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六十年的遺書：在二二八時反抗政府，在白色恐怖年代受難，一個真實版的燦爛時光

敏妹妹︰

這是我寫給妳最後的一封訊（信），我很對不起妳，因為我不能完成做妳哥哥的任務，我是一個對不起父母，尤其是對不起妳的哥哥。

妹妹！妳也許會恨我，也許會罵我是一個無情的哥哥，但我相信，妹妹妳是我在這世上唯一惦記我的親人，也是在這世上真正會再為我灑一把淚的可愛妹妹！

也吧（罷），「人之有生就有死，悲傷又何益！」我現在雖快要離開這人世間，但我的心境是非常的清朗、寧靜，我知道我是該死的。

妹妹！妳不必為我過於悲傷吧，妳應拭掉無益悲傷的眼淚，替妳的這個可恨的哥哥奉孝年老的父親，安慰這一生辛苦勞碌為培養我們成人的可憐的父親﹗﹗

敏妹妹！親愛的敏妹妹，我再喊妳一聲，我希望妳的哥哥死後，應加倍努力學問，做一個有益社會的好人，做人做事應慎重自求進步，不要為哥哥之死過於悲傷，（而）變成一個懶惰的人，好吧。

我在這裡看守所存有一只手錶，拿回去給妳作記念吧，另外，我知道我們的家是很窮苦，請不要為我的死屍花費錢，並希望妳寫信給草屯鎮土城國民學校劉萬壽義表兄，給他謝謝，因他每次都替妳寄東西給我吃，好吧，我以最誠摯的心，祝妳們生活幸福，身體健康！

另︰敏妹妹請向父親說，請父親不要為我的死屍做墓，我願我的死屍火葬後，任其歸於大地，化為土糞。至盼！至盼！

蔡敏妹妹，啊，妹妹，我願妳長得聰明又美麗！

至死還惦記妳的哥哥絕筆

九月五日夜 蔡鐵城遺書

1923 年 1 月 3 日生於臺中大甲庄尾里的蔡鐵城，父親蔡天財，原本經營大甲帽生意，常常往來臺灣、廈門鼓浪嶼之間，在大陸先賣了大甲帽，再換貨回臺販賣，二二八事件之後，因腳傷，雙腳行走不便，生意也收了起來，只靠兒子蔡鐵城維持一家生計。

蔡鐵城，大甲高等科畢業後，曾通過普通文官考試及格，分發到彰化車站鐵路部門機關課，擔任火車駕駛助手，這在當時是人人羨慕的工作，但蔡鐵城只做了一年就不做了，父親蔡天財很生氣，罵他說︰「許多人排隊等著這份工作，你卻辭職不幹，沒路用。」這可能是他從小志向不在於此，鐵路部這間小廟，無法容下他，就像他的本名叫「金城」，他嫌棄「金字」太俗氣，又不夠剛強，所以自己改名為「鐵城」。

辭掉工作的蔡鐵城，一時也沒想到做什麼，他的一位親人，希望他去日本讀書，而且會負責他的學費、生活費，蔡鐵城因此進入日本神戶商業學校就讀（一說是熊本商業學校），畢業後，返臺沒多久，日本即宣布投降。戰後，蔡鐵城即進入嘉義《和平日報》（原為軍方《掃蕩報》）擔任記者，整天穿著日本軍服跑新聞，同時也負擔妹妹蔡敏的教育費用。

但是讀日本書，也留學日本的蔡鐵城，為何會進入中文報紙，妹妹蔡敏說，應該是跟大甲望族蔡輝煌（也是遠房宗親）交往的緣故，「阮阿兄攏叫蔡輝煌 にぃさん，因為兩人感情很好，所以阿兄攏講，伊是小蔡，蔡輝煌是大蔡。蔡輝煌漢文底子很深，書法也寫得很好，阿兄有跟他學過漢文，讀過四書五經，所以才會進入《和平日報》工作。」

參加楊逵的「新生活促進隊」

戰後，蔡鐵城也是熱烈歡迎「祖國」行列的一員，對臺灣未來充滿期待，他也參加了楊逵號召的「新生活促進隊」。根據鍾逸人的說法，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後，警察都不出來維持秩序，盜竊頻傳，治安很亂，街道被攤販所佔，任意傾倒垃圾，各地髒亂不堪，很多人都到臺中市瓦窯寮「首陽農場」楊逵夫婦那裡反應，希望想想辦法，經過一番討論，決定在8月31日成立「新生活促進隊」，並獲得臺中市「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主任委員黃朝清博士首肯（前臺北市長、交通部長高玉樹的岳父），讓「新生活促進隊」負責處理臺中市的垃圾。

31日當天早上，「新生活促進隊」就在瓦窯寮成立。剛開始約有一百多個隊員，最後超過成立時的三、四倍；這個隊剛組成時的成員，有賴瓊煙、張金爵、施部生、呂煥章、蔡鐵城（原文仍為蔡金城），和臺中省立醫院藥劑師許青鸞、護士長張彩雲，以及後來成為名醫吳崇雄夫人的蔡麵和全體護士。

諷刺的是，包括楊逵、鍾逸人、賴瓊煙、張金爵、施部生、呂煥章、蔡鐵城、許青鸞、張彩雲等人，最後都在二二八事件後入獄，或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控涉嫌匪諜案入獄或槍斃。

1945年8月，蔡鐵城參加「新生活促進隊」時尚未改名，鍾逸人說，之後才經楊克煌改名為蔡鐵城，依此判斷，蔡鐵城參加《和平日報》，或許與楊克煌有關。當年，林西陸與楊逵遊說鍾逸人參加《和平日報》時，他答應說考慮看看。當週，鍾逸人回到臺中，即前往《和平日報》總社找楊克煌、林西陸兩人，兩人遂介紹報社幹部給鍾逸人認識，他當時發現蔡金城（即蔡鐵城）已在該報擔任採訪記者。之後，鍾逸人正式接《和平日報》嘉義分社不到一個月（1946年6月），嘉義分社陣容已漸臻完備，採訪組長由總社派來的蔡鐵城擔任，外勤記者有張岳楊、李岳勳、林玉美。

