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顏碧霞──1940 年代臺灣文藝界的一抹雲彩

文藝女性的誕生

在日本以殖民者之姿，帶來近代教育前，少有臺灣女性獲得教育機會，大概十根手指頭就便能悉數。傳統書院和國家公務員考試都是為男性設計，有幸讀一點書的大小姐，也只能把長才發揮在育兒上。即使寫了文章，多半無法傳世。

日本領臺後，解放纏足、給予女性基本教育的討論和呼籲漸起。自 1920 年代，女子教育逐步被落實，越來越多家庭有意識地讓女兒接受教育，女學生人數逐年增加。部分家境優渥而能接受中等教育的女性，歷經近代化教育洗禮後，不僅知書達禮，也具近代科學常識、音樂與藝文素養，以「新女性」之姿站上臺灣的歷史舞台。縱使女子學校提供的教育本質上仍是「人妻培育所」，許多女學生畢業後，便聽從父母安排，走入婚姻，但「新式教育」確實為女性奠定實現自我的基礎。

1930、40 年代，臺灣的報刊上開始出現女性的作品。名氣較大的有《臺灣日日新報》記者楊千鶴、以著作《七娘媽生》與《七爺八爺》聞名的黃鳳姿、張深切之妹張碧淵，以及中國信託董事長辜濂松之母辜顏碧霞等。他們雖然不若男作家活躍，著述較少，卻是臺灣女性文學的先驅，為男性主導的文藝界挹注女性觀點。同時，他們的文學活動也意味著臺灣女性藉由「書寫」進入公領域的重要歷史轉折。

這些女文人是當時的少數菁英，在其階級身分或夫家背景的協助下，得以成就自己。不過，在自我實現之外，也有女性盡己所能地成就他人，資助眾多臺灣文人。

文藝界的女園丁

若說文藝是花，文人是種子，那麼文藝界的資助者便是園丁。

戲劇《台北歌手》中，豪爽借錢給呂赫若的「山水亭」餐廳老闆－王井泉，就曾被稱作「臺灣文化界的園丁」。除了他，當時高砂鐵工所的社長－辜顏碧霞，也以女文人之姿，呵護著臺灣文藝園圃中的幼苗。

王井泉以餐廳做為文藝空間，請文友吃飯，辜顏碧霞則如法國貴婦人，開設「沙龍」，和文人雅士暢談文學。

「沙龍」（Salon）不是今日常見的美髮店、美容院，而是討論文藝，乃至哲學、政治的聚會。這個詞原指接待賓客的空間（不一定如同今日概念中的客廳，也可能是一個會客用的小廂房），後因文藝人士相會時常以空間作為聚會名稱，故最常被使用的「沙龍」轉換了詞意。最初現於十六世紀義大利的「沙龍」活動，傳至法國後大為流行，多由受過教育的貴族女性召開，成為十七、十八世紀眾多文學家、思想家的重要聚會，推動了歐洲的啟蒙思潮。

「沙龍」的女主人，不僅要有財力，也要具備一定的素養。能在臺灣辦「沙龍」的辜顏碧霞，非等閒之輩。他生於 1914 年臺北三峽書香門第，曾在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接受新式教育，18 歲嫁入豪門，其夫是辜顯榮第一個親生兒子辜岳甫。發跡於鹿港的辜顯榮，政商關係良好，事業版圖涉足樟腦業、船舶運輸業、糖業、鹽業、金融業，可謂臺灣巨賈。在此背景下，辜顏碧霞可謂「臺灣第一貴婦人」，理當勝任得起沙龍女主人的角色。

辜顏碧霞進入沙龍事業，或許是受丈夫的影響。他們夫妻倆興趣相同，熱衷於文學，每回辜岳甫舉辦的「文學沙龍」，辜顏碧霞總一起招待賓客，談論文學。當時具體的情景已隨歷史洪流遠去，如今難以復原盛會之景。不過，以辜家的財力和人脈來看，「沙龍」想必是王井泉餐廳的升級版，不只有舒適的環境和美食佳餚，還有關心臺灣的政商界重量級人物穿梭其中。

