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的起點，未竟的終點──二二八平反運動在臺南

1987 年 2 月 15 日的臺南市街頭，有一群人拿著「紀念二二八和平日四十週年」布條、二二八和平日的旗幟及標誌牌，隊伍中也不停放送：「各位，咱大家來紀念『二二八事件』。咱大家一齊拿手帕，將過去的眼淚擦掉。」引起圍觀群眾的好奇和議論，當地警察也沿途緊盯跟隨，深怕隨時會發生衝突。不過這絲毫不影響隊伍前進的步伐，特別是領頭的三個人，他們分別是《自由時代》雜誌社的鄭南榕、長老教會牧師林宗正、以及《自由時代》雜誌在臺南的經銷商，同時也是黨工的黃昭凱。
 

來自民間的呼喊

這一系列的活動，是由台灣人權促進會（下稱台權會）所發起的二二八平反運動，當時的會長是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陳永興，作為身心科醫師，他認為「二二八事件」帶給臺灣社會極大的心理創傷，當時人們所知道的二二八事件大多只能來自於家中長輩的口述，但都是模糊又充滿恐怖陰影的印象，成為臺灣在戰後不健康心理的來源，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即將邁入 40 周年之際，要公布「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作為戰後臺灣陷入歷史創傷的一帖良藥。

與陳永興抱持著類似想法的，還有《自由時代》週刊的創辦人鄭南榕，他認為二二八事件造成臺灣人以及外省人失去安全感、覺得沒有出路、並極力尋求脫困之道，同時讓恐懼與仇恨潛藏在內心深處，讓台灣成為一個對未來缺乏信心，對居住土地缺乏深刻認同感的社會。因此他在 1987 年 1 月底出獄後沒多久，就要求雜誌社員工開始蒐集二二八事件的報導題材，也因此和台權會有了交集與互動。在台權會與鄭南榕的號召下，1987 年 2 月 4 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下稱促進會）成立，由陳永興擔任會長、李勝雄擔任副會長、鄭南榕擔任秘書長，開始規劃一系列的演講、和平遊行、座談會、追思祭拜等活動，而第一場的遊行就選擇在臺南市區。
 

1987.2.15 

為什麼會是臺南？當天帶隊者之一的林宗正牧師提到，因為他曾經找鄭南榕到臺南神學院演講，發現彼此在理論、神學、信仰有相近的理念與想法。而當時林宗正牧師剛好被教會的鄭兒玉牧師囑咐拜訪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準備要對二二八事件進行平反，因此他認為剛好藉這個機會讓兩件事情一起進行。黃昭凱則提到，他和鄭南榕在 1986 年的 519 綠色行動已經有合作經驗，也已經聊過要如何紀念二二八事件，因此在促進會成立之前，鄭南榕、林宗正與黃昭凱就已經在策畫遊行，最後決定由林宗正負責動員教會人士，黃昭凱負責動員社會人士，準備遊行活動所需的相關牌子、布條等物品，並且以高李麗珍的服務處為集結地。在促進會成立之後，這場活動也就順理成章成為第一場二二八和平紀念遊行，高李麗珍服務處更攬下除了遊行以外的另外兩項工作，包含在民生綠園進行受難者的追思禮拜，以及晚間在臺南市立體育場舉辦大型說明會。
 

由於二二八事件在解嚴之前仍是禁忌，因此在辦理活動時，自然免不了要面對來自政府單位的壓力。在遊行之前，情治單位已經率先掌握資訊，想要和黃昭凱協調取消遊行，但他回應是要到民生綠園進行追思禮拜，只從南門路的高李麗珍服務處走到民生綠園。但是到了遊行當天， 鄭南榕早上到臺南與林宗正、黃昭凱討論後，為了避開臺南市警察局分局長的糾纏以及情治人員的監視，臨時更動遊行路線，多了一段是從民生路林永祥住處集結，舉標語、布條的義工都是從那邊出發到高李麗珍服務處。這中間也發生一段有趣的插曲，因為當時林永祥想參選市議員，所以把住處借給朱高正作為立委的競選總部，但是因為選後的看板沒有拆下，因此後來常被誤認為臺南市的二二八平反遊行是從朱高正的服務處出發。
 