蔡鐵城原在臺中總社負責採訪工作，因為他揭穿陳孔達「七十軍」的一名連長lynch（私刑）一個臺灣兵致死，把屍體運去臺中太平「車籠埔」坑內燒毀，企圖凐滅證據，事後被運屍去「車籠埔」處理滅屍的一位臺籍「一兵」透露消息，於是蔡鐵城循線緊追，終於真相大白，並在《和平日報》加以揭發，使該連長無所遁形。該連上級團部，隨即派兩名「賣膏藥的」、一名少校和一名上尉政戰官到《和平日報》總社興師問罪，卻反給李上根社長、「總編」陳洗，以及樓憲、周夢江等三、四位操寧波腔「上海話」的「青年軍」出身的少壯軍官嚴詞責問：懂不懂《和平日報》就是以前的《掃蕩報》；興師問罪的軍官反給當場轟出去。

當晚，李上根為顧慮蔡鐵城安全，與鍾天啟商量，讓蔡鐵城暫以採訪組長身分到嘉義避避風頭；鍾與蔡兩人本來就私交甚篤，志氣相投，因此歡迎蔡來嘉義。

當時鍾逸人的中文還不流暢，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放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的組訓工作上〔鍾逸人當時擔任阿里山達邦中心國小（後改名樂野國小）校長，以及三青團組訓股長〕，除非比較特殊，或較重要的新聞採訪，才由他自己親自出馬，其他大多由蔡鐵城、李岳勳、張岳楊和林玉美四人分別去處理。身為採訪組長，嘉義分社轄區的採訪工作，自然大部分由蔡鐵城指揮。

蔡鐵城在嘉義擔任採訪工作約三個月時間，就參與採訪著名的「布袋事件」，但這起事件之後，他就被調回臺中總社。1946年7、8月間，嘉義布袋嘴發生警民衝突事件，警察開槍打傷民眾。嘉義分社得知消息，即派蔡鐵城、李岳勳兩人分別前往布袋和朴子了解真相。

李岳勳訪問了朴子東石區區長蔣重鼎（半山出身）和黃姓警察所長，兩人說法完全一致，都異口同聲譴責暴民的不該，無視政府、目中沒有王法，而且還打算將所有「暴民」繩之以法，絕不寬貸等威嚇恫詞；但蔡鐵城實地採訪後，情況卻跟區長和所長的說法完全相反。鍾逸人為求慎重起見，親自到朴子找支局長張榮宗，陪同前往布袋實地查訪，經過當地「三青團」區、分隊的安排，鍾、張訪問了四位受害者和目擊者，所得結論，與蔡鐵城所採訪的並無出入。受訪者還帶他們去看尚留在門頂、窗櫺的子彈，鍾逸人並請人把子彈挖出來鑑定，確定是由機槍掃射出來的。

事起緣由即如蔡鐵城所調查的，戰後臺灣海禁解除，與對岸廈門、福州、汕頭等地的交通航運剛恢復，每日都有一大批從日人手中接收過來的物資和大宗米、糖由布袋港運出，而由彼岸運來的都是一大批、一大批的人，而且還帶來「霍亂菌」和「黑死病」。結果首當其衝的布袋嘴一帶居民，分別有六、七個被傳染到黑死病和霍亂病例，一時風聲鶴唳，有如世界末日將臨。

挨餓民眾集體衝破防線

當時布袋嘴的人口還不到一萬人，這裡只有消費沒有生產，因為除了鹽田、海水，米柴都得仰賴外面的供給。當局沒有考量到這點，就封鎖整個對外出入口，造成居民生計困難，但是有錢有勢的人，還是有辦法打通關節，偷偷買米買柴回來。挨餓、受飢的民眾，不得不集體衝破防線，卻遭到警察開槍掃射，造成居民驚慌竄逃。

「布袋事件」之後，1946年農曆7月15日中元節，嘉南地區又發生了所謂「新營普渡事件」，也發生警察開槍，並引爆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幸經臺南縣長袁國欽（福建人）和總務課長劉敏夫（宜蘭人，臺灣義勇總隊出身），以及陳華宗（臺南縣參議會議長）等人出面解圍，才使憤怒的民眾暫時歇手。

兩起事件之後，1946年10月左右，時年二十五歲的蔡鐵城，已調回臺中跑新聞，但沒有多久，《和平日報》嘉義分社即因一連串針對軍憲警的報導，分社主任鍾逸人遭到嘉義憲兵隊逮捕審訊，鍾逸人交保回到臺中總社報告昨夜在地檢處受訊經過，總社對鍾逸人的報告及遭遇，雖表重視與關切，但第二天自家報紙卻隻字未提。

同時間，鍾逸人也發現，《和平日報》總社已開始一連串非尋常的人事調動。除蔡鐵城的人事外，主筆王思翔已被冰凍起來，改由「警總」派來的游峰敏接任，經理樓憲眼見「警總」的手伸進編輯部，便擲筆而去，改任省立「二中」校長，丁文治逃回大陸，楊逵也不來了，楊克煌雖有謝雪紅作後盾，也閒得沒事做。

這些不尋常的人事異動，可看出軍警對報社言論、新聞自由的干預已開始強化。

蔡鐵城調回總社四個月後，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這段期間，家人對蔡鐵城平常在外做些什麼事，其實並不是很清楚，二二八發生時，蔡鐵城到底忙些什麼事，家人也都不知道，「因為二二八發生後那幾天，我跟父親到高雄去玩，住在爸爸一位牙科醫師朋友的家裡，本來要回大甲了，因為高雄壽山已開始開槍掃射，火車也停駛，我們被迫多停留在高雄好幾天，小孩內心其實很高興，我跟父親朋友家的小孩都很高興，可以多玩幾天，不過，因為槍聲不斷，大人不准我們出門，有好幾次，小孩都想偷溜出去看看，最後都被大人抓了回來」。

