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二月的中國並沒有任何革命的跡象，然而中國的領導人卻不打算冒險。在第一次週日散步[1]發起之前，當局已經派公安逮捕了多位異議人士與人權律師，先發制人地全部拘留起來。
有些人被軟禁，有些人則失蹤了幾個星期。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的中央黨校跟各省書記、政府部長、軍隊將領一起開會，研究如何調整各種統治工具，好來進行「社會管理」。
所有的政治局常委──中國最有權力的九個男人──也都到場聆聽胡錦濤訓示，他在演講中強調，領導人必須加強對資訊的控制。中國的網路已經屏障了「茉莉花」三個中文字。手機傳群組簡訊的功能也被暫時取消。博訊網站遭到攻擊，不得不暫時關站。總理溫家寶則扮演白臉，他在週日早上與網民對談，答應黨會懲處腐化的官員，壓低通貨膨脹率，還保證更平均地分配中國經濟成長的果實。
但一個專制政權感到緊張不安時，通常會把本來就有的禁令加以延伸。2011 年一月的中國也不例外。匿名的抗議發起者高明之處在於，他們使用了「茉莉花革命」的名號，讓人聯想到突尼西亞人民推翻獨裁者的反抗運動。但是在中國文化中，茉莉花也不是陌生的形象，它常常出現在古代的畫作之中，還有一首耳熟能詳的歌曲在歌詠它。
不過這首〈茉莉花〉馬上從網路上消失，甚至連胡錦濤與江澤明高唱這首歌的錄影畫面也都不見。（事實上，2008 年北京奧運的頒獎儀式採用這條歌作為配樂，2010 年上海博覽會的開幕式裡也出現了這首歌。）花店甚至被告知，如果有人對這種花表現出特別的興趣，就必須向當局舉報。在這個政治高壓的環境裡，「茉莉花」三個字成了洪水猛獸，一提就會惹上麻煩。我跟幾位黨官員訪談時，沒有人敢說出這三個字，只說「那種花」。
在中國之外，有許多人認為它是個經濟強國。這樣的看法並沒有錯：自從 1978 年改革開始以來，中國政府的經濟操作令人咋舌，每年的經濟成長率平均高達 9% 以上。以這個速度，中國的經濟規模每八年就成長一倍，到了 2010 年，它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這個寶座本來由日本獨霸了四十年。
大部分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會在未來的十五到二十年內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的規模本來不到美國的 8%。
這種驚人的經濟成長率，對於中國人民而言，具有立竿見影的致富效果：超過三億的中國公民──等同於美國的總人口數──在這段時間裡脫離了貧困。今日的中國也產生了充滿活力的中產階級，他們以繁華的大城市為家。除此之外，中國還有億萬富翁跟超級有錢的權貴階級。2010 年，中國股市裡首次公開募股的股票值，比起紐約股市的同樣股票價值高出三倍以上。
中國的百萬富翁高達八十萬人，億萬富翁高達六十五人，僅次於美國。2011 年夏天，標準普爾調降了美國政府的信用評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經過一番幸災樂禍之後──還是展現出他們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信心。畢竟，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自然希望保護它的投資。（當時，美國政府欠每一位中國公民九百美元的債款，這個數字目前還在上升之中。）
當然，中國經濟也不乏風險跟弱點，包括通貨膨脹率高漲、房市泡沫以及制度性的貪汙腐化。雖然如此，對於一個具有十三億人口的國家來說，中國共產黨達成的經濟成就，不只是我們這個世代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也可說是所有世代裡最驚人的成就。
