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為什麼要砸學校？1968年的日本校園革命

在講述日大鬥爭之前，有必要先說明一下當時日大的狀況。

日大鬥爭中喊出了「打倒古田體制」，這位古田指的是日大會長古田重二良，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就任。古田擁有柔道八段資格，出身事務官僚，思想極其保守。

古田就任會長後，重新檢討了大學綱領。戰敗後的民主化浪潮同樣波及日大，並擬定了「日本大學乃基於日本國憲法之精神，發揮私立大學的本領，對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做出貢獻」的綱領。但古田則把綱領修改為「日本大學乃基於日本精神，尊崇道統……」[1]。

與此同時，日大首腦層於一九五八年完成「日本大學改善方案」。其內容是基於營利主義強化經營基礎，以「大家族主義」的教育體制作為支柱。
 

營利第一、教育放一邊：古田的日大經營方針

在古田的經營之下，日本大學急速膨脹，一九五九年日大的預算為三十六億七千六百八十三萬日圓，一九六三年為一百零七億四千六百七十日圓，一九六七年為二百六十五億七千五百五十九萬日圓，亦即在九年間達成了七倍的增長率[2]。一九六六年度日大的預算約為二百五十億日圓，然而佔全國國立大學總預算一成的東京大學，預算也才一百億，日大輕鬆甩開東大位居全國第一[3]。在私大中，早稻田大學號稱為僅次於日大的「巨型大學」，但其預算只有日大的五分之一[4]。

作為學校法人，其規模也相當巨大。一九六八年，日大有日間部十一個學部，夜間部五個學部，函授教育四個學部，合計約有十萬名學生，佔日本全國大學生總數的約一成。此外尚有附屬高中十二所、附屬中學二所、醫院四家、研究單位二十一處等，學生與教職員總數超過十五萬人[5]。

一九六六年，日大的總資產增加到二百七十七億日圓，以盈餘累計的積存透過購買「校地」名義投機買入各地土地，被通稱為「日大不動產股份公司」或「日大康採恩（德語Konzern，英語Concern，或譯企業集團）」。此外，例如把東京神田的校地當作每坪三百五十日圓的低評估額資產，藉此逃脫固定資產稅[6]。

古田還加強與政界、財界的關係。一九五九年他倡導的「總調和」的「日本會」成立，古田擔任會長，佐藤榮作擔任總裁[7]。一九六二年聚集了財界有力人士打造日大教育事業後援會，試圖籌備為財界提供所需人才的教育體制[8]。但日大是大眾大學，所以實際上仍持續培養中級技術者或中層事務員──以當時學生的說法就是「微不足道的廉價上班族」。

在這種方針下，日大首腦層通過「日本大學改善方案」，提倡「以最小限度的經費獲取最大限度的效果」、「禁止校內出現政治運動」等，並發揚在法學部培養司法考試合格者，在文理學部培養教師，在理工科系培養中級技術者等，培育「國策需要之人才」的理念[9]。

在營利優先的大學經營理念下，日大的教育狀況相當惡劣。為了獲取入學款、學費、捐款等，日大收取了超出定額數倍的學生，一九六六年藝術學部的入學員額為四百五十人，但實際入學者達一千四百八十三人。為了降低成本還減少專任教師，如藝術學部七百到八百名學生僅分配到二到三名專任教師[10]。

一九六八年度日大全校的招生人數為一萬零一百五十人，實際入學者則約為兩倍。每個學生的入學款為五千至一萬日圓、授課費為十萬至二十萬日圓，設備擴充費為三萬至三十萬日圓，對候補生則收取二十至三十萬的捐款。醫學部據說還有支付五百萬日圓即入學的學生[11]。

大量的學生入學卻缺少教師，因此大多數課程都是五百至兩千人的量產授課。即便如此，授課費卻是日本各大學中最高[12]。古田會長在當時的訪談表示，「我們呢，〔在大學的〕激增期回應社會的需求，所以才收了大量的學生啊。」「以日大為志願的人變多，就可以輕鬆增加月薪，也可獲得捐款，這種作法，讓大學可以變得更了不起，這就是經營者的精髓啊。」[13]

不擇手段的降低成本：漲學費、砍職員

一九六六年春天，日大巨幅調漲學費。同時期早大發生了反對學費調漲鬥爭，但在日大抗議古田會長的學生，卻在古田強調的「總調和」、「日本精神」、「母校愛」說教下被驅離。當時的報導寫道「從其他私立大學的經營者角度來看，今日肯定對古田會長禁止學生參加全學聯、不承認學生自治的『先見之明』，由衷感到佩服。」[14]

