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臺海戰爭爆發── 2046年，未來的歷史、戰爭與知識

2046 年，臺灣抵抗中國的戰爭進入尾聲。沒人預想這場戰爭竟然進行二十年。然而，歷經金馬奪島、澎湖空戰和釣魚臺海戰，以及各種型態、斷斷續續的衝突，最後臺灣所有的外援都斷絕了。赴援的國家多因內部動盪，自顧不暇，先後退出聯軍。第一片的骨牌仍然堅持不倒，但第二、三、四片及其後的骨牌卻已經承受不了氣候危機、貿易中斷的紊亂、Covid-46 的流行，難民問題和貧富差距惡化的衝擊，各自退縮。在這一年，劉祁也開始逃難，離開臺北。
 
臺北成為荒城很久了。中央政府在開戰後的第三年遷離，至此軍政指揮系統已經瓦解，無法組成有效的國防力量。敵人的三軍幾乎可以輕易登陸、空降，甚至直接駛進臺北港、基隆港。但遲遲沒有行動，因為毫無急迫性，早已是囊中物。藉由臺灣牽制、拖垮、打擊自由世界的真正目標已經成功，這座島也失去戰略價值。既不用留人，甚至不用留島。派軍進駐，反而必須承擔治理的任務，不如讓這座島上的人民自生自滅一陣子。尤其臺北，歷經多年戰火摧殘，飢荒、幅射污染和水源中斷等，已經陷入人道危機的緊急狀態，但整個世界已經聽不到這裏的呼聲，對外通訊的手段幾乎都失效了。
 
臺北從一開戰就是重點打擊的對象，打擊的重點卻出人意外：糧食供應。此處近千萬的人口，每日需要超過上千公噸魚肉蔬果和米麵。這些資源若非進口，即從臺灣的北中南東其他地方輸送而來，再經由批發市場流通分配。這一點成為敵軍精準打擊的目標，經由潛伏在臺的間諜特工和第五縱隊的暗助，通往臺北的橋樑被爆破，供應的車隊被伏擊，運銷市場被縱火焚毀。中央政府東補西救，卻遲遲未能洞察敵軍真正的意圖：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持久戰、生命的消耗戰，與沒有人性的戰爭；與其突襲斬首神經中樞，不如切斷四肢和末端，使其緩慢流血至死。敵軍就是要割除臺灣各地之間的連繫，第一步就是讓最龐大、最密集、也最脆弱的臺北陷入混亂和孤立。中央政府的轉移和疏散人口計畫，在戰亂中緩慢進行。劉祁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竟然拖延這麼久，還不肯走。
 
劉祁在戰爭爆發前兩年，才入職臺灣研究院國家與思想研究所。2024 年，新總統就任後，著手修憲、政府組織改造和正名。直屬總統府的中央研究院也在變革之內。最早成立於 1928 年中國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才剛啟動籌備的百年院慶活動被喊停，在國會和民意的要求下更名為「臺灣研究院」。更名也引發了不大不小的風波。有人投書主張不應更名，中央研究院是歷史招牌，而且中國早就想取回這個名稱。但這是一廂情願的可笑想法。新中國成立後，早就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機構、傳統和聲望：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為「中央研究院」改名，自然被視為「去中國化」的步驟和罪狀。中國既不可能重新採用這個舊名號，也不准它走入歷史。在一陣紛擾中，更名於 2025 年完成，新總統出席了在南港院區的盛大典禮。劉祁在人社大樓的國際會議廳，聽著總統演講。當總統最後以低沈的嗓音說：「我們將以自己真正的名字，昂首走向全世界」，現場掀起一陣又一陣的掌聲，連大樓外頭草坪上的人都能感受到震動，劉祁也不禁熱淚盈眶，這一年他才三十歲。
 

一

戰爭在隔年就爆發了。劉祁如今回想起這二十年，時間流移的感覺時快時慢：有時痛苦煎熬、度日如年，有時勝利的歡愉又時光飛逝。二十年間當然不是密集、不間斷的衝突，而是交替著熱戰、停火與和談。戰鬥的死傷一定是真實的，但和談的言語和表演則讓人困惑，分不清真假。當雙方暫時休兵，更沒人能預測接下來的走向是更熾烈的攻擊，亦或平安生活的開端。沒有一場真正的戰爭會按照模擬兵推的劇本走，而是充斥各種意外、偶然和缺失。有時敵人浩大猛烈的攻擊被我軍從來沒聽過的英雄奮勇抵擋下來，有時破口卻又從最不可置信的地方裂開。臺灣社會真正的脆弱與強韌，惰性與慣習至此暴露無遺，許多眾所皆知的沈疴毫不意外如癌末病人束手無策，不過，也萌生了不少沒人想過的連結與創造力。有些人的真面目被撕開，被證明是懦夫、間諜，或只是傑出的演說家，空洞虛偽的話語毫無撫慰或激勵人心的力量。有些人之前默默無聞，卻忽然嶄露頭角，正被寄予厚望，卻在意外的情境下英勇犧牲。
 
