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君：「身為一位臺灣人，我們能讓歷史變成動詞。」 故事六週年講座筆記（四）

「臺灣是什麼？臺灣人是什麼？臺灣文化是什麼？」身為文化部長，在過去四年任期內，鄭麗君對這些問題自然不陌生。

不過，對鄭麗君個人而言，「臺灣」這個概念，卻曾在生命中轉過幾次彎。

故事StoryStudio 六週年【臺灣，再定義】壓軸場活動【再定義，臺灣】，故事創辦人暨執行長涂豐恩邀請前文化部長鄭麗君，暢談心目中的文化、歷史與臺灣未來。

以異鄉人為起點，鄭麗君的「臺灣」三階段

成長於教育體制非常封閉的世代，少年時期的鄭麗君，對自己的家鄉其實十分陌生，「臺灣」一詞讓鄭麗君領悟，她原來是個故鄉的異鄉人。她印象特別深刻，1986 年 5 月 19 號，學校破天荒宣布提早下課，因為「有暴民要上街」。師長越是攔阻、學生當然會越想看，從小就叛逆的鄭麗君決定跟著群眾走上街頭。她隨著人流來到龍山寺前，看見鄭南榕等黨外人士拉起長長的布條，上面寫著「反戒嚴」。

這輩子直到那一刻我才發現，啊，原來我們生活在戒嚴裡面。

那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挑戰戒嚴的群眾運動，519 綠色行動；那也成了鄭麗君的啟蒙，她這才發覺，臺灣的地理、歷史與文化，都是需要花力氣自己去探索與認識的。

「臺灣」概念的第二個轉折，發生在鄭麗君留學法國時。「那叫異鄉思故鄉，」她笑說，「人在外頭，會回過頭來更想知道臺灣到底是怎樣一個地方。」

因為大學時習慣跑社運場子，1996 年臺灣第一次總統直選、臺海飛彈危機等大事接連發生，遠在法國的鄭麗君也常組織遊行與活動聲援。某一天，她的法國同學困惑地發問：鄭麗君，妳為什麼那麼愛臺灣？

一語驚醒夢中人，鄭麗君這才回頭問自己，為什麼她跟臺灣有如此緊密的連結？「因為我偶然身在臺灣。」給了一個非常存在主義式的回答後，鄭麗君又補充，「因為臺灣的民主正在形成，我們每個人參與在其中，是可以帶來一點點改變的。」

是的，那時臺灣的民主正抽出枝枒，國家正在成形。服膺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所提出的「公民的民族主義」，鄭麗君認為，在民主社會中，每個人皆可以選擇自己的認同，正是這種自由，讓她重新理解到臺灣的可貴。早在 1920 年代，臺灣島上就有一代文人追求心靈、思想與創作的自由，經歷了殖民、後殖民與威權統治，一路走到現在，終於從這塊土地的深處，開出了民主化的花朵。

「前陣子捷克議長來到臺灣時說：我是臺灣人，也許大家會把這句話解讀為他很愛臺灣。」鄭麗君進一步剖析，「但更深一層去看，你會發現他其實是在說：我是自由人，我是民主人。他是在普世價值的層次下，說出『我是臺灣人』這句話。」

年輕時深受存在主義影響，鄭麗君認為所謂的「臺灣人」，是每個身在臺灣的人要花一輩子去創造與負責的，而臺灣文化就是我們決定展現給世界看到的面貌。就如同這次故事六週年論壇的主題──「再定義」，需要自覺地、不斷地再次定義；邀請大家一起來定義自身，也是自由民主的臺灣社會，所擁有的自信。

從法國回到臺灣之後，還有一段歷程對鄭麗君如何認知自己是「一個臺灣人」，產生長遠的影響，那便是兩次在臺灣土地上的行走──一次是花費 22 天從鵝鑾鼻走回臺北，一次是跟著林義雄進行長達 49 天的臺灣環島苦行。

兩趟旅途都是源於政治訴求，直到今日，當時的訴求早已忘卻，但沿途每一吋土地的風景，每一個來跟他們擊掌加油的面孔，卻在鄭麗君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象。她真切地發覺，臺灣這塊土地上，還有太多她不了解的事。在內陸行腳的過程中，抵禦落山風的肥美洋蔥、裸露鵝卵石的濁水溪，勞動者粗糙殘缺的雙手、卡車司機吃到一半遞給他們的早餐，在在都可看見這塊土地的生命力與柔韌。