一九六六年三月，無法繼續忍受量產教育的日大學生會（自治會的代替品，獲得大學當局承認之學生團體）對學部長懇談會提出「維持學生總數，不要再增加了。」但翌年四月，入學生仍大幅增加，並打出把一天的節數從五堂變成六堂，每堂課之間的休息時間縮短為五分鐘，午休時間縮短成二十分鐘的對應方針[15]。學生強烈反對，之後雖然校方以「教授體力無法負荷」為由撤銷此方針[16]，但量產教育的狀況仍舊沒有絲毫改善。

一九六八年五月爆發日大鬥爭時，在法學部學生、教授的「意見交流會」上，學生方如此主張[17]：「與十年前相較，學生人數增加三倍多，授課費也增加九倍，但老師卻只增加兩倍，校舍只增加二．五倍。」

大部分的授課內容也相當惡劣。當時藝術學部一年級生如此寫道[18]：
 

教授強制要求學生購買自己的著作當成教科書，上課只是逐字逐句照著讀。不想上這樣的課。學生當然會感到不滿。此外是逃課問題。教授們為了防止學生逃課，使用「出席卡」這種方便的東西，在上課前發給學生寫上姓名，下課時回收。學生的對策是拿到卡後寫上姓名，交給旁邊的人代為提出，然後迅速離開教室。對此，教授又改為上課前發兩種不同顏色的「出席卡」。

如前所述，日大採取配合產業界要求的方針，因此不注重通識科目，偏重在應用技術教學。工學部一年級寫下：
 

課程缺乏一般課程，多以技術性內容為主。如果只是這樣也就算了，竟然連負責授課的老師本身也若無其事地說『背下這種東西，出社會也派不上用場』。...這種狀況下，無論老師或學生都有氣無力，根本無法期待會有認認真真的交流談話。[19]

即便通識科目也是內容貧乏的量產授課。哲學部的某學生如此寫道：
 

〔教授〕就是拿著陳舊的筆記讀，推測內容不知多少年都沒改過。在學生看來就是無能的表現。...想說什麼就讓老師說吧，反正，這種教授只能在日大存活。

數百人的大教室中充斥「因為體育活動太累而在後面打瞌睡的體育會學生、熱中出遊計畫一直交談的男女朋友、攤開體育報專心閱讀的學生。」[20]

入學之初教室座位不足的問題，竟也因學生人數太多而自然獲得解決。藝術學部的學生回憶[21]：
 

教務處學生課帶著自嘲口吻地對我們說『到時候自然會有空位啦』。實際上，四月起的新學期，一過五月學生就開始蹺課，教室變得空蕩蕩，很輕鬆就能找到座位。

為此，日大學生因素質低下的量產教育而程度低落，被戲稱為「笨大學生」（諧音日「本」大學的「大學生」）。所以在准考生中，日大的地位完全就是「以防萬一的選項」，日大學生自己也說「不參加其他大學的考試，專只報考日大的人，十人中不到一人。」[22]

用來發洩上課空虛感的社團活動，也遭校方澈底管理，社會科學類社團之類根本不被校方承認，約十萬名學生中參加文化類社團者約八千人，平均一個社團約有兩百名參加者。某日大學生在一九六八年提到[23]，「日大是號稱學生十萬人的巨型大學，獲得承認的文化類社團卻僅有三十五個。」「人數達到兩百人，這已經很難說是大學社團了。大家都想參加些什麼社團，但大半的學生見狀後都感到失望，逐漸退出，最後淪落到僅在住宿處與巨型教室間，往復過著兩點一線的生活。」

學生的福利狀況也相當惡劣。許多學部除了系館之外，在校園中幾乎沒有可用空間，這讓一九六八年爆發日大鬥爭之際，學生只能在馬路上舉行集會。

大約有九千名學生的經濟學部，圖書館的椅子只有二百五十人份，食堂能接納的人數只有五十人。一、二年級生在學的文理學部大約有一萬七千學生，但提供飲水機的場所只有兩處。據稱文理學部的某學生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如此表示：「我從來沒在學校食堂坐下來吃頓咖哩飯。」[24]