很快就有人逃走了。戰爭爆發後，有些人趁海空被封鎖、斷航之前，逃赴國外避難：近如日韓、東南亞，遠則澳紐和美國，甚至更遠。少部分人觀望局勢，在一度好轉後返回臺灣，但再度惡化後又無法離開，因而懊悔不已。還有一種反向的逃亡：偷渡投奔對岸。招降是戰爭的一部分，是裹著糖衣的匕首。有些臺灣人深信晚降不如早降，待遇肯定比較優厚，歷史上的例子都是這樣。甚至有機會晉昇為管理職──有些戰俘、叛逃或投降者被安置在福建、浙江的集中營。然而，劉祁也聽到傳聞，這些集中營裏的臺灣人，最後都被送上火車，運往連地圖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下落不明，而不是像宣傳影片看到的那樣：被分配到風光明媚的田園，歡笑著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真正扼止偷渡潮流的是一支虐殺俘虜的影片。影片中的青年男子以台灣人熟悉的腔調哭喊著「我不是騙子」後被殘忍殺害。這支影片當然是刻意拍攝和流出，和那些以美好生活誘降的影片交替使用，分別鎖定不同受眾的心態，施以精準打擊。然而，影片中那位臺灣人的身份最後被證實是國民黨代理主席之子。他和密使一同前往對岸，企圖建立秘密的溝通管道，但不曉得什麼緣故陰錯陽差，結果走上不幸的不歸路。當他的父親在電視上聲淚俱下控訴時，劉祁並不感到同情。此後，再也沒有人兜售和平協議或投降的解藥。
 
劉祁並非幸災樂禍，對叛逃者冷酷無情，也不是戰爭的死傷讓他麻木，而是這二十年間人性的複雜、命運的多變，讓他的情感不像年輕時那麼容易起伏。開戰之後，有些平素激昂倡議獨立的同事，反而憂慮消沉，而那些期盼兩岸友好的人則神情哀戚。兩種人中都有人趕著以各種名義申請出國，也都有人默默守候家園。劉祁當然也想過，但他在臺灣完成學業，國外的人際網絡單薄，根本搶不到那些有限的名額。當 2030 年臺灣遭遇開戰以來最大的挫敗，情勢全面看壞，劉祁也想過是否應該多準備幾條退路、出路或生路。當時許多人都在探詢偷渡的機會，早有人利用這個管道輾轉接出在臺灣的親人朋友。劉祁住在臺北城郊的淡水，鄰近的東北角海岸一直有人在半夜冒險搭船。他在市場中聽過魚販談起大人、小孩的價碼。「歡迎同胞歸來，一切都準備好了」，只要能平安上岸、表示投誠，我們將安頓好一切生活──宣傳影片和廣播特別用臺灣人習慣的腔調，放送柔軟的話語。
 
劉祁和大多數人一樣，不是那種有勇氣出頭的人。開戰前後，有些人高嚷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劉祁覺得自己如果不能成為第一個倒下的人，那麼他就說不出那句話。直到 2037 年那場慘勝的惡仗──淡水河口的反登陸戰，許多男女市民，從少年、青年、中年人到老年人，自發組成義勇軍協助扼守通往臺北的市街。但由於臨時變換戰術──渴盼已久的外援終於趕上，所有地面部隊受命撤退，但機動性差的民兵慢了一步，結果有些人與敵軍一同葬身大規模轟炸的火海中。那一天，劉祁躲藏在大樓的地下室，聽著悶悶的聲響和震動，當他走出來，滿街傳來哭泣嚎叫的聲音，空氣瀰漫焦臭難聞的氣味，山坡下燃燒的煙霧沖天升起，幾乎遮蔽了觀音山。他終於明白：一個人要有自己的決定，可以離開，也可以倒下；如果沒有死的覺悟，至少也要有生的覺悟。此後，他斷了要離開的念頭。
 

二

2037 年之後，劉祁任職的國家與思想研究所，正式宣佈所有人員停止辦公，進入半關閉的狀態。戰爭爆發後，劉祁的研究工作幾乎停頓。不是因為安穩平靜的日常生活被打亂，而是他對自己的專業產生了懷疑：中世紀的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這些哲學和理論並非不曾觸及戰爭的課題──如果他想，也能寫出一篇文章：〈比較朱熹與奧古斯丁如何思考戰爭、正義與身體〉。但這樣的論文能夠控訴這場不義的侵略、傳達生命的痛苦？寫給誰看？又要發表在哪裏？不要說學術期刊，各種傳播媒體已隨漫長的戰爭而先後消失：報紙雜誌、電視和網路，皆隨基礎設施受損，或資源匱乏而停止，人們最後只能收聽廣播，小傳單和口語流傳的消息。廣播成為最後可依賴的單向媒體，官方與私人營運的區域電臺仍然放送新聞、政府通報和歌曲。廣告銳減，但還有談話節目，許多人分享著戰時生活的痛苦和小確幸，也有尋人和報平安的節目。比起戰前的各種媒體平臺，充斥無所不在的行銷與見縫插針的假消息，廣播電臺的訊息量少，簡單，而且容易聽過就忘。剛開始劉祁總是固定收聽政府通告的消息，不錯過任何一條可以讓自己更能掌握局勢、超前部署、至少不落後他人的資訊。但久而久之，他感到疲乏和徒勞。因為他發現，無論在戰前或戰後，資訊的多寡都不是決定他生存、行動與決斷最核心的要素。當他慢慢放棄這種關注，也有了更多時間讀讀書、思考和遙想過去人生的點滴。
 