雖然有這些讚美以及成就，中國卻很少表現出充滿自信、泱泱大國的氣度。它現代經濟強國的形象，往往遮掩了它的真面目。它也是一個相當無安全感的政權，它覺得有許多力量會導致國家土崩瓦解，所以總是不斷在壓制它們。確實，我們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權像中國共產黨一樣，無時無刻不在思考亡黨亡國的可能性。從中國領導人的行動、政策方向以及發表的談話來判斷，他們對於貫穿整個中國政治體系的弱點從來不敢或忘。
這種不安全感，在某些時候只在芝麻小事上表現出來，有時候卻是以極為可怕的方式表現。在國際的舞台上，不論是 G20 高峰會、世界銀行、達佛斯論壇（亦即世界經濟論壇），中國的代表往往是會場中最重要的人物。然而在國內，只因外國網站上有人要中國公民「出去散散步」，這個政權就緊張到動員數萬的員警到街上執勤。
所以，我的結論有兩點。中國共產黨是今日世界上最龐大、最富裕、最有權力的政治機構。但只要一朵花就可以讓它嚇得要死。
回顧六四天安門事件
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飛機在 1989 年 5 月 15 日降落北京。蘇聯的領導人與鄧小平此次的高峰會，早就規劃多時，旨在癒合這兩個共產國家之間擾動數十年的敵意與嫌隙。兩位領導人都打算要藉著排演多時的外交禮儀，來各自宣稱達成外交上的重大勝利。然而這個時機卻再糟糕不過了。戈巴契夫抵達的時間，鄧小平與中國領導階層剛好正面臨 1949 年建國以來最大的人民反抗浪潮。
作為人民共和國心臟的天安門廣場已經被和平示威者佔據。一個本來只要求改革、降低通膨率、終止貪汙腐化的運動，很快就升溫；學生、工人、退休老人、僧侶、計程車司機、商販、學童都在廣場上呼喊口號，還拉出布條要鄧小平辭職。人們甚至擊碎玻璃瓶，以作為「小平」的隱喻。在廣場中央的臨時帳篷區裡，三千名學生開始絕食，要求民主改革。
人民的抗議行動打亂了三天的中蘇高峰會。歡迎戈巴契夫的典禮匆匆地從天安門廣場臨時轉移到機場舉行。中共當局心慌意亂，甚至連迎接戈巴契夫的紅地毯都忘了鋪。本來計畫好的紫禁城與天壇之旅都被取消。戈巴契夫被偷偷地送到人民大會堂，還必須走側門才能跟主席楊尚昆見面。
而戈巴契夫人在北京，似乎讓抗議者更為理直氣壯、聲勢更旺，畢竟戈巴契夫為蘇聯引入政治與思想自由，外界普遍都認為他是一位改革者。某些抗議者高舉牌子，上面寫著「在蘇聯，他們有戈巴契夫。我們有什麼？」到了高峰會的最後一天，聚集在廣場上的中國民眾已經高達一百萬人。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已經廣為人知。6 月 3 日晚上九點，坦克與裝載武裝軍事人員的卡車開動了。在鄧小平的命令下，全副武裝、身經百戰、效忠最高領導人的二十七軍士兵開始攻擊自己的同胞。他們在北京市中心殺出一條血路，碾碎抗議者用巴士、廢棄物與計程車疊成的壁壘，不分青紅皂白地展開屠殺：拿著 AK47 衝鋒槍的士兵對民眾進行近距離掃射；有些人甚至被士兵用刺刀刺死。解放軍不但拿槍掃射人群，在經過公寓建築物時，也對窗戶裡旁觀的民眾開槍射擊。死者跟傷患馬上讓北京的醫院應接不暇。
到了 6 月 4 日凌晨，北京殯儀館的屍體已經成堆，絕大多數的死者都是年輕的男子。凌晨兩點三十分，軍隊把天安門廣場的三邊完全封鎖，鎮暴部隊攻入廣場，驅離最後殘餘的抗議群眾，最後一批留下來的學生也不得不四散奔逃。解放軍拆毀了學生寄居了數星期的帳篷，也推倒了身長十米、以塑膠與石膏灌製的民主女神雕像。黎明之前，人民解放軍已經重新佔領了廣場。解放軍坦克車開過；通往天安門廣場的長安街，處處可以看見鮮血染紅的汙漬。
這是駭人聽聞、令人髮指的暴行。抗議活動顯然讓中國共產黨及領導人驚懼不已。六四之後，中國政府開始清理門戶，整肅所有同情示威學生的官員，包括鄧小平自己的人馬。但是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並不是中共在 1989 年所經歷的唯一恐懼。同一年夏天，蘇維埃帝國也開始解體。就在鄧小平出動軍隊屠殺中國百姓的那一天，波蘭舉行大選，波蘭人民以選票將波蘭共產黨趕下台。五個月後，柏林圍牆倒塌。 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巴契夫簽署辭呈，成為蘇聯共產黨最後一任總書記。
