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他們去「二二八兇手」彭孟緝家噴漆──王增齊、劉一德專訪

從哪一件事開始呢？只能從那件事，那是集體記憶的開始。而他們又拿那件事來威嚇所有的人。以前只能竊竊私語的事就拿出來談吧！

—王增齊，〈老婆婆揹小孩：悼念鄭聰明教授〉

80 年代以一連串血腥事件揭開序幕。1979 年 12 月的美麗島事件後，隨之而來的是隔年 2 月 28 日的林宅血案，以及 1981 年陳文成無故陳屍臺大校園的事件。黨國與血案的牽連讓大眾在驚恐與憤怒中擺盪，更驚醒不少仍深陷迷夢的臺灣人。

彼時，黨外運動波瀾迭起，但大學校園卻出奇的安靜。黨國一直嚴密地監控著校園。儘管在 1970 年代，臺大因保釣運動興起一陣學潮，但學生們旋即被整肅。他們在校園內面對的，是校規及校園官僚的初步束縛，然後是線民及情治人員的滲透監控，像是層層鐵絲構築的巨大鳥籠。

但，鳥籠再堅固，也會有風穿越；而鳥，天生就是要自由翱翔。

學運序幕：校園游擊戰

彼時臺大校園內，由大學論壇社（簡稱大論社）、大學新聞社（簡稱大新社）、醫訊社等刊物社團率先行動。這些社團平時以校園新聞、評論、思潮引介、文學投稿、舉辦演講會為主要內容，但隨著社會局勢演變，也會積極評論時事，因此 1970 年代的保釣運動或是聯合國問題，都曾是社團報導與舉辦演講會的焦點，儼然是學生們論辯的公共平臺。到了 1980 年代，校園外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逐漸引發大學內學生的共振，他們開始試圖行動、衝撞禁忌。

起初學生們協調各社團，開始有計畫地分進合擊，他們在校內撰寫批評政治社會現況的文章，或發起零星的抗議活動，為沉寂數年的學生運動再度燃起狼煙。

「我當時在臺大做了很多事！」劉一德細數自己如何「犯案累累」。譬如當時國民黨出於「逢共必反」的國策，大幅報導在波蘭發起工運反抗蘇聯的著名運動者華勒沙（Lech Wałęsa, 1943－）的「反共」事蹟；他們大論社也以同樣方式報導華勒沙，但卻暗諷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文章審稿不過，劉一德等於是決定保留文章標題、其他部分開天窗塗黑，照常送印派報。這也使得學校不提撥經費給大論社。

除了發行刊物，學生們還組織了不少小型行動。像是劉一德曾領著大論社成員們四處貼海報，抗議學校只開放三個地方停腳踏車所造成的不便；海報被學校撕掉後馬上貼回去，以此讓更多學生發現校方的不合理。他們到後來甚至「越搞越刺激」，跑到新生大樓上頭丟下一疊疊傳單，隨後若無其事地離開現場。

劉一德大三時，教官一度找他懇切談話：「一德呀！我求你不要再搞了，我很難跟上面交代⋯⋯。」儘管如此，學生們發現這些行動的成果相當有限。一來參與行動的人數太少，運動規模無法擴大，劉一德甚至評估「對反抗學校有興趣的學生，一百個人當中，或許也找不出一個」。另一方面，他們也不禁反省寫報導、貼海報、撒傳單，這種種看似無關痛癢的行動，究竟對於追求自由、抗衡國民黨與學校的管制有多少幫助？
 

答案在「學生地下組織」

1980 年底，目睹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美麗島大審，以及親身參與過黨外選舉、助選活動的學生，回到校園從事貼海報、撒傳單的工作，相對輕鬆寫意。五人小組的王增齊回憶：「在選舉的時候，你愛罵什麼就罵什麼，怎麼一回到學校就什麼都不行？」這些見過世面的學生們蠢蠢欲動，繼續摸索壯大學生運動的路徑。

劉一德、賴勁麟、李文忠、楊金嚴、王增齊，這五位十分有行動力的大論社成員，於 1982 年底在劉一德號召下組成「五人小組」，試圖以學生地下組織，串聯各種學生社團，要在交流中提議他們成立自己的地下組織，然後通過地下組織來交流，以催生正版學生運動。

五人小組吸取過往成大劉明基案、陳映真民主同盟案、楊碧川等諸多失敗案件的教訓，將「預防滲透」、「辨識是否遭滲透」視為首要措施。因此，他們訂定了「近似革命組織」的一套規矩。

