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四年，世界盃的熱潮開始與臺灣足球相互連結。九○年代，隨著運動產業朝向全球化發展，各項國際賽事也尋求拓展海外市場的商機。一九八四年在美國舉辦的洛杉磯奧運與一九九四年的世界盃，首度引入比賽贊助商和轉播權分割的概念。這讓奧運與世界盃從原先虧本的國際賽事，搖身一變成為最熱門的搖錢樹[1]。國際體育組織與知名商業品牌相互合作，建立一套嶄新的商業模式，而亞洲此一新興市場，成為眾多贊助商鎖定的目標。
例如知名運動品牌愛迪達（Adidas）為了開拓亞洲事業，便透過贊助中華隊球衣打入臺灣足球市場。一九九四年第十五屆世界盃前夕，愛迪達在臺北中山足球場舉行愛迪達盃五人制足球賽，為世界盃賽事預熱，也讓臺灣彷彿與世界盃遙相輝映。而一九八四年在臺北民生東路開業的麥當勞也不落人後。麥當勞在一九九四年成為世界盃重要贊助商後，不只在臺灣推出限量紀念品，也透過推出特殊活動與餐點，讓世界盃熱潮進入臺灣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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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足總與各家企業的宣傳，讓世界盃的魅力在九○年代的臺灣已無人質疑。臺灣人對體育的關注目光也隨著中華民國參賽資格的更替，從以中華隊為主的各項賽事，轉移到世界各國的職業競賽。
在八○年代以前，中華民國多半投入爭取業餘性的國際體育競賽資格。這是因為一九八八年以前，許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例如奧運或亞運）只開放給業餘選手參賽。由於中華民國期望能在國際間爭取更高能見度，因此將參與運動競賽的重心放在爭取這些還能以「國家」身分參加的業餘競賽上。然而，在一九八一年的洛桑協議[2]後，中華民國開始只能以「中華臺北」名義參與國際體育賽。這讓國家參與運動競賽的策略，從原先的「爭取中華民國正名」，轉變為「爭取國際曝光機會」。而像世界盃這種具全球規模的職業賽事，便成為臺灣關注的焦點。這些競技水準更高、更具觀賞性的比賽，讓臺灣人大大打開眼界。
當世界盃熱潮在亞洲發酵之際，國際足總也開始考慮在亞洲地區舉行世界盃賽。一九九○年，夏維蘭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亞洲舉行世界盃比賽是我們最優先的考慮之一。中國、日本、沙烏地阿拉伯、馬來西亞和統一後的韓國，都是可能的主辦國。」之後在一九九四年，國際足總正式敲定這項計畫，預計二○○二年的世界盃將於亞洲國家舉行。在一九九六年國際足總的會員大會上，韓國和日本積極爭取世界盃的主辦資格。日本在一九九三年經歷「杜哈悲劇」衝擊後，痛下決心提升國內足球水平，以爭取在世界盃賽事中的主導權。韓國則集中火力在亞足聯重要職位中卡位，以拓展在國際足球事務的影響力。
杜哈悲劇：
杜哈悲劇是在一九九四年美國世界盃亞洲區資格賽中，日本慘遭到淘汰的事件。當年在與伊拉克比賽前，日本以二勝一和一敗的戰績位居亞洲區小組第一，只要最後一場比賽獲勝，日本就能創下史上第一次晉級世界盃的紀錄。開賽五分鐘，球員三浦知良就以頭錘破門率先取得進球，比賽到了八十分鐘時，日本仍然以二比一領先。
當比賽進入九十分鐘，伊拉克以中場斷球方式發動反擊，迅速推進到禁區邊緣進行射門。日本隊的門將松永成立奮力將球撲出底線，伊拉克只獲得一顆角球。但在下一個瞬間，足球被傳給從邊路插上的後衛，這時足球在空中劃起一道高高的弧線，飛向從禁區中跳起的伊拉克選手身上。一瞬間，讓日本主播失去話語、每次日本播放世界盃回顧節目時總會播放的那記頭槌，那場不會醒的惡夢，發生了。
