響，才在義和團事件後的開始利用肖像畫為自己的形象平反。

不過，德齡在著名的回憶錄《我在慈禧身邊的兩年》中指出，慈禧確實想要仿效維多利亞女皇 （於 1901 年過世）來重塑自己的形象。維多利亞女王的皇室肖像畫十分普及，下方的兩幀照片中，左為維多利亞女皇的正式肖像照，右為慈禧的肖像照，不難看出兩者的相似性。維多利亞比慈禧年長 16 歲，曾在她執政的 68 年間拍攝許多相片，目前已知最早的照片是在 1844 年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