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場繁華：晚明的青樓與名妓（上）

十七世紀初徽州歙縣的一位知縣在編纂地方志時，憧憬起百年前的美好時代，如果用四季輪迴來比喻，在他的心目中，明王朝是從一個靜謐的冬天開始的，當時的社會秩序分明，男耕女織，純樸的人們各盡其本分。

而在這位知縣身處的時代，王朝已從喧鬧的春季進入狂飆的夏季，商業活動日漸興盛，追求利益的人們變得貪婪狡詐，因此他在地方志的〈風土論〉感嘆社會階級分化嚴重，不知道何時才能回歸往日的樸素。

這位知縣名叫張濤（1561-?），他的憂慮也是當時知識分子的憂慮，不安的氛圍在江南地區的地方志中隨處可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侈靡的風氣日甚一日，連帶的導致秩序崩壞，常常有僭禮踰分之事。

妓與妓院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曾確立一套禮制，凡舉樣式、質料、顏色，皆有詳細的規範，從衣著就可以知道一個人的身分貴賤。可是到了明代中後期，這些規定不再被嚴格遵守，人們標榜奇裝異服，甚至連奴婢都身穿華麗的絲織品，松江文人范濂（1541-?）感慨道：「女子的裝扮都模仿娼妓，實在沒有良家婦女的樣子。」

原來當時婦女的流行指標便是青樓女子，人們稱其為「時世妝」。帶動的風尚不止於衣著，蘇州文人陸容（1436-1494）曾具體地描述，他說起初南方的婦女都用團扇，只有妓女用可摺的撒扇，後來連良家婦女也開始用起撒扇了，可見良善的風俗愈來愈淡薄。

妓女的裝扮就是有如此的魔力，不只是婦女爭相仿效，連文人也樂於攜帶妓女遊樂宴會，福建文人謝肇淛（1567-1624）形容道：「現在的文人宴會中公然有女子在列，這不也是一件有辱法紀，而且羞恥的事情呀！」
 
其實不能簡單地以禮教廢弛、文人性情放蕩等道德觀來批判，因為當時文人與妓女交往的層次在於情感，而非止於肉體，例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字辟疆，1611-1693）娶了秦淮艷妓董白（字小宛，1623-1651）為妾，並在董白早逝後，將兩人的生活點滴形於筆墨，寫成《影梅庵憶語》，內容真切感人，據說曹霑（號雪芹，約1715-約1763）的小說《紅樓夢》便受到此書啟發。
 
又如另一位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1618-1654），他與歌妓李香君相戀的故事，則被孔尚任（1648-1718）譜入著名的傳奇《桃花扇》中，成為一齣透過兩人的愛情，講述南明興亡的歷史劇，連康熙皇帝（1654-1722）也非常喜愛。諸如此類與妓女邂逅的經歷，在晚明文士的生活中並非罕見或羞恥的事。
 
當然，不同於一般的土妓（或稱歪妓）、遊妓，能夠與文人交際者，本身皆具有一定的水準，當時的人稱其為名妓（或稱名姬）。紹興文人張岱（1597-1679）在遊歷揚州二十四橋時，曾提到：「名妓匿不見人，非嚮導莫得入。」說明了名妓與一般妓女的一大差別是擁有個人空間，不必拋頭露面，也可不接待俗人。妓院即是一個提供私空間的場所，雖然名妓未必出身自妓院，其活動範圍也不侷限於妓院，但大體上，妓院是名妓重要的養成所。
 
歷經明清鼎革的文人余懷（1616-1698）追憶起歡場昔日的繁華，遂將所見所聞寫成了一本名為《板橋雜記》的書，內容盡是妓院韻事。從他的筆下的描述，可知妓院是一個高雅的消費場所，環境布置的典雅清潔，像是仙境一般。名酒佳茶、簫管琴瑟、餳糖小菜，飲食與各式設備都是上品。部分名妓的居所裝潢更是別出心裁，奇石幽竹，香煙繚繞，富有園林情調。名妓顧媚（字眉生）的居所名為「眉樓」，余懷覺得太過夢幻，於是戲稱說：「此非眉樓，乃迷樓也。」
 
在不少明清時代的白話小說裡，故事中的人物若要進妓院，總需要花上不少銀兩，這是真實情況的反映，名妓文化是依靠城市的富裕支撐，市井小民很難消費得起，士大夫與商人才是主要的客層，秦淮舊院（妓院）與科舉考試的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地緣關係之微妙，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夏季的南京酷熱難耐，因此在妓院之外，於秦淮河「畫舫」遊船泛舟，以及兩岸河畔設置的「河房」也都是玩樂的場所。張岱說秦淮河房有畫舫來去穿梭，在河房外側設有露臺，女客們手持團扇，嫵媚動人，在夏天的夜晚，彷彿在風中都可以感受到香氣。曾任復社（一個號召恢復古樸文學風氣，而且關心政治的團體）領袖之一的吳應箕（1594-1645）在《留都見聞錄》說華麗的河房建築與水色相映，人們盡情玩樂直到通宵達旦，真是非常壯觀的場景。遇到科舉考試的年分，河房的業主會刻意地裝潢塗飾，高價轉租給考生。
 

