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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獨立戰爭的黑歷史:滯留日人與燒殺擄掠的野虎隊

陳勇健 2023-06-22
二戰後,印尼群島各地青壯年人士以「青年團」(Pemuda)為號群起響應獨立革命。然而,也因日本投降後各地呈現權力真空,民兵組織蜂起,在多地爆發騷亂,甚至出現針對歐人、混血裔、華人及土著統治者的屠戮事件。圖為1947 年 9 月棉蘭華人遊行請願。(Source: 荷蘭國防部軍事史研究所)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昭和天皇(1926-1989)「玉音放送」對外發布大東亞戰爭終戰詔書,終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亞太地區的戰事。當年已緊急籌備獨立事宜的蘭印(即荷屬東印度Nederlands-Indië,今印度尼西亞),在時任駐雅加達(Jakarta)武官、海軍少將前田精(1898-1911)的推動與軍政監部等員的見證下,獨立準備委員會主席蘇卡諾(Sukarno,1901-1970)於 8 月 17 日宣讀《印尼獨立宣言》(Proklamasi Kemerdekaan Indonesia),正式對外發布印尼已經獨立的消息。
 
由於原宗主國荷蘭並未正式放棄殖民地主權,並開始集結和重整軍力準備反擊,印尼群島領土廣闊,各地青壯年人士以「青年團」(Pemuda)為號群起響應獨立革命。然而也因日本投降後各地呈現權力真空,不全然受印尼政府所控制的各種民兵組織蜂起,在多地爆發騷亂,甚至出現針對歐人、混血裔、華人及土著統治者的屠戮事件。獨立革命初期,全國局勢基本上亂為一團,民兵組織有與殘留未返的日軍交戰者,亦有兩者聯合與盟軍交戰者等。
 

1946 年爪哇島上持竹矛與日本步槍的獨立革命軍(Source: Tropenmuseum, part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 / CC BY-SA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蘇門答臘島東部(Sumatera Timur,文中簡稱「蘇東」)也因權力真空之故,各種民兵順勢崛起,其中最為兇悍和惡名昭彰者,莫過於一支由日本人井上哲郎所領導的民兵組織——「野虎隊」(Barisan Harimau Liar)。
 

 

二戰時的兵補制度,以及野虎隊起源

原籍日本九州福岡的井上,畢業於北海道帝國大學農科大學(今北海道大學),曾遊歷巴西聖保羅(San Paolo)、中國戰場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第 25 軍司令官山下奉文(1885-1946)允許下,前往蘇門答臘發展農民培訓機構。在經駐蘇島軍政監部的信任和重視下,井上旋即被提拔為日里-沙登地區(Deli-Serdang)的助理長官兼蘇島警務部長,並在其麾下於 1944 年組織了「建國挺進隊」,一支近如突襲部隊的自願陸軍步兵隊伍,並委任當地主要族群的巴塔克人(Batak)耶谷.西雷格(Yacob Siregar,1912-1960)[1]為指揮官,領導這一批由高原土著巴塔克人所組成的部隊。
 
1943年,正當日本帝國因太平洋戰事擴大和惡化之際,陸軍省開始對在地人士採用招募充為「兵補」,提供伙食和住宿及傳授軍事技能等,以便在當務之急時動員整備和派遣上陣。據聞,當地人的徵兵人數便達 5 萬人以上,而半數則集中在爪哇本島。除了陸軍,亦有海軍、憲兵和本土義勇軍等,大部分兵補於印尼宣布獨立後,被整編改組為印尼政府的正規軍——「人民安全部隊」(Badan Keamanan Rakyat),後來演變為印尼革命主力的「人民治安軍」(Tentara Keamanan Rakyat)、「共和軍」(Tentara Republik Indonesia)等當今印尼國軍(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的前身。
 