事發將近半分鐘後，當時擔任日本主播的久保田沉默許久，才黯然地說：「這也莫可奈何了啊⋯⋯」而此時在杜哈球場上，代表日本隊的藍色球衣身影倒滿全場，伴隨著終場哨音響起⋯⋯。
這場日本與伊拉克對抗、悲劇般的第五戰，在日本深夜時段直播，但播放收視率卻達到百分之四十八，相當於有幾千萬日本人目睹到了最後一刻。從杜哈悲劇之後，日本國內為了足球開始動了起來。
日本與韓國兩方在一九九六年國際足總大會的競爭，幾乎可媲美於足球場上的攻防。兩國在大會前夕都積極布局，官方與民間企業紛紛出馬。日本政府撥出五十二億美金，在國內興建十五座世界級的足球場；民間各大企業也在剛成立的J聯賽[3]中聘請世界級選手出賽，並贊助日本足協與國際足總的交際費用。韓國的知名建築廠商則願意與政府共同出資，以十三億美金打造全新球場。兩國都不惜砸下重本，只為了證明自己比對方更愛足球，更有資格辦世界盃。
一九九三年，韓國的足協主席鄭夢準在剛接任韓國足協主席更直言：
我們將為韓國主辦二○○二年世界盃竭盡全力。我們韓國已經連續三屆大賽，總計四次進入世界盃決賽圈，向世界充分展示過自己。日本人一次都辦不到的事情，我們韓國已經做到四次了。
當日本與韓國在相互競爭、拉票的最後關頭，北韓甚至拋出願意和韓國一起主辦世界盃的提議，來阻止日本取得主辦權與獲取各國支持。當時在韓國與日本背後，分別有歐足聯主席約翰森（Lennart Johansson）和國際足總主席夏維蘭的支持。這是因為歐足聯不滿夏維蘭從一九七四年接任國際足總主席以來，長期專斷地推動足球全球化。歐足聯希望能拉高他們在世界盃的轉播權利金，而夏維蘭則想利用日本開發亞洲市場，履行「二○○二是日本的」這項承諾。當時在闡述歐洲對世界盃應享有的主導權時，德國拜仁慕尼黑俱樂部的總經理赫內斯（Ulrich Hoeneß）便提到：
歐洲是足球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德國、義大利、法國要是共同行動的話，一定可以推翻夏維蘭。如今的足球界缺乏市場原理，到底誰最會賺錢？誰最會賺錢就應該擁有決定權。巴西人球踢得不錯，足球上理應有一席之地。但從商業角度考慮這一點並不重要。無論如何主導權都應該歸歐洲所有，這一點必須讓夏維蘭明白。
沒想到在大會投票日前夕，卻發生戲劇性的轉折。國際足總的執委會修改章程，准許由兩個國家共同合辦世界盃。在徵求日本與韓國同意後，這項提案最終被通過。國際足總之所以突然做出這項決議，是因為當時日韓雙方的競爭已經變得白熱化，兩國投入的「公關」經費高達六、七千萬美金，甚至在政治與民族意識上都達到國族對抗等級。或許是因為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國際足總想出一個能達成「足球拉近國家距離」的釜底抽薪的方案。在二○○二年賽事過後，國際足總也重新規定，各洲每次只能派出一個國家申請舉辦世界盃。日韓合辦世界盃因此成為目前世界盃史上空前絕後的案例。
缺席與在場：在世界盃中尋找臺灣
在國際足總大會過後，日本與韓國展開一連串東北亞的高峰會議，討論兩國合辦世界盃的細節，並試圖緩和國內緊張的局勢。例如在一九九六年，日本與韓國在濟州島舉辦被稱為「足球高峰會」，在會談中，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便公開為慰安婦議題向韓國道歉。雙方代表人更互相交換一顆足球當作紀念，彼此承諾將在國內推動大型公共建設，為六年後的足球盛會做好準備。
