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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臺海戰爭爆發── 2046年,未來的歷史、戰爭與知識

2022-02-15
臺灣的宮廟和地方勢力,是否會像十三世紀的華北,在戰爭中成為拯救民眾的關鍵?
(Source: 21967857 via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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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三世紀金國滅亡的歷史投射到臺灣未來的這個故事,若有啟示的意義,或許是不同出身的人——種族(漢人、女真人、契丹人及其他)、階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職業(軍人、官僚與文人)和文化,一同抵禦蒙古人的威脅與侵略。

有些人必須等到國家滅亡,一切既有的結構和界限被破壞之後,被迫撤除心中的壁壘,才能發現那些與己不同之人的價值。但願我們國家的人民在那之前就能伸出手,試探彼此的友誼。

2046 年,臺灣抵抗中國的戰爭進入尾聲。沒人預想這場戰爭竟然進行二十年。然而,歷經金馬奪島、澎湖空戰和釣魚臺海戰,以及各種型態、斷斷續續的衝突,最後臺灣所有的外援都斷絕了。赴援的國家多因內部動盪,自顧不暇,先後退出聯軍。第一片的骨牌仍然堅持不倒,但第二、三、四片及其後的骨牌卻已經承受不了氣候危機、貿易中斷的紊亂、Covid-46 的流行,難民問題和貧富差距惡化的衝擊,各自退縮。在這一年,劉祁也開始逃難,離開臺北。
 
臺北成為荒城很久了。中央政府在開戰後的第三年遷離,至此軍政指揮系統已經瓦解,無法組成有效的國防力量。敵人的三軍幾乎可以輕易登陸、空降,甚至直接駛進臺北港、基隆港。但遲遲沒有行動,因為毫無急迫性,早已是囊中物。藉由臺灣牽制、拖垮、打擊自由世界的真正目標已經成功,這座島也失去戰略價值。既不用留人,甚至不用留島。派軍進駐,反而必須承擔治理的任務,不如讓這座島上的人民自生自滅一陣子。尤其臺北,歷經多年戰火摧殘,飢荒、幅射污染和水源中斷等,已經陷入人道危機的緊急狀態,但整個世界已經聽不到這裏的呼聲,對外通訊的手段幾乎都失效了。
 
臺北從一開戰就是重點打擊的對象,打擊的重點卻出人意外:糧食供應。此處近千萬的人口,每日需要超過上千公噸魚肉蔬果和米麵。這些資源若非進口,即從臺灣的北中南東其他地方輸送而來,再經由批發市場流通分配。這一點成為敵軍精準打擊的目標,經由潛伏在臺的間諜特工和第五縱隊的暗助,通往臺北的橋樑被爆破,供應的車隊被伏擊,運銷市場被縱火焚毀。中央政府東補西救,卻遲遲未能洞察敵軍真正的意圖: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持久戰、生命的消耗戰,與沒有人性的戰爭;與其突襲斬首神經中樞,不如切斷四肢和末端,使其緩慢流血至死。敵軍就是要割除臺灣各地之間的連繫,第一步就是讓最龐大、最密集、也最脆弱的臺北陷入混亂和孤立。中央政府的轉移和疏散人口計畫,在戰亂中緩慢進行。劉祁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竟然拖延這麼久,還不肯走。
 
劉祁在戰爭爆發前兩年,才入職臺灣研究院國家與思想研究所。2024 年,新總統就任後,著手修憲、政府組織改造和正名。直屬總統府的中央研究院也在變革之內。最早成立於 1928 年中國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才剛啟動籌備的百年院慶活動被喊停,在國會和民意的要求下更名為「臺灣研究院」。更名也引發了不大不小的風波。有人投書主張不應更名,中央研究院是歷史招牌,而且中國早就想取回這個名稱。但這是一廂情願的可笑想法。新中國成立後,早就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機構、傳統和聲望: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為「中央研究院」改名,自然被視為「去中國化」的步驟和罪狀。中國既不可能重新採用這個舊名號,也不准它走入歷史。在一陣紛擾中,更名於 2025 年完成,新總統出席了在南港院區的盛大典禮。劉祁在人社大樓的國際會議廳,聽著總統演講。當總統最後以低沈的嗓音說:「我們將以自己真正的名字,昂首走向全世界」,現場掀起一陣又一陣的掌聲,連大樓外頭草坪上的人都能感受到震動,劉祁也不禁熱淚盈眶,這一年他才三十歲。
 