井上哲郎因其外表和身分,而被當地人尊稱為「鬍子先生」(Bapa Janggut)。根據荷蘭國防部檔案的一份針對殘留日軍的調查報告[2]指出,井上是日本右翼組織黑龍會的成員,在職期間身旁時有 7 名日本人跟隨其左右,由於行事手段殘酷而為人所懼怕。日本宣布終戰並將蘭印主權交由盟軍後,井上逃離現職並與前挺進隊成員接駁,重組成為「野虎隊」,於新邦拉也(Simpang Raya)作為訓練地,當時領軍者是A.E 薩拉吉・拉斯(A.E Saragih Ras,1905-1955)少校。野虎隊曾在井上的命令下,針對戰後蘇東被釋放的 3000 名盟軍俘虜,在途中對他們進行殘忍虐待和殺害。
 

 

獨立革命軍的黑歷史:棉蘭市暴動

印尼獨立軍在蘇東大城市棉蘭市(Medan)及周圍地區與盟軍爆發的多起戰役,被認為是獨立革命的豐功偉績。然而戰事於 1946 年 3 月開始劇烈升溫,當地「青年團」斥責該地區的馬來統治者(sultans)、巴塔克拉惹(rajas)[3]和精英分子等意圖歡迎盟軍進駐蘇東,決定剷除這些勾結外敵的封建勢力。
 
冷吉(Langkat)王室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民兵組織群起襲擊位於丹絨布拉(Tanjongpura)的王宮,血洗王公貴族和官員等百餘人;僅剩位於棉蘭市的日里及郊外的沙登,分別受到英軍和共和軍保護,倖免於難。動亂在蘇東的多個地區爆發,持續對被視為通敵與反革命者進行大規模掠奪、姦淫和燒殺,成為了獨立革命戰爭中不堪入目的「黑歷史」。
 
一般認為,這場屠殺王室和官員人等的事件,是在當地印尼共產黨(PKI)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Pesindo)領袖阿都卡林(Abdoe'lxarim MS) 和 路亞·西雷格(Luat Siregar) 的指示下所策動。不過從中也發現,蘇卡諾旗下的民族黨(PNI)人士亦參與其中,更莫說是不受控制、撲朔迷離的民兵組織。
 
耶谷・西雷格作為野虎隊代表兼當地印尼人民運動(Gerindro)領袖,此時也參與了在棉蘭市策劃發動「蘇東社會革命」的會議,與印尼共產黨等各政黨代表商議如何推翻王權和擴大獨立戰事。此外也奠基了巴塔克人響應革命號召和擁護獨立運動的先聲,主要的因素是務農為主的巴塔克人,長期面臨著統治階級的高壓統治和土地剝削問題,蘇東革命一觸即發後,巴塔克人也成為了推動主力。A.E 薩拉吉則帶領野虎隊在西瑪倫坤(Simalungun)地區活動,針對當地巴塔克聯合邦(Kerajaan Raya)的眾拉惹等下手,實際上其本身也是巴內拉惹(Kerajaan Pane)王室血統之一,但對於追捕和屠殺王公貴族卻毫不手軟,可能出於其被王室排斥並轉向支持激進民族主義之故。
 
野虎隊在「青年團」的領軍下,[4]此時加入了對棉蘭的戰圍。在攻佔棉蘭市失敗後,一眾「青年團」領袖按指示將所領導的民兵組織編入「人民民兵」(Laskar Rakyat)部隊,以持續在周遭內地迎擊荷軍。這批出身日本軍政時期的兵補和義勇軍等,最初是以地方民兵參與其中,隨後再被納為獨立正規軍的「人民安全部隊」(BKR),名正言順擔起了獨立革命的大旗。耶谷・西雷格本人亦在革命後,獲提拔為印尼國軍中校。
 

 