學生高度希望成立合作社，但大學擔憂合作社的政治色彩濃厚，所以由理事與學部長擔任股東的「櫻門事業部」設立採買部。社團教室也不多，就算分配到教室，也是長三公尺、寬一公尺的狹小空間。圖書館也不開放給普通學生借閱[25]。

即便大學的實際狀況如此惡劣，但在招生簡介上仍對希望入學者寫著鼓勵、煽動他們入學的資訊。一九六八年十月的日大學生座談會上，藝術學部的學生如此陳述[26]：「招生簡介上寫著各式各樣的宣傳字句，例如攝影科刊登了拍攝酷炫汽車的介紹，但那竟然是要等到攝影棚建好後才能實施的課程，現階段根本不存在。戲劇科介紹戲劇創作實習的照片，根本是五、六年前的東西，卻塑造出一股這是日常的、定期舉行的印象。」

為降低成本，校方也裁減事務員，並為了壓低薪水而不雇用大學學歷者，平均一位教務事務員得面對超過一千名學生。文理學部學生課長在一九六八年如此表示[27]：
 

夢想著能充分支援文化活動，抱持改善求學條件的熱誠而到學生課上班，但我的希望無一獲得實現。...社團教室是狹小且得共用的空間。那種寒酸的模樣，連古田會長來到文理學部時，見狀都對學部長怒吼：這種地方見不得人。...觀察申請日本育英會獎學金的學生可發現，他們的家庭收入多屬低所得階層。...來借個一千、兩千日圓生活費的學生；商量是否辦理休學去賺取學費的學生；還有，來辦理退學的學生……。...課長一人、課員兩人，男工讀生一人，女工讀生兩人，就這些人光處理獎學金與介紹打工就已經忙不過來。因此協調打工的部分只能被動接受申請。雖然知道學生課的工作大致包含研究、開發、調查、統計、提出報告等業務，但根本沒有餘裕處理。

失控的治學手段：禁止師生的自治活動

與此同時，校方澈底壓制學生的自治活動與社會運動。

一九五七年十月，經濟系第二部的學生大會決議，要求校園民主化，成立合作社、建設學生休憩大廳、讓自治會加盟全學聯等。隔年十月，舉行了反對警察法修正的限期罷課。但校方的回應則是將自治會幹部七人退學，並喚來機動隊，打出「澈底強化學生指導」、「禁止校內政治運動」的方針[28]。之後，校內的集會、散發傳單、發行學生報、舉行連署或捐款活動、邀請演講、在公告欄上張貼等行為，皆改為需通過大學事前審查與檢閱的許可制[29]。這些規定在校規三十一條中明文化，無事前申請的集會或未經檢閱的傳單，都成為職員處理對象，可要求立即解散或收回傳單。

一九六○年安保鬥爭時，為了歡迎美國總統艾森豪，日方預定動員右翼團體與學生夾道歡迎，古田也計畫動員約兩萬名日大學生。同時，約二千名日大學生前往國會前參加六月十五日的反對安保修訂遊行。這天參加遊行的某日大學生表示，「真的非常高興。與其說身為日大學生前來參與，不如說能與其他大學並肩行動，更讓人感到自豪。」[30]但六月二十日，日大當局旋即公告長篇訓示，不僅在校內禁止，也不許學生參與校外的政治活動[31]。

為此，日大被稱為學生運動的不毛之地。古田會長自豪吹噓：（一）日大乃「日本第一的綜合大學」、（二）「學生沒有加盟全學聯」、（三）不存在「教職員工會這種沒用的冗餘組織」。古田主張由理事、教職員、學生等組成的「大家族主義」，斷言不需要工會[32]。

教師的活動也在校方壓制之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校方稱文理學部的兩位助教授與兩位專任講師「不符日大思想」，強制要求對方辭職，此外尚有多名助教與兼任講師遭解聘。志同道合的文理學部教師與日本學術會議對日大提出抗議，全國數學部研究生高達八成連署拒絕協助日大數學部，即便如此，日大當局仍舊不改態度[33]。此時被迫辭職的助教授福富節男，日後則成為越平聯的核心成員。

在日大，教師的地位原本就相當低落。在古田會長底下由古田人脈壟斷的理事會，幾乎決定了所有的大學經營業務。教授會既無自治權也無人事權。

重視經營的日大對各學部採取經費獨立核算制[34]。但法學部的某教授表示：「雖說是獨立核算，但學部的收入並非全數由該學部使用。根據學生人數，收入中的幾成必須繳納給校本部，並要求絕對不准出現赤字。就算肩負經營責任，但實際上教授會對預算、決算原本就無決定權，也未被賦予審議權。」