蔡敏說，當時，朋友怕騷亂太久，糧食會不夠吃，都不敢煮飯來吃，只煮成稀飯，這樣可以撐久一點；我父親嘴裡也碎碎唸，一直唸著說：「這個死囡仔，一定有去參加。」隔了幾天，時局比較安定，蔡天財、蔡敏父女就回大甲了。事實上，蔡天財父女在高雄那幾天，蔡鐵城也沒閒著，從事後許多相關口述與史料來看，蔡鐵城當時已加入謝雪紅的「二七部隊」，擔任宣傳部長；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的資料，說他擔任情報部長，顯然有誤。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3月1日，臺北廣播電台廣播號召全民起來戰鬥，臺中地區民眾也開始組織起來。當時，鍾逸人因《和平日報》嘉義分社一連串針對軍憲警的報導，被關了約六天， 2月26日才被釋放，所以對於第二天，2月27日晚上，臺北市大稻埕專賣局人員因取締私菸，接著引發全臺暴動事件，並不知情。直到3月1日中午，接獲母親及報社同仁從嘉義打來電話，始知臺北發生暴動之事，鍾逸人迅即出門打聽消息，而在民族路、繼光街口遇見楊逵，他們已在中央書局（董事長張煥珪）二樓成立「輿論調查所」。

因輿論調查費時，正好隔日（3月2日、週日）上午，由臺中巫永昌、張深鑐和臺北蔣渭川、張晴川等人所組的「政治建設協會」，已預訂在臺中戲院召開「憲政演講會」，鍾逸人向楊逵提議，不如將之改為「市民大會」，楊逵點頭首肯。鍾逸人即前往「白鳩堂」（現在中山路二信總社對面）印發四千份傳單，分給江長興、蔡鐵城，和臺中市府路濟仁醫院（院長許子哲）各一綑，黃昏時刻，蔡鐵城報告已託人分發完畢。

同時，謝雪紅、楊克煌召集人民協會的骨幹研究對策，另一方面，地方仕紳階級成立「臺中地區時局對策委員會」。緊接著各地發生武裝衝突，為了保衛家鄉，3月3日，民眾便自發性地組織各武裝隊伍；謝雪紅成立了「臺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仕紳地主成立「臺中地區保安委員會」，組織以臺中師範為主體的「民主保衛隊」。

隊長吳振武，高雄旗山人，也是五、六○年代主導臺蕉輸日，後來引起「金碗事件」入獄的吳振瑞的弟弟，終戰前曾經在海南島叱吒風雲，是前日本海軍中尉陸戰特遣隊長，身材魁偉、身高六尺，時任臺中師範體育老師，因此被推為「民主保衛隊」隊長；「民主保衛隊」希望謝雪紅的「作戰本部」能編入「保安會」，謝雪紅當然不肯。

吳振武原來推辭不想就任隊長，後經「中師」部分老師，包括廖忠雄、張深切、張星賢等人相勸，才勉為其難就任。至3月4日，短短不到一天時間，整個臺灣也起了變化，各地方都已成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各地警察機關幾乎被民軍接管，各地青年學生的組織也動員起來。

在「民主保衛隊」成立的同一天，蔡鐵城與臺中市地區的知識份子和仕紳，包括莊遂性（臺中圖書館館長）、張煥珪（中央書局董事長）、邱欽洲（曾任臺中市長）、張深繻（牙醫、政治建設協會委員）、陳彩龍（省立臺中醫院院長）、陳邱阿慎（臺中婦女會會長、前臺中市長陳端堂的母親）、林金標（後來曾任臺中市長）、黃朝清（醫師、臺中市參議會議長、高玉樹的岳父）、蔡先於（律師、臺中參議會議長）、葉榮鐘（前林獻堂祕書、日產處理委員會主委）、林連成（前壯丁團團長、義勇消防隊長）、何開三（《台灣新生報》記者）、魏朝宗（《和平日報》職員）、張星健（中央書局經理、三青團臺中分團直屬分隊長）、張文環（作家、大屯區長）、徐灶生（曾任市議會議長）、賴耿松（律師、三青團臺中分團第三區隊長）、童炳輝（律師、三青團臺中分團第二區隊長）等人，先在柳川東街、成功路口的「中尊寺」聚會，傍晚再遷至大誠街派出所斜對面的「安安旅社」（日本時代妓閣大正樓）繼續討論。

同一時間，謝雪紅、楊克煌等五、六名「人民協會」成員，也正在說服吳振武出來擔任臺中地區武裝部隊總指揮。

在民軍起義之後，臺中方面，除了「干城營區」與前「三六部隊」尚在政府軍手裡，其餘大都為民軍所掌握。不料，剛接「臺中民主保衛隊」隊長的吳振武與幾名「中師」老師意外失去行蹤，「臺中民主保衛隊」幾乎群龍無首。幸好同一時間，3 月 3 日深夜，由黃信卿所率領的埔里隊已攻下「干城營區」（即日軍第八部隊營房），4 日，「臺中民主保衛隊」相關車輛、裝備、人員陸續進駐「干城營區」，經初步整編，建軍規模初具。

下午四點，鍾逸人於是向大家宣布︰「茲將『民主保衛隊』取消，成立『二七部隊』。」鍾逸人說︰「因為事件發生在 2 月 27 日晚，並不是陳儀所誣指的 2 月 28 日上午，所謂的『暴徒』包圍長官公署而起。為了抗議顛倒是非，和強調紀念這個血淋淋的『二二七』晚，臺灣同胞被慘殺的日子，有必要將本部隊改作『二七部隊』。」

鍾逸人說，二七部隊本來屬意吳振武擔任隊長，因吳不出面，他再推薦黃信卿就任隊長，但在推薦黃的同時，黃打斷他的話，直接向大家推薦鍾逸人任隊長，經眾人鼓掌通過，傳奇的「二七部隊」，於是成為二二八事件過程中，一支臺灣人抗暴的武裝民軍。