野虎隊的殘忍暴行

在動亂四起的真空期間,野虎隊往往以殘暴不仁稱著,除了抗拒荷蘭官軍之餘,也四處搶劫和攻擊無辜群眾。野虎隊當時的另一名領袖,為聲名狼藉的悍匪A.西瑪瑪塔(A. Simarmata),被喻為是井上的得意門生之一。也由於該部隊藏匿和出沒於巴塔克人的山岳地帶,更使得其行徑和突襲目的等難以被捉摸。在高峰期間,野虎隊一度擁有多達 2000 名全副武裝兵員,當時主要布置在先達與巴拉拔之間的通道,藉此掠奪來往的車輛和物資。
 
據 1947 年 3 月美籍女記者伯克從蘇島捎來的消息稱,蘇島內地現有 1600 名英印逃兵、50 名德籍以及多達 50 名日籍人員藏匿其中,率領官員為 1 名日籍上尉;以及 2 名英籍軍官[5]。上面所指的上尉,可能就是持同等軍銜的井上哲郎,惟其行事低調和置身於地下化,以便逃避可能即將面對的戰爭罪名審判。
 

棉蘭南部的人民民兵部隊,其中可以看到有英籍士兵身影(Source:Metro-Online, Medan)

然而,並非一方獲得印尼政府認可和正規化,問題就得以應刃解決。野虎隊雖說在1946 年 8 月時被編入「人民民兵」作戰,但行事依然無法無天,不僅強硬徵用運輸車和掠奪物品,也與政府軍關係不斷惡化,經常不遵從軍令擅自獨往獨行,四處洗劫和屠戮。即使在獨立軍中心的先達,野虎隊仍出現洗劫和焚燒村莊、襲擊橡膠廠等行徑,同時更摧毀了銜接先達與馬里哈(Marihat)之間的橋樑,而直接的受害者皆為當地的華人。
 
在荷軍與獨立軍爆發衝突的蘇東地區,獨立軍被指犯下了不少針對當地華人的燒殺姦淫等不齒行徑,尤其是棉蘭市外的村莊和園坵等更成為了針對性的暴力對象,以至該區域華人必須組織和設置「保安隊」(Pao An Tui)以求生命和財產自保,並於 9 月在棉蘭市遊行請願抗議獨立軍的殘暴行徑。混亂局勢大抵自 1947 年中、下旬,荷軍大批登陸進駐,以及維持該區域穩定後才得以大抵緩和。荷軍攻下先達後,捕獲了曾是通譯和特務組織的日軍,而參與其中的華籍人士也已尾隨獨立軍撤走。在局勢紛亂和兩相對立之時,著實很難單純以類群分,究竟誰是誰非,或誰是加害者或受害者。
 
11 月中旬,棉蘭報導又聞野虎隊襲擊西里武羅洛(Silimapuluh),屠殺並劫持多人至沙磨面(Samosir)一帶,據抵達先達的華人難民 9 人,其中聲稱亦有華校教員和商紳子弟等被野虎隊「封在麻袋中烤吃」。
 

1947 年 8 月先達(Siantar)反共和(印尼)政府示威大會(Source:荷蘭國家檔案館 / 公有領域 / via Wikimedia Commons
1947 年 9 月棉蘭華人遊行請願(Source:荷蘭國防部軍事史研究所)

 

民兵組織大肅清

時間來到 1948 年,當時從印尼政府臨時首都日惹(Yogyakarta)往蘇島派遣了一支印尼國民軍小隊,途中卻受到野虎隊領袖 Simarmata 的多方刁難和脅迫,不僅阻止他們往亞齊(Aceh)方面行軍,還喝令小隊交出武器和藥品等,以作為野虎隊的「抗荷資本」。當野虎隊把槍頭對準軍隊,也為其覆滅所種下的嚴重後果。
 

野虎隊相關事件的地理位置(Source:作者製圖)


1949 年 4 月,棉蘭的消息指野虎隊的領袖已遭荷軍捕獲的消息,但野虎隊領導者眾,報載並無指明是哪一位。井上本人雖在蘇東革命中發揮指導作用,但其領導下的民兵組織被指以搶劫百姓為業,而其自身也涉嫌參與多起騷亂,於 1949 年上旬遭到印尼憲兵逮捕。即使被捕後,井上仍獲得印尼政府重用,派往亞齊哥打加內(Kutacane)擔任教員。
 