大學本部就靠著各學部上繳的經費與投機性的土地投資來營運。上繳金如何被使用，各學部教授一無所知。而各學部的預算，由學部長與事務局長對校本部製作、提出預算草案，經理事會審查後加以承認。

學部長、大學校長、理事會總長名義上皆由教授會選舉而出，但某日大教授一九六八年說明[35]：「我也出席了代表教授會，記得有對理事的提案鼓掌，但不記得有投過票。」一九六六年的報導寫道，古田會長的「猶如旗本大名、譜代大名堅實組成的日本大學經營團，掌控會計、人事，光是這樣的作法就讓在大學內被當成『外樣大名i』的教授、職員理所當然抱持不滿，甚至高層現在也有許多不滿古田體制的人。」[36]

（註：外樣大名是日本江戶時代的大名分類之一。指與德川家關係最不密切的大名，單純的地方諸侯，只有管理自身領地的權力，沒有參與幕府政治的權力，且受到幕府的嚴密監控。）

在這種獨裁體制下，對校方存疑的教職員在薪資上會被削減，而選擇靠攏、協助的學部長或理事則會領到超規格的高薪。一九六八年時，大學畢業的平均薪資近三萬日圓，而根據日大相關人事座談會上的說法，五十二歲的教授月薪為八萬日圓，與此相對，理事年收超過兩千萬日圓者有三人，學部長與其他理事等級人士，年收入在五百萬至六百萬日圓之譜[37]。

這種狀況下，教授的質量也趨於惡劣。在日大鬥爭爆發後的一九六八年十月座談會上，日大全共鬥的學生們如此敘述[38]：
 

簡單來說，對教授的評價就只有無能二字。...日大也有能幹的教授，那只是有名的教授。那是用於招攬大量學生，讓他們繳交高額學費的霓虹燈招牌教授。但他們是早就從國立大學屆齡退休的人，許多人依舊照著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相同內容在授課。...而且，他們的授課日很少，但真正在學問上有能力的教授一週卻得負擔十五個小時的授課，承受著嚴酷過勞的工作狀態。...日大有許多教授是從事務工作升上來的，法學部有兩名教授在司法考試落榜過八、九次。在日本大學想擔任教授，如果不懂行政事務與鎮壓學生，根本不行。...某助教授說『我已經放棄了。早過了反抗的階段。現在這種態度比較容易生存。』但實際上，教授與助教授必須花費相當長的時間面對過重的工作，沒有時間作研究。同時，好教授則把他們放在鎮壓的機構下監管，讓他們逐漸變得無能。如果不願順從，就會像數學部事件般遭到放逐。

優秀的教授厭惡這樣的狀況而離去，導致教師的質量與授課內容日益低下。

一九六六年九月，累積大量不滿的日大教職員組成工會。日本憲法保障組織工會的權利，因此古田也無法直接表示反對，但仍表示「我深感遺憾，但沒說不能成立」，「工會這種東西，社會上不都強烈認為這是種造成對立抗爭的工具，所以名稱上最好不要冠上工會。」[39]

工會組成之際，也遭到校方陰險的阻撓與鎮壓。組織工會的十二名志同道合的成員在極度保密的狀態下展開活動，但就在成立前，在工會方不知情的狀況下，職員突然收到一封假郵件，聲稱因為要舉辦成立大會，贊成者請在指定日期與時間集合。這是校方為了事先掌握贊成工會的人而實施的戰術[40]。

而且在隔年工會成立的一九六七年，教職員收到修訂過的教職員服務規則，其中提出新的就業規定，內容開出大量優惠條件，包括取消教職員原本也必須遵守的發配印刷品、張貼公告、進行演說的限制，並可自由異動職務[41]。這使工會的抵抗暫被擱置，但日大鬥爭白熱化後的一九六九年二月，日大工會的委員長、副委員長、總務長仍被解雇[42]。

