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獨立戰爭的黑歷史：滯留日人與燒殺擄掠的野虎隊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昭和天皇（1926-1989）「玉音放送」對外發布大東亞戰爭終戰詔書，終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亞太地區的戰事。當年已緊急籌備獨立事宜的蘭印（即荷屬東印度Nederlands-Indië，今印度尼西亞），在時任駐雅加達（Jakarta）武官、海軍少將前田精（1898-1911）的推動與軍政監部等員的見證下，獨立準備委員會主席蘇卡諾（Sukarno，1901-1970）於 8 月 17 日宣讀《印尼獨立宣言》（Proklamasi Kemerdekaan Indonesia），正式對外發布印尼已經獨立的消息。
 
由於原宗主國荷蘭並未正式放棄殖民地主權，並開始集結和重整軍力準備反擊，印尼群島領土廣闊，各地青壯年人士以「青年團」（Pemuda）為號群起響應獨立革命。然而也因日本投降後各地呈現權力真空，不全然受印尼政府所控制的各種民兵組織蜂起，在多地爆發騷亂，甚至出現針對歐人、混血裔、華人及土著統治者的屠戮事件。獨立革命初期，全國局勢基本上亂為一團，民兵組織有與殘留未返的日軍交戰者，亦有兩者聯合與盟軍交戰者等。
 

在蘇門答臘島東部（Sumatera Timur，文中簡稱「蘇東」）也因權力真空之故，各種民兵順勢崛起，其中最為兇悍和惡名昭彰者，莫過於一支由日本人井上哲郎所領導的民兵組織——「野虎隊」（Barisan Harimau Liar）。
 

二戰時的兵補制度，以及野虎隊起源

原籍日本九州福岡的井上，畢業於北海道帝國大學農科大學（今北海道大學），曾遊歷巴西聖保羅（San Paolo）、中國戰場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第 25 軍司令官山下奉文（1885-1946）允許下，前往蘇門答臘發展農民培訓機構。在經駐蘇島軍政監部的信任和重視下，井上旋即被提拔為日里-沙登地區（Deli-Serdang）的助理長官兼蘇島警務部長，並在其麾下於 1944 年組織了「建國挺進隊」，一支近如突襲部隊的自願陸軍步兵隊伍，並委任當地主要族群的巴塔克人（Batak）耶谷．西雷格（Yacob Siregar，1912-1960）[1]為指揮官，領導這一批由高原土著巴塔克人所組成的部隊。
 
1943年，正當日本帝國因太平洋戰事擴大和惡化之際，陸軍省開始對在地人士採用招募充為「兵補」，提供伙食和住宿及傳授軍事技能等，以便在當務之急時動員整備和派遣上陣。據聞，當地人的徵兵人數便達 5 萬人以上，而半數則集中在爪哇本島。除了陸軍，亦有海軍、憲兵和本土義勇軍等，大部分兵補於印尼宣布獨立後，被整編改組為印尼政府的正規軍——「人民安全部隊」（Badan Keamanan Rakyat），後來演變為印尼革命主力的「人民治安軍」（Tentara Keamanan Rakyat）、「共和軍」（Tentara Republik Indonesia）等當今印尼國軍（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的前身。
 
井上哲郎因其外表和身分，而被當地人尊稱為「鬍子先生」（Bapa Janggut）。根據荷蘭國防部檔案的一份針對殘留日軍的調查報告[2]指出，井上是日本右翼組織黑龍會的成員，在職期間身旁時有 7 名日本人跟隨其左右，由於行事手段殘酷而為人所懼怕。日本宣布終戰並將蘭印主權交由盟軍後，井上逃離現職並與前挺進隊成員接駁，重組成為「野虎隊」，於新邦拉也（Simpang Raya）作為訓練地，當時領軍者是A.E 薩拉吉・拉斯（A.E Saragih Ras,1905-1955）少校。野虎隊曾在井上的命令下，針對戰後蘇東被釋放的 3000 名盟軍俘虜，在途中對他們進行殘忍虐待和殺害。
 

獨立革命軍的黑歷史：棉蘭市暴動

印尼獨立軍在蘇東大城市棉蘭市（Medan）及周圍地區與盟軍爆發的多起戰役，被認為是獨立革命的豐功偉績。然而戰事於 1946 年 3 月開始劇烈升溫，當地「青年團」斥責該地區的馬來統治者（sultans）、巴塔克拉惹（rajas）[3]和精英分子等意圖歡迎盟軍進駐蘇東，決定剷除這些勾結外敵的封建勢力。
 