古瑞雲說：「二七部隊」的基本隊伍有以鍾逸人親信黃信卿為首的埔里隊；以何集淮、蔡伯勳（蔡輝煌之子）為首的中商隊（隊員中有幾名中共黨員）；以呂煥彰（也是中共黨員、黃文輝的好友）為首的中師隊；以黃金島為首的警備隊；以李炳坤為首的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古瑞雲的弟弟古瑞明亦在其中）；另外有林大宜從農村招募來，當過日軍的農民；有延平學院的同學，以及原由吳振武擔任隊長的「民主保衛隊」離隊隊員等各方加入的成員，可以說是謝雪紅的「御林軍」。

帶著四十多名學生加入二七部隊

對於「御林軍」的說法，鍾逸人指出，3 月 6 日下午三點半，謝雪紅與楊克煌兩人，一起前來「二七部隊」向他哭訴，「加納」（何鑾旗）曾到「作戰本部」要暗殺她，幸好是「一心隊」高兩貴為她解圍，而且古瑞雲也在《風雲》裡提到，3月6日從臺北回來臺中看謝雪紅時，謝也提到這件事，還叫古瑞雲不要離開她身邊，「二七部隊」如是謝雪紅的「御林軍」，怎麼會向二七部隊要求保護？鍾逸人對古瑞雲的說法深不以為然。

「二七部隊」成立的消息，在短短一夜之間，幾乎已傳遍半個臺灣。到了第二天（5 日）傍晚，已經有十八個組織前來報到，經整編後授予裝備與武器，差不多所有的隊伍又都派到外面擔任各種不同的任務，實際留在隊本部的沒有幾個人。到了晚上約八點，蔡鐵城也帶四十多名學生前來報到，學生們經整編後，都被安插到其他隊伍裡。

3 月 6 日晚上，隊長鍾逸人召集各隊隊長及骨幹，後者如林大宜（省農藝實驗所所長）、吳崇雄（臺大醫學院學生）、石朝耀、蔡鐵城、周秀青。會上，鍾逸人正式宣布古瑞雲為副官，蔡鐵城為宣傳部長，黃信卿為參謀長，石朝耀為聯絡官，何集淮負責祕書處，吳崇雄為救護軍醫。鍾逸人說，安排蔡鐵城為宣傳部長，主要在於建軍的宣傳與配合。

3 月 1 日，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長嚴家淦，應邀前來臺中參加彰化銀行改組後的剪綵，正好遇到臺中民軍接管政府機關，可能交通中斷，嚴家淦一時回不去，又被民軍誤以為來蒐集情報，險遭攻擊而逃入霧峰林獻堂宅第避難。民軍曾試圖進去搜拿，被林家管家逐出，因林獻堂早年曾領導臺灣文化協會反日，素富盛譽，地方人士不敢開罪。為此，負責宣傳的蔡鐵城報告鍾逸人如何處理，經研判應只是單純剪綵，與前些日子出現在「處理委員會」作情蒐的連某人不同，而且既然已受到林獻堂保護，沒有必要去得罪林獻堂，嚴家淦因而逃過一劫。

至 3 月 12 日，因聽說劉雨卿的二十一師部隊將進入臺中市，為了減少市民犧牲，「二七部隊」決定撤離市區，在草屯路上，蔡鐵城發現一處軍用大倉，裡頭裝滿日本武裝設備，這些設備裝滿了兩輛武裝大卡車，由蔡鐵城率領，與古瑞雲等轉進了埔里，進駐國民學校大禮堂，後因駐軍恐影響學生上課，3 月 13 日全部人員轉到埔里的武德殿；午後，蔡鐵城與何集淮等幹部，派了兩輛宣傳車，沿著埔里街並至鄰近部落宣撫，做好堅固陣地的工作。

埔里「烏牛欄之役」的主將黃金島也說，「二七部隊」進入埔里後，即展開募兵工作，謝雪紅本人也跟當地的仕紳見了幾次面，聽說效果不理想。「蔡鐵城擔任宣傳部長，白天往卡車一跳，就四處到人多的地方，在卡車上以紙筒向民眾傳達『二七部隊』到埔里的原由，號召民眾踴躍來參加此一對抗國民黨陳儀軍隊暴虐統治的行動。演講時，觀眾的反應可以說是相當熱烈，時而頻頻鼓掌。我那時也都跟著蔡鐵城外出，擔任相當於警衛的工作，蔡的身材高大，長相帥氣，口才也很不錯，因此頗受歡迎。 」

至午夜，在副官古瑞雲指揮下，包括蔡鐵城、吳崇雄、周秀青、自動車隊隊長吳金燦等人，率隊偷襲日月潭發電所附近的陳儀軍隊，經一番戰鬥，俘獲七、八名俘虜及一批包括重機槍的武器，對方也有一些死傷。

3 月 14 日，國軍二十一師派遣該師一四六旅及四三六團進駐草屯，分兩路襲擊埔里，由草屯進攻的一隊被熟悉地形的二七部隊擊退，另一隊則由二水、集集、水里坑，佔據日月潭門牌溝兩處發電所，想由左翼攻擊埔里。3月15日，二七部隊先發制人，包圍魚池警察所，再包圍日月潭國軍陣地，二十一師敗退水里坑。

這時，「二七部隊」曾有進入霧社地區的計畫，因原住民有顧忌而未能達成計畫。3 月 16 日，負責駐守在進入埔里的大門—「烏牛欄吊橋」（烏牛欄舊稱烏牛湳）一帶的隊長黃金島（黃俊島），與二十一師展開一場激烈戰鬥，即所謂的「烏牛欄戰役」。

「烏牛欄戰役」之後，蔡鐵城與「二七部隊」部分幹部與隊員，潛逃至嘉義，再轉至小梅，與在越南參加過胡志明「越南獨立同盟」、打過游擊隊的陳篡地醫師，一起建立「小半天」山區基地。