戰爭在隔年就爆發了。劉祁如今回想起這二十年,時間流移的感覺時快時慢:有時痛苦煎熬、度日如年,有時勝利的歡愉又時光飛逝。二十年間當然不是密集、不間斷的衝突,而是交替著熱戰、停火與和談。戰鬥的死傷一定是真實的,但和談的言語和表演則讓人困惑,分不清真假。當雙方暫時休兵,更沒人能預測接下來的走向是更熾烈的攻擊,亦或平安生活的開端。沒有一場真正的戰爭會按照模擬兵推的劇本走,而是充斥各種意外、偶然和缺失。有時敵人浩大猛烈的攻擊被我軍從來沒聽過的英雄奮勇抵擋下來,有時破口卻又從最不可置信的地方裂開。臺灣社會真正的脆弱與強韌,惰性與慣習至此暴露無遺,許多眾所皆知的沈疴毫不意外如癌末病人束手無策,不過,也萌生了不少沒人想過的連結與創造力。有些人的真面目被撕開,被證明是懦夫、間諜,或只是傑出的演說家,空洞虛偽的話語毫無撫慰或激勵人心的力量。有些人之前默默無聞,卻忽然嶄露頭角,正被寄予厚望,卻在意外的情境下英勇犧牲。
 
很快就有人逃走了。戰爭爆發後,有些人趁海空被封鎖、斷航之前,逃赴國外避難:近如日韓、東南亞,遠則澳紐和美國,甚至更遠。少部分人觀望局勢,在一度好轉後返回臺灣,但再度惡化後又無法離開,因而懊悔不已。還有一種反向的逃亡:偷渡投奔對岸。招降是戰爭的一部分,是裹著糖衣的匕首。有些臺灣人深信晚降不如早降,待遇肯定比較優厚,歷史上的例子都是這樣。甚至有機會晉昇為管理職──有些戰俘、叛逃或投降者被安置在福建、浙江的集中營。然而,劉祁也聽到傳聞,這些集中營裏的臺灣人,最後都被送上火車,運往連地圖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下落不明,而不是像宣傳影片看到的那樣:被分配到風光明媚的田園,歡笑著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真正扼止偷渡潮流的是一支虐殺俘虜的影片。影片中的青年男子以台灣人熟悉的腔調哭喊著「我不是騙子」後被殘忍殺害。這支影片當然是刻意拍攝和流出,和那些以美好生活誘降的影片交替使用,分別鎖定不同受眾的心態,施以精準打擊。然而,影片中那位臺灣人的身份最後被證實是國民黨代理主席之子。他和密使一同前往對岸,企圖建立秘密的溝通管道,但不曉得什麼緣故陰錯陽差,結果走上不幸的不歸路。當他的父親在電視上聲淚俱下控訴時,劉祁並不感到同情。此後,再也沒有人兜售和平協議或投降的解藥。
 
劉祁並非幸災樂禍,對叛逃者冷酷無情,也不是戰爭的死傷讓他麻木,而是這二十年間人性的複雜、命運的多變,讓他的情感不像年輕時那麼容易起伏。開戰之後,有些平素激昂倡議獨立的同事,反而憂慮消沉,而那些期盼兩岸友好的人則神情哀戚。兩種人中都有人趕著以各種名義申請出國,也都有人默默守候家園。劉祁當然也想過,但他在臺灣完成學業,國外的人際網絡單薄,根本搶不到那些有限的名額。當 2030 年臺灣遭遇開戰以來最大的挫敗,情勢全面看壞,劉祁也想過是否應該多準備幾條退路、出路或生路。當時許多人都在探詢偷渡的機會,早有人利用這個管道輾轉接出在臺灣的親人朋友。劉祁住在臺北城郊的淡水,鄰近的東北角海岸一直有人在半夜冒險搭船。他在市場中聽過魚販談起大人、小孩的價碼。「歡迎同胞歸來,一切都準備好了」,只要能平安上岸、表示投誠,我們將安頓好一切生活──宣傳影片和廣播特別用臺灣人習慣的腔調,放送柔軟的話語。
 
劉祁和大多數人一樣,不是那種有勇氣出頭的人。開戰前後,有些人高嚷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劉祁覺得自己如果不能成為第一個倒下的人,那麼他就說不出那句話。直到 2037 年那場慘勝的惡仗──淡水河口的反登陸戰,許多男女市民,從少年、青年、中年人到老年人,自發組成義勇軍協助扼守通往臺北的市街。但由於臨時變換戰術──渴盼已久的外援終於趕上,所有地面部隊受命撤退,但機動性差的民兵慢了一步,結果有些人與敵軍一同葬身大規模轟炸的火海中。那一天,劉祁躲藏在大樓的地下室,聽著悶悶的聲響和震動,當他走出來,滿街傳來哭泣嚎叫的聲音,空氣瀰漫焦臭難聞的氣味,山坡下燃燒的煙霧沖天升起,幾乎遮蔽了觀音山。他終於明白:一個人要有自己的決定,可以離開,也可以倒下;如果沒有死的覺悟,至少也要有生的覺悟。此後,他斷了要離開的念頭。
 

