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世紀的海上貿易爭霸戰：走私商人林鳳是如何到臺灣探路？

倭寇之亂：中日爭奪資源的戰爭開打

16 世紀的東亞局勢受到日本內部變動極大的影響。在大約 1540 年代前後，日本因石見銀山開採白銀產量大增，明帝國則因賦役制度變革愈發依賴白銀，使兩國相互間的貿易需求和促進流通的引力前所未見地擴大。但由於 15 世紀日本進入戰國時代，列島上群雄割據，導致原本室町幕府將軍以「日本國王」封號向明帝國朝貢的官方貿易管道，無法繼續使用，旺盛的貿易需求遂由民間走私貿易填補。但民間走私貿易不具官方保證與仲裁，往往訴諸暴力解決爭端，許多日本走私商人因此墮落為海寇（海盜），被中國官方統稱為「倭寇」，而「倭寇」在中國沿海引發的混亂，則為「倭患」。但事實上，這類失控走私活動的參與者中，也有不少是中國籍人員，及一些從其他地方來趁火打劫的投機者。明帝國因海疆承平日久，衛所軍制敗壞，單靠世襲戍守的兵力，無力禁絕走私活動，更遑論阻止殺伐搶掠事件。
 
倭患發生時，受害最慘的是中國江南。江南生產的絲貨，在日本能高價出售，且水路易於往來。葡萄牙人於 16 世紀因求取香料進入東南亞水域，此時見有利可圖，也北上東中國海，加入這一混亂局面，開始中介起中日間的絲銀交換貿易。 1555 年，明朝廷裡曾有人想藉由招撫海盜頭子王直（ ?-1560 ），來重建中日之間正常貿易管道，但功敗垂成。此後中國集中心力加強海岸防禦兵力，終於在名將戚繼光（ 1528-1588 ）、俞大猷（ 1503-1579 ）的努力之下，廓清了江浙沿海。迫使倭患轉入閩廣沿海。
 
1567 年，明廷開放福建海澄月港民船，在烙號（在船身上印烙編號）領照的情況下，可以前往東南亞海港進行貿易，史稱「隆慶開海」。烙號民船以「編甲」的方式管控，使船上平時即配備的武器與武裝人員，在戰時可以接受調遣、支援官軍。「隆慶開海」代表中國朝廷一改原以海禁消弭倭寇的消極做法，轉向積極開放海上貿易，引進民船，並提升船上人員作戰能力來阻截倭寇。這與前述西歐列國在戰爭時授權民船劫掠敵國船隻的「私掠」制度類似。只是，中國的民船並不能主動出擊攻打中國的敵國，而僅在需要保衛中國海岸時，經官府允准，暫時支援官軍作戰。月港商人因此取得了其他中國商人都沒有的出海貿易特權。他們雖不得航向日本，卻能在馬尼拉與河內（當時稱東京〔 Đông Kinh 〕）、廣南、柬埔寨、大泥、暹羅等地的日本僑民交易。這樣的情況頗類似於當時朝廷默許澳門葡萄牙人居留貿易，以換取海上治安平靖。例如在 1568 年夏季，海盜曾一本（ ?-1569 ）率百餘艘船隻，三、四千人攻打澳門與廣州，廣州官方就要求澳門葡人與唐人基督徒協助作戰，最終剿滅了這群海盜。澳門葡人更趁機掌握了中國─日本貿易航線，大獲暴利。
 

此後，閩廣兩省在月港商人、澳門葡人等民間傭兵的協力下，整個中國東南沿海海防體系的效能逐漸提升。本來位於閩廣兩省交界的潮汕走私商人（海盜），遭到南澳門、北月港官軍及其麾下傭兵勢力的夾擊，愈來愈難以從中日走私活動中獲利。前述澳門擊退海盜曾一本之戰，曾一本覆滅後，餘黨林道乾等人逃往南澳島負隅頑抗。隨後林道乾接受明朝官府招降，就地合法，對由廣東前往閩南出口食鹽的船隻，以及由閩南前往廣東漁撈的船隊強徵私稅。即使如此，林道乾仍覺獲利不足。 1573 年春季，林道乾叛逃前往柬埔寨，「聚糧繕器，添造戰船」，於夏季再度率領艦隊返回閩廣沿海走私。林道乾的船隊與東南亞各港均有連繫，史料中稱林「通安南、占城、舊港、三佛齊諸國」，嘗試於東南亞各處，建立與日本會合貿易的基地。於是，有「通事」（翻譯）主動請纓，澳門葡人、唐人也有自願出兵協助者，他們上書兩廣總督，「請自治裝往擊」。
 