古瑞雲在《臺中風雷》書中提到，蔡鐵城為了糾集戰士上小梅繼續戰鬥，帶他一起到《和平日報》嘉義分社辦公室，找了兩枚寫有《和平日報》的大字袖章佩戴，一起進入嘉義火車站月台，順利離開嘉義，兩人在彰化下車之後，分道揚鑣，古瑞雲前往大肚鄉與謝雪紅會合，但幾天以後，他們在大肚農民黃溪「溪伯」處聽到一個消息，說前一天晚上，有個在彰化被追捕的青年奪了一輛汽車逃到大肚，在小河邊翻了車，人已棄車逃跑，憲兵正在追捕，據說那個青年姓蔡，「當時一般人會開汽車的不多，因此我們推測他是蔡鐵城。」

古瑞雲沒證實奪車青年是否被捕，但他提到，他與謝雪紅在大肚會合時，約3月底，稻秧都長得很高了，而後，蔡鐵城即在1947年4月11日遭臺中縣警局所屬區所逮捕，時間點很近，古瑞雲所述的青年，可能就是蔡鐵城。

蔡鐵城的妹妹蔡敏也提到，二二八事變時，風聲很緊，她跟家人都不知道蔡鐵城在外面做什麼事，但她記得事變中，每天都有刑警來家裡大肆搜索，把她的書籍和信件帶走，「有一天深夜，八點多，鐵城哥哥穿著一件黑色大衣突然出現在門口，他說隔天就要到香港，特地趕回來探望父親和我，他跟父親說要保重，叫我要好好讀書，並說他沒事就會回來。父親不是很會說話的人，屋子裡只聽見爸爸罵人的聲音，死囡仔，自己做事自己擔，不要連累家人。鐵城哥哥沒吭一聲，只是低著頭站著，離開之後沒多久，他就被捕了。」

蔡敏說，謠傳哥哥原本是要跟謝雪紅一起從梧棲港逃到大陸（後來證實謝雪紅是由高雄出境），但阿兄惜情，要搭船之前，他先回大甲來看父親跟我，如果他順利出境，也許就不會被逮捕，也不會有以後白色恐怖被槍斃的事情發生。

情報單位認為謝雪紅從梧棲港（臺中港）脫逃前往中國大陸，應是有跡可循。二二八事件當時，在臺中港（梧棲）經營華泰船頭行（即現今新天地餐廳）的尤世景，曾與二十多位經營船頭行或相關行業的人士一起被捕。尤世景與部分被捕人士前後入獄兩次，被捕原因就是被誣指掩護謝雪紅，說他們雇船讓謝雪紅偷渡到大陸。

其中陳雲霓（不識字）與蔡為宗第一次被捕時，因受不了酷刑而承認參加謝雪紅所組的共產黨，被判了六年，其他人關了一段時間後被放了出來，原因不明。第二次被捕時，情報處後來查出來謝雪紅是從左營出海，尤世景等人才因此被釋放，之後就開始實施海禁，所有人因此失業。1948年，尤世景甚至三度被捕，罪名是參加二二八及走私等情事，再被關了十個月。

回家探視家人而被捕

依此判斷，蔡鐵城或許曾一度欲與謝雪紅等人從梧棲港偷渡出境，但後來改變主意，蔡鐵城因為回家探視家人而沒跟隨到左營，因此被捕。蔡鐵城被捕後，逕送臺灣省中部綏靖司令部。鍾逸人約在4月23日之後被捕，5月7日被移送到干城營區（兩個月前還是二七部隊司令部），他在裡面遇到葉陶，才知道楊逵夫婦都被抓進來，與楊逵同牢房的，有員林的林糊（員林區長、文協、三青團員林區隊長），二七部隊的吳金燦、蔡鐵城，以及由苗栗送來的客家人劉闊才（後來轉投向國民黨，之後位居立法院副院長、院長職）。

5月22日下午，蔡鐵城與鍾逸人、吳金燦、林糊、陳萬福（臺中縣參議員）、林連成（消防隊長）、林克繩、何鑾旗（外號加納），以及六名外縣市的被羈押者一共十八名，被移送到臺中監獄一區的地方法院看守所。

7月底的一個凌晨，鍾逸人、蔡鐵城等原在臺中地方法院看守所的十八名羈押者，在重機槍先導，兩側兩排自動步槍、一門迫擊砲殿後之下，浩浩蕩蕩，由自由路經民族路到臺中火車站換火車送到臺北的高等法院，經高檢處檢察官簡單訊問後，逕送到東門臺北看守所二區五舍。

進到看守所，赫然發現裡面已收容一些大人物或法院自家人，如臺中監獄典獄長賴遠輝、臺中地院院長饒維岳、書記官林有福、檢察官陳世榮等十幾個人。此外，還有臺北市參議員駱水源、黃火定、潘渠源等，以及省參議員林日高、郭國基，竹山鎮長（三青團竹山區隊長）張庚申、謝雪紅的建國工藝學校教務主任李炳坤、三青團梧棲區隊長蔡為宗、三青團臺南分團主任莊孟侯、臺南縣議會議長陳華宗、三青團佳里區隊長吳新榮醫師等。

約9月底，一直沒有開庭的動作，但已開始陸續放人出獄，「臺中地院案」的人，在司法院長居正來看過之後全部釋放，但另有三十多名被留下來，各依不同案情分別以搶劫、殺人、公共危險罪、妨害秩序、妨害自由、傷害和內亂等罪名起訴。而以「內亂罪」起訴者共有四名，包括蔡鐵城、張水源、吳金燦與鍾逸人，都是二七部隊的人。

之後法院宣判，鍾逸人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禠奪公權十年，吳金燦徒刑七年、禠奪公權五年，蔡鐵城、張水源兩人分別判處徒刑四年、禠奪公權二年。蔡鐵城約關了三年多就出來，逃過「二二八」這一劫，但卻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被依莫須有的罪名處死。類似二二八事件受難人，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者不少，如嘉義的羅金成、劉占顯、湯守仁等。

蔡鐵城出獄後，曾擔任臺中縣議長李晨鐘的私人祕書，但當時仍遭跟蹤，幾個月之後再遭逮捕。蔡鐵城被槍決的案由，主要是涉及「臺灣民主同盟臺中地區組織廖學瑞叛亂案」，但全案卻莫名其妙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案」牽連而來，這個案件，其實是特務與抓耙仔捏造出來的事件，案頭則是屏東人盧慶秀。