也有大學生不滿現狀，嘗試自主活動與改革大學。但日大當局優待體育會與應援團學生，利用他們充當鎮壓學生運動的打手部隊。

針對日大如何利用體育會學生，一九六八年底的雜誌有如下報導[43]：
 

體育會作為一個「常備暴力裝置」，是如何被打造出來的？首先，體育會本部的經理或教練周遊全國蒐羅體育選手，當然他們的入學考只是做個形式，入學的選手分為幾個等級，例如A級當然免除授課費，還能領取相當額度的獎學金。此外個別的柔道部、空手道部、應援團等，自不待言大學都個別分配大量的預算。據說若因大學生發生武裝內鬥而被動員時，每天可領到一千至兩千日圓的日薪。
……此外體育會的主將或經理，能力傑出者可被採用為教師，編入「暴力裝置」的下士官，最終還提供他們升遷為大學評議員或理事的門道。古田會長本身就出身柔道部，被雇用為日大高等工學校的柔道部教師兼保鏢，一路踏上理事、會長的出人頭地路途。……
現在，日大體育會約有兩千名部員，若加上關東圈的畢業生可以動員到五千人。

體育會或應援團的學生在成績上獲得優待。據某學生稱，從二年級升上三年級的考試時，自己努力作答，但隔壁的男學生卻只在空白答案紙的最後寫上「本部體育會應援團」。最終的結果是，努力填寫答案的學生獲得「良」，而該應援團員則獲得「優」[44]。

體育會學生或應援團員做出的暴行，光從表面上來看就數量龐大。一九六四年，法學部自治會（因學部不同而有異，或稱「學生會」）委員遭應援團員動粗施暴，隔年的一九六五年，商學部學生委員長也遭應援團員施暴，因此各學部的學生總會決議要求解散應援團。一九六六年春，在東都大學棒球賽中，亞細亞大學應援團與日大應援團發生亂鬥，藉此機會商學部學生會引用學生大會的決議要求解散商學部應援團。但大學當局卻無視此決議，至多只廢除學部應援團，並將其併入本部應援團[45]。

體育會學生被以各種形式利用。位於郡山的日大工學部，全部四千名學生中有八百三十人隸屬運動部，「〔有效人數〕八百名即可舉行的學生大會，一直以來〔指日大鬥爭爆發前〕只要運動部所屬學生參與，便足以進行。」[46]

在六○年代中期，大學承認的學生會等組織，幾乎都成為大學的御用機構，被學生揶揄是「辦活動的」，因為這些組織僅負責辦理校慶等活動。文學部哲學科的某學生如此寫道[47]：「我的學部有名為學部學生會的組織。乍看之下與其他自治會沒有不同，但並不怎麼舉辦活動。成員可能把自治活動與一般活動搞混了。雖然會對許可的總會提出報告，但都是些幾月幾日舉行學生敦睦餐會，或者敦睦郊遊，大概就是這種程度。」

包含日後成為日大全共鬥議長的秋田明大曾經加入的經濟學部學生會在內，一部分學生會也嘗試辦理一些他們認為有意義的活動，但只要在校慶企劃、校內雜誌上討論時事或批評日大現狀，立刻會遭禁止，或者因檢閱而被刪除。

例如一九六六年十月，經濟學部的大學祭上嘗試邀請發表論文討論大學問題的法政大學助教授芝田進午，但被日大當局以「不符日大教育方針」為由禁止。一九六七年七月，農獸醫學部學生會打算以「量產化大學中的自己」、「學生該如何生存下去」、「大學中的學生自治應當如何」等主題進行主題討論會，但又被大學當局以（一）不符本校教育方針、（二）現階段從各方面而言都太過危險、（三）討論主題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等為由，遭禁止舉辦[48]。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經濟學部學生會舉行新生、轉學生的歡迎會，企劃邀請歷史學家羽仁五郎來演講[49]。然而，當這位以左派歷史家聞名的羽仁上台演說時，數十個應援團和體育會的學生便大罵「紅色！」、「老頭快滾」，並對學生會執行部人員施暴動粗。而且，校方事先將體育會的學生送到演講會場，散發印上學生會執行部名稱的假傳單，內容寫著「加盟〔新左翼黨派的〕全學聯吧！」

更有甚者，應援團與體育會的學生們在經濟學部學生會教室中對執行部成員施加私刑，強迫他們簽署「解散學生會」的文件，並破壞學生會教室與掠奪值錢物品。對此，日大當局公告禁止學生集會與團體活動，事件隔日，又發布學生會執行部八人全部處以無限期停學的集體處罰，並命令學生會執行部解散與「解散經濟學部一部分的應援團」，但體育會的學生沒有一人遭到懲處。