有一天，他從廣播聽見似曾相識的名字，提到一名軍官如何在淡水河口的戰役英勇犧牲的事跡──如果不是他堅守陣地，許多部隊和民兵來不及後撤。劉祁過了兩天才想起他們曾就讀同一所高中，印象中是個愛捉弄人的青少年，但不曉得他何時成為一名盡忠職守的軍人。這一則報導出來後，他陸續聽到街坊鄰居隨之說起那一天的戰況，有些傷者還收容在附近的戰地醫院。劉祁終於鼓起勇氣，踏進那座戰場看一眼：滿目瘡痍、宛如鬼域的廢墟。過去曾是遊客如織的市街，如今就像活生生的人被燒成殘缺的骨骸，勉強還能辨識人形。經歷十年以上的戰爭，所有人都明白毀滅是怎麼一回事。剛開始，還有人拍照上傳、記錄生活，但大多難以為繼──社群網站的伺服器關閉，網路斷斷續續，有限的電力變得珍貴。劉祁知道，這一切很快將被遺忘。接下來還會有下一個戰場，還有更殘忍的死傷，更無法直視的真實。他沒來由想起戰前有個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資深學者，有時聚會聊到一些社會和文化的現象與議題，他總是一副沒人聽他講的酸言酸語說：「不重要，反正很快就忘了，沒什麼人會在意」。從廢墟走出來，他想多吸幾口空氣，平撫體內翻湧的胃液，趕在入夜宵禁前，循著漆黑的巷弄走回家，突然有個念頭卻像子彈從嘴巴射出來：「別人怎麼樣我不管，我覺得重要，我在意，我要記住。」
 
之後，劉祁開始提筆──真正的筆，在筆記本寫下他記得、聽到、看到和想過的人事物，設法拼湊出這場河口攻防戰的來龍去脈。他聽著廣播中的報導，記下他認為重要的資訊。他也到戰場周邊之處，詢訪那些目擊者。這些訊息十分龐雜，而且都是片斷，劉祁很清楚自己只能得出一個約略的輪廓，離完整的全貌非常遙遠。比如說，轟炸的飛機究竟從哪個方位飛來，就有不同的說法──或許都對。他很清楚，真正的事實無疑是由盟軍決策、執行，一定從東岸的機場或海上的航空母艦起飛──這就是那位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再三強調、唯一且無庸置疑的「歷史事實」。然而，當一個地面的觀察者，看到飛機從大屯山上方的層雲裏現身，俯衝投彈，又是什麼樣的事實？如果在戰前，他們一定會爭論何謂「事實」，主觀或客觀、哪一個更重要或次要這些問題。但那樣的心情和雅興離劉祁已經十分遙遠。不是因為學問的價值、知識的真確在戰亂中顯得奢侈，而是他越來越感受：知識與學問繫於某種「情境」：誕生於其中，也隨之毀壞。有種學問誕生於出國開會的飛機、衣衫亮麗的研討會和電子資料庫，那樣的學問散發高尚典雅的氣質；操作知識的「理性」就跟訂製合身的西裝、套裝一樣，裁剪每篇論文的字句。如今劉祁身上穿的是耐磨耐髒的工作服，他也穿著這件衣服走進被轟炸、焚毀的戰地，翻找出那些還能辨識的證物和遺物：拍照，存在記憶卡，夾進筆記本。當他啟程離開家鄉時，他抄了一份複本，留在淡水當地的圖書館。如果這個地方在數十百年後復興重生，或許有人會發現這份記錄，知道這個濱海小鎮曾經遭遇什麼樣的災難。他們會知道一個名字：那個人在戰鬥中堅守到底，拯救了其他人的生命。
 