倭寇殘黨林鳳退至臺灣 

1573 年，廣東總兵殷正茂（ 1513-1592 ）出擊林道乾，而林遁走海外後，官軍矛頭繼續指向其同夥殘黨林鳳集團。林鳳諸人撤退到澎湖，表達願投降受撫，官府將之安置於潮州河渡門過冬。 1574 年春季，官軍反悔，林鳳於是率隊出逃，南奔海南島。夏季又沿海北上，直至澎湖。如此反反覆覆，不服官軍者陸續投靠林鳳。至林鳳占據澎湖時，部眾已有三千至四千人，船六十至七十艘。廣東水軍一路征討，北上追擊將之驅趕至金門後，任務達成，即行撤回。隨後由福建總兵胡守仁，率福建水軍接力追捕。福建當局抓獲林鳳派遣至廈門收購米糧的商人，取得口供，發現林鳳一黨「暫往小東、魍港避兵，劫取米糧，伺 7、8 月北風一動，便復歸廣東原巢」。所謂「小東」即是指臺灣島，「魍港」則推估為今日嘉義布袋好美里一帶。之後又有漁民劉以道回報：

6 月 10 日（按：1574 年 6 月 28 日），有廣東賊船六、七十號到魍港地方內，將賊船十餘隻哨守港門，其餘俱駕入四十里地名新港，劫取米糧。連與番人格鬥三日，彼此殺傷甚多。番人因無鳥銃火器，不能勝賊。

由此可知林鳳船隊由澎湖出發後，抵達嘉義沿海，又南下進入台江內海；登陸後壓制新港社原住民，「柵營而處」，並劫掠當地米糧，意圖載運上船。福建巡撫劉堯誨取得這個情報，便希望能聯絡原住民，來夾擊林鳳諸人。福建當局徵用了五艘民船，載運官軍一百五十人，護送劉以道等六位漁民，祕密前往新港。這群密使順利與新港人接觸，但是於七月底，他們回頭欲與大隊會合時，遭遇林鳳船隊三艘船隻盤問。不幸被識破後，他們便開火攻擊。林鳳大隊知道官軍已經前來，於是「各賊隨即開駕，出澎湖，所劫米糧固不暇收載矣」。福建水師收到消息後，於 8 月7  日由廈門開拔前往新港。當他們抵達時，林鳳一黨早已離開 10 日。明軍三千人，大約在新港（今臺南新市）一帶停留了兩星期，於 8 月 24 日全軍返抵廈門港。同年 11 月，恐怕仍是因為缺糧，林鳳一黨再度前往新港。但此次原住民已有準備。據傳林鳳因「打劫麻荳番，被栖林等番夾攻」，損失了五百多人，故只停留了五天，又再次逃竄。林鳳一黨先前盤據澎湖，一來是為了躲避官軍，二來則是希望藉機在閩南採買米糧。林鳳船隊載運了大量饑民，既不能順利在閩南一帶購得米糧，就不得不求其次前往劫掠臺灣原住民的農產。由於臺灣原住民的生活形態，主要是以狩獵而非農耕維生，所產米量不豐。林鳳一黨窩藏於臺灣，顯非長久之計，最後也只得重施林道乾的故技，遠遁海外（東南亞）。
 