盧慶秀原姓洪，祖父洪掛，是日治時期著名的抗日英雄林少貓的軍師，1902年5月26日，林少貓、洪掛及他的長子與另外數百位抗日同胞遭日本人屠殺，洪家遭此慘變，幾乎是家破人亡。

洪家老三洪晨在1912年生了一場大病，為了籌措醫藥費，散盡家財，豈料，一年後，洪妻又生了雙胞胎，家境更是雪上加霜，只得將小孩賣人治病，雙胞胎老二洪慶秀賣給盧家五十元、老大洪慶武送給二伯父撫養，二女兒則以一百元賣給人當養女，但仍然無法治好洪晨的病，在盧慶秀兩歲時就過世，生母也改嫁。

盧慶秀在盧家備受喜愛，而且天資聰明，十八歲就讀日本的高等無線電學校，戰後任職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大龍峒工礦公司，擔任技術員，1947年因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內心氣憤，同年8月，經無線電學校同學介紹認識任教於臺大醫院的許強，私交甚篤，許強介紹他閱讀有關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等左派書籍。

在國家安全局檔案中指稱，盧慶秀的左傾書籍，是屏東萬丹人氏、日治時期即擔任《臺灣新民報》記者、戰後擔任《國聲報》臺北分社採訪主任的劉捷所有，1950年6、7月間，劉捷因匪諜案入獄，盧慶秀等人乘機向劉捷家人借閱，荒謬的是，借閱者後來因閱讀這些書籍判刑，劉捷等人反因無法證明有犯罪之嫌，諭知無罪，僅交予當地警察機關管束，祕密檢討觀察辦理。

「四六事件」以省立師範學院為主體

1949 年，臺灣發生了所謂的「四六事件」，是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為主體，聯合國立臺灣大學所發起，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鬥爭」，以「救苦、救難、救饑荒」 為主的學生運動，最後引發政府當局大規模逮捕學生的行動。

4 月 6 日，軍警包圍臺灣大學與師範大學宿舍，進行逮捕行動，引發學生利用餐桌、椅子擋住樓梯口，並且向軍警摔東西的反抗，最後軍警衝破包圍逮捕學生，並以卡車運走學生；其中師範大學自治會主席周慎源雖然逃脫，但據說也在不久後的清鄉中遭到殺害，不少學生被捕後槍決，或是出走中國大陸，多位教授因搶救學生而被當局解聘。

在「四六事件」中，臺大醫學院醫師許強被處死刑，盧慶秀因擔心被牽連，辭去銅礦公司的工作返回屏東；回屏東前，將有關社會主義諸書分送給朋友。之後，保密局查到許強與盧慶秀交往密切，就將盧慶秀逮捕；這當中有一名福建籍的特務陳玉祥，硬要將盧慶秀羅織到許強案裡，盧慶秀寧死不屈，陳玉祥未達目的，於是拿出數本盧慶秀所有的社會主義書籍，問他有誰看過？盧慶秀想說看那些書又不犯法，而且又是日本人留下來的，所以就將看過的朋友，包括林琨隆、伍金地、林瑞如、伍石慧、林朝龍、許萬財、陳金鐘、蕭心卻、黃森榮、楊城、謝田等十一人，坦白告訴了陳玉祥，結果這十一人就被保密局一一逮捕，陳玉祥並將此案命名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案。

特務為了讓盧慶秀等十一人，承認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案」的成員，使盡酷刑，盧慶秀等不堪刻意折磨，被迫自白他們是匪外圍組織的成員，後來收到判決書，盧慶秀才知道，被羅織在本案的被告，多達二十三人，1951 年 5 月 31 日，盧慶秀、林琨隆、伍金地、林瑞如、伍石慧、林朝龍等同案被告六人，除盧慶秀判決無期徒刑外，其他五人分處十五年至三年不等徒刑。

兩年多以後，許萬財、陳金鐘、蕭心卻、黃森榮、楊城、謝田等人，則與蔡鐵城、羅秋榮、陳木炎、李振榮、林如松、郭坤木，以及蔡鐵城大甲同鄉好友蔡輝煌等三十五人，被歸入「臺灣民主同盟臺中地區組織廖學瑞叛亂案」同案被告，廖學瑞、蔡金河、廖金照與蔡鐵城、羅秋榮、陳木炎、李振榮、林（張）如松、郭坤木等九人判處死刑，其餘被告分處交付感化，及三至十五年不等徒刑。1953 年 9 月 5 日凌晨，這件莫須有案件的被告，廖學瑞、蔡金河、廖金照、蔡鐵城、羅秋榮、陳木炎、李振榮、林（張）如松、郭坤木等人，即被押至臺北馬場町執行槍決。

本案判決書指控，廖學瑞於 1946、1947 年間，受陳萬福指示組織中共外圍讀書會，吸收郭萬福等多人參加，1948 年 10 月，始正式加入「臺灣民主自治聯盟」，為臺中市委員會；同年底，郭萬福受命成立臺中地區大甲支部，並充任支部書記，企圖建立小型武裝部隊，準備隨時響應起事；而二二八爆發期間，蔡鐵城寄宿在臺中市羅秋榮的家，安全局資料說他在 1946 年 12 月由廖學瑞介紹參加外圍讀書會，廖學瑞並另外介紹蔡鐵城加入，至 1950 年 4月，羅、蔡兩人又一起參加許分、廖金和等所計畫欲恢復「臺灣省工委會」組織，……。

洋洋灑灑的判決文，不但彼此關係複雜，也充滿矛盾，但同案被捕人員，「犯罪證據」類似，都是參加讀書會，但卻有人判死刑如蔡鐵城，也有人交付感化。

蔡敏說：「阿兄被逮捕之後，我家裡的人，曾經去拜託清水的楊肇嘉跟蔡輝煌家族幫忙，但都沒辦法。雖然蔡輝煌跟他兒子蔡伯勳，也都因案被抓，蔡輝煌先放出來，他兒子蔡伯勳關比較久，但也放了出來，聽說是蔡輝煌的姊姊，嫁給了永豐餘的何永，蔡家曾透過何家去運動，蔡輝煌父子才逃過一劫。」與蔡輝煌是好友、也是遠親同宗的蔡鐵城，就沒那麼幸運，他與另一位好友羅秋榮，在 1952 年 9 月 5 日（農曆 7月 28 日），同一天被槍決。