以組織本身而言，組織不會取名，要聚會時伸出右手比「五」。而各個成員也不會掛有任何職稱，避免留下多餘的資訊。接著，在新成員加入組織後，一開始就要自我分析、自我批評，回答成員的一切詢問，無所不問、無所不答，藉此防止可疑人士的滲透。

到了實際行動時，組織成員則依循「單線聯繫」的原則，也就是沒有實際參與的成員，一概不知道任務內容，只有「交付任務者—執行任務者」這一條聯絡管道。這樣一來，假若有成員被捕，甚至遭到刑求，也講不出具體的行動內容，而不會供出其他人。

五人小組及臺大各個社團依循著這樣的準則行事，並開始向校外策畫更具規模、更能引來注目的行動。

二月．幹一票大的

「林宅血案是個重要節點。」王增齊認為，發生在 1980 年 2 月 28 日的林宅血案敲響了國民黨的喪鐘。在這之後，許多猶豫遲疑的人都逐一跨過自己心中的紅線警戒，下定決心「一定要拉倒國民黨」。

「1980 年 2 月 28 日林宅血案與 1947 年 2 月 28 日有著恐懼的連結。國民黨到現在還『明著作票』、『暗著殺人』，理該成為弔民伐罪的對象。」王增齊說。這起事件成為五人小組選擇以「到彭孟緝家噴漆」，作為一連串行動之一的契機。1983 年 2 月底的某個晚上，五人小組聚會。由劉一德主持，李文忠報告他那一組人將於 27 日深夜，在文化大學等地散發傳單，嚴厲警告國民黨，要求立即釋放當時被以叛亂罪起訴的政治學者盧修一。隨後，王增齊也報告他們 26、27 日深夜及 28 日早上，將在彭孟緝於臺北市金華街、麗水街附近的官舍展開行動。與會的五個人皆同意此次行動，開始討論行動安全與保密要件。

回憶起當時的行動，劉一德說：
 

因為二二八是臺灣最大的禁忌。這種死了那麼多人的事，怎麼會大家不知道。這樣重大的事居然完全消音，我的看法很簡單，就是希望年輕人能夠記得。

於是，2 月 27 日凌晨，王增齊和醫學系一年級的林正焜手拿鐵樂士噴漆，將他們的訴求一個又一個字地噴上了彭孟緝官邸外的圍牆。

先是「債」和「還」，再來是「血」、「二二八」和「兇手」，拼拼湊湊組成「二二八兇手 血債血還」幾個紅字。從抵達到離開，不到三分鐘完成，隨後立即丟棄「犯案工具」。照沙盤推演，沒有差錯。像是和時間賽跑，更像是和死亡賽跑。許久之後，王增齊寫下：

「二月二十六、二十七夜，學生在市區許多面牆，以及『那個人』住所的外牆上，問他是否懺悔？」

那是沒有人敢說「二二八」的年代。當年所有在記憶力最好的時期，以身體記住了二二八的少年，未死去的都已長成了中年。記得，卻不敢開口。王增齊回憶中，家中幾乎不曾提過二二八事件，直到 1977 年的中壢事件。那時中壢分局被焚毀，親友互相電話通報小心提防。警察正在開槍射擊聚集在中壢分局的群眾，他的父親低聲說：「二二八！二二八！門關起來！莫出去！」

三月到六月．無聲的對峙

回到 1983 年的噴漆行動，當王增齊與林正焜倉促處理掉噴漆罐的隔天，劉一德若無其事地騎腳踏車經過麗水街勘查現況，發現彭孟緝家不僅一半被封鎖起來，從裡到外站滿了憲兵，也有調查人員在現場蒐集指紋、掉落物等證據。

雖然軍警單位將彭孟緝家包圍得密不透風的場景，煞是驚人，但學生們見到地下組織以低成本的行動初試身手，就讓國民黨強烈地動用國家機器，如臨大敵一般應對噴漆行動，實在是出乎這些人生經驗有限的學生意料。
 

但回到學校，幾個月過去，校園卻安靜得令人不寒而慄。噴漆行動沒有見諸媒體，更不見軍警或特務靠近的蹤跡。同學與老師們都毫無所悉，沒有人提起 2 月 28 日那天發生了什麼事情。學生們彷彿身處沒有煙硝的戰場，與國民黨政府及校方進行無聲的對峙，誰先動作就得遭殃。

一直到 7 月，放了暑假，一些膽子較大的學生見國民黨遲遲沒有行動，遂在校外租屋，準備擴大聯繫其他大學的學生。

然而，情勢突然在 7 月中急轉直下。某天，劉一德接到政治系同學卓明福的電話，電話的另一頭傳來了略帶哭腔的聲音：
 

一德，我已經被放出來了，他們要抓人了，快跑。

七月．逃亡

原來，早在 3 月 1 日，便有一位基層調查員發現，臺灣大學各學院教室裡面，出現許多「反動傳單」，全部都在「鼓吹臺獨意識，煽動學生罷課，要學生起來搞學運」等等。然而，臺北市調查處動員所有布建在學生內的「內線」，仍然查不出是誰做的。