2037 年之後,劉祁任職的國家與思想研究所,正式宣佈所有人員停止辦公,進入半關閉的狀態。戰爭爆發後,劉祁的研究工作幾乎停頓。不是因為安穩平靜的日常生活被打亂,而是他對自己的專業產生了懷疑:中世紀的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這些哲學和理論並非不曾觸及戰爭的課題──如果他想,也能寫出一篇文章:〈比較朱熹與奧古斯丁如何思考戰爭、正義與身體〉。但這樣的論文能夠控訴這場不義的侵略、傳達生命的痛苦?寫給誰看?又要發表在哪裏?不要說學術期刊,各種傳播媒體已隨漫長的戰爭而先後消失:報紙雜誌、電視和網路,皆隨基礎設施受損,或資源匱乏而停止,人們最後只能收聽廣播,小傳單和口語流傳的消息。廣播成為最後可依賴的單向媒體,官方與私人營運的區域電臺仍然放送新聞、政府通報和歌曲。廣告銳減,但還有談話節目,許多人分享著戰時生活的痛苦和小確幸,也有尋人和報平安的節目。比起戰前的各種媒體平臺,充斥無所不在的行銷與見縫插針的假消息,廣播電臺的訊息量少,簡單,而且容易聽過就忘。剛開始劉祁總是固定收聽政府通告的消息,不錯過任何一條可以讓自己更能掌握局勢、超前部署、至少不落後他人的資訊。但久而久之,他感到疲乏和徒勞。因為他發現,無論在戰前或戰後,資訊的多寡都不是決定他生存、行動與決斷最核心的要素。當他慢慢放棄這種關注,也有了更多時間讀讀書、思考和遙想過去人生的點滴。
 
有一天,他從廣播聽見似曾相識的名字,提到一名軍官如何在淡水河口的戰役英勇犧牲的事跡──如果不是他堅守陣地,許多部隊和民兵來不及後撤。劉祁過了兩天才想起他們曾就讀同一所高中,印象中是個愛捉弄人的青少年,但不曉得他何時成為一名盡忠職守的軍人。這一則報導出來後,他陸續聽到街坊鄰居隨之說起那一天的戰況,有些傷者還收容在附近的戰地醫院。劉祁終於鼓起勇氣,踏進那座戰場看一眼:滿目瘡痍、宛如鬼域的廢墟。過去曾是遊客如織的市街,如今就像活生生的人被燒成殘缺的骨骸,勉強還能辨識人形。經歷十年以上的戰爭,所有人都明白毀滅是怎麼一回事。剛開始,還有人拍照上傳、記錄生活,但大多難以為繼──社群網站的伺服器關閉,網路斷斷續續,有限的電力變得珍貴。劉祁知道,這一切很快將被遺忘。接下來還會有下一個戰場,還有更殘忍的死傷,更無法直視的真實。他沒來由想起戰前有個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資深學者,有時聚會聊到一些社會和文化的現象與議題,他總是一副沒人聽他講的酸言酸語說:「不重要,反正很快就忘了,沒什麼人會在意」。從廢墟走出來,他想多吸幾口空氣,平撫體內翻湧的胃液,趕在入夜宵禁前,循著漆黑的巷弄走回家,突然有個念頭卻像子彈從嘴巴射出來:「別人怎麼樣我不管,我覺得重要,我在意,我要記住。」
 
之後,劉祁開始提筆──真正的筆,在筆記本寫下他記得、聽到、看到和想過的人事物,設法拼湊出這場河口攻防戰的來龍去脈。他聽著廣播中的報導,記下他認為重要的資訊。他也到戰場周邊之處,詢訪那些目擊者。這些訊息十分龐雜,而且都是片斷,劉祁很清楚自己只能得出一個約略的輪廓,離完整的全貌非常遙遠。比如說,轟炸的飛機究竟從哪個方位飛來,就有不同的說法──或許都對。他很清楚,真正的事實無疑是由盟軍決策、執行,一定從東岸的機場或海上的航空母艦起飛──這就是那位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再三強調、唯一且無庸置疑的「歷史事實」。然而,當一個地面的觀察者,看到飛機從大屯山上方的層雲裏現身,俯衝投彈,又是什麼樣的事實?如果在戰前,他們一定會爭論何謂「事實」,主觀或客觀、哪一個更重要或次要這些問題。但那樣的心情和雅興離劉祁已經十分遙遠。不是因為學問的價值、知識的真確在戰亂中顯得奢侈,而是他越來越感受:知識與學問繫於某種「情境」:誕生於其中,也隨之毀壞。有種學問誕生於出國開會的飛機、衣衫亮麗的研討會和電子資料庫,那樣的學問散發高尚典雅的氣質;操作知識的「理性」就跟訂製合身的西裝、套裝一樣,裁剪每篇論文的字句。如今劉祁身上穿的是耐磨耐髒的工作服,他也穿著這件衣服走進被轟炸、焚毀的戰地,翻找出那些還能辨識的證物和遺物:拍照,存在記憶卡,夾進筆記本。當他啟程離開家鄉時,他抄了一份複本,留在淡水當地的圖書館。如果這個地方在數十百年後復興重生,或許有人會發現這份記錄,知道這個濱海小鎮曾經遭遇什麼樣的災難。他們會知道一個名字:那個人在戰鬥中堅守到底,拯救了其他人的生命。
 