事實上，當時還有另一位「顏碧霞」，出身顯赫的基隆顏家，同樣畢業自第三高女，1934 年嫁給著名的臺大醫師魏火曜。兩人背景相當（一不小心就會搞混），但相較於婚後便隱身於丈夫背後的醫生娘，辜顏碧霞有著如乘坐雲霄飛車般高潮迭起的人生。

辜顏碧霞婚後幸福的日子不長，1936 年辜岳甫病逝，時年 23 的辜顏碧霞，獨自面對大家族的紛爭與衝突。其後辜家分家時，他立誓終身守貞，分到了足以支持生計的高砂鐵工所，與孩子搬到臺北太平町展開新生活。擁著高砂鐵工所社長身分的辜顏碧霞，活躍於臺灣文藝界，不僅繼續維持丈夫生前的「文學沙龍」，與文藝人士來往，也秉著樂善好施的性格，大方資助生活困頓的文人們。他為的，絕非只是文藝界的發展，更是支持這群知識份子，試圖扭轉陳腐傳統和自私殖民下的困境。

可惜的是，如同其他文藝界的園丁，辜顏碧霞並未留下豐富的著述。他曾在《臺灣婦人界》等雜誌上發表文章，但僅出版一部名為《流》的小說。據同輩作家王昶雄之言，「流」隱含「細水長流」之意，反映辜顏碧霞溫柔堅毅的人生態度。這部小說以年輕寡婦美鳳的視角，呈現大家族內部的明爭暗鬥。由於故事內容深具自傳性色彩，虛構的女主角象徵著他真實的遭遇、心情與精神。小說 1942 年首次出版後，引起辜家極大的不滿，被大量收購並燒毀，直至 1999 年再版才重見天日。

辜顏碧霞大膽地側寫自己的人生，批評守舊的觀念，揭露家族羈絆的脆弱，在當時非常少見。他深刻體認沉浮於世，僅能依靠自己。他的書寫，是自我肯定、自我實現，也是對其他女性的鼓勵。他對抗的不僅是自己的命運與傳統的束縛，更是對抗人們心中甘於屈就現實的懦弱。既幸運又不幸的辜顏碧霞，於是編織了一場廣大沉默女性難以攫取的文學夢。

辜顏碧霞與呂赫若

戲劇《台北歌手》中，身為寡婦的辜顏碧霞似乎和呂赫若之間隱藏特別種情愫，成為妻子林雪絨、情人蘇玉蘭外，第三位圍繞在呂赫若身旁的女性。這段浪漫傳說其來有自。呂赫若曾是辜顏碧霞女兒的鋼琴家教，也常參加其沙龍活動。除文藝上的往來，戰後呂赫若還向他借過一筆「亡命費」。窮困的俊男才子，以及優雅聰穎的貴婦，根本是浪漫文學的最佳題材。

然而，整理、翻譯呂赫若作品的林至潔，曾在〈呂赫若文學座談會〉中澄清兩人的關係。辜顏碧霞在 1996 年林至潔的訪問中表示，呂赫若戰後以赴日旅遊為由向他借錢，基於呂赫若曾為女兒的家教老師之情，他因此出借這筆費用。此外，辜濂松也曾表明母親守寡後從未與男性單獨見面，謹守傳統道德觀念下的婦道。

無論如何，缺乏證據的往事已不可考，只能任憑後人想像。

唯一確知的是，辜顏碧霞因資助呂赫若而成了戒嚴時期的政治受害者。他原本經營的高砂鐵工所被沒收，成了保密局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北所」，還被關押長達五年。出獄後為保護家人，不再發表新作，後來甚至焚毀自己的日記和部分作品。

在戒嚴時期的政治迫害及語言隔閡下，曾於 1940 年代蓬勃發展的臺灣文藝界，如同一朵凋零的花。然而，歷史的脈動，以及過去所養成的文學底蘊，從未消逝。數量稀少但珍貴的作品成為今人了解過去的重要媒介，也影響後世的作家。女性在文藝界曾綻放的光芒，彷彿辜顏碧霞堅忍不拔的人生精神，即使遭逢困境，仍汨汨地流，川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