冷吉（Langkat）王室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民兵組織群起襲擊位於丹絨布拉（Tanjongpura）的王宮，血洗王公貴族和官員等百餘人；僅剩位於棉蘭市的日里及郊外的沙登，分別受到英軍和共和軍保護，倖免於難。動亂在蘇東的多個地區爆發，持續對被視為通敵與反革命者進行大規模掠奪、姦淫和燒殺，成為了獨立革命戰爭中不堪入目的「黑歷史」。
 
一般認為，這場屠殺王室和官員人等的事件，是在當地印尼共產黨（PKI）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Pesindo）領袖阿都卡林（Abdoe'lxarim MS） 和 路亞·西雷格（Luat Siregar） 的指示下所策動。不過從中也發現，蘇卡諾旗下的民族黨（PNI）人士亦參與其中，更莫說是不受控制、撲朔迷離的民兵組織。
 
耶谷・西雷格作為野虎隊代表兼當地印尼人民運動（Gerindro）領袖，此時也參與了在棉蘭市策劃發動「蘇東社會革命」的會議，與印尼共產黨等各政黨代表商議如何推翻王權和擴大獨立戰事。此外也奠基了巴塔克人響應革命號召和擁護獨立運動的先聲，主要的因素是務農為主的巴塔克人，長期面臨著統治階級的高壓統治和土地剝削問題，蘇東革命一觸即發後，巴塔克人也成為了推動主力。A.E 薩拉吉則帶領野虎隊在西瑪倫坤（Simalungun）地區活動，針對當地巴塔克聯合邦（Kerajaan Raya）的眾拉惹等下手，實際上其本身也是巴內拉惹（Kerajaan Pane）王室血統之一，但對於追捕和屠殺王公貴族卻毫不手軟，可能出於其被王室排斥並轉向支持激進民族主義之故。
 
野虎隊在「青年團」的領軍下，[4]此時加入了對棉蘭的戰圍。在攻佔棉蘭市失敗後，一眾「青年團」領袖按指示將所領導的民兵組織編入「人民民兵」（Laskar Rakyat）部隊，以持續在周遭內地迎擊荷軍。這批出身日本軍政時期的兵補和義勇軍等，最初是以地方民兵參與其中，隨後再被納為獨立正規軍的「人民安全部隊」（BKR），名正言順擔起了獨立革命的大旗。耶谷・西雷格本人亦在革命後，獲提拔為印尼國軍中校。
 

野虎隊的殘忍暴行

在動亂四起的真空期間，野虎隊往往以殘暴不仁稱著，除了抗拒荷蘭官軍之餘，也四處搶劫和攻擊無辜群眾。野虎隊當時的另一名領袖，為聲名狼藉的悍匪A.西瑪瑪塔（A. Simarmata），被喻為是井上的得意門生之一。也由於該部隊藏匿和出沒於巴塔克人的山岳地帶，更使得其行徑和突襲目的等難以被捉摸。在高峰期間，野虎隊一度擁有多達 2000 名全副武裝兵員，當時主要布置在先達與巴拉拔之間的通道，藉此掠奪來往的車輛和物資。
 
據 1947 年 3 月美籍女記者伯克從蘇島捎來的消息稱，蘇島內地現有 1600 名英印逃兵、50 名德籍以及多達 50 名日籍人員藏匿其中，率領官員為 1 名日籍上尉；以及 2 名英籍軍官[5]。上面所指的上尉，可能就是持同等軍銜的井上哲郎，惟其行事低調和置身於地下化，以便逃避可能即將面對的戰爭罪名審判。
 

然而，並非一方獲得印尼政府認可和正規化，問題就得以應刃解決。野虎隊雖說在1946 年 8 月時被編入「人民民兵」作戰，但行事依然無法無天，不僅強硬徵用運輸車和掠奪物品，也與政府軍關係不斷惡化，經常不遵從軍令擅自獨往獨行，四處洗劫和屠戮。即使在獨立軍中心的先達，野虎隊仍出現洗劫和焚燒村莊、襲擊橡膠廠等行徑，同時更摧毀了銜接先達與馬里哈（Marihat）之間的橋樑，而直接的受害者皆為當地的華人。
 
在荷軍與獨立軍爆發衝突的蘇東地區，獨立軍被指犯下了不少針對當地華人的燒殺姦淫等不齒行徑，尤其是棉蘭市外的村莊和園坵等更成為了針對性的暴力對象，以至該區域華人必須組織和設置「保安隊」（Pao An Tui）以求生命和財產自保，並於 9 月在棉蘭市遊行請願抗議獨立軍的殘暴行徑。混亂局勢大抵自 1947 年中、下旬，荷軍大批登陸進駐，以及維持該區域穩定後才得以大抵緩和。荷軍攻下先達後，捕獲了曾是通譯和特務組織的日軍，而參與其中的華籍人士也已尾隨獨立軍撤走。在局勢紛亂和兩相對立之時，著實很難單純以類群分，究竟誰是誰非，或誰是加害者或受害者。
 