這彷彿是上天送給我的的一個人生禮物，走過這一路以後，我知道當我說我身為臺灣人，臺灣不再只是一個抽象的符碼或情感，在我心裡已經有非常清晰的土地、人民和臉孔的模樣，揉合成一種踏實感。

她認真地說，「如果我的人生可以為臺灣做點什麼，那會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因為身為一個臺灣人能讓歷史變成動詞，你是可以去參與跟改變臺灣命運的。」

於是最後，鄭麗君給出了她的答案──所謂「臺灣人」，是在這塊土地上，你想活成什麼樣的人；而所謂「臺灣」，是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可以一起參與創造的所在。

不只是政策，更是當代社會的公民運動

有了理想，下一步該談的是如何落實。在這個「人人有想法，苦於沒辦法」的時代，鄭麗君對過去四年的文化政策，胸中始終有著清楚的藍圖。

「我上任時告訴自己，整個文化政策的核心不在治理文化，而在文化治理。」什麼是文化治理？

把文化視野帶回社會跟國家發展的方向中。

鄭麗君堅信文化就像大樹一樣，有著從民間土壤自己生長的力量；政府該做的是建立完整的文化公共體系來支持民間的文化力，讓它自然地從社會裡長出來。而文化部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歷史的文化紮根。

所謂重建歷史，當然不代表政府要帶頭重寫歷史。她過去時常跟博物館長們提及，「每座博物館都是當代的博物館」。歷史作為一種思維的方式，過去的一切都是、也只能在此刻的思想活動中再現。所以「重建歷史」作為一種政策的核心想法，是希望打造一個環境，讓當代臺灣找回看見歷史的能力，能夠以過去為根來進行當代議題的思辨。這種想像力不是單純地認識歷史、知道我們怎麼走過來，它本身就是擴展當代視野與心靈的過程，有了這種想像力，所有創作都會不同，也能更宏觀地想像未來。

難怪鄭麗君會對這屆金曲獎上，陳珊妮的那句致詞感同身受：「沒有歷史的人沒有未來。」

在她的諸多文化政策中，「再造歷史現場」、「國家文化記憶庫」與「重建臺灣藝術史」當屬知名度較高的幾項。「再造歷史現場」的目標是以文化治理為核心，進行都市空間的治理，讓居民重新思考生活與歷史的關係。而「國家文化記憶庫」，則是透過建立完整的數位平台及開放、授權制度，讓文化資料得以公共化，在數位時代的臺灣社會中再生。「以後創作者想畫鬼怪不再只有日本的寶可夢，也找得到臺灣的形象。」鄭麗君笑說，「讓臺灣的知識體系可以重回世界，從世界看臺灣，也從臺灣看世界。」至於「重建臺灣藝術史」，也不單單是典藏臺灣藝術家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邀請當代社會用多元複數的觀點，再發現臺灣藝術。

談及「再造歷史現場」的細節時，鄭麗君格外感慨：「透過整整 38 個計畫，我們才驚訝地發現，臺灣人是如此遺棄過去。我們在經濟發展中遺棄了酒廠、菸廠、瓶蓋工廠、製茶廠、燃料廠、眷村、國營事業的宿舍甚至中興新村，我們把過去都遺棄。其實遺棄土地資產的過程，就是在遺棄記憶，而遺棄記憶，就是在遺棄自己。」

所有的重建與再造歷史，都是為了要找回記憶；但找到之後，怎麼再造與重建才是重點。「這是需要大家一起參與的過程，考驗的是我們從歷史中發現什麼、我們要追求一個怎樣的社會。我相信當我們重新找回歷史視野，一定會想出發展這個城市不一樣的方向。也就是臺灣想走向什麼樣的未來，才是這些政策在追求的目的。」

這些政策，鄭麗君期待它們不只是政策，而能成為當代社會的公民運動。

說自己的故事，是這一代臺灣人要找回的文化自信

厚植了文化基礎之後，如何讓臺灣的流行文化走向國際，也是鄭麗君相當關切的課題。臺灣當然曾經有「臺流」，不但臺灣電影工業曾蓬勃發展，臺灣的音樂也曾遠播亞洲各國，然而，「弔詭的是，等到我們有了文化政策、有補助，世界的文化潮流與發展方式卻在改變，臺灣反而成了被文化輸入的那個。」