當時中南半島各個港口都已經展開對日貿易，可以作為中日會合貿易的場所。例如最遲至 1576 年，已有海外唐人郭六官從暹羅載送暹王使節，前往日本「朝貢」； 1577 年，有位江西人朱均旺，從福建海澄搭船前往交趾（越南）順化出售銅、鐵、瓷器，隨後轉往日本。此時日本九州薩摩藩與柬埔寨當局也在進行官方貿易。嗣後1579 年，柬埔寨國王還派遣使節，向九州豐後藩主大友宗麟（ 1530-1587 ）進貢；結果柬埔寨使節的船隻誤入薩摩藩島津氏的領地，藩主島津義久（ 1533-1611 ）善意告知他們：九州霸主已由薩摩藩奪得，日後進貢／貿易事務應交與薩摩藩辦理。由此可知，在這段時間前後，中日商船在東南亞（尤其是廣南、暹羅、柬埔寨）頻繁接觸，大家都試圖尋找最適合的港灣進行會合貿易。
 
位於南中國海東側的菲律賓群島，根據西班牙人的記載，則至少在 1567 年時，已有中日船隻定期前往貿易。不只如此，根據 1570 年的記載，這時馬尼拉已有四十位唐人在此娶妻，二十位日人在此居住。 1574 年冬季，林鳳船隊短暫地停留於臺灣後，決定前往呂宋，攻打馬尼拉。根據西班牙史冊的記述，林鳳船隊甚至包含了四百名日本士兵。但林鳳突擊馬尼拉並未奏效，隨後轉往呂宋北部旁佳施南河口築城。西班牙當局得到消息後，於1575 年 5 月攻破了林鳳的基地，此後，林鳳遂不知所終。
 
林鳳的活動軌跡與命運轉折，和 1570 年代起戚繼光、俞大猷積極整飭海防，不容進行中日貿易走私者在中國沿岸逗留這一形勢變化，有很大的關係。從中國沿岸地帶被排擠出來的中日走私商人，必須尋找中國沿岸以外的地點，建立替代港灣。其中當然也有前往呂宋島試探可能性者。例如，一群日人曾於呂宋島密雁港築城建立基地，但在 1580 至 1581 年間，被西班牙官員德卡利昂（ Juan Pablo de Carrion ）率艦隊逐出。 1582 年，前述西班牙官員德卡利昂收到日本「倭寇船隊甲必丹」（甲必丹為葡語 capitão 日譯漢字寫法，泛指首領）的信件，他們自稱服膺於某個日本「藩主」，並且比西班牙人更早到達呂宋北端的卡加延地區。日本甲必丹要求，除非德卡利昂支付他大量的黃金，不然他們不會離開。雙方交涉後，日本船隊最終和平離去。學者伊川健二認為，林鳳和上述的日本甲必丹一樣，都是由中國海岸被排擠出來，前往南中國海東西兩側，尋找其他適合進行中日會合貿易基地的走私者。然而，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海外走私商人（海盜），最後都無法在菲律賓建立穩定的轉口基地。後來， 1587 年，一艘日本商船遞交了平戶藩主松浦隆信（ 1529-1599 ）的正式文書，呈給西班牙馬尼拉當局。藉由官方書信往返，平戶與馬尼拉間建立了穩定的官方貿易管道，再無其他人能涉足呂宋─九州間的貿易。
 