當日本與韓國如火如荼地籌備世界盃時，足球在亞洲也成為熱門議題。例如在一九九九年，美國主辦第三屆女子足球世界盃，該屆決賽是由中國對抗美國。那年五月南斯拉夫爆發科索沃戰爭，北約組織由於在轟炸南斯拉夫時，意外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引發中國激烈的反美潮（編按：這起事件又被稱為五八事件）。在當屆女足世界盃決賽中，美中對決因而被中國球迷視為一場復仇之戰。如同《中國時報》以〈大陸民族情緒再被挑起〉的標題，描述中國球迷同仇敵愾的情緒：「不管是不是球迷，大多都期待足球娘子軍替她們好好出口氣，在冠軍決賽裡痛宰美國隊。」比賽當日，中國有將近一億名觀眾守在電視機前，期待國家隊獲勝，而美國總統柯林頓也前往現場觀賽，這場比賽因為政治因素，意外引起臺灣的關注。
在這一波亞洲國家積極投入世界盃賽事的熱潮中，臺灣是否也想過躋身參賽隊伍？事實上，在一九九八年第十七屆世界盃中，當總統李登輝目睹克羅埃西亞以小國之姿奪下世界盃季軍時，就曾詢問過體育官員：「臺灣為什麼沒有參加世界盃？」此後幾年，每任總統都分別提出不同的足球政策，嘗試推動國內足球事務[4]。然而在解嚴前後歷經改組與華視資方退出的足協，在漫長的人事更替中，卻遲遲無法落實推廣足球的政策。二○○一年，臺灣的足球代表隊悄悄出征世界盃資格賽。臺灣和烏茲別克、約旦、土庫曼分在亞洲區第七組，最終以六戰盡墨、慘吞二十五球的成績，悄悄告別日韓世界盃。
相對於此，中國的足球隊在該屆世界盃中大放異彩。在經歷連續三屆世界盃都只差臨門一腳就能晉級決賽的慘痛前例，中國在二○○一年的資格賽只要擊敗阿曼，就能完成「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宿願。比賽前夕，中國幾乎所有媒體都不斷預告這場賽事，彷彿深怕錯過歷史性的一刻。而在球賽當日，各大電視臺也都同步直播、不斷更新比分進度。最終，中國以一比○擊敗阿曼。電視螢幕上打出「我們出線了」五個大字，中國各大城市紛紛湧現大量人潮，光是北京天安門廣場就有五十萬人一同狂歡。這是中國隊史上第一次進入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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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贏球的消息，引發臺灣媒體爭相報導。不同家報紙紛紛以〈七度叩關 圓了四十四年夢想〉、〈龍的傳人 沒有遺憾〉、〈華人足球隊 首次踢進世界盃〉、〈天安門夜未眠 五十萬人樂翻天〉等標題，報導中國首度代表華人躋身世界盃決賽的訊息。也有臺灣觀眾藉此反思國內足球水準和世界的差距，像是《聯合報》上的一則社論就提到：
足球受到最多人喜愛，最沒有國別畛域，最沒有階級區分，我們不能欣賞足球，等於少了一個和世界對話的機會。帶領大陸隊衝出亞洲的外籍教練米盧，以一句話印在帽子上激勵球員：「態度決定一切。」同樣地，我們如何看待足球，不決定於人口多寡或國力強弱，只決定於態度。
中國、日本、韓國……這些鄰近國家積極世界盃賽事的熱烈氣氛，彷彿也感染到臺灣社會。相較於往年開賽前一個月，新聞上才會出現有關世界盃的報導，這次臺灣媒體則在日韓世界盃舉辦前一年，就開始關注世界盃的消息。例如隊伍分組的抽籤、比賽用球與相關周邊商品。還有報紙在二○○一年十二月抽籤完成後分析各組出賽情勢。而新任總統陳水扁在二○○一年底為亞洲盃女子足球賽開幕時，更喊出「二○○二年是臺灣足球元年」的著名口號。有球迷就投書《聯合報》社論表示：
當二○○二年的日韓世界盃正式開打後，儘管臺灣在決賽圈中缺席，民間卻對世界盃展現比往年更多的熱情。整個比賽期間，隨著臺灣友邦塞內加爾晉級八強、日本進入十六強、韓國一路擊敗義大利、西班牙挺進前四強，熱門話題讓觀賽人數不斷增加。各大新聞與綜藝節目將世界盃當成議題炒作，也有愈來愈多觀眾把觀看球賽當成茶餘飯後的娛樂。
韓國擊敗義大利：