11 月中旬，棉蘭報導又聞野虎隊襲擊西里武羅洛（Silimapuluh），屠殺並劫持多人至沙磨面（Samosir）一帶，據抵達先達的華人難民 9 人，其中聲稱亦有華校教員和商紳子弟等被野虎隊「封在麻袋中烤吃」。
 

民兵組織大肅清

時間來到 1948 年，當時從印尼政府臨時首都日惹（Yogyakarta）往蘇島派遣了一支印尼國民軍小隊，途中卻受到野虎隊領袖 Simarmata 的多方刁難和脅迫，不僅阻止他們往亞齊（Aceh）方面行軍，還喝令小隊交出武器和藥品等，以作為野虎隊的「抗荷資本」。當野虎隊把槍頭對準軍隊，也為其覆滅所種下的嚴重後果。
 

1949 年 4 月，棉蘭的消息指野虎隊的領袖已遭荷軍捕獲的消息，但野虎隊領導者眾，報載並無指明是哪一位。井上本人雖在蘇東革命中發揮指導作用，但其領導下的民兵組織被指以搶劫百姓為業，而其自身也涉嫌參與多起騷亂，於 1949 年上旬遭到印尼憲兵逮捕。即使被捕後，井上仍獲得印尼政府重用，派往亞齊哥打加內（Kutacane）擔任教員。
 
直到荷蘭政府於 11 月 2 日簽署了《海牙圓桌協定》，並於 12 月同意將主權移交給印尼政府後，野虎隊的殘餘部隊仍然未宣布解散。獨立革命結束後，印尼政府開始針對未聽從命令解散的民兵組織進行肅清。馬拉敦・彭加比晏少校（Maraden Panggabean,1922-2000，後來的第15任國防部長）被指令率領第 104 營前往先達郊外的野虎隊盤踞點[5]進剿，在短暫突襲下，野虎隊的殘兵因寡不敵眾而迅速投降，A.西瑪瑪塔則竄逃入林，不久後選擇向警方自首。
 

至於原本即遭到盟軍懸賞通緝的井上哲郎本人，則順利於 1953 年回到日本。早在 2  月，日本與美國已達成協定簽署了《舊金山和約》和《安保條約》等各項，駐日盟軍司令部自戰後的軍事佔領統治也告一段落，井上可謂僥倖躲過了軍事審判，並於當年出版了回憶錄。
 

誰才是正義？

二戰後的滯留日人，為何可以在印尼的軍事與政治鬥爭上發揮影響？根據當時的調查報告[6]，讓印尼政府十分擔憂的是，把這些孰知本地事務和軍事情報的日本人轉交出去，可能會有利於荷軍並為其所用。另外，這些滯留的日本人也不願此刻回國，而未正式獨立的印尼政府也未能與日方締結任何協議，所以最終決定將這些人士納為己用。另，東南亞社會史學家倉澤愛子認為，由於部分日本人投入獨立革命運動之故，可能影響了民兵組織與政府軍的失和關係，也是導致時局紛亂的導因之一。
 
野虎隊就像印尼獨立革命戰爭的軍事力量般，由日本統治時期的本地兵員所組成，在印尼宣布獨立後及對抗荷蘭與盟軍的戰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和效果。然而獨立革命初期，多地在很長時間內都處於政治真空和混亂時期，局勢也難為印尼政府和正規軍所能控制。隨著獨立革命運動的升溫，蘇門答臘東部的不穩定性和社會矛盾激化，使得不法分子也得以藉此機會來補充勢力，成為主導革命浪潮的一份子，野虎隊的部分領導人雖獲轉正為獨立革命服務，但大部分卻無視軍紀而持續淪為流寇集團，在參與戰事的同時，肆意掠奪燒殺，而引起了多方的關注和斥責。
 
一般認為幕後的實際操縱者井上哲郎和殘留日軍須負起全責，但配合蘇東獨立軍與荷軍的交戰情勢看來，其歷史乃至族際背景等可謂十分複雜，冷酷無情的戰爭不僅將各方持續區分敵我，也對社會產生了不可磨滅的陰影。獨立革命戰爭雖說可歌可泣，被認為是種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正義」之舉，但其中所牽扯到的人性與罪行等問題，卻不由得我們重新審視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