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黨國的「永續留存」費盡心血：蔣經國執政的最後布局

蔣經國一生的重責大任在存續父親所留給他的黨國，他為了護衛黨國永續執政設下三大防線：不可成立反對黨、不讓中央民代全面改選、不許臺灣獨立。如今美國政府催促推動民主化，反對運動人士不畏衝突步步進逼，面對內外情勢衝擊交迫，他只能選擇讓步。即使他必須棄城求生，默許反對黨成立，但並未放棄對黨國的責任。他未戀棧於失敗的戰役，立即轉身回防，重新檢討整體戰略，為黨國存續進行損害控管。
 

第一步：新瓶裝舊酒的《國家安全法》 

首先，他提出「新瓶裝舊酒」的高明對策，巧妙地在《國家安全法》中納入戒嚴時期的各種管制，盡量降低解嚴後黨國將受的衝擊。國民黨十二人政治革新小組成立後，依據最高當局的宣示往訂定《國家安全法》方向規劃。參與政治革新小組的副總統李登輝指出，該小組並未真正推展六大改革議題，大部分時間只是開開會、講講表面話；小組所做結論若不合蔣經國心意，會被要求再做討論；真正重要改革議題，小組不敢做太多決定，尤其如動員戡亂體制這樣的核心議題更是無人敢去碰觸。
 
蔣經國與郝柏村商議《國家安全法》內容，郝柏村提出兩項建議：一、該法不能僅以警察機關統攝，必須讓治安機關警備總部繼續發揮功能；二、既經軍法審判程序的案件，不宜再上訴最高法院。總統的態度是以《國家安全法》取代《戒嚴令》，警備總部仍負責確保國家安全。
 
臺灣的自由化就在蔣經國所主導的這種怪異而扭曲的形態下進行著，一面準備解除戒嚴，一面訂定《國家安全法》，將大部分戒嚴時期的管制措施入法。 1986 年 10 月 15 日，國民黨中常會一致通過兩項政治革新議題結論：一是臺澎地區解嚴，另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以應需要，確保反共基地安全、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二是修正《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與《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規範政治性團體。但同時，蔣經國並未絲毫放鬆對島內政局的控制，尤其面對同年年底選舉，他指示郝柏村應變計畫須分為輕、重與嚴重三種狀況，重則局部戒嚴、嚴重則全面戒嚴。他似乎忘了，自 1949 年以來臺灣一直處於戒嚴之中，而他自己不久前才向國際媒體宣示要盡速解除戒嚴。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解嚴前須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後，行政院隨即將《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草案重點包括：人民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反共國策或主張分離意識；人民集會結社另以法律訂定之；人民入出境須向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治安機關（即警備總部）於必要時得對人員、物品、運輸工具實施檢查；為確保海防、軍事設施等安全，得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為管制地區；戒嚴時期軍法審判案件確定者，解嚴後不得上訴。解嚴後最主要的差別在於，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值得注意的是，郝柏村有關警備總部繼續發揮功能、解嚴後政治案件不得上訴的兩大建議都被採納。
 
統治當局以通過《國家安全法》為解除戒嚴的先決條件，但新法內容複製戒嚴時期的重重管制，如同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人民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不得違背反共國策、不得主張分離意識」三原則限制言論自由、入出境管制維持黑名單制度，以及山海禁制區、政治案件不得上訴等規定，在在引起民眾強烈不安。新成立的民進黨正式決議反對《國安法》，將訴諸群眾運動；各種團體發動一波波「反《國安法》遊行」、訴求「百分之百解嚴」。在外界強大壓力下，國民黨中央黨部稍做讓步，草案第四條本規定「治安機關於必要時對左列人員、物品及運輸工具得實施檢查」，改為「警察機關」，降低警備總部在解嚴後之角色。儘管《國安法》立法過程中爭議不斷，但國民黨政府三令五申必須先通過《國安法》方可解除戒嚴，立法院最後仍在 1987 年 6 月 23 日順利完成三讀程序。
 