2046 年,國家與思想研究所聯絡研究人員返院,討論接下來的處境。劉祁花了一天的時間,徒步穿越臺北到南港,重回久違的辦公室。有些同事已聯絡不上,有些已經過世。到了之後才知道,院方要各所提出一份留用名單。原來有人向首長建議,人才是可貴的資產,應當向對岸推薦研究人員,保障其生活與工作,為接下來的接收和重建效力。這個人還說:讀書人乃國之根本;1949 年如果沒有搶救學人的計畫,當年流離來臺的人才就不會建立臺灣研究院的前身,如今不過是破鏡重圓。院方因此傳令各所提出人分三等的卓越、傑出和優秀名單,預備透過與對岸交流的學術管道,向上傳達這項請求。國亡城陷在即,許多企業、機構、乃至個人都在想盡辦法攀關係,希望能找出一線生機。
 
國家與思想研究所的動作算慢了,同事之間交換訊息才知道,有的所已經回覆。但每個所的名單,仔細分析都不一樣:有的所全是資深學者,有的剛好相反──有人認為還年輕的人應該自己想辦法,有人卻主張正因為年輕才應給予機會。有的所拒絕回覆,有的所則開出指定名額兩倍以上的名單──如同 1949 年,有的單位舉所來臺,有的堅持留在中國。有人得知自己被列入名單後,堅持拿下,但也有人希望能改善艱難的生活,一再向主管訴苦。國家與思想研究所是 2025 年才成立的新所,管理與領導作風比較美式,重視自由、平等和溝通,最後結論交由每個人自己決定。劉祁已經五十一歲,既不資深也不年輕。他覺得自己已經比所有死去的人都幸運,對未來並無久遠的期盼。他仍然掛念的是在南科院區的女朋友,她在 2025 年隨獨立、合併而新建的多源宇宙與太空考古研究所南遷。接下來的戰事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上一次兩人約在臺中見面,已經是三年前的事。沒人能預想接下來的日子會如何,但劉祁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見她一面。
 

經過一個月,劉祁終於徒步走到大安溪北岸。渡過這條河,前方就是臺中顏家的地盤。對飽受飢荒與失序而流徙的臺北難民來說,那裏是個能夠溫飽、歇息的安全之地。劉祁一路遇到許多人,都說那是他們的目的地,希望能獲得顏家的庇護。這段路程比劉祁預期得容易,但更久。道路雖然可以通行,但移動的車輛非常少見。如果有,也是疾馳而過,把在路邊緩慢行進的徒步者遠拋在後。到處是棄置的車輛──性能完好,但沒有汽油。容易是因為方向很容易辨識,路上也有三三兩兩的行人成群結伴,彼此照應。困難的是飲水和食物。劉祁上路前,就聽人說各地鄉鎮聚落會提供一些物資給南下的難民,尤其那些還能經營農業的地方,尚有援助的餘力。如果要南下,就要沿線一站接一站走。
 
絕大多數縣市鄉鎮的民選或指派首長都喪失了政治權威,很多人被證明毫無能力應對戰時的挑戰。此時出身在地社會的大小領袖,幾乎沒有人不具備深厚實力與待人處事的才能。戰前在學界工作的劉祁,聽過各個學科、各個研究所對這些人的稱呼和標籤,比如「地方派系」、「地方勢力」,「頭人」或「角頭」。那位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事總是語帶輕蔑:「那群土豪」。在劉祁喜愛的政治哲學,這些人毫無位置。然而,當各種制度支撐維繫的現代社會崩塌,生存到最後的人卻是這些被認為最傳統、最土氣、不夠進步的人。劉祁想起以前讀過的中國史,這種人在古代晚期被稱作「豪族」,在近代早期被稱作「鄉紳」。然而,不論政權如何更迭,社會如何變遷,紮根於自己鄉土的人始終有個安全的避難所。劉祁經歷了臺北的陷落,才明白自己和歷史上那些「中央化」的人走上相同的命運──既依存中央的存在而生,也隨中央的陷落而亡。這個中央可以是王朝、首都、國家政權,或資本主義與全球市場底下的企業,吸收、調控各種資源而成就自我。這些建制在鼎盛時呼風喚雨,一旦喪失某些基礎條件又脆弱不堪。
 