一九六八年四月，經濟學部學生會再度企劃邀請進步知識分子日高六郎來演講。日高知悉前一年體育會學生的暴行，但仍表示「只要是學生諸君的請求，拚上性命我都會去」，接受了邀請。但演講當日，經濟學部的學生副指導委員長偕數十個體育會學生包圍議長團，使「集會瞬間陷入噤聲的狀態。」[50]

一九六八年春，農獸醫系的學生報《青樓》第二十一號中，因校方檢閱，造成了七處空白。遭刪除的文章內容為指出「檢閱制度違憲」，指導委員長的教授表示，「說本校的許可制違憲是錯誤的，所以該部分無法通過審查。」[51]

對集會與公布欄的許可制及檢閱，難道沒有侵害憲法保障的言論、表現自由嗎？針對學生的這項提問，掛名經濟學部學生指導委員長的手冊上如此解釋[52]：「有關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規定，是宣言國家權力不侵害個人基本人權，從而，在大學這種屬於個人的團體進行屬於內部規範的許可制，完全不抵制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

此外，日大當局的監視更及於社團活動與學生個人，製作了「所謂『進步的、民主的』學生黑名單」[53]。入校時檢查學生證，藉此防止新左翼黨派運動者或校外人士進入。被列入黑名單的法學部學生如此描述日大鬥爭爆發前的校園狀態[54]：
 

法學部的學生，全都必須先通過文理學部的通識課程才能回到法學部上課。而在文理學部上課的時期，我參與過〔廢止〕應援團的鬥爭，結果等我回到法學部時，發現點名簿上自己名字的欄位遭註記「必須注意」的圓印。回到法學部時理當分班，分班時每個班級都會編入御用學生，也就是數名右翼學生。形式上也舉行班級委員的選舉，但自治會委員長由選舉管理委員長任命，又由委員長指名管理委員。選舉也只有公布投票結果，因此如果自治會委員長屬於右翼，那就可以完全照其意志走完整個過程。

如果對檢閱或校慶之類的提出問題，意見將由下而上傳至指導委員長（教授）處，接著委員長會表示所有的問題都會在自治會商量，之後就遭忽視。

一九六八年一月，校方懲處兩位參加一九六七年十月第一次羽田鬥爭的法學部學生，令其退學。一九六八年二月，學生聯合會議長與藝術學部自治會委員長等四人遭體育會學生質問「你是共產黨吧」、「剁了你手指喔」並施加暴行[55]。

校方的「厭紅」程度相當極端。一九六八年四月的新生歡迎會上，TBS（東京電視台）主播田英夫做演講時，講台上掛著紅字的「學生會主辦」，卻遭指責「紅色就是共產黨」而改為黑字[56]。根據一九六八年的報導，文理學部的女學生表示[57]：「學生指導部對報紙、信件進行檢閱，連女學生穿紅色毛衣也遭警告，非常囉唆，而且校內甚至有告密制度。」

建立這種掌控體制的日大當局顯得自信滿滿。一九六八年二月，當中大反學費調漲鬥爭獲勝時，其他私大經營者表示「對這次中大的澈底敗北感到震驚」，但日大的宣傳課長接受雜誌採訪時則說道[58]，「日本大學？絕對沒問題啦。」「我校能順利營運，都歸功於良好的學生指導制度。」「面對麻煩，我們有事先將其扼殺於搖籃裡的組織，所以沒問題。」

在此狀況下，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報紙刊登「都內某私大的知名教授稱：走後門入學要三千萬日圓，謝禮收入自己口袋」的報導。此教授為日大理工學部教授小野竹之助，兼任日大教務部長、評議員、國土綜合開發研究次長。因惡劣的教育條件與高昂學費感到不滿的日大學生們，見此新聞更為群情激憤。同年五月爆發日大鬥爭後，學生在佔領的各學部建築中「找出大量明顯專供走後門〔入學〕的名牌，上面寫著准考證號碼與姓名，因此讓學生更感憤怒。」[59]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東京國稅局公布日大的會計，從一九六三年到六七年約有二十億日圓流向不明。五月五日，又公布另有十億多日圓也流向不明，如此加總後，日大被公布共有三十四億日圓流向不明，而且在預扣稅上有逃稅的情況。正當東京國稅局進行預扣稅監察之際，三月二十五日經濟學部的會計課長離奇失蹤，二月二十八日理工學部會計課徵收主任自殺[60]。