7 月 2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解嚴案與《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院長俞國華在會中提示，解嚴並不表示國家安全威脅已不存在，仍不能鬆懈對敵人的警覺與非常時期的認知。最高當局除了指示訂定《國家安全法》之外，還要求限期內完成《人民團體組織法》、《集會遊行法》，以完整規範政治秩序。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嚴後，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進一步關心接下來的國會改革方案。但蔣經國表示，中央民意機關改組是最困難的問題，需要多一點時間，因為這一問題比解嚴還困難、還複雜，涉及許多政治的、省籍的因素。
 
蔣經國的政治改革僅在訂定《國家安全法》、宣布解除戒嚴後止步。他一生護衛黨國永續，力敵民主運動滔滔攻勢，先前設下的三道防線（不許成立反對黨、不讓中央民代全面改選、不可主張臺灣獨立）僅被攻破一角。在他精心規劃下，解嚴後仍延續各種管制、動員戡亂體制未變、萬年國會頑強挺立、臺獨言論仍遭嚴禁，黨國依舊得以屹立不搖。蔣經國殫精竭慮直到油盡燈枯，解嚴不到半年，即撒手人寰。
 
解嚴後， 1987 年 8 月蔡有全、許曹德因主張臺獨被以叛亂罪起訴； 1989 年鄭南榕因臺獨言論遭強制拘捕而自焚； 1991 年甚至發生調查局進入校園逮捕學生的獨臺會事件。人們也才驚覺，即使解嚴多年，臺灣社會卻連基本人權都未能獲得保障：言論自由受限制、集會遊行須事先申請獲得政府同意、海外黑名單人士仍無法返鄉。但蔣經國仍因宣布解除戒嚴，博得「臺灣民主發動者」的美名。
 

第二步：提前布局的接班人安排

其次，獨裁者身後的接班人安排，是另一個受到高度關注的課題。蔣經國很早就開始思考接班人選，宋楚瑜說1980 年 6 月 19 日蔣經國手記記載：

 

美國某眾議員說，蔣經國已經七十歲，萬一發生了什麼事，臺灣內部一定會發生嚴重的問題，美國人對此應加關切。這本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管〔關〕你美國人什麼事。不過在我自己來說，這是對於黨國應負的責任問題，亦是我時時刻刻在考慮的心中大事。

 
雷根政府推動民主促進政策的重要做法之一，是預防軍事強人掌控政局，必要時不惜出面干預。美國政府積極阻止了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玻利維亞的軍事政變陰謀；也曾催促全斗煥政權與反對黨對話，嚴重警告南韓軍方切勿試圖發動軍事政變；美方並支持菲律賓民主力量，防止軍事政變。美方嚴防軍事政權出現的政策，也在臺灣上演。
 
1980 年代初期，威權強人健康走下坡，王昇指揮情治機構「劉少康辦公室」大權在握。美國政府擔心臺灣出現軍人政權，在臺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多次與王昇接觸，建議他不要過分限制臺灣民主運動，方能使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獲得好形象。臺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到任後，更是經常與王昇見面長談，但王昇對反對運動態度依舊強硬。1982 年 9 月 27 日，丁大衛與李潔明力邀王昇到美國訪問。次年 3 月 7 日到 18 日王昇訪美，返臺後即被蔣經國調職，貶謫至巴拉圭擔任大使。丁大衛回憶錄中證實，美方官員以私人談話方式施壓、說服蔣經國及其高層官員推動人權與民主的臺灣形象，以及這樣做在對美關係上的好處；並邀請王昇訪問美國，安排他與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學術界見面，傳達對臺灣人權議題與政治改革的關切。李潔明則表示，蔣經國已承諾推動民主化在先，王昇是「民主化進程的一顆大石頭」，所以蔣願意與美方聯手移除此一絆腳石。而郝柏村日記中也指出，蔣經國將王昇外放巴拉圭是消除其在國內政治影響力的唯一辦法。
 
1981年底郝柏村出任參謀總長後，在國內政壇角色日益吃重，美國政府再度提高警覺，擔心蔣經國逝世後會出現軍人政權。 1985 年 8 月 7 日，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宋賀德、副處長滕祖龍特意與郝柏村長談，探詢接班人問題，郝柏村答稱蔣總統決心依憲法運作民主制度，接班問題是臺獨分子惡意誇大。宋賀德認為，臺灣政治權力分配情況顯示，省籍機關雖在本省人手中，但中央政治實權仍操在大陸人手中；郝柏村則指稱省籍問題是臺獨偏激分子破壞團結的勾當。三天後郝向蔣經國報告會談情形，又從《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處得知，美方關切他的動態，憂慮走向軍事統治。
 