路途上,劉祁好幾晚都在寺廟香客大樓的走廊上過夜──床位保留給久住或定居下來的難民;繼續前行的人就找個簡便之處棲身。劉祁領取了飯糰、炒米粉和醬瓜──白天他和幾個外地人一起動手清理被炸毀的房子,換來兩天一夜的食宿。廟方的主持人還指示他們如何走到下一站,該找誰求助,說是他介紹的。隔天早上出發前,劉祁在神前默禱,感謝一路上獲得的幫助。這些宮廟在戰前是鄉鎮居民的信仰中心,戰爭爆發後更是如此,人心的期盼和恐懼只能從神明的沉默中求得片刻的寧靜。但不止於此,宮廟發揮了更多的社會功能。政府的運作因戰局惡化而萎靡──不少官員或公務員離開職守,全國性、區域性的協調日益困難。人們越來越仰賴小範圍的領導和社群,維持日常的生活。劉祁領取的食物是由宮廟組織鄰近的居民,從有限的食糧撥出來救濟一波波南遷的難民。如果不是桃竹苗一帶的宮廟互通聲氣,形成接應的網絡,移動的人流勢必更紊亂,與在地居民的衝突也會更多。各個鄉鎮在頭人的帶領下,狀況好一點或壞一點,至少維持基本的秩序。有些地方的環境尚可、資源較豐富,也比較好客,有些人因此停留下來。
 
大多數難民是集體移動,至少是一個家庭,或幾個家庭約好一起上路,很少像劉祁這樣孤身一人。人們循著各種人際關係連結成群,除了親友,鄰里,還有同公司或社團,但劉祁從沒遇過自己的同類組成團體的。還有一種是教會的兄弟姊妹。劉祁常跟在他們的隊伍後面,因為有時前方會傳來吟唱詩歌的樂聲,先是一個人低聲開口,然後幾個人慢慢附和,聽著讓人感到安慰。有時他們圍成一圈、牽手禱告,也邀請劉祁加入。他聽著喃喃自語般的音聲,有時幾乎忘懷對未來的憂慮,而想起了許多人──已經死的,沒有消息、不知道在哪裏的,還有期盼見到的人。一路上,劉祁當然遇到冷漠、可鄙的人,但也對那些仍維持善良、友善與人性尊嚴的人,感動不已。他想起以前讀過的詩句「三百年來涵養出」,形容那些在十三世紀華北的戰亂中不幸被蒙古人擄走為奴的漢人。這座島上的人們,不也是這塊土地涵養了數百年的花果?
 
劉祁跟這群基督徒分開是在渡過大安溪的前一天。他們的目的地原本也是台中,最後經集體討論,卻決定停留在苗栗南端的小鎮,不再前進。原因之一是有人擔憂接下來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戰事,希望能夠遠離都市化、人口密集的地帶。在這座小鎮過夜時,廟方主持人和劉祁聊起鄰近的狀況,他說有些臺北下來的年輕人都往更深的山裏去,而不是繼續南下:「伊講山頂咖自由、安全」。這些年輕人有時會帶著山產來這裏交換糧食和其他生活的必需品,日子也還過得下去。在這場漫長的戰爭,每個人都學會各種生存的技能,解決各種意想不到的問題。除了戰鬥,生存就是戰時最重要的專業。像劉祁這樣的人只知道書本的世界,能活下來是運氣好。
 

劉祁過河、進入臺中後,沒想到卻留了下來。他原本去尋訪學界的朋友,想歇腳數日,卻被介紹到大度山上的學校授課,暫時棲身。之前的大學已不復存在,校園早因戰火而關閉,而且一度遭到飛彈攻擊,房舍受損。為了收容臺北南下的難民,這一帶在臺中各界的商議下,成為安置的集中地,臺北的幾所大學聯合起來,也在這裏復校。儘管仍不時有空襲警報,但許多難民家長仍希望小孩受教育。劉祁戰前曾在大學兼課,但二十年後他遇到的學生卻截然不同。這一批在戰爭中成長的青年,幾乎不曾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戰爭期間,停課和上課的時間幾乎相等。升學考試早已停辦。每個人的童年和青少年都不再整天被鎖在學校,而是交替在避難所、軍事訓練營,或在街道上開槍射擊。每個青年男女都是一邊讀書,一邊忙碌著生活中的事務:接受各種訓練,謀生打工,還有生離死別。他們幾乎對戰前精緻細膩的浮華世界一無所知,卻對知識和藝術充滿了興趣。劉祁跟這群學生提起戰前的一個名詞:「文青」,每個人都一副難以理解的表情。「因為你們將是文武雙全的一代」,劉祁心中這樣想,卻沒說出口,因為這批自信成熟的年輕人不需要這種多餘的鼓勵。劉祁不知道自己能教他們什麼知識:政治哲學、社會理論、文化研究?難道要教中華的歷史──如今已成敵國,未來將是佔領國,以後自然會有人過來教。歷史上的每一場戰爭都改變了知識的軌跡,有些知識徹底破產,被證明只是穩定體制的慣性遺存、包裝精美的空洞臆想,或學院沙龍的花俏,甚至是論證嚴謹的宣傳洗腦,而有些知識卻萌芽新生,大放異采。經過這二十年的戰爭,劉祁越來越相信,不能與現實、與他人連結的知識是孤立的──那在戰前行得通,但從此不可能了。
 