一個月後，時任臺北市調查處處長的高明輝決定請來調查局第六處的專家（第六處負責科技工作），專家聲稱：「不同的影印機，所印出的文件，儘管外表上看起來很類似，但如果仔細檢查，還是可以從文件上找出一些差異。」於是臺北市調查處的調查員開始清查全臺北各處一千七百多臺影印機。最後找到了卓明福哥哥在長春路上的文理補習班。

調查局發現他哥哥沒有在搞政治，於是循線找到了政治系的弟弟卓明福，卓明福當時就是趁補習班休息時溜進去影印。為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問題」，調查員還暗中監控卓明福的行蹤，特地等到暑假才遠赴臺中清水鎮約談卓明福。原來，過去幾個月安靜的校園，其實全都是國民黨的考量。

家在臺中清水的卓明福在被黑頭車載去臺中調查站，「約談」了一整天，他始終不承認，撐了 19 個小時，直到他媽媽被帶到審問室，卓明福看見母親哭泣的樣子，只好招供。

在陳文茜的幫助下，劉一德和王增齊等人拿到一筆錢開始逃亡。王增齊在文章中回顧那段日子：
 

那陣子，王增齊每天到西門町看好幾場電影，吃飯在菜市場吃，白天就混在人群中，晚上才回到房間。房間是在師大轉角的一個公佈欄上找的，一堆出租中最便宜的一間，位在二樓，房間外頭全都是荒煙蔓草，房間裡的馬桶滿是陳年尿垢。王增齊用鹽酸清理時，還從馬桶冒出了一陣大煙，手忙腳亂沖水滅煙。他自言自語，尿素加鹽酸，媽的氯化銨。

一天，陳文茜和王增齊要討論案情，約在和平東路的茶藝館裡。陳文茜租了兩個包廂，當天，她藉訪問女明星的空檔，抽空和王增齊討論案情。王增齊去洗手間的空檔從和式房門縫看到那位女明星，猜想這大約是不在場證明的安排。

陳文茜說：「萬一進去挨打受不了，將太陽穴對著銅製水龍頭猛撞可以解脫。」他當晚查了書，看太陽穴下腦顳部的解剖圖譜。

黨外救援小組甚至計畫安排漁船，把他們偷渡出境。然而，直到暑假即將結束，仍然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他們又回到那場無聲的對峙。
 

九月．開學

開學，王增齊修習醫學院見習課程，整天都在醫院裡，那裡的場景相當怪異。

醫院急診處加裝了兩道鐵門，開始有配槍的憲兵巡邏臺大醫院中央走廊，兩人一組皮靴附鐵片，後面跟一個便衣。白衣穿梭的繁忙臺大醫院中央走廊，響著節奏固定的憲兵鐵靴聲。醫學院的教官換成了憲兵中校和少校。除此之外，王增齊還發現，醫學院中山南路正門是蔣經國上班必經之路，沿路布置的便衣警衛，數量也多了一倍。

以往，車隊經過醫學院時，警衛們是行禮並目送車隊通過，但 9 月開始，便衣警衛在車隊經過時卻轉過身子，盯著每個等紅燈要過馬路的學生。他還看過「老大哥」臉貼著車窗向外瞧。

但除了醫學院的戒備變得森嚴以外，國民黨政府似乎就沒有再出手干涉。噴漆事件所引發的餘波，似乎就到此告一段落。然而，明明 1983 年夏天就破了案，為什麼卻沒有逮捕學生？沒有人知道。

一九八四．解答

一直到隔年，劉一德因為入伍，意外得知當年的真相。

劉一德於 1984 年至澎湖入伍服役，軍營內每周都有施行愛國洗腦教育的「莒光日」。某次莒光日，上級命令他們以「鞏固領導中心」為題畫圖。即使到了軍中，劉一德還是不改叛逆性格，開始畫起一群排排站的小人，再由外到內、由下到上依序標上二等兵及一等兵⋯⋯最中心、最上面的地方，寫上一個「蔣」字。

「事實就是這樣嘛，我們臺灣人不就是聽蔣經國的話嗎？」劉一德覺得這張畫只是在生動的表達臺灣現狀。隔天，一位國防部政戰處長搭機到澎湖找他談話，當劉一德說到一半，突然「迸！」地一聲，處長的拳頭猛力敲在桌上，一頓痛罵：「你他媽的到現在還在跟我裝！你們那個案子我們都知道。要不是上面沒有批下來，你們現在都在坐大牢！」原來，這起案子早就呈報給蔣經國，不過蔣只批了「再議」便沒有下文。