2046 年，國家與思想研究所聯絡研究人員返院，討論接下來的處境。劉祁花了一天的時間，徒步穿越臺北到南港，重回久違的辦公室。有些同事已聯絡不上，有些已經過世。到了之後才知道，院方要各所提出一份留用名單。原來有人向首長建議，人才是可貴的資產，應當向對岸推薦研究人員，保障其生活與工作，為接下來的接收和重建效力。這個人還說：讀書人乃國之根本；1949 年如果沒有搶救學人的計畫，當年流離來臺的人才就不會建立臺灣研究院的前身，如今不過是破鏡重圓。院方因此傳令各所提出人分三等的卓越、傑出和優秀名單，預備透過與對岸交流的學術管道，向上傳達這項請求。國亡城陷在即，許多企業、機構、乃至個人都在想盡辦法攀關係，希望能找出一線生機。
 
國家與思想研究所的動作算慢了，同事之間交換訊息才知道，有的所已經回覆。但每個所的名單，仔細分析都不一樣：有的所全是資深學者，有的剛好相反──有人認為還年輕的人應該自己想辦法，有人卻主張正因為年輕才應給予機會。有的所拒絕回覆，有的所則開出指定名額兩倍以上的名單──如同 1949 年，有的單位舉所來臺，有的堅持留在中國。有人得知自己被列入名單後，堅持拿下，但也有人希望能改善艱難的生活，一再向主管訴苦。國家與思想研究所是 2025 年才成立的新所，管理與領導作風比較美式，重視自由、平等和溝通，最後結論交由每個人自己決定。劉祁已經五十一歲，既不資深也不年輕。他覺得自己已經比所有死去的人都幸運，對未來並無久遠的期盼。他仍然掛念的是在南科院區的女朋友，她在 2025 年隨獨立、合併而新建的多源宇宙與太空考古研究所南遷。接下來的戰事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上一次兩人約在臺中見面，已經是三年前的事。沒人能預想接下來的日子會如何，但劉祁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見她一面。
 

三

經過一個月，劉祁終於徒步走到大安溪北岸。渡過這條河，前方就是臺中顏家的地盤。對飽受飢荒與失序而流徙的臺北難民來說，那裏是個能夠溫飽、歇息的安全之地。劉祁一路遇到許多人，都說那是他們的目的地，希望能獲得顏家的庇護。這段路程比劉祁預期得容易，但更久。道路雖然可以通行，但移動的車輛非常少見。如果有，也是疾馳而過，把在路邊緩慢行進的徒步者遠拋在後。到處是棄置的車輛──性能完好，但沒有汽油。容易是因為方向很容易辨識，路上也有三三兩兩的行人成群結伴，彼此照應。困難的是飲水和食物。劉祁上路前，就聽人說各地鄉鎮聚落會提供一些物資給南下的難民，尤其那些還能經營農業的地方，尚有援助的餘力。如果要南下，就要沿線一站接一站走。
 
絕大多數縣市鄉鎮的民選或指派首長都喪失了政治權威，很多人被證明毫無能力應對戰時的挑戰。此時出身在地社會的大小領袖，幾乎沒有人不具備深厚實力與待人處事的才能。戰前在學界工作的劉祁，聽過各個學科、各個研究所對這些人的稱呼和標籤，比如「地方派系」、「地方勢力」，「頭人」或「角頭」。那位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事總是語帶輕蔑：「那群土豪」。在劉祁喜愛的政治哲學，這些人毫無位置。然而，當各種制度支撐維繫的現代社會崩塌，生存到最後的人卻是這些被認為最傳統、最土氣、不夠進步的人。劉祁想起以前讀過的中國史，這種人在古代晚期被稱作「豪族」，在近代早期被稱作「鄉紳」。然而，不論政權如何更迭，社會如何變遷，紮根於自己鄉土的人始終有個安全的避難所。劉祁經歷了臺北的陷落，才明白自己和歷史上那些「中央化」的人走上相同的命運──既依存中央的存在而生，也隨中央的陷落而亡。這個中央可以是王朝、首都、國家政權，或資本主義與全球市場底下的企業，吸收、調控各種資源而成就自我。這些建制在鼎盛時呼風喚雨，一旦喪失某些基礎條件又脆弱不堪。
 
路途上，劉祁好幾晚都在寺廟香客大樓的走廊上過夜──床位保留給久住或定居下來的難民；繼續前行的人就找個簡便之處棲身。劉祁領取了飯糰、炒米粉和醬瓜──白天他和幾個外地人一起動手清理被炸毀的房子，換來兩天一夜的食宿。廟方的主持人還指示他們如何走到下一站，該找誰求助，說是他介紹的。隔天早上出發前，劉祁在神前默禱，感謝一路上獲得的幫助。這些宮廟在戰前是鄉鎮居民的信仰中心，戰爭爆發後更是如此，人心的期盼和恐懼只能從神明的沉默中求得片刻的寧靜。但不止於此，宮廟發揮了更多的社會功能。政府的運作因戰局惡化而萎靡──不少官員或公務員離開職守，全國性、區域性的協調日益困難。人們越來越仰賴小範圍的領導和社群，維持日常的生活。劉祁領取的食物是由宮廟組織鄰近的居民，從有限的食糧撥出來救濟一波波南遷的難民。如果不是桃竹苗一帶的宮廟互通聲氣，形成接應的網絡，移動的人流勢必更紊亂，與在地居民的衝突也會更多。各個鄉鎮在頭人的帶領下，狀況好一點或壞一點，至少維持基本的秩序。有些地方的環境尚可、資源較豐富，也比較好客，有些人因此停留下來。
 
