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簡單飲食:從戰爭中的簡單到生活中的簡單
1943 年 9 月,20 歲的李登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修習農業經濟。雖然當時美軍與日軍的戰爭已在太平洋上猛烈展開,但根據李登輝的記憶,日本本土還並未受到波及:「還沒有被美國轟炸,但是已經開始使用配給券,一個人一日可以吃多少食物是固定的,我每日去找餐廳,餐廳內提供一碗飯和幾碗菜,總是吃不飽,每日都腹肚空空,感覺很餓,生活很艱苦。」在戰爭體制的管控下,也影響到民眾生活的樣態,以飲食來說便受到嚴重的管控,以保留足夠的資源提供軍隊使用。
飢腸轆轆的李登輝面對桌上的白米飯,卻沒有任何配菜,他還是有其他方式來解決:「我們家在做雜貨店,也有殺豬。我來日本時,把豬油放在鐵罐內帶著,有飯沒菜時,還有豬油和豆油(醬油),拿來拌一拌就可以吃飯了。第二項一定要有的是糖,日本不太可能買到糖,所以我帶了去,有時候還有空運,可以寄到。除了這兩項之外,最好的還有肉鬆,我也帶了去日本。」
從李登輝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到戰爭時期臺灣與日本本土的生活情況差別,臺灣在民生上的影響似乎還未明顯,部分資源還能夠取得,但在日本卻已經是生活艱苦的狀況了。但也由其中,我們看到讓許多老臺灣人懷念的豬油拌飯,便是在那樣的環境下,而有了它存在的意義。
若要說到李登輝在從政至退休後的生活飲食,有時會是簡單的幾樣青菜配飯,也有時會就吃碗泡麵渡過一餐。從日本時代戰爭時期的「簡單飲食」,到戰後的「簡單飲食」,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李登輝的飲食習慣,更可以注意到的是從戰爭走向戰爭後、從近代走到現代臺灣社會的變化。
2.對臺灣的職棒、職籃的關懷
1987 年 7 月,在行政院長俞國華、國防部長鄭為元供同副署下頒布蔣經國的總統令,宣布戒嚴令解除,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等自由與人權回歸給臺灣民眾,解除了黨禁、報禁、海禁等。
隨著社會朝向自由化、西化發展,逐步擺脫國族主義的限制,也刺激著許多新思維產生,許多的體育職業聯盟便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當職業體育團隊逐漸成形後,結集成為聯盟便成為可能。
以棒球而言,日本時代體現「武士道」精神的棒球,像是嘉農棒球隊,到戰後臺灣以縣市為單位參賽的省運會、軍人組隊的國軍棒球賽、以及各級棒球賽事等,其中不得不提由華銀、一銀、彰銀、土銀、台銀、合庫等組成「六行庫賽事」,雖然不具有職業聯賽的賽季模式,卻仍吸引大批觀眾關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紅葉、金龍少棒激起 1970 年代臺灣人凝聚棒球成為「國球」的共識,到了 1980 年代臺灣成棒更是在洛杉磯奧運、巴賽隆納奧運中獲得銅牌、銀牌的佳績,只是在成棒隊伍不多的情況下,許多優秀球員多選擇前往國外職業棒球隊尋找舞台。
也因此,當 1980 年代中期以後,臺灣社會氛圍逐漸開放,棒球不再僅僅是為「國家」而打的運動,兄弟飯店所成立的「兄弟象」成為首個民營棒球隊,更一路從成棒乙組打到甲組,締造14連勝,更積極推動職業棒球聯盟的產生。1989 年 10 月 23 日「中華職棒聯盟」在兄弟飯店舉辦成立大會,有兄弟、味全、統一、三商四支球隊參與,於 1990 年 3 月正式開打「職棒元年」賽事於臺北市立棒球場,臺灣棒球進入職業化模式,更在 1990 年 7 月 22 日的中華職棒明星賽上,邀請時任總統的李登輝開球。
以籃球而言,在戰後的籃球隊組建往往是由軍警成員組成,像是 1940、50 年代叱侘風雲的籃球隊就是由籃球國手王士選所領導的聯勤籃球隊,被譽為「七虎籃球隊」,王士選本身也是輜重兵汽車運輸第十七團團長;直到 1965 年,才有裕隆集團嚴慶齡成立裕隆籃球隊,成為臺灣第一支民營籃球隊。1993 年,當時宏國隊、裕隆隊、新瑞隊與幸福隊共同宣布成立「中華職業籃球聯盟」,臺灣籃球運動進入職業籃球的形式,1994 年 11 月 12 日,在臺北體育學院開打「職籃元年」的第一場比賽由宏國象對上裕隆恐龍,開球嘉賓則是請到時任總統的李登輝主持,也成就了經典的開球照片。
分別從職棒、職籃賽事中,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前往開球,不僅僅呈現李登輝對運動賽事的關心,也能夠看到這些運動賽事背後,其實代表著臺灣社會的氛圍的變化,更代表著臺灣人代表臺灣走入國際的模樣。
3. 從週休 1.5 日到週休 2 日的提倡
一週應該休息幾日,並非與生俱來,也並非鐵板一塊,制度的產生需要經過許多的討論、輿論壓力、方針推動、社會風氣考量、政策規定,才成為如今的模樣。
1979 年 4 月 9 日,時任臺北市長的李登輝,在市議會受質詢時,針對市民工作與休息時間,表示期望可以從每週工作五天半朝向工作五天發展,並且搭配臺北市府即將舉辦一系列的音樂季、棒球季、體育季、花卉季等,讓市民能夠享受更多休閒時光,也能夠提升下一週工作的效率。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可以看到李登輝在臺北市長任內,評估臺北市西區的發展已經飽和,而轉往東區的發展,並以民眾休閒生活的安排來規劃,像是將木柵打造成假日休息區。
其實,每週工作時數是一個制度與社會風氣的變化過程。
在日本時代以前,以農業為基礎的臺灣社會,對時間的概念除了農民曆中的節氣預告了每天的工作項目外,就是一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並未有「放假」的概念,更不可能有一週與週休的概念。
對於時間的觀念、一週的觀念,則是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引進西方的曆法在臺灣,這才逐步讓臺灣人理解時間、工作、放假等概念,當時基本上規定每週會有一天休息,更在 1921 年起,以 6 月10 日隨同日本國內共同紀念「時之紀念日」,要培養臺灣人守時的觀念。
戰後臺灣,配合著歐美式生活的引進,一週休息天數逐漸調整成為 1.5 天,也就是週六半天工作半天放假。但是這樣的規範在進入 1970、1980 年代時,臺灣逐漸走入穩健的工商業社會時,歐美世界週休二日的風氣逐漸影響到臺灣,以李登輝在 1983 年時任省政府主席時,再次推動每週工作時間從五天半縮短至五天的重要性,期待公部門能夠率先響應,這議題不僅獲得立法委員的支持,連公營企業,諸如臺灣電力公司便先將辦公時間減少為五天,可說是有著引領的效果。
只是要讓臺灣社會普遍接受工作五天半到五天的變化並非一蹴可及。1998 年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才施行隔週休二日,並且一直到 2001 年這才正式施行「週休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