為何蔣經國不下令一舉逮捕五人小組和其他學生？根據高明輝的回憶錄，在調查局破案後，調查小組寫了偵查報告呈給國防部長。部長聽取報告後連忙稱讚，還交代調查局長要好好犒賞他們。一週後，調查局長收到蔣經國的交代：「這一件案子要寬大處理，要盡量安撫學生，不要追究他們的行為」。

高明輝的回憶錄中更對噴漆事件作了這樣一個註腳：
 

原來這一切，不過是他們僥倖得到「老大哥的寬大為懷」。

但接受我們訪問時，王增齊站在國民黨的角度揣測「寬大為懷」背後的真意：「要是抓了學生，一定要進入審判程序。整個社會又會重新再討論二二八事件的許多細節。」他分析道，「1947 年 2 月 28 日又會與 1980 年 2 月 28 日林宅血案連結，國民黨抓了小魚卻還要再一次撕開痛處，黨國還要再做一次林宅血案的嫌疑犯。」

自從美麗島大審的公開審判後，民意變得更重視民主化的訴求。再加上林宅血案的衝擊，臺灣社會再度討論、回憶起血腥的二二八事件。假若讓學生受審，國民黨不僅會受到民意譴責，還會引起社會對二二八的討論，可謂得不償失。劉一德也認為：「蔣經國看了，知道如果讓全臺灣人知道二二八，是會出事的。」

五人小組直撞「二二八」這個長年的禁忌，似乎成為了他們的保命符。
 

在那場轟動而無聲的噴漆之後

噴漆事件之後，五人小組繼續推動學生運動。1985 年他們作為「學生代表聯合會」（簡稱「代聯會」，臺大學生會前身）側翼，發起代聯會主席普選的遊行，與教官、校園官僚衝撞。面對這些情況，國民黨更因蔣經國年老體衰，缺乏領導人物，對於學生只想快刀斬亂麻。

這種心態具體表現在 1986 年，原五人小組成員的李文忠被校方以假造的「英文三修不過」理由退學；臺大各異議性社團紛紛聲援李文忠，卻造成學生與警察對打的局面。李文忠事件成為學運的重要節點，學生敢於公開與學校當局對峙，學生的行動規模更形擴大。

後來，大新社因報導李文忠事件，以及參與杜邦設廠調查，被勒令停社一年、幹部記過處分。但這次運動已不再如過去那樣能被輕易地撲滅，校方種種蠻橫行為，引發眾多異議性社團成員在校園內靜坐、示威，更大一波的「自由之愛」運動席捲而來，逼迫校方正視學生的訴求，推動學生自治的變革。

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也浮上檯面、進入社會運動的議程。1987 年鄭南榕先生、陳永興醫師、林宗正牧師等人發起二二八的紀念遊行及相關活動。1989 年 2 月 28 日，臺大學生首度在校內為二二八受難者、文學院前院長林茂生舉辦追思會。相比起 1983 年的夜晚，劉一德、王增齊等五人小組最多只能將二二八事件當作引起大家關注的工具，而沒辦法在眾人面前高聲訴說二二八事件之於臺灣人、之於青年的意義。這些行動，也意味著二二八在此時終於走進了學生、社會大眾的目光，成為了公開的運動訴求之一。

同樣在 1989 年，嘉義立起了全臺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侯孝賢那部側面提及事件的電影「悲情城市」在世界首映。從 1980 年地下室幼童老婦的漫漫血跡、1983 年彭家牆上的斗大紅漆，至此化成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平反、紀念、真相與究責的具體訴求，二二八似乎終於從時代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但我們也知道，事情總不會那麼一帆風順。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臺灣社會在 1983 年的那一夜過後，便徹底不同了。
 

受訪者：劉一德

到噴漆時為臺大政治系學生。後來於 1991 年選上民進黨國大代表，2004 年加入臺聯黨，為現任黨主席。高中時因批評市長炒地皮、被同學告密而遭教官掌摑，以及讀到洪秀全從一介平民到席捲半壁江山的故事後，他感悟到「政治才是英雄豪傑的行業」。從此立志讀政治系、從事政治工作。

受訪者：王增齊

噴漆時為臺大醫學系學生，現於桃園南崁經營診所。學生時代因為閱讀及交友而啟蒙，生出拉倒國民黨的念頭。在大學時期的病理學課堂中，曾經敬謹撫觸殷海光貢獻醫學研究的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