刈包、電唱機和下午三點的巴爾札克：以山水亭為中心的四〇年代臺北文藝圈

由文藝的角度去觀察社會的事象，換句話說就是對社會日日的現象加以 「文藝的」批評。──張星建

如同本系列文章導言所述，1940 年代對臺灣文人而言，是物質生活最匱乏的年代，卻也可能是精神生活最富足的時代。在製作「呂赫若應援團（大稻埕支部）」臉書專頁時，故事團隊成員們共同的好奇、也是努力想描繪的重要主題，其實就是：對文化人和知識份子（包括臺籍與日籍）而言，究竟生活在四〇年代是什麼感覺？透過一則則的貼文，作者們從文獻中拼貼歷史遺留的碎片，試圖建構一個虛擬的平行世界，裡面不但有著呂赫若和好友／敵人們的日常，也隨時開放網友穿越。

在這個世界裡，最耀眼的人物，往往反而並不是那些創作出傳世名作的文人或藝術家，而是那個最常被他們欠錢（米）不還、卻仍然義無反顧支持文藝創作的餐廳老闆，或是書店經理。沒錯，我說的就是臺北山水亭餐廳（1937-1955）老闆王井泉（1905-1965），和臺中中央書局（1927-1998, 2018-）的張星建（1905-1949）。

山水亭餐廳雖然規模不大、開業時間也不算早，但從老闆王井泉打開這座大稻埕小店的大門開始，山水亭就迅速地成為了四〇年代臺灣文化界最重要的社交基地，也見證了二十世紀中期，臺灣藝文界在轉變中的社會環境中所承擔起的嶄新角色。「應援團」專頁中也有提到，這裡是 1943 年「厚生演劇研究會」成立大會的場地，呂赫若在這裡揪人談判、借錢蹭吃、和朋友聽音樂、或是靜靜看書。

呂赫若當然會在這裡，因為所有來自臺灣和日本的文友也都在：張文環、李石樵、張星建、臺南的吳新榮、中山侑、《民俗臺灣》的編輯和作者群如金關丈夫、國分直一、池田敏雄、楊雲萍….也許有人單純是為了滿足味蕾，不過大部分山水亭的座上客來到這裡，大多不只是為了獨具特色的臺灣口味美食如東坡刈包，而是想找到自己想見的那個朋友，一起自由地探索那個正在開始成形的文化氛圍。

山水亭裡的文化啟蒙

對出入山水亭的文人們來說，王井泉是個不可或缺的支持者。

他不是豪富，卻永遠能在人們最需要的時候端上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他不是作家，可是當呂赫若、張文環和音樂家呂泉生討論劇本和配樂的時候，他店裡的電唱機和唱盤可以放山歌與民謠；沒有總督府的官員會在他的店裡討論政策，因為這裡只歡迎自由思想與言論。

然而，與他的食客們最大的不同，就是王井泉幾乎沒有著作傳世，而他本人也總是作為配角在文藝家們的傳記中出現，因此也更沒有學術論著以他為研究對象。如同這座傳奇「文化沙龍」的命運，王井泉的一生，其實就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臺灣文藝發展的縮影。

王井泉是大龍峒商家子弟，中學讀的是商業學校，本來應該是個成功的大稻埕商人，可是中學才剛畢業，就跑去大稻埕玩伴張維賢（1905-1977）創辦的「星光演劇研究社」（1924-28），當上了臺灣史上第一批的新劇演員。「新劇」在臺灣的故事，後續的系列文章中會有較多討論，在這裡，王井泉的演員夢則是突然地隨著星光演劇社的結束而終結了；但是王井泉和臺灣戲劇的因緣，卻由此才正要開始。 

離開了演員身份的王井泉找到的舞臺，就是三〇年代末期的臺灣藝文圈。那時，大戰伊始，但臺灣尚不受影響，大稻埕喫茶店裡高朋滿座，「咖啡廳」中的女給繼續與客人打情罵俏，而臺灣第一次最大規模的文藝家集結會成為「臺灣文藝聯盟」（1934），藝術家李石樵、廖繼春、陳澄波等主導的臺陽美術協會（1934）也剛剛辦了幾屆臺陽展。歷史往往諷刺，當槍聲在蘆溝橋響起時，文化啟蒙在臺灣成為了時代的主題，文人們齊聚臺北，而小小的山水亭餐廳開幕了。

中央書局的知識小史

山水亭是呂赫若在 1943 年從臺中老家搬到臺北後幾乎每天必去打卡的地點，很有可能，這裡也是他的閱讀室。翻開日記，呂赫若忠實地記錄下了他的書單和閱讀進度：巴爾札克、喬哀斯、福樓拜、《靜靜的頓河》、《京華煙雲》、《紅與黑》、《今古奇觀》、島村民藏的《戲劇的本質》、狄德羅的《戲劇論》等等。檢視這張包含中、日、歐著作的書單，除了可以做為研究四〇年代知識份子知識結構的基礎，我們可能也可以試著想像，這些也會是中央書局提供給顧客的書目內容。

四〇年代的臺中中央書局如果沒有書店經理張星建，恐怕不會有今日的歷史地位。

張星建是臺中人，22 歲時從律師助理轉行到成立不久的中央書局營業部，催生了他的熱血文青之路。當時的中央書局是剛剛成立的「中央俱樂部」株式會社轄下企業，也是中部地區知名仕紳如林獻堂、楊肇嘉支持贊助下，以島內最重要文化沙龍為目標經營的新興「文化產業」。張星建坐鎮中央書局時期，參與了雜誌《南音》（1932）的編輯，並主導了「臺灣文藝聯盟」的機關誌《臺灣文藝》（1934-36）的發行。缺乏中央書局的支持和編輯張星建的組織力，臺灣的藝文發展不可能有足夠的累積，而有四〇年代時的燦爛成果。

事實上，對於臺灣的「文藝圈」，和王井泉同樣總是作為配角的張星建才是幕後的重要形塑者。如同本文的前引文所揭示，張星建有著超前時代一步的文藝觀，繼承了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的遺緒，他鞭策同時代的文人和藝術家「由文藝的角度去觀察社會的事象」，以文藝來啟蒙社會文化。

也許在嚴密的政治監察下，文學和藝術是知識份子唯一的發聲管道，但如何透過文學和藝術來改變世界，找到真正的自由，這可能才是四〇年代圍繞著文化沙龍的臺灣文藝圈中最重要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