大多數難民是集體移動，至少是一個家庭，或幾個家庭約好一起上路，很少像劉祁這樣孤身一人。人們循著各種人際關係連結成群，除了親友，鄰里，還有同公司或社團，但劉祁從沒遇過自己的同類組成團體的。還有一種是教會的兄弟姊妹。劉祁常跟在他們的隊伍後面，因為有時前方會傳來吟唱詩歌的樂聲，先是一個人低聲開口，然後幾個人慢慢附和，聽著讓人感到安慰。有時他們圍成一圈、牽手禱告，也邀請劉祁加入。他聽著喃喃自語般的音聲，有時幾乎忘懷對未來的憂慮，而想起了許多人──已經死的，沒有消息、不知道在哪裏的，還有期盼見到的人。一路上，劉祁當然遇到冷漠、可鄙的人，但也對那些仍維持善良、友善與人性尊嚴的人，感動不已。他想起以前讀過的詩句「三百年來涵養出」，形容那些在十三世紀華北的戰亂中不幸被蒙古人擄走為奴的漢人。這座島上的人們，不也是這塊土地涵養了數百年的花果？
 
劉祁跟這群基督徒分開是在渡過大安溪的前一天。他們的目的地原本也是台中，最後經集體討論，卻決定停留在苗栗南端的小鎮，不再前進。原因之一是有人擔憂接下來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戰事，希望能夠遠離都市化、人口密集的地帶。在這座小鎮過夜時，廟方主持人和劉祁聊起鄰近的狀況，他說有些臺北下來的年輕人都往更深的山裏去，而不是繼續南下：「伊講山頂咖自由、安全」。這些年輕人有時會帶著山產來這裏交換糧食和其他生活的必需品，日子也還過得下去。在這場漫長的戰爭，每個人都學會各種生存的技能，解決各種意想不到的問題。除了戰鬥，生存就是戰時最重要的專業。像劉祁這樣的人只知道書本的世界，能活下來是運氣好。
 

終

劉祁過河、進入臺中後，沒想到卻留了下來。他原本去尋訪學界的朋友，想歇腳數日，卻被介紹到大度山上的學校授課，暫時棲身。之前的大學已不復存在，校園早因戰火而關閉，而且一度遭到飛彈攻擊，房舍受損。為了收容臺北南下的難民，這一帶在臺中各界的商議下，成為安置的集中地，臺北的幾所大學聯合起來，也在這裏復校。儘管仍不時有空襲警報，但許多難民家長仍希望小孩受教育。劉祁戰前曾在大學兼課，但二十年後他遇到的學生卻截然不同。這一批在戰爭中成長的青年，幾乎不曾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戰爭期間，停課和上課的時間幾乎相等。升學考試早已停辦。每個人的童年和青少年都不再整天被鎖在學校，而是交替在避難所、軍事訓練營，或在街道上開槍射擊。每個青年男女都是一邊讀書，一邊忙碌著生活中的事務：接受各種訓練，謀生打工，還有生離死別。他們幾乎對戰前精緻細膩的浮華世界一無所知，卻對知識和藝術充滿了興趣。劉祁跟這群學生提起戰前的一個名詞：「文青」，每個人都一副難以理解的表情。「因為你們將是文武雙全的一代」，劉祁心中這樣想，卻沒說出口，因為這批自信成熟的年輕人不需要這種多餘的鼓勵。劉祁不知道自己能教他們什麼知識：政治哲學、社會理論、文化研究？難道要教中華的歷史──如今已成敵國，未來將是佔領國，以後自然會有人過來教。歷史上的每一場戰爭都改變了知識的軌跡，有些知識徹底破產，被證明只是穩定體制的慣性遺存、包裝精美的空洞臆想，或學院沙龍的花俏，甚至是論證嚴謹的宣傳洗腦，而有些知識卻萌芽新生，大放異采。經過這二十年的戰爭，劉祁越來越相信，不能與現實、與他人連結的知識是孤立的──那在戰前行得通，但從此不可能了。
 