在二○○二年日韓世界盃中韓國一路晉級，被外界質疑靠裁判護航，引發義大利足球界憤怒。那年義大利被視為奪冠熱門，卻因為裁判哨音，一共吃到一張紅牌、六張黃牌，在十六強就遭淘汰。比賽結束後，在球場上絕殺義大利、效力於義甲佩魯加隊的韓國球員安貞煥在世界杯後立即被解約。在二○一九年之前，義大利甲級足球聯賽都沒簽下任何一名韓國球員。
在巴西對戰德國的決賽當日，負責轉播的年代電視臺[5]收視率衝高到五．五四，大約等於全臺灣有一百二十萬人同時在收看比賽。這個數字相比於前一年臺灣舉辦世界盃棒球賽，臺韓對戰與臺美對戰的收看人數多了兩倍。而在世界盃比賽落幕之後，臺灣社會也開始對一系列足球球星的名字耳熟能詳，像巴西的外星人羅納度（Ronaldo）、英格蘭足球金童貝克漢（David Beckham）、德國轟炸機克洛澤（Miroslav Klose）等。這些球星代表的當代足球文化，吸引臺灣大批觀眾入場，連帶迷上歐洲的職業足球賽。
在日韓世界盃後，每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成為臺灣重要的次文化。不同球迷在網路或現實世界中串連，相約為支持的隊伍加油打氣。臺灣從原先對世界盃感到陌生的路人，到培養出一批專業而死忠的球迷，臺灣人看見世界盃了，但世界是否也看見了臺灣？
[1] 美系運動文化的特色是重視媒體轉播與商業化經營，以擴大賽事的影響力。透過販售賽事轉播權和爭取贊助商支持。一九九四年的美國世界盃奠定往後世界盃的三級商業贊助模式。這種模式是將贊助廠商分成三種等級，第一級為和國際足總長期合作的戰略夥伴，約有六至八間贊助商；第二級為世界盃的全球贊助商，第三級則是世界盃的區域性贊助商。各級贊助商在媒體曝光與行銷策略上會依其等級遵守不同規定。
[2] 洛桑協議是中華奧會與國際奧會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於瑞士洛桑簽訂的協議。該項協議確立我國參加奧運會的相關儀程規定，包含我國必須使用「中華臺北」的名稱、會旗與會歌等，換取國際奧會協助「中華臺北奧會」重新參與各項國際賽事。
[3] J聯賽：日本甲組職業足球聯賽，為日本頂級職業足球聯賽。J聯賽從一九九三年開始舉辦至今，是日本推廣足球運動和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項目。同時，J聯賽也是亞洲最受歡迎與技術水準最高的足球賽事。
[4] 相關政策包含李登輝任內的「振興足球方案」、陳水扁任內的「臺灣足球年」、馬英九任內的「大足球計畫」，以及目前蔡英文政府推動的「六年足球計畫」。
[5] 年代電視：一九九八年，年代電視臺在轉播世界盃時，由於在比賽過程進廣告，受到觀眾抗議。因此在二○○二年轉播世界盃時，年代電視決定以子母畫面方式，在播放廣告時從子畫面轉播廣告，藉此賺取廣告金。沒想到這一年韓國與波蘭對戰，在進廣告時段韓國進球得分，年代電視未能即時放大韓國隊精彩的進球畫面，引發觀眾激烈抗議。
然而，一度蓬勃發展的足球運動，在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後發生重大轉折。臺灣被納入中華民國的體育行政體制。受到國共對抗、國際外交處境影響，運動被賦予了功利的奪牌目標。足球運動在臺灣，從少年們的恣意奔跑，到在體制中夾縫求生，直到今天……
一百年來，不同世代、族群、性別的人們，在臺灣懷抱過足球夢。我們的足球夢，穿越時代而綿延，與彼此共鳴。然而，這個夢也受到各種力量的干預。本書作者林欣楷挖掘出臺灣失落的足球記憶，勾勒深刻影響著足球發展的體制印記。這是一本歷史之書，也是一本為臺灣足球請命之書！找回足球生根於臺灣土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