這兩件大事──天安門廣場示威以及蘇聯解體──震醒了中國政權。這一年中共黨國經歷兩次瀕臨死亡的經驗，致使中國統治者重新擬定與人民的社會契約。接下來的幾年，北京的對策並不是鎖國、變成一個警察國家或者切斷與外界的連繫。相反地，中共開始努力研究共產主義的缺點，並且開始改變它自己掌握權柄的方式。他們派研究人員到俄羅斯，東歐與中亞諸國，研究前共產政權為什麼垮台、了解它們的執政經驗，並鉅細靡遺地分析它們犯的錯誤。天安門事件後，中共了解到戈巴契夫的失敗也可能變成中國統治階級的失敗。
蘇聯所犯下的錯誤罄竹難書：經濟政策故步自封、生活水準又落後西方甚多──這早已是公開的祕密了。但莫斯科面對自己的弱點，反而更加專橫、更緊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放。黨中央總是缺乏應變能力，下面的人也有樣學樣，基層官僚與黨機器都受到感染，愈亦僵化、頭重腳輕，與民眾的生活漸行漸遠。簡而言之，蘇聯癌症的病灶就是極權主義的僵化與無效率。在這樣虛弱的狀態中，戈巴契夫早期從事的政治改革實驗，不啻縱放猛虎出柙。這遠遠超過他的掌控能力，反而加速了蘇聯體制的滅亡。回顧起來，中國的這個北邊鄰國，為中國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照那種統治方式，保證可以搞垮共產獨裁制度。
蘇聯垮台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十年，這個事件讓鄧小平更加堅定、更努力追求經濟自由化──而不是政治改革。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遠遠超過經濟領域。而統治階級跟人民所簽定的社會契約，也起了重大的變化。比起從前，大部分的中國人現在自由多了，遷徙與婚配的自由都比從前高出許多。從前黨國對於個人生活方式的限制幾乎完全消失了。二十年內，兩億以上的人民從鄉下搬到中國的新都會地區。他們可以擁有財產、買車、選擇自己的職業。一個世代以前，中國的旅遊團罕見於歐洲或夏威夷。到了 2010 年，到國外旅遊的中國觀光客就高達五千五百萬人，是五年前的兩倍以上。
即使不屬於中產階級的中國百姓，也可以得到比從前更多、更好的資訊。中國媒體的商業化，使得新聞與文娛環境熱鬧起來，報紙、雜誌、電視台競相打破成規，以爭取讀者觀眾的青睞。只要記者不踰越一定的政治界線，當局的檢查員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同樣地，許多個人通訊的工具，如智慧手機、微博也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國人可以上網瀏覽最喜歡的網站、在網路購物、玩電動遊戲。此外，最受到人民歡迎的，應該是中國共產黨不再有興趣控制人民的私生活了。中共已經跟二十年前不一樣了，不再要求人民保持「社會主義的純正」。
當然，這些都只是相對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開放。集會結社的自由仍然屬於禁忌，一有踰越就會給個人帶來極大的災難。當局仍會嚴密檢查媒體的報導，不准它們讓政府難看或尷尬。黨的決策過程依然不透明，幾乎都是黑箱作業。人民也不許成立反對黨或獨立的工會。少數民族經常受到政治迫害，特別是藏族與新疆的穆斯林。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是根植於共產主義，對絕大多數漢人的個人限制雖然放寬了，廣泛的政治參與權卻依舊受到限制。但是一般來說，有個準則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只要不威脅到黨的專制權力，一般人就可以追求自己的事業，甚至還可能發家致富。