劉祁在大度山任教的前三個月，大臺中最關鍵的人物顏寬恒來過兩次。據同事說，每一、兩個月，他會派人來向這群從過去的政經與文教中心南下的教授、學者，匯報各種新聞和情報，並請他們討論、發表意見，年事已高的他本人就坐在旁邊靜靜聽著眾人討論，不置可否，他唯一開口、離開前用臺語說的話是：「足趣味，有道理」，然後有禮貌地謝謝大家。大臺中遭受的戰災少於臺北，也未遭遇飢荒的打擊，但同樣需要疏散人口、並接收來自北部的難民，仍是艱鉅的挑戰。政府組織的動員力量不足以真正伸入基層社會的窘境很快暴露無遺，原本只是扮演輔助角色的地方勢力，逐漸介入、推動各種業務，才讓社會與經濟部門勉強維持運作。當國家瀕臨解體，官僚行政的習性與作風根本寸步難行，如果不是靠人與人之間真正的關係，比如信任、人情和承諾，就無法連結起大大小小的社群和團體。戰前在地耕耘已久的顏家，盡力調節資源和利益──必要時也使用強制力，讓人們維持可以接受的生活水準，逐漸成為非正式、但眾望所歸的領袖。在 2046 年，顏寬恒已經是六十九歲的年邁長者。在二十年的戰爭期間，正是他設法解決各種前所未有的難題。他也因此遭到敵軍的伏擊，刺客的暗殺和兄弟的背叛，受過重傷，但存活下來。劉祁在會議室中看到他，行動有些不便，方臉的左側還有舊傷疤，但態度穩重、總是低眉閉目的神色十分淡然，有股讓人無法看透的氣勢。劉祁二十幾歲時，曾在電視上看過他出席立法院會，經歷落選，還有其後罷免和補選的一切風波。但那些的勝利與失敗、得意與挫折，跟這二十年間經歷的磨難與生存下來的強韌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了。
 
除了偶爾現身大度山，顏寬恒有時也客氣請求大度山的教授、學者代擬文稿，用於廣播宣講或傳單，鼓舞、安定大臺中的民心士氣。有人樂於接下這項任務，視之為靠近權勢人物的大好機會，可以提昇自己的地位和處境。然而，經過幾次卻發現，顏寬恒上電臺講的、或印出來的內容，有時完全與代擬的文稿相反，顯然他有自己的判斷取捨和其他幕僚的修訂。也有人從一開始就迴避這些事，不希望和大臺中實質的領導者有太多牽扯，因為他們擔憂日後的新政權會一併清算──沒人能預測新的外來政權入主之後，將如何對待這些地方的大小頭人。劉祁的專業是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如果他更熟悉歷史上的人事物──尤其中華的歷史，會有比較高的政治敏感度。但他新來乍到，還在適應，這份漸漸為眾人不喜的差事就推給他。
 
劉祁接下的第一份文稿，題目是「顧好咱的家園」，讓剛從臺     北南下的他傷透腦筋，不知如何下筆。劉祁想起戰前，顏寬恒的父親說過一句話讓他印象特深。那是 2019 年，國民黨正為了推派誰投入隔年的總統大選而紛擾不已。顏寬恒的父親說：「有錢是他家的事」，拒絕支持其中一位財大氣粗的首富。劉祁當年人在臺北，這座城市的所有傳媒沒有不歌頌讚美企業成功人士，為榮華富貴錦上添花。他難以想像，竟然有人如此公然不馴。劉祁後來常細細咀嚼這句話，慢慢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權力是他家的事」、「有知識是他家的事」、「有正義是他家的事」。一個人如果不會依附在自認或公認有錢的首富腳下，聽任指使，也不會任其他自認或公認有權力、有地位、有知識、有正義的人宰割。劉祁自問：難道我就要任憑這些人來左右我的命運？侵害我的生存與利益？我自己、我的家，乃至我的國家，應該追求自己的財富、地位和權力、建立知識和正義的論述。一個人必須認同自我的存在、利益與正當性──熟悉政治哲學的劉祁，很清楚這一點意義重大。如果有一天他想寫作一部《臺灣政治理念史》，他會以〈有錢是他家的事〉命名其中一章。於是，劉祁引用了這個話頭，然後舖排成：「有航空母艦、有超音速飛彈、有太空武器是他家的事，咱無論如何，要顧好自己的家園」，寫進那一篇代筆的文稿。
 
在那之後，劉祁還代筆好幾篇文稿。經過幾個月，某次固定的時事彙報結束，顏寬恒向校長提起，說要去校園散步，想找劉祁講幾句話。於是劉祁被召喚，隨同貼身隨護和彙報時事的主持人，四人一起緩步從文理大道的頂端往下走。文理大道兩旁有人持槍來回戒護，但其他人都隔在一段距離之外。顏寬恒對劉祁問起來臺中的生活如何？是否適應？也問他在臺北的經歷和見聞，以及穿越桃竹苗的狀況。顏寬恒聽了只點點頭，偶爾說：「那個人我知」。劉祁心想，雖然他不離開臺中，但情報和消息的觸角一定伸得老遠。
 