收到軍法處收屍公函後，蔡家人先到青島東路看守所，再轉一部黑色轎車抵達刑場，只見一排頹圮的荒塚，每一座墳上，立著一塊木牌，屍體的手和腳都暴露在陽光下。蔡敏回憶說：「阿兄被槍決後，我們家接到警備總部軍法處的公文，叫我們去收屍，我記得那一天天氣很熱，因為阿爸腳不方便，過了兩天，才由我及明亮哥哥（堂哥）搭車北上，會同住在基隆的明發哥哥（堂哥），一起去認屍，因為晚了兩天才上臺北，悶熱的 7 月天，蒼蠅嗡嗡地飛舞，因為屍體早就掩埋了，家人在死人堆裡找尋，可是我一步都不敢靠近，我只會哭，腳步移著、移著，我問大人有沒有找到鐵城阿兄，但都不敢確定，經軍法處同意後，我們重新挖出木牌標示下的人犯名字，剛開始根本都認不出來，後來是同案被槍決的羅秋榮的太太協助，才確認屍體是我哥哥沒錯。」

蔡敏說：「羅秋榮的家在臺中商業學校後面巷子，二二八之後，阿兄都住在他家裡，阿兄在審判期間，羅太太去探監時，都會帶兩份食物或衣物，一起探視丈夫羅秋榮跟我阿兄，我去認屍時也遇到羅太太，我跟她說，屍體經過掩埋，不確定被挖出來的屍體到底是不是阮阿兄本人；羅太太跟我說，她去探監時，曾經做了兩條褲子，一條給她先生羅秋榮，一條給阮阿兄穿，所以她認得其中一具穿著跟她先生相同褲子的屍體，應該就是阮阿兄沒有錯。因為這樣，我們才把阿兄的屍體，接回大甲埋葬。」

「阿兄屍體挖出來後，臉部腐爛，生前應該是遭到嚴重刑求，除了臉部腫脹，槍決時，子彈由後朝胸部開槍，前胸爆裂開來，傷口比較大，加上從後面開槍，人往前趴下去，雙膝可能在地上滾動，褲子破損，血跡都乾了，我們撥開阿兄身上的泥土，一吋一吋，清洗他胸口的傷口。」即使過了那麼多年，蔡敏說她至今，永遠都無法忘記，當年認屍時的悲悽與惶恐。

因為路途遙遠，蔡敏與「明發」哥哥先將蔡鐵城火化，在臺北住了一晚，第二天再搭海線火車返回大甲，「其實，我們可以說是偷偷帶哥哥回家，當時心裡很害怕，我們將哥哥骨灰當一般行旅攜帶，都不敢給人家知道，回到大甲出殯時，只有堂姊妹，跟家族其他小孩來送葬，親朋好友都沒有人敢來。」

蔡鐵城，這位在二二八事件中，與楊克煌、周明同為謝雪紅最為得力的戰友，也是一位有勇善謀的戰士，他把一生的青春、純潔、知性，獻給了風雲激盪的歷史，身後卻孤零零一人葬在鐵砧山下，墓碑則僅僅寫著「蔡金城之墓」幾個字。

蔡鐵城埋葬後，蔡家人逐漸遠離情治單位的監控，「阿兄蔡鐵城被逮捕後，未槍決前，家裡很不平靜，每個月都有警察來家裡『對保』（查戶口），詢問說有什麼人來家裡，要說實話，口氣很壞、很不好；阿兄槍決之後，口氣比較好一點，但還是常常有警察來『對保』，家人厭煩，但也無可奈何。」

蔡敏特別無奈地說，她現在大甲的門牌是大甲區信義路，其實原來的編號是「蔣公路」，信義路是後來開路時，重新編號的門牌，家裡的地址才從「蔣公路」改為信義路，雖然每個月都還有警察會來走走，但脫離「蔣公路」以後，每個月的「對保」次數，就慢慢減少了。

相隔六十年的遺書攪動傷痕

只是，一封相隔六十年的遺書，再度攪動了蔡敏對於阿兄蔡鐵城的思念與傷痛。在得知哥哥槍決前寫給她的一封遺書還保留著的那一刻開始，蔡敏連哭了好幾天，這位疼愛她的阿兄，臨終前都還惦念著她，現在每每談及，眼淚都難以抑止，不停止地流下來。

「我是鐵城阿兄唯一的妹妹，小時候，他常常在外地跑，回到家就會買一大包口香糖送給我；週末假日，他常常帶我去臺中玩，逛書店，現在回想，應該是當時臺中有名的中央書局，他希望我多讀書，所以一直想買書給我，還跟我說，妹妹將來要讀大學，哥哥賺錢給妳讀書。」

蔡敏說，鐵城哥哥每次回到大甲，很喜歡到河堤散步，大甲的海岸風景，常常吸引他沉溺其中，他對大甲的土地有很深的情感，也許是使命感與理想吧，他投入了二二八的革命運動，但他總忘不了這個妹妹。

蔡鐵城因二二八坐牢出獄後，曾擔任臺中縣議長李晨鐘私人祕書一段時間，之後捲入讀書會事件逃亡，心裡仍然惦記著蔡敏，「哥哥生前，曾拜託議長李晨鐘要照顧我，我就讀大甲中學，平時李議長就常常會來關照說︰敏子，妳以後吃頭路，若有什麼困難，放心來找我，你哥哥有交代過我，不要客氣。大甲初中畢業後，李晨鐘議長就跟豐原客運的副總陳新發（縣議員）說，這位是蔡鐵城先生的妹妹，這樣，我就順利進入豐原客運工作，李議長跟我說，剛開始先跟車一年，這段時間再去讀夜間部，他說等我畢業，有了學歷，就可以坐辦公室。跟車這段時間，我晚上就去臺中市讀明德商校夜間部，學習簿記，畢業後，李議長就安排我在豐原客運擔任會計。要不是阿兄跟李議長的交情，以我的狀況，是很難可以坐辦公室的。」