中國共產黨一心一意想要維持權力，對這個獨裁政權而言，只要有什麼靈方妙藥可以維繫政權，它一定都會嘗試看看。除了學習他國共產主義的失敗之處外，它還研究民主國家的經驗，並且抄襲它們成功的做法。中國也實施了一連串的改革──包括任期限制、村莊選舉、公開聽證會、參與式預算──這些做法都是試圖讓人民更能接受中共的統治。當然，中共所採用的這些民主程序很少是全面性的，而是篩選過的，既要能符合它的需求、又不會危害其統治的正當性。一位黨高層的顧問告訴我：「我們不浪費時間討論什麼才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如果今天能比昨天好 ，這樣的政策就深得我心。」
擺脫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後，中共了解到它的正當性來自它的治理能力──特別是要讓經濟風生水起、工廠不停運轉。於是中共不再將私人資本家視為黨的一大威脅，甚至開始與專業人士與企業鉅子合作。一個本來為了工人與農民而創立的政黨，現在的主要成員卻是政府官僚、產經學人與社會菁英。許多本來極可能與政權互相扞格的團體──知識分子、學生、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士──現在都成為中共的盟友。北京的一位學者最近告訴我：「大家比起 1989 年更保守了。現代人不可能再立民主女神像了。」
中共雖然採取自由化的策略，卻不是為了達成自由化，這從來就不是它的目的。中國領導人從戈巴契夫與蘇聯解體所學到的另一重要教訓，那就是跟民主改革眉來眼去可能會惹禍上身。天安門屠殺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被提拔為鄧小平的接班人。他之所以得到提拔，理由之一是他曾經很有效率地鎮壓了上海市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活動。第二年，江澤民與季辛吉見面的時候，他警告：「要找中國的戈巴契夫，那是白費力氣。」
沒錯，黨內任何有民主改革傾向的人都已經被開除。1992 年 4 月，鄧小平宣布中國將進一步進行經濟改革，他也表示這條路不應該被誤解為政治開放。《人民日報》引述他的話：「搞自由化，搞動亂，破壞了穩定。」
他還說：「當動亂因素一經出現，就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盡快消除，可以採取戒嚴或比戒嚴更加嚴厲的手段，使我們不受任何外來干擾。」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就一直奉上述原則為圭臬，未敢偏離。
中國茉莉花革命的召集令發出幾個月後，一些二月時被抓、被綁架的律師與運動人士慢慢獲得釋放了。這些維權律師非常團結，不輕易就被黨恐嚇。過去他們都曾經被非法拘留、被毒打甚至被刑求，但這些折磨都未能讓他們噤聲，一旦獲得自由，就經常會公開談論當局如何對待他們。然而這一次情況似乎有所不同。
大多數敢於批評政權的人卻一片沉寂，似乎不願多講什麼，這讓外界不禁懷疑，不知道他們在拘留期間遭受了什麼壓力或者酷刑。有名的維權律師黎雄兵被拘留兩天後即獲釋，他卻在推特上寫道：「現在我真的好害怕；求你們不要找我了，好嗎？」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國的政治迫害還是一樣真實，一樣殘暴，同時也更加巧妙，更懂得掩飾。
本書作者這麼說，「香港這些抗議行動規模之大讓全世界都驚訝不已，更讓大家驚訝的是他們富於策略的團隊紀律，有助於讓運動一躍而吸引到源源不絕的支持，讓這波公民抵抗能夠成功。」香港給我們的這一課，或許預示了未來反抗的方向。
[1]沒有人知道召集人自稱「中國茉莉花集會組織者」，在美國的中文網站「博訊」上發文，呼籲「每一個有夢想的中國人」每個星期天下午兩點到中國十三個城市的市中心集會，請大家以散步，或旁觀，或假裝路過的方式參與。中國應該發起「茉莉花革命」，這個呼聲與名號是仿效一個月前突尼西亞剛剛發生的革命，它也很快在網路上散播開來。這個組織指定北京、上海、天津等十三個城市裡的某些地點，作為眾人「散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