臺灣在這場海上戰爭的關鍵地位

在中國史書中，始終將林鳳的海上活動以「巨寇」（大海盜）看待。然而，官方歷史書寫如何定義不受國家控制的人群，始終與官方如何定義使用暴力的正當範圍有關。如「倭寇」此一指稱，實與日本中央政權瓦解，無力約束日人使用暴力，明朝政府又無法藉由原本的官方管道聯絡日本政府，協調日本訪客使用武力的權限有關，於是最終以來「寇」者出於「倭」、定義這些人為「倭寇」結案。當明朝海防力量復甦，恢復沿海秩序，並實施「隆慶開海」（ 1567 年）與「容納葡人居留澳門」兩措施，重建合法官方貿易管道後，原本在中國沿海從事走私活動的商人，只好逐漸退出這一地帶，轉往東南亞找尋其他適合據點進行中日貿易。潮漳地區位於閩廣交界處，原本就是走私興盛的邊境，當地走私頭子（海盜）曾一本攻澳門、林道乾走南洋、林鳳突襲馬尼拉，企圖於中國境外或邊境特區另建貿易管道，可說正是被上述背景激發出來的「自力救濟」行為。 1570 年代後，像這樣的海盜「巢外」（於海外建立基地）趨勢愈見明顯。當日本的松浦氏、島津氏與暹羅、柬埔寨建立官方連繫，並試探於呂宋建立基地或與西班牙人交涉時，潮漳走私商人與海盜也虎視眈眈算計著搶占馬尼拉。林鳳在 1570 年間奔走南中國海的活動，可說是在貿易局勢轉變下，潮漳走私者的最後掙扎。但無論他如何努力組織眾人，在沒有確定根據地的情況下，既無法由中國獲得糧食供應，也無法在臺灣或呂宋建立一處讓海外唐人安全進行中日貿易的港灣。倘若不藉助暹王、柬王的名義，徒具武力與金錢，走私商人也難以利用既定的官方朝貢貿易管道，與中日兩國建構穩定的貿易關係。
 
在這沿海走私商人（海盜、倭寇）掙扎找尋活路的 16 世紀最後三十年，臺灣因距離澎湖較近，近岸沙汕水文複雜，有利船隻擺脫官軍追蹤，而被海盜視為臨時躲藏、蒐羅補給的絕佳地點。不少海盜可能都曾前往臺灣探路，甚至明軍也曾大舉登陸臺灣以剿匪。但是，儘管屢有海盜嘗試落腳臺灣，但顯然都沒有建立起足以與澳門、馬尼拉、甚至琉球比肩的轉口基地。林鳳一黨是進入臺灣的海盜中，人數最為大股者。但他在臺灣的行動，僅止於躲避官軍與掠奪米穀，未有長久計畫。一旦行蹤暴露，即行逃竄，不思長遠之計。這應該是因為，臺灣當時的港灣與社會條件綜合起來，均不如東南亞他處港口便利。林鳳先是襲擊馬尼拉、失敗後轉而至傍佳施蘭（Pangasinan ）築城，也都是著眼於如何建立境外中日會合貿易港。明帝國雖注意到臺灣為盜寇淵藪，但因視臺灣為版圖之外蕞爾小島，亦不曾冊封臺灣君主，使其藉由向中國朝貢，發展為附庸國。
 
在 1570 年代前後，以福建海澄為中心的東西洋貿易體制與澳門葡萄牙人對日航線尚不穩定，以潮漳人為主的走私者，如曾一本、林道乾、林鳳，因此試探過在臺灣設立基地的可能。但到了 1580 年代中期，利用安南、柬埔寨、暹羅、馬尼拉等地從事中日轉口貿易的管道（東西洋貿易體系），已相當穩定。在這些東南亞港市，四處都有唐人街與日本町比鄰發展起來，會合貿易興盛。臺灣雖然地理位置上較這些港市更適合進行中日會合貿易，卻未有唐人街與日本町出現。其根本原因，是臺灣（當時主要是指西南沿海一帶）並不具備以上東南亞港灣的優越條件。
 
臺灣由於山高流急，降雨集中，西南沿岸河口多沉積物，並不適合深水船隻停泊。中部沿海因海埔溼地甚廣，阻絕了與外地的連繫，而西南沿海從魍港到大員，沿岸多有潟湖，僅適合小型船隻往來，不利深水大船停泊。更不要說安南、暹羅、柬埔寨等王國，原先就有與中國合法貿易的管道（朝貢）。而馬尼拉港闊水深，比臺灣條件優越，西班牙人由墨西哥輸入白銀，更造就此地榮景。只有以下兩項條件獲得滿足時，建設臺灣為中日轉口港的企圖才能實現：（一）中國認為來自日本的威脅已徹底解除，故不在意他國人占領臺灣；（二）占領者具備相當的技術條件，得以克服臺灣天然港灣水淺的不利環境。但這兩項在林鳳等人前往臺灣的時代，都還是遠遠不能克服的問題，直到荷蘭人來到臺灣——鄭芝龍的命運轉折也跟著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