宛如文人的名妓

除了外在空間的不同，內在文化涵養才是名妓之所以為名的原因，無論奏樂、舞蹈、作詩、繪畫等各式才藝，名妓們均有涉獵，且各有專精。明清史學者王鴻泰認為名妓即是文人文化衍生出的產物，妓女們除提升琴、棋等自身的藝能外，也致力於詩、畫的學習，並仿效文士的行為舉止，使之在文藝場合的角色從磨墨、奏樂等陪襯性質，轉變成共同參與者。妓女的「文人化」，其突破不在於禮法規範，就身分而言，名妓仍舊是賤民，可是她們提供文人經營情感世界的可能性。
 
《板橋雜記》的中卷專記秦淮群艷，余懷詳盡地介紹名妓的姿態、色藝、性格與逸事。在技藝方面，尹春（字子春）擅長戲劇排場，演起戲來，就連經驗老道的演員都自嘆不如。當與顯赫的人士聚會的時候，李大娘（字宛君）會合彈琶琶、古箏。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顧媚則「通文史，善畫蘭」，甚至有人慕名而來，想向她索取詩文與繪畫。卞賽（號玉京道人）專精小楷，且同樣善於畫蘭，縱橫枝葉，每次落筆都要畫上十餘紙，卞賽的妹妹卞敏畫起蘭花不像卞賽繽紛，喜歡簡單的描畫兩、三朵，名妓中善於畫蘭花者不勝枚舉，各有其特色。
 
妓女們是如何學習這些才藝的呢？其一是彼此傳習，卞賽的侍兒柔柔因在側承奉硯席，因此獲得文人的注意，而李十娘年老時，以教女娃歌舞為活。萬曆三十年（1602）旅居秦淮河畔的福建人姚旅（字園客）在《露書》中提到名妓趙彩姬常常教授女子技藝。
 
其次是妓院的培訓，余懷特別點出董白七、八歲時，鴇母就開始教她寫字，因此長成後，通曉女紅、品茶等多項技藝。江北的揚州有一種類似的行業，稱為「廣陵姬」，他們畜養女子至豪門為妾，從小就訓練各項技藝及進退坐立之節。但浙江人沈德符（1578-1642）發現其水準參差不齊，他在《萬曆野獲編》中說有的女子只會彈一段琴、唱幾種調，只識得幾個大字，畫起蘭竹也就僅能畫幾枝，妓院也有這樣的狀況，天分不高的妓女就無法晉升名妓之流。
 
妓女學習的第三種途徑是與文人交流，《金陵瑣事》記載名妓林奴兒學畫於史廷直、王元父二人，因此筆風清潤。《曲中志》則記載名妓王曼容「學字於周公瑕、學詩於佘宗漢、學琴於許太初」，都是當時的名望之士。而有了基礎後，妓女在與文人相處時，也會耳濡目染，備受薰陶，使文學素養更為提升，清初江蘇人王昶（1724-1806）輯錄的《明詞綜》中，所載的女詩人就有二十六位出身青樓。
 
在容貌方面，自然不必多言了，余懷筆下的名妓，縱然不是貌美如仙，舉止風韻也是一時之選。如李十娘娉婷娟好，肌膚玉雪，眼裡帶著感情，笑起來又好看。顧媚風度超群，桃花滿面，身材弓彎纖小，腰肢輕柔纖細。卞敏樣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像是個「水晶屏」。沙才美而豔，豐而柔，骨體皆媚，是個天生尤物。
 
至於名妓的性格，倒不一定溫和婉約，不乏豪邁爽直者，明代中期以後士人崇尚俠義，喜好在聲色場所展現豪俠氣概，名妓們可能也受到了這種風氣影響，例如李大娘個性豪侈，有鬚眉丈人之氣，而得「俠妓」之稱。寇湄（字白門）十八、九歲時被朱國弼（保國公）購入，後來朱國弼降清，家口被沒入，寇湄則花費千金替他贖身，因此被稱為「女俠」。可知在名妓的生活中，賺取金錢並不是首要之事，明末名臣錢謙益（號牧齋，1582-1664）編訂《列朝詩集》時一併作了小傳品評，也提到馬湘蘭（字守真）輕財重義，「時時揮金，以贈少年」。
 
余懷作《板橋雜記》，想是秦淮常客，但他的雅遊的時間約在崇禎末年，難免有生不逢時之感，他說：「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事實上，就算余懷能夠早一點造訪，也未必能如願見到這些名妓，如他提及的名妓朱斗兒（號素娥）曾與「金陵三俊」之一的陳沂（字魯南，1469-1539）聯詩，有一個鳳陽人劉望岑有意拜訪，她卻不出見，劉望岑只好留下了一首詩，朱斗兒看了之後，知道來者非附庸風雅之人，才欣然相見。
 
又如曾經有一個姓徐的人（可能是嘉靖晚期內閣首輔徐階的同族）求見名妓柳如是（1618-1664），給了鴇母三十金，一見到柳如是便說：「久慕芳姿，幸得一見。」接著又說「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等沒有學識的話，柳如是怒而入問鴇母：「你是拿了多少錢？居然讓我接待這麼低俗的人。」知道鴇母已把錢都用盡了，於是剪了一縷頭髮給鴇母作為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