劉祁在大度山任教的前三個月,大臺中最關鍵的人物顏寬恒來過兩次。據同事說,每一、兩個月,他會派人來向這群從過去的政經與文教中心南下的教授、學者,匯報各種新聞和情報,並請他們討論、發表意見,年事已高的他本人就坐在旁邊靜靜聽著眾人討論,不置可否,他唯一開口、離開前用臺語說的話是:「足趣味,有道理」,然後有禮貌地謝謝大家。大臺中遭受的戰災少於臺北,也未遭遇飢荒的打擊,但同樣需要疏散人口、並接收來自北部的難民,仍是艱鉅的挑戰。政府組織的動員力量不足以真正伸入基層社會的窘境很快暴露無遺,原本只是扮演輔助角色的地方勢力,逐漸介入、推動各種業務,才讓社會與經濟部門勉強維持運作。當國家瀕臨解體,官僚行政的習性與作風根本寸步難行,如果不是靠人與人之間真正的關係,比如信任、人情和承諾,就無法連結起大大小小的社群和團體。戰前在地耕耘已久的顏家,盡力調節資源和利益──必要時也使用強制力,讓人們維持可以接受的生活水準,逐漸成為非正式、但眾望所歸的領袖。在 2046 年,顏寬恒已經是六十九歲的年邁長者。在二十年的戰爭期間,正是他設法解決各種前所未有的難題。他也因此遭到敵軍的伏擊,刺客的暗殺和兄弟的背叛,受過重傷,但存活下來。劉祁在會議室中看到他,行動有些不便,方臉的左側還有舊傷疤,但態度穩重、總是低眉閉目的神色十分淡然,有股讓人無法看透的氣勢。劉祁二十幾歲時,曾在電視上看過他出席立法院會,經歷落選,還有其後罷免和補選的一切風波。但那些的勝利與失敗、得意與挫折,跟這二十年間經歷的磨難與生存下來的強韌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了。
 
除了偶爾現身大度山,顏寬恒有時也客氣請求大度山的教授、學者代擬文稿,用於廣播宣講或傳單,鼓舞、安定大臺中的民心士氣。有人樂於接下這項任務,視之為靠近權勢人物的大好機會,可以提昇自己的地位和處境。然而,經過幾次卻發現,顏寬恒上電臺講的、或印出來的內容,有時完全與代擬的文稿相反,顯然他有自己的判斷取捨和其他幕僚的修訂。也有人從一開始就迴避這些事,不希望和大臺中實質的領導者有太多牽扯,因為他們擔憂日後的新政權會一併清算──沒人能預測新的外來政權入主之後,將如何對待這些地方的大小頭人。劉祁的專業是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如果他更熟悉歷史上的人事物──尤其中華的歷史,會有比較高的政治敏感度。但他新來乍到,還在適應,這份漸漸為眾人不喜的差事就推給他。
 
劉祁接下的第一份文稿,題目是「顧好咱的家園」,讓剛從臺     北南下的他傷透腦筋,不知如何下筆。劉祁想起戰前,顏寬恒的父親說過一句話讓他印象特深。那是 2019 年,國民黨正為了推派誰投入隔年的總統大選而紛擾不已。顏寬恒的父親說:「有錢是他家的事」,拒絕支持其中一位財大氣粗的首富。劉祁當年人在臺北,這座城市的所有傳媒沒有不歌頌讚美企業成功人士,為榮華富貴錦上添花。他難以想像,竟然有人如此公然不馴。劉祁後來常細細咀嚼這句話,慢慢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權力是他家的事」、「有知識是他家的事」、「有正義是他家的事」。一個人如果不會依附在自認或公認有錢的首富腳下,聽任指使,也不會任其他自認或公認有權力、有地位、有知識、有正義的人宰割。劉祁自問:難道我就要任憑這些人來左右我的命運?侵害我的生存與利益?我自己、我的家,乃至我的國家,應該追求自己的財富、地位和權力、建立知識和正義的論述。一個人必須認同自我的存在、利益與正當性──熟悉政治哲學的劉祁,很清楚這一點意義重大。如果有一天他想寫作一部《臺灣政治理念史》,他會以〈有錢是他家的事〉命名其中一章。於是,劉祁引用了這個話頭,然後舖排成:「有航空母艦、有超音速飛彈、有太空武器是他家的事,咱無論如何,要顧好自己的家園」,寫進那一篇代筆的文稿。
 
在那之後,劉祁還代筆好幾篇文稿。經過幾個月,某次固定的時事彙報結束,顏寬恒向校長提起,說要去校園散步,想找劉祁講幾句話。於是劉祁被召喚,隨同貼身隨護和彙報時事的主持人,四人一起緩步從文理大道的頂端往下走。文理大道兩旁有人持槍來回戒護,但其他人都隔在一段距離之外。顏寬恒對劉祁問起來臺中的生活如何?是否適應?也問他在臺北的經歷和見聞,以及穿越桃竹苗的狀況。顏寬恒聽了只點點頭,偶爾說:「那個人我知」。劉祁心想,雖然他不離開臺中,但情報和消息的觸角一定伸得老遠。
 