文理大道走到一半，話題逐漸開展。顏寬恒以老人家的嗓音、低沉說著臺語﹔「上次聽人唸你的文章，讓我想起打仗之前那幾年。那時阮家很慘。每一個黨都打阮。國民黨執政時是這樣，民進黨同款。臺北人每天出新聞修理阮，隴看阮不起。當時有人講我有禮貌沒才調。結果，那個人連伊自己的黨嘛顧不好、散散去。伊敢知影待人處事有這簡單嗎？打仗之後，那些首富哪一個不是坐上飛機走去？我如果想要走，當然沒問題。但我若走了，代誌就亂了。這麼多鄉親和兄弟，誰要來照顧？」
 
「聽校長說你想要辭職去高雄找女朋友。我已經派人去找到伊。這是伊寫給你的信。」他示意身邊的人，劉祁收下信封，封面是他記憶中的筆跡。「我想拜託你一件代誌。美國派人跟我聯絡，說他們這次準備好了，要再回來臺灣。這件代誌不是秘密，中國那邊也知道。我身邊當然有中國埋伏的人，我也知道是誰。但不要緊。重點是我想拜託你和我的人去一趟美國，把你看到的、聽到的和想到的，回來跟我報告，給我參考。這一趟當然有性命危險，要坐船和換飛機。你若不想去，也不勉強。留在臺中，或是要去高雄攏好。」
 
劉祁只覺得手裏的信和他聽到的話一樣沉重。這是個難以拒絕的提議──而且，為了她，和其他人。此時四個人已經走到文理大道的尾端，過去的草坪如今已成一片焦土，路思義教堂只剩殘磚廢瓦。過去那座聳立優雅的建築物，如今像一張被踩爛、破碎的臉。顏寬恒停步：「打仗以前，我帶囝兒和孫兒來這玩。這兒風景足水。不管將來是哪一個國家會來，美國也好，中國也好，我都不會走。等有一天，咱籌錢重建這座教堂。雖然我不是教徒，但它是咱臺中的地標，不能讓它消失。這是咱的土地和家園。」

 

後記

最初動念寫這個故事是因為我正在閱讀一段亡國史的篇章。那是十三世紀的華北，由女真與漢人合建的金國，被蒙古人滅亡的過程。金國滅亡後的華北，出現了兩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在地的大小軍閥和全真教。這些地方勢力和全真教士收留、保護華北的難民，還接納、庇護從汴京（開封）逃難出來的士大夫。我讀著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看著臺灣的報刊新聞不時提及「地方派系」和「宮廟」──當時正為了臺中第二選區立委罷免而紛擾，不由得產生微妙的聯想。全真教不就是十三世紀華北的「宮廟」？而那些在自己的鄉土糾集民兵、保護家園的地方軍閥，豈不近似「地方勢力」？我看到許多新聞和評論，對於地方勢力和宮廟，幾乎很少有正面的評價，而且有程度不等的敵視，甚至歧視。然而，在現代社會，宮廟和地方勢力，真的那麼壞嗎？萬一我們所棲居的社會環境產生鉅變，臺灣的宮廟和地方勢力，是否會像十三世紀的華北，成為拯救民眾的關鍵？所以，我沿著這個思路，寫了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裏的情節皆有歷史的本。金國從遷都到亡國的時間約略二十年。亡國之前的汴京，經歷了圍城、飢荒、瘟疫和政變。金國二十年的抗戰不只讓親身經歷者記憶深刻、連後世史家也為之敬佩──那可是一個立國才約百年的國家，內部的階級、族群有著各種衝突，國家政策也在搖擺。汴京城陷之前，元好問寫信給在蒙古軍中的耶律楚材，信中推薦數十位金國的讀書人，希望這些人能受到保護。元好問和劉祁（本文的主角就是借用他的名字），則在城陷後的一、兩年──堪稱一生境遇最慘淡的光景，同時立志寫史，記錄金國抗戰中的勇士，思考失敗的原因。全真教士集結、拯救難民的事迹更是豐富，記載在許多人身後的傳記中。
 
後來，以華北各地的勢力範圍為據點，結合了過去難以互相接觸的三種人：士大夫、全真教士與軍閥。亡國之前，金國核心的士大夫很難看得起那些土豪領袖或作風古怪的全真教士。但亡國之後，他們才真正見識到過去輕蔑的兩種人擁有自己不曉得的力量，才提筆為文，記錄這些領袖和教士的事迹。後世有些學者批評這些漢人士大夫是奉承、虛偽或缺乏氣節──因為這些領袖和教士都與征服者蒙古人合作。但我推想，這些經歷國家滅亡巨大震盪與創傷的士大夫、讀書人──在現代社會可能是學者、教授、作家，或高階文官，一定深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與無意義；對於自己之前依附在政權核心的位置，從而居高臨下賤視「異己」的「他者」：土豪和宮廟，有了一絲反省。至於這些讀書人、全真教士與土豪「世侯」──蒙古人承認其家族勢力，日後如何進一步滲透到新的征服者、外來政權的內部，去影響蒙古人如何統治中華，那又是另一個複雜的故事了。
 