又針對日大十一所學部、兩所高中的調查指出，入學費、授課費、捐款等的一成左右，都繳交給大學校本部作為「綜合費」，因此被發現日大透過此法隱匿收入。之後逐漸查清，該些流向不明款項被用在：給教職員的脫法津貼、給校本部董事的三節禮金、給財界政界的捐款與對外打理費、以學生對策費為名目交給體育會學生等等[61]。

會出現金額如此龐大的流向不明款項，大致與日本大學崇尚「家族主義」式的中小企業經營體制，但顯然已無法應對經濟高度成長下龐大化的實際狀況有關。設法在藝術學部發起自治會執行部的高橋博回憶道，一九六八年初為了確認自治會費的總額，向學生課詢問藝術學部的學生數，事務職員回答他「因有消除學籍者與轉系生，人數是流動的，無法立刻算出，大概有兩千到三千五百人吧。」接著他前往會計課詢問，「得到低於兩千人的數字」。高橋對「大學質素的低落程度感到啞然」，他「觀察學部上的學生，概算自己學部的學生人數，察覺人數絕非二千人或三千人之譜，因此與校方交涉，打算領出相應於實際人數的自治會費，但體聯〔體育會聯盟〕的傢伙說『這次的執行部不會是紅的吧』，在路上遭脅持並被痛毆。」[62]

舊體制的會計趕不上巨型化的狀況，與慶大等當時的私立大學相同。但日大的狀況還多出了減少事務職員導致事務與會計管理不周、理事會的獨裁體制導致無從掌握理事會對金錢的用途，因此更進一步導致會計狀態不明。但四月二十三日，古田會長卻宣布「完全不存在流向不明款項，也不考慮全部理事都辭職。」[63]

儘管處在經濟高度成長中，但那個時代尚有許多出身貧困家庭與白天工作、晚上就讀夜間部的學生。日大學生們對大學校方的態度深感震怒，日大夜間部學生對週刊雜誌《朝日Journal》以「希望匿名」的方式提出如下投書[64]：
 

日大二十億日圓的預扣稅逃稅報導，對我們日大學生是巨大的震撼。自三月小野理工學部長發生逃稅事件以來，紛擾就連日不斷，但這也太超過了。

逃稅事實尚待今後的調查，但這次的問題已非可原諒或不可原諒的問題。那是父母給我們的錢，或者我們自己打工賺來繳納的費用。我的情況是，該費用佔據我白天工作的大半。所以，我壓抑著想要流淚的心情，以文字進行控訴。

不得不這麼做的理由之一，是因為我缺乏不靠武器的暴力……可直接向學校當局表達抗議與控訴的手段。……即便現代化的校舍，卻沒張貼任何一張傳單，這就是證明。……現在，日間部的各團體因為學校當局的分裂工作，從去年起就無法組織執行部，這次大概也是，將在不起漣漪的狀況下落幕。