文理大道走到一半,話題逐漸開展。顏寬恒以老人家的嗓音、低沉說著臺語﹔「上次聽人唸你的文章,讓我想起打仗之前那幾年。那時阮家很慘。每一個黨都打阮。國民黨執政時是這樣,民進黨同款。臺北人每天出新聞修理阮,隴看阮不起。當時有人講我有禮貌沒才調。結果,那個人連伊自己的黨嘛顧不好、散散去。伊敢知影待人處事有這簡單嗎?打仗之後,那些首富哪一個不是坐上飛機走去?我如果想要走,當然沒問題。但我若走了,代誌就亂了。這麼多鄉親和兄弟,誰要來照顧?」
 
「聽校長說你想要辭職去高雄找女朋友。我已經派人去找到伊。這是伊寫給你的信。」他示意身邊的人,劉祁收下信封,封面是他記憶中的筆跡。「我想拜託你一件代誌。美國派人跟我聯絡,說他們這次準備好了,要再回來臺灣。這件代誌不是秘密,中國那邊也知道。我身邊當然有中國埋伏的人,我也知道是誰。但不要緊。重點是我想拜託你和我的人去一趟美國,把你看到的、聽到的和想到的,回來跟我報告,給我參考。這一趟當然有性命危險,要坐船和換飛機。你若不想去,也不勉強。留在臺中,或是要去高雄攏好。」
 
劉祁只覺得手裏的信和他聽到的話一樣沉重。這是個難以拒絕的提議──而且,為了她,和其他人。此時四個人已經走到文理大道的尾端,過去的草坪如今已成一片焦土,路思義教堂只剩殘磚廢瓦。過去那座聳立優雅的建築物,如今像一張被踩爛、破碎的臉。顏寬恒停步:「打仗以前,我帶囝兒和孫兒來這玩。這兒風景足水。不管將來是哪一個國家會來,美國也好,中國也好,我都不會走。等有一天,咱籌錢重建這座教堂。雖然我不是教徒,但它是咱臺中的地標,不能讓它消失。這是咱的土地和家園。」

 



 

後記

最初動念寫這個故事是因為我正在閱讀一段亡國史的篇章。那是十三世紀的華北,由女真與漢人合建的金國,被蒙古人滅亡的過程。金國滅亡後的華北,出現了兩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在地的大小軍閥和全真教。這些地方勢力和全真教士收留、保護華北的難民,還接納、庇護從汴京(開封)逃難出來的士大夫。我讀著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看著臺灣的報刊新聞不時提及「地方派系」和「宮廟」──當時正為了臺中第二選區立委罷免而紛擾,不由得產生微妙的聯想。全真教不就是十三世紀華北的「宮廟」?而那些在自己的鄉土糾集民兵、保護家園的地方軍閥,豈不近似「地方勢力」?我看到許多新聞和評論,對於地方勢力和宮廟,幾乎很少有正面的評價,而且有程度不等的敵視,甚至歧視。然而,在現代社會,宮廟和地方勢力,真的那麼壞嗎?萬一我們所棲居的社會環境產生鉅變,臺灣的宮廟和地方勢力,是否會像十三世紀的華北,成為拯救民眾的關鍵?所以,我沿著這個思路,寫了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裏的情節皆有歷史的本。金國從遷都到亡國的時間約略二十年。亡國之前的汴京,經歷了圍城、飢荒、瘟疫和政變。金國二十年的抗戰不只讓親身經歷者記憶深刻、連後世史家也為之敬佩──那可是一個立國才約百年的國家,內部的階級、族群有著各種衝突,國家政策也在搖擺。汴京城陷之前,元好問寫信給在蒙古軍中的耶律楚材,信中推薦數十位金國的讀書人,希望這些人能受到保護。元好問和劉祁(本文的主角就是借用他的名字),則在城陷後的一、兩年──堪稱一生境遇最慘淡的光景,同時立志寫史,記錄金國抗戰中的勇士,思考失敗的原因。全真教士集結、拯救難民的事迹更是豐富,記載在許多人身後的傳記中。
 
後來,以華北各地的勢力範圍為據點,結合了過去難以互相接觸的三種人:士大夫、全真教士與軍閥。亡國之前,金國核心的士大夫很難看得起那些土豪領袖或作風古怪的全真教士。但亡國之後,他們才真正見識到過去輕蔑的兩種人擁有自己不曉得的力量,才提筆為文,記錄這些領袖和教士的事迹。後世有些學者批評這些漢人士大夫是奉承、虛偽或缺乏氣節──因為這些領袖和教士都與征服者蒙古人合作。但我推想,這些經歷國家滅亡巨大震盪與創傷的士大夫、讀書人──在現代社會可能是學者、教授、作家,或高階文官,一定深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與無意義;對於自己之前依附在政權核心的位置,從而居高臨下賤視「異己」的「他者」:土豪和宮廟,有了一絲反省。至於這些讀書人、全真教士與土豪「世侯」──蒙古人承認其家族勢力,日後如何進一步滲透到新的征服者、外來政權的內部,去影響蒙古人如何統治中華,那又是另一個複雜的故事了。
 