所以，鄭麗君忖度著「文化的二元性」：內容屬於創作層面，但文化傳播倚賴的是產業和經濟層面。產業發展得越成功，就代表文化傳播也會越成功。不過，所有文化傳播都是由內而外，也不能因為想要傳播而放棄自己的特色，「越在地，越國際」，成了她為臺灣文化產業所下的註腳。就好比《通靈少女》讓臺灣的宮廟文化被全世界看見，而臺灣獨特的媒體生態則使《我們與惡的距離》用不一樣的角度闡述各國都有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說故事，一樣可以打動全世界，可以走出去。

「文化產業是非常戰略性的產業，想要形塑當代社會的文化力，就要透過文化傳播，把世界跟臺灣連起來。」隨著《誰是被害者》、《返校》等片屢創佳績，臺片成績逐漸亮眼，鄭麗君在文化部長任內，親眼見證了臺灣文化產業的生態系壯大、產量提升。而她的未竟之業，是不夠完善的文化傳播政策，尚未到位的「陸海空」之夢──

提供文化產能的文策院是陸軍，國際化的公廣平台是航空母艦，而串連大洋的海軍，則是屬於臺灣的 OTT（網際網路串流媒體服務）。「沒有道理全球華人都看愛奇藝，因為它動不動在下架。」在台下一片哄笑聲中，鄭麗君重申，臺灣應該有能力打造一個自由開放的 OTT 平台來服務全世界；透過文化傳播，讓世界看到臺灣。

過去四年，鄭麗君的所有文化政策都是在為文化產業打底，希望能把臺灣文化帶進世界。「我的文化願景就是下一代的人可以不用再聲嘶力竭地大喊『我愛臺灣』，也不用跟世界說『請支持臺灣』，而是大家透過文化產業就可以珍惜臺灣自由民主的生活，自自然然成為世界的一份子。」

說我們的故事，就是這一代要找回的文化自信。

講座的尾聲，故事創辦人暨執行長涂豐恩提到，最近在書上讀到蔦屋書店創辦人心法：最好的團隊是同時要有離心力跟向心力，離心力讓所有人可以放心出去闖蕩，靠的是自由的文化；向心力讓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靠的是愛，而「真正的愛，不是互相凝視，而是往同一個方向眺望」。

他拋出最後一個問題：「臺灣的未來會走向何方，該往哪個共同的方向凝視？」想了想，又加碼問出大家都很好奇的：鄭麗君本人的下一步，又會往哪裡走？

「人在社會中，當然想追求自由。」有關自己的計畫，鄭麗君留後再議；她首先談的，還是臺灣。「但其實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裡，我們受到社會的制約跟支持，人的存在是存在於社會當中。」

所以，究竟能不能自由，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回頭探問：什麼樣的社會能讓人自由？如果生活在極端被壓迫的社會，那怎麼可能自由？除了消極的保障自由之外，如果人們想積極地追求自由，卻身處在一個所得不高、必須為房債奔波一輩子，教育成本、居住成本都很高昂的社會，每個人都必須單打獨鬥，又該如何追求生命的自由與希望？

「誠如美國的社會學家埃里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所言，21 世紀的我們，仍然需要去思考，如何追求一個壯大的社會共同體。一個國家應該要擴大社會投資，去支持家庭和個人，讓家庭和個人更有餘裕追求他自己，這個社會的弱勢者才能更自由。」

一路走來，鄭麗君看得很清楚，臺灣的公共治理模式是需要更新的；新的公共治理思維應該要回到以「人」跟「社會」為主體，讓政府更支持每個個人，個人的發展終能為社會帶來新的事物、新的可能性。

「你問我個人的道路，其實臺灣的下一步比較重要。如果社會沒有新的想像，規劃好自己的下一步又如何？」直到最後，鄭麗君的嘴角都含著微笑。「我希望我老的時候，臺灣社會更可愛、更美好，我可以當個快樂的老女人！」

而我們已經在路上了。

 

本文為故事StoryStudio 六週年【台灣 ▞▚ 再定義 Re ▂▂▂▂▂ DefineTaiwan】論壇，10 月 25 日第四場講座【再定義・臺灣】側錄筆記，如果你對本場活動有興趣，歡迎 ☞ 加入故事會員 ，接下來每場精彩活動不漏接，還有專屬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