但與這位學生的預測相反，問題並未「在不起漣漪的狀況下落幕」。各學部中潛在尋求改革之道的學生們並未放過此問題。而日大鬥爭就在此情緒下一舉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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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井出孫六〈日大株式会社への破産宣告〉（初出〈日大バリケードの彼方に〉、《新日本文学》一九六九年一月號、日大全共闘編前揭《バリケードに賭けた青春》に再録）三二頁。旁點根據井出照錄。
[2]同前論文三九頁。
[3]丸山邦男〈日本大学の大いなる暗闇〉（《現代の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號）一五○頁。
[4]〈マンモス日大の泥沼騒動〉（《サンデー毎日》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號）二六頁。
[5]同前報導二六頁。
[6]前揭丸山〈日本大学の大いなる暗闇〉一五○―一五一頁。
[7]前揭橋本《バリケードを吹きぬけた風》二五七頁。
[8]前揭丸山〈日本大学の大いなる暗闇〉一五二頁。
[9]〈日本大学改善方策案細目〉（收錄於前揭《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一三八―一四○頁）。
[10]前揭橋本《バリケードを吹きぬけた風》三○頁。
[11]高木正幸〈日大王国の破綻〉（《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號）一○九頁。
[12]前揭《日大紛争の真相》八二頁。
[13]高木正幸〈〝日大帝王〞古田重二良の死〉（《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七○年十一月八日號）五頁再引用。
[14]前揭丸山〈日本大学の大いなる暗闇〉一五一頁。
[15]宇野裕〈創造の場としての大衆団交〉（《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號）二九頁。
[16]日大学生座談会〈初めて組んだスクラムの中から〉（《中央公論》一九六八年十月號）三○一頁。
[17]前揭〈マンモス日大の泥沼騒動〉二四頁。
[18]山上健一〈「単ゲバ」のこころ〉（收錄於前揭《日大全共闘》）一四一頁。
[19]前揭吉川（第一章）〈父さん母さんへ〉一三一―一三二頁。
[20]Ｔ．Ｍ〈放言〉（收錄於前揭《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二三三，二三四頁。
[21]前揭橋本《バリケードを吹きぬけた風》三○頁。
[22]〈日大生座談会 自己変革の証言〉（收錄於前揭《バリケードに賭けた青春》）四六頁。
[23]前揭大野（第二章）〈学生がかくも暴発する理由〉三一四頁。
[24]前揭高木〈日大王国の破綻〉一○九頁。〈ついに噴火したマンモス日大〉（《週刊朝日》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八日號）二五頁。
[25]前揭《日大紛争の真相》五一頁。
[26]前揭〈初めて組んだスクラムの中から〉三○四頁。
[27]井出治〈けしつぶの嘆き〉（收錄於前揭《日大紛争の真相》）三一九―三二○頁。
[28]前揭《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一三二―一三四，一三九頁。
[29]前揭高木〈日大王国の破綻〉一○六頁。
[30]前揭井出〈日大株式会社への破産宣告〉三八頁。
[31]同前論文三八頁。
[32]前揭丸山〈日本大学の大いなる暗闇〉一四五，一五四頁。
[33]前揭《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一四七―一五四頁。前揭〈初めて組んだスクラムの中から〉二九七頁。
[34]以下關於日大預算的記述引自前揭〈マンモス日大の泥沼騒動〉二六頁。
[35]〈大学の危機 ここに問題がある！〉（《週刊読売》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號）一八頁。
[36]前揭丸山〈日本大学の大いなる暗闇〉一四八頁。
[37]前揭〈大学の危機 ここに問題がある！〉一七頁。
[38]秋田明大．大川正行．栗原正行．田村正敏．高木正幸〈日大生座談会 １１０日の前と後〉（《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號）一七，一八頁。
[39] 前揭丸山〈日本大学の大いなる暗闇〉一五四頁。
[40]同前論文一四六，一四七頁。
[41]前揭高木〈日大王国の破綻〉一○八頁。
[42]小中陽太郎〈「東大よりカッコよく散るか」」（〈ルポ 紛争地帯を行く〉《サンデー毎日》一九六九年二月二○日臨時増刊號）三○頁。
[43]青地晨〈東京大学と日本大学〉（《中央公論》一九六九年一月號）一七五頁。
[44]前揭稲垣《日大アウシュビッツ》四三―四四頁。
[45]前揭《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一五三―一五九頁。前揭丸山〈日本大学の大いなる暗闇〉一四九頁。
[46]編集部〈砦を解かれたサムライたち〉（《中央公論》一九六九年四月號）一八○頁。
[47]前揭Ｔ．Ｍ〈放言〉二三四頁。
[48]前揭《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一七○，一六七頁。
[49]以下羽仁五郎講演會的事件過程出自前揭《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一六二―一六七頁及前揭羽仁．秋田（第二章）〈日大闘争の本質〉二八四頁。
[50] 鳥越敏郎〈日大闘争の中から〉（《中央公論》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臨時増刊號）一○八頁。
[51]前揭〈ついに噴火したマンモス日大〉二五頁。
[52]前揭高木〈日大王国の破綻〉一○六―一○七頁より重引。
[53]前揭《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一五五頁。
[54]前揭〈初めて組んだスクラムの中から〉二九九頁。
[55]前揭《日大紛争の真相》六六，六七頁。
[56]前揭〈ついに噴火したマンモス日大〉二五頁。
[57]〈父兄も乗り出した大学紛争の行くえ〉（《週刊言論》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七日號）一九頁。
[58]前揭（第七章）〈これから騒ぎそうな大学一覧〉四二頁。
[59]前揭《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九頁。
[60]同前書九―一○頁。
[61]同前書一○頁。
[62]前揭橋本《バリケードを吹きぬけた風》三一頁。
[63]前揭《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一二頁。
[64]匿名希望〈二○億円はだれの金か〉（《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號）一一二―一一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