為什麼要寫一個虛構未來的故事?不好好寫歷史或歷史故事就好嗎?現實社會與過去歷史之間的關聯性,需要用虛構的未來嫁接兩者嗎?我從大學起接受的歷史學專業教育,常要求它的學徒必須嚴謹區分兩者:一個歷史學者可以受現實的影響、進而產生歷史的興趣,也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有相似或值得參考之處,但無論如何,現實與歷史就是兩回事。有些學者可能會寫一篇中國歷史上「太學生」「清議」運動,順便評論他所見的「學生運動」,不管是天安門、野百合或太陽花。這種方式有時很隱晦,因為作者只在結論略作暗示;有時會稍微直接,點明作者本人就是拿兩者來比較、比擬。如果我採取這種寫法:那我就要先寫出十三世紀的歷史和故事,然後在文章結束時再提醒讀者:把眼光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交替、轉換,進而重新思考自己面對的問題。這種方式沒有不好,只是我覺得有點老派和單調。我想換個方式,探索歷史的材料到底還能怎麼用?除了歷史事實、歷史教訓、歷史故事、歷史穿越,還能不能有其他的運用方式?
 
或許因為我正在看《高堡奇人》的影集──美國在二次大戰落敗,被納粹統治的「多元宇宙」故事,讓我覺得也可以一試。《高堡奇人》虛構的未來,其實並非完全憑空設想,而是依據二次戰後的現實與歷史。這個故事寫到一半時,我也翻閱了陳冠中的《建豐二年》,欣賞這位作者如何搬弄已知的歷史到另一個變形的時空。如果找到竅門,或許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歷史,大膽想像未來。結合虛構與非虛構、歷史和小說,歷史學者可以用獨特的方式,批判和評論現實。這個故事就是初步的嘗試。
 
虛構與事實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與其論述、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不如自己打毛線、自己編織連連看。若有餘力、餘閒和餘興,嘗試創造、而非評論,必能為我島的文化注入更不一樣的質素。一旦自己動手,肯定會發現沒有那麼困難,但也沒有那麼容易。就算自己穿上自己織的一件醜毛衣,其意義與潛力仍非翻譯的、進口的、代工的名牌可比。有些技藝只有自己施展得出來,才算數。
 
因為按照十三世紀歷史劇本的走向,這個故事最後安排了地方權勢者登場──顏寬恒。但這篇文章不是政治業配,也不是要「洗白」什麼人──把塑膠鍍成金的,跟把黑的洗成白的,前者沒有更高尚,而我也不認為有誰的本質天生就是壞的。我不自認對臺灣社會有深刻的了解,但至少還知道在各個領域,到處都有派系、集團和家族的傳承,山頭、地盤和小圈子的劃分──這都是人之常情。身為研究者,又怎麼會不清楚人類社會各種精巧奧妙的支配方式──思想、論述的說服、操縱和訛詐,如今才讓人更感到恐怖。擅長此道的幫凶,往往更為隱蔽。我的同溫層對在地勢力者的態度是不以為然,甚至輕蔑。其實我也應該跟他們一樣,形成良好的自我感覺:高等教育、國際網絡、知識和進步的理念──如果還有傲人的財富和家世,就更高人好幾等。然而,如果讓我輕蔑這些在地頭人,總讓我回想起一九八零年代的小時候:城市人看不起鄉下人,臺北人看不起臺北以外的人,功課好看不起那些功課差、講話粗魯、但體育好的人。
 
如果要分析這種歧視鏈,可以說的內容實在太多。然而,我的自我優越感之所以受到抑制,或許和歷史學有點關係。歷史學者習慣面對傳統和古代社會中的各色人物──從皇帝、豪族到強盜,而這些人無一能躲掉以現代價值為尺度的檢視,幾乎每個人都應該被「轉型正義」,幾乎每個人都「政治不正確」。但歷史學者無法簡單用批判的態度看待歷史上的人事物。然而,歷史學者真正的危險卻是太習慣接受這些人,視為理所當然。如果最糟糕的左派是認定一切都不合理,那麼最糟糕的歷史學則認為歷史上存在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合理的。合理與不合理的拉扯,或許不像人類未能感知的地殼變動那麼緩慢,但在人一生的感知中也夠緩慢了。人或許只是不得已要習慣這種速度,以及合理與不合理同時並存且互相轉化的矛盾。
 
從十三世紀金國滅亡的歷史投射到臺灣未來的這個故事,若有啟示的意義,或許是不同出身的人──種族(漢人、女真人、契丹人及其他)、階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職業(軍人、官僚與文人)和文化,一同抵禦蒙古人的威脅與侵略。有些人必須等到國家滅亡,一切既有的結構和界限被破壞之後,被迫撤除心中的壁壘,才能發現那些與己不同之人的價值。但願我們國家的人民在那之前就能伸出手,試探彼此的友誼。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文章資訊
作者 廖宜方
刊登日期 2022-02-15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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