為什麼要寫一個虛構未來的故事？不好好寫歷史或歷史故事就好嗎？現實社會與過去歷史之間的關聯性，需要用虛構的未來嫁接兩者嗎？我從大學起接受的歷史學專業教育，常要求它的學徒必須嚴謹區分兩者：一個歷史學者可以受現實的影響、進而產生歷史的興趣，也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有相似或值得參考之處，但無論如何，現實與歷史就是兩回事。有些學者可能會寫一篇中國歷史上「太學生」「清議」運動，順便評論他所見的「學生運動」，不管是天安門、野百合或太陽花。這種方式有時很隱晦，因為作者只在結論略作暗示；有時會稍微直接，點明作者本人就是拿兩者來比較、比擬。如果我採取這種寫法：那我就要先寫出十三世紀的歷史和故事，然後在文章結束時再提醒讀者：把眼光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交替、轉換，進而重新思考自己面對的問題。這種方式沒有不好，只是我覺得有點老派和單調。我想換個方式，探索歷史的材料到底還能怎麼用？除了歷史事實、歷史教訓、歷史故事、歷史穿越，還能不能有其他的運用方式？
 
或許因為我正在看《高堡奇人》的影集──美國在二次大戰落敗，被納粹統治的「多元宇宙」故事，讓我覺得也可以一試。《高堡奇人》虛構的未來，其實並非完全憑空設想，而是依據二次戰後的現實與歷史。這個故事寫到一半時，我也翻閱了陳冠中的《建豐二年》，欣賞這位作者如何搬弄已知的歷史到另一個變形的時空。如果找到竅門，或許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歷史，大膽想像未來。結合虛構與非虛構、歷史和小說，歷史學者可以用獨特的方式，批判和評論現實。這個故事就是初步的嘗試。
 
虛構與事實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與其論述、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不如自己打毛線、自己編織連連看。若有餘力、餘閒和餘興，嘗試創造、而非評論，必能為我島的文化注入更不一樣的質素。一旦自己動手，肯定會發現沒有那麼困難，但也沒有那麼容易。就算自己穿上自己織的一件醜毛衣，其意義與潛力仍非翻譯的、進口的、代工的名牌可比。有些技藝只有自己施展得出來，才算數。
 
因為按照十三世紀歷史劇本的走向，這個故事最後安排了地方權勢者登場──顏寬恒。但這篇文章不是政治業配，也不是要「洗白」什麼人──把塑膠鍍成金的，跟把黑的洗成白的，前者沒有更高尚，而我也不認為有誰的本質天生就是壞的。我不自認對臺灣社會有深刻的了解，但至少還知道在各個領域，到處都有派系、集團和家族的傳承，山頭、地盤和小圈子的劃分──這都是人之常情。身為研究者，又怎麼會不清楚人類社會各種精巧奧妙的支配方式──思想、論述的說服、操縱和訛詐，如今才讓人更感到恐怖。擅長此道的幫凶，往往更為隱蔽。我的同溫層對在地勢力者的態度是不以為然，甚至輕蔑。其實我也應該跟他們一樣，形成良好的自我感覺：高等教育、國際網絡、知識和進步的理念──如果還有傲人的財富和家世，就更高人好幾等。然而，如果讓我輕蔑這些在地頭人，總讓我回想起一九八零年代的小時候：城市人看不起鄉下人，臺北人看不起臺北以外的人，功課好看不起那些功課差、講話粗魯、但體育好的人。
 
如果要分析這種歧視鏈，可以說的內容實在太多。然而，我的自我優越感之所以受到抑制，或許和歷史學有點關係。歷史學者習慣面對傳統和古代社會中的各色人物──從皇帝、豪族到強盜，而這些人無一能躲掉以現代價值為尺度的檢視，幾乎每個人都應該被「轉型正義」，幾乎每個人都「政治不正確」。但歷史學者無法簡單用批判的態度看待歷史上的人事物。然而，歷史學者真正的危險卻是太習慣接受這些人，視為理所當然。如果最糟糕的左派是認定一切都不合理，那麼最糟糕的歷史學則認為歷史上存在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合理的。合理與不合理的拉扯，或許不像人類未能感知的地殼變動那麼緩慢，但在人一生的感知中也夠緩慢了。人或許只是不得已要習慣這種速度，以及合理與不合理同時並存且互相轉化的矛盾。
 
從十三世紀金國滅亡的歷史投射到臺灣未來的這個故事，若有啟示的意義，或許是不同出身的人──種族（漢人、女真人、契丹人及其他）、階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職業（軍人、官僚與文人）和文化，一同抵禦蒙古人的威脅與侵略。有些人必須等到國家滅亡，一切既有的結構和界限被破壞之後，被迫撤除心中的壁壘，才能發現那些與己不同之人的價值。但願我們國家的人民在那之前就能伸出手，試探彼此的友誼。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