直到荷蘭政府於 11 月 2 日簽署了《海牙圓桌協定》,並於 12 月同意將主權移交給印尼政府後,野虎隊的殘餘部隊仍然未宣布解散。獨立革命結束後,印尼政府開始針對未聽從命令解散的民兵組織進行肅清。馬拉敦・彭加比晏少校(Maraden Panggabean,1922-2000,後來的第15任國防部長)被指令率領第 104 營前往先達郊外的野虎隊盤踞點[5]進剿,在短暫突襲下,野虎隊的殘兵因寡不敵眾而迅速投降,A.西瑪瑪塔則竄逃入林,不久後選擇向警方自首。
 

被荷軍捕獲的印尼民兵(Source:荷蘭國家檔案館)

至於原本即遭到盟軍懸賞通緝的井上哲郎本人,則順利於 1953 年回到日本。早在 2  月,日本與美國已達成協定簽署了《舊金山和約》和《安保條約》等各項,駐日盟軍司令部自戰後的軍事佔領統治也告一段落,井上可謂僥倖躲過了軍事審判,並於當年出版了回憶錄。
 

井上哲郎自傳《鬍子先生》(Bapa Janggut)封面,1953年由講談社出版(Source: 日本の古本屋)

 

誰才是正義?

二戰後的滯留日人,為何可以在印尼的軍事與政治鬥爭上發揮影響?根據當時的調查報告[6],讓印尼政府十分擔憂的是,把這些孰知本地事務和軍事情報的日本人轉交出去,可能會有利於荷軍並為其所用。另外,這些滯留的日本人也不願此刻回國,而未正式獨立的印尼政府也未能與日方締結任何協議,所以最終決定將這些人士納為己用。另,東南亞社會史學家倉澤愛子認為,由於部分日本人投入獨立革命運動之故,可能影響了民兵組織與政府軍的失和關係,也是導致時局紛亂的導因之一。
 
野虎隊就像印尼獨立革命戰爭的軍事力量般,由日本統治時期的本地兵員所組成,在印尼宣布獨立後及對抗荷蘭與盟軍的戰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和效果。然而獨立革命初期,多地在很長時間內都處於政治真空和混亂時期,局勢也難為印尼政府和正規軍所能控制。隨著獨立革命運動的升溫,蘇門答臘東部的不穩定性和社會矛盾激化,使得不法分子也得以藉此機會來補充勢力,成為主導革命浪潮的一份子,野虎隊的部分領導人雖獲轉正為獨立革命服務,但大部分卻無視軍紀而持續淪為流寇集團,在參與戰事的同時,肆意掠奪燒殺,而引起了多方的關注和斥責。
 
一般認為幕後的實際操縱者井上哲郎和殘留日軍須負起全責,但配合蘇東獨立軍與荷軍的交戰情勢看來,其歷史乃至族際背景等可謂十分複雜,冷酷無情的戰爭不僅將各方持續區分敵我,也對社會產生了不可磨滅的陰影。獨立革命戰爭雖說可歌可泣,被認為是種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正義」之舉,但其中所牽扯到的人性與罪行等問題,卻不由得我們重新審視和反省。
 

4名被荷軍逮捕的日籍殘留士兵在棉蘭(Source:荷蘭國家檔案館)

 

 

[1] Yacob本人為民族主義者和密切關注當地的土地問題,在日軍佔領之前已與日方有聯繫,隨後被委為藤原機關(「F機關」)的蘇東特務領導,曾領導過 1942 年加羅地區巴塔克人的土地暴動;而這起暴動的鎮壓者卻是井上本人,並藉以重組治安及在當地樹立威信。