除了以兵分兩路會合的方式開啟遊行之外，當遊行隊伍走到府前路口時，林宗正突然帶隊改成往東門圓環的方向前進，並沿著博愛路（今北門路）、臺南火車到成功路，沿途也陸陸續續有人加入，人數從原先的 40 多人來到大約 100 多人。當隊伍行進到成功路與忠義路的交叉口時，接到消息的警察迅速出現，因為接下來遊行隊伍即將走到西門路，正好是臺南市最熱鬧的地段，為了防止遊行引發難以預期的效應，就藉口前方發生車禍，來阻止隊伍繼續向前，在一番僵持過後，遊行隊伍決定再度改變路線前往民生綠園。
 

當天無論是參加遊行，或是在民生綠園等待的民眾，不少人是當年親眼目睹湯德章律師被槍斃的圍觀民眾，他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情景都歷歷在目，但因為外在環境因素，這些記憶與情緒都必須要壓抑。同時為了顯示對於這場遊行的重視，所有嚼檳榔和抽菸的人，糾察隊都要排除，要以最嚴肅的心情來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當群眾在民生綠園聚集完畢後，由林宗正牧師主持追思禮拜的儀式，首先為事件的受難者默禱三分鐘，放和平鴿之後，由太平境教會的莊經顯牧師帶領群眾禱告，最後再由林宗正朗頌柯旗化所創作的詩─「老母的悲願」，這首詩是為了要紀念柯旗化在二二八事變中犧牲的同學以及其他往生者。整個追思儀式就在莊嚴且哀戚的氛圍中畫下句點。
 

在追思儀式之後，緊接著登場的是晚上辦在體育場的大型公開演講，由於臺南當地宣傳得宜，加上下午遊行的影響，吸引不少人前往聆聽，上台演講的除了下午帶隊的鄭南榕等三人之外，還有高李麗珍、戴振耀、陳永興、顏錦福等人。整體而言，臺南市在 1987 年的二二八和平日活動算是相當順利，由於是促進會的第一場遊行，加上黃昭凱的臨機應變能力，讓警察與情治單位防不勝防，成功達到促進會所預想的目標。
 

在遊行之後

在 1987 年的和平日促進運動後，臺南市在 1988 至 1990 年的 2 月 28 日，仍持續遊行以及追思的活動。在這段期間，政府及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態度也開始有所轉變，越來越多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導、研究和討論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以二二八事件為題材的電影《悲情城市》勇奪義大利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落成；政府也開始公開部份當時的官方檔案，並且進行史料的蒐集以及口述訪談。可以說，1987 年的和平日促進運動打開了二二八事件的潘朵拉盒子，過去籠罩於臺灣人心中的陰影慢慢被撥開。
 

作為第一場遊行的發起地，臺南市扮演稱職的範例，給予促進會信心與鼓勵，除了鄭南榕、林宗正與黃昭凱之外，當天所有參與的民眾都是背後的無名功臣，沒有他們勇敢出來遊行，就不會引發後續更多的迴響。在我們現在難以想像的肅殺氛圍與監控下，願意站出來的人多少都有付出代價的心理準備，但他們還是邁開步伐向前行。時至今日，臺灣的政治環境已經自由化與民主化，二二八也已經成為法定的和平紀念日，但我們仍然持續以不同形式來提醒各個世代的臺灣人，1947 年的 2 月 28 日究竟如何影響到日後臺灣的發展；但同時不能忘記的是，在 1987 年尚未解嚴之前，一群冒著政治與法律風險的民眾走上街頭，向政府尋求 40 年前歷史悲劇的真相，這樣的精神與行動力，值得當代臺灣人所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