想起哥哥逃亡期間，都還惦記著妹妹未來的生活，蔡敏搖著頭嘆氣說：二二八當年，阿兄會被抓，就是要回來看我跟父親，如果他沒有回來，他早就跟謝雪紅等人搭船逃走了，後來也不會被槍斃，想起來，真是傷心。

蔡鐵城生前在臺中交往的友人林耀坤，也提到蔡鐵城監禁期間對於妹妹與朋友的掛念，林耀坤說︰「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鐵城兄獄中寄來的信，他的信中，稱我為表弟，瞞過了書信的檢查，寄到我手中來，他說，在軍事監獄裡，一直放心不下老父和妹妹貧苦的生活，特地委託我去找一位親戚接濟。而且，他可能知道來日無多，又寄來一封明信片，親手畫了一張很秀氣的姑娘臉孔，我淚水滿眶，我心裡明白，一生未娶的他，卻一直掛念著我還沒成親。」

其實，蔡鐵城早就決定不結婚，但他還是掛念友人的婚事，「他說，他結婚，只有連累別人，他的一位女朋友寄到我們家裡的信，我都一一為他妥善保存，等他從外地回來看信。」蔡敏說，他哥哥就是這樣一個人，一輩子掛念著家人與朋友。

蔡敏說：「哥哥在看守所期間，寫了很多信給我，可惜老爸怕信件將來連累家人，都叫我燒掉了，幸好我偷偷留存一封哥哥槍決前寄來的明信片。」這封明信片她一直放在身邊，明信片寫著︰

敏妹妹︰

梅花開　小鳥叫

春到了　春天到了

梅花熬過寒冬　小鳥久沉默

於是　開得更鮮麗　叫得更響亮

我祝妳新春快樂

並希望妳　像那熬寒的梅花　芬芳馥郁

又像那小鳥兒　活潑明亮聰慧

哥上

接到明信片的敏妹妹，內心很感動，她悉心收藏著，但在哥哥槍決後，她到臺北收屍時，又意外在哥哥的衣物裡找到了一張她自己的照片，蔡敏看到照片背後寫的遺言，崩潰號哭︰

親愛的妹妹︰

妳知道嗎？我將離開人世間的那一天晚上，妳是我唯一伴侶，我拿出妳的相片看了又看，啊！我希望最……（可能因淚濕，鋼筆字模糊。）

蔡敏說，每看一次照片，就哭一次，這照片上的字，還有她哥哥的淚痕，她知道，哥哥一定邊寫邊掉淚，「想到我這張照片是哥哥槍決前，最後陪伴他的人，我心裡就痛啊。」可是蔡敏一直不知道，哥哥蔡鐵城還另外寫了三封遺書，一封給她、一封給父親、一封給蔡明亮哥哥（堂哥），三封遺書，沉埋在政府檔案裡六十年之後，才送到了家屬手裡。

那是 2011 年 12 月間，一位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的後代，有一次在檔案局尋找家人的資料時，無意間發現有部分受難者的遺書，這位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告知國家檔案局，應該好好處理，送還給家屬；檔案局於是透過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以及其他單位，分別通知了家屬。

2012 年 2 月，二二八紀念館的柳照遠撥了電話給蔡敏，剛開始說有一封她哥哥的遺書在紀念館時，電話那頭的蔡敏一聽到，瞬間放聲大哭；這封遺書，足足慢了六十年才送到她手裡，蔡敏哭了好幾天。2月28日那一天，蔡敏正式領取哥哥蔡鐵城的遺書，讀著哥哥的遺書，淚流不止。

是時代悲劇   也是時代的無奈

對照遺書，蔡敏知道，他哥哥一定了解，遺書不一定會送到家屬手裡，所以特別將偷藏在身邊的妹妹照片，另外在背面寫了一封簡短遺書，希望妹妹能找到。蔡敏也一直以為，哥哥偷藏照片裡的遺言，是哥哥最後的話語，沒想到六十年後，哥哥的遺書，竟然神奇地出現。這兩封遺書，相隔六十年，內容讀來都令人動容，兄妹間的深厚情誼，溢於言表，這是時代悲劇，也是時代的無奈。

2012 年 2 月 28 日，二二八事件六十五週年中樞紀念儀式在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紀念碑前廣場舉行，馬英九總統當天代表政府，將把二二八受難者的私人文書，返還給郭老富、劉萬山、蔡鐵城、湯守仁等四個受難者家庭，其中郭老富、劉萬山、蔡鐵城三位受難者留下的是生前最後的「遺書」。

蔡敏說：二二八事件現在雖然已經恢復受害者名譽，也作了補償，但對家人而言，這種傷痛是金錢無法彌補的，蔡敏說：「它是我心裡永遠的傷痛，心頭親像有一塊石頭壓著，可以這麼說，我人生最大的傷痛，就是阿兄被槍決，以及阮先生的過世。

阮先生雖然知道我是二二八受難家屬，但對我很好，他曾說，他是普考及格，奉公守法的公務員，沒做壞事，沒什麼好怕的，他讓我的生活可以安定下來，前幾年過世後，內心很痛苦，沒想到再接到哥哥的遺書，每一次讀了遺書內容，都是椎心之痛。」

蔡鐵城在遺書中，雖一再交代，不要為他的死屍做墓，因為家裡窮苦，不要家裡再為他花費金錢，他希望「任其歸於大地，化為土糞」，但蔡鐵城的堂哥蔡明亮，1987 年 4 月，首次公開鐵砧山上的「蔡金城之墓」之後約一年，將全家族的祖先，連同「蔡金城」，一起遷至彰化縣大村鄉蔡姓家族納骨塔，他的靈魂，終於回到了蔡家，也結束了他天涯浪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