[2] 荷蘭國防部檔案的該調查報告,出自印尼國軍「第五委員會」(Komisi 5)Machmud隊長。

[3] 領導者為Payung Bangun 和 Ngumban Surbakti,前者是當地「青年團」的領導人之一。

[4] 這兩名英籍軍官,一名軍曹在先達(Pematang Siantar)教授柔道,另一名伍長則加入共黨活動。先達時為蘇東獨立運動的大本營,報導也稱有以歐籍女戰士在山區組織了一隊特別軍外,在巴拉拔(Parapat)等地也隨之設立兩所軍校等。

[5] 位於迪加多落(Tiga Dolok)和艾克瑙里(Aek Nauli)之間。

[6] 荷蘭國防部檔案的該調查報告,出自印尼國軍「第五委員會」(Komisi 5)Machmud隊長。
參考資料
  1. Aiko Kurasawa, Sisi Gelap Perang Asia,Jakarta:Kompas,2019.
  2. Andri Setiawan,‘Gerakan Aron di Sumatra Timur’,Historia,23 Jan 2023.
  3. Andri Setiawan,’ Insiden-insiden Gerakan Aron’,Historia,25 Jan 2023.
  4. Andri Setiawan,’Menumpas Gerakan Aron’,Historia,28 Jan 2023.
  5. Anthony Reid, The Blood of the People: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raditional Rule in Northern Sumatra,Selango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6. Anthony Reid and Shiraishi Saya, ‘Rural Unrest in Sumatra,1942:A Japanese Report’,Indonesia,No.21(Apr.1976).
  7. Hanif Harahap,’Revolusi Sosial di Simalungun Tahun 1946’,Jasmerah: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Historical Studies, Vol.1 No.2,2019.
  8. Hendi Johari,‘Opsir Jepang Membelot di Front Sumatra’,Historia,16 Jan 2021.
  9. Hendi Johari,‘ Dibajak Barisan Harimau Liar’,Historia,10 Mar 2021.
  10. Hendi Johari,’Membasmi Barisan Harimau Liar’,Historia,11 Mar 2021.
  11. H. Mohammed Said;Translated by Benedict Anderson and Toenggoel Siagian,‘What Was the "Social Revolution of 1946" in East Sumatra?’,Indonesia , No. 15 (Apr., 1973).
  12. ‘Revolusi Sosial di Sumatera Timur, 3 Maret 1946’,Lira Media, 05 September 2020.
  13. Tiopan Purba, Dra. Bedriati Ibrahim, M.Si, Asril, M.Pd,’Dampak Revolusi Sosial Terhadap Kerajaan Raya di Simalungun Tahun 1946’, JOM FKIP – UR(Jurnal Online Mahasiswa Fakultas Keguruan dan Ilmu Pendidikan Universitas Riau),Vol.7,Edisi 1,Januari-Juni 2020.
  14. Umar Faruq,’ Melawat Semula Tragedi 3 Mac 1946: Revolusi Sosial Sumatera Timur’,The Patriots, September 10, 2018.
  15. 井上哲郎,《バパ・ジャンゴ》,東京: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53年。
  16. ‘Dutch Fire on Medan Indonesians’,Indian Daily Mail,4th December 1946,Pg.1.
  17. 〈英印逃兵及日俘計二千餘人匿藏蘇島助印尼〉,《南洋商報》,1947年3月28日,第7版。
  18. 〈印荷戰事爆發後之蘇島〉,《南洋商報》,1947年8月4日,第7版。
  19. ‘Roving Bands in North Sumatera’,Morning Tribune,20th August 1947,Pg.14.
  20. 〈印尼軍民肆虐殘殺,蘇東華僑遊行請願〉,《南洋商報》,1947年9月12日,第7版。
  21. 〈蘇島華僑仍在水深火熱,野虎隊殺人放火兇甚野虎〉,《南洋商報》,1947年12月2日,第7版。
  22. ‘’Tiger‘ Held’,Singapore Free Press,6th April 1949,Pg.1.
文章資訊
作者 陳勇健
刊登專欄 無境南國
刊登日期 2023-06-22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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