蔣經國十分清楚美國政府鼓勵臺灣民主化、本土化，嚴防他身後軍事強人主政。為了美方澄清疑慮，他在 1985 年 12 月行憲紀念大會致詞時特別脫稿指出：

 

現在，有兩個問題，經國想做一個明確的說明。第一就是，總統繼任者的問題。這一類的問題，只存在於專制與獨裁的國家。在我們以憲法為基礎的中華民國，根本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立國基礎以憲法為依據的，所以下一任總統，必會依據憲法而產生，……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 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第二、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式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

蔣經國也在與丁大衛見面時，再度說明蔣家人不會繼承總統職位、不會實施軍事統治。即使如此，美國政府依舊步步為營。臺灣已經解嚴後的 1987 年 10 月，參謀總長郝柏村為軍售問題訪美，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芮孝儉（James S. Roy, 1935- ）與他早餐會談時，仍探詢總統接班人問題，以及軍人干政問題，從王昇到郝柏村，美國政府緊迫盯人，嚴防強人驟逝後臺灣走向軍事統治。
 

雖有插曲，不過仍縝密的最後布局

民間傳言蔣經國原本希望孫運璿成為接班人，甚至認為若不是孫意外中風，李登輝沒有機會擔任副總統。但衡諸史實，此一說法並不完全正確。一來，蔣經國早在 1978 年就已拔擢謝東閔為第六任副總統人選，此後臺籍人士擔任國家副元首成為慣例，蔣經國提名李登輝擔任第七任副總統只是遵循慣例；一旦提名孫運璿，走回頭路，反而可能引起政治風波。二來，蔣經國是在 1984 年 2  月 15 日國民黨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名李登輝，孫運璿則是在稍後的 24 日腦溢血住院，所以顯然並非是因為後者中風，才提名前者。
 
但是，蔣經國確實屬意孫運璿作為政權接班人。郝柏村日記中記載，孫中風後，蔣經國深為惋惜，認為孫運璿既能奉行原則與政策，又深得人心，透露原本希望栽培他接任第八任總統。孫運璿生病後，蔣經國自己健康也不佳，但他自信可以撐完這一次六年任期，等到 1988 年中國國民黨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時再來宣布黨國權力傳承，因此將接班人腹案放在心中，從未向外人透露。這是所有獨裁者必須面對的困局：獨裁者只能盡量延後翻牌，這是確保自己終極權力的不二法門；一旦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無異宣告自己權力提早終結。豈知天不從人願，蔣經國終究無法撐到他預定的接班時刻。
  蔣經國真心想要培養副總統李登輝蔣作為接班人嗎？這是另一個經常被討論的問題。如果我們透過晚年經常性互動、交付重要事項的情形加以分析，李登輝顯然並非蔣經國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因為他不常與蔣總統會面，也未被託付重大議題，主要負責的工作是地方選舉、美麗島事件受刑人減刑、與黨外人士溝通、二重疏洪道居民搬遷問題、錫安山新約教會議題、接見外賓等等。蔣經國只是依循慣例選擇本省籍的李登輝擔任副手，並不意味著要將政權託付給臺灣人。
 
威權強人晚期經常見面討論與託付重任的黨政軍特首長，包括國民黨祕書長馬樹禮（ 1987 年後為李煥）、行政院長俞國華、參謀總長郝柏村、國防部長宋長志，無一不是外省人。尤其是關乎威權核心權力的部分，情治由國防部長宋長志負責，軍事由參謀總長郝柏村負責。蔣經國自從擔任行政院長後，便不再直接領導情治系統，委由國防部長主持情治會報、大陸工作會報，再向總統面報，國防部長宋長志因而當此大任。郝柏村自擔任參謀總長以來，更是每週都與蔣經國會面，舉凡軍事政策、人事安排、重大政治議題，蔣經常聽取他的意見，可說是深受倚重。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內部報告即指出， 1984 年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並在中常會中提高臺籍菁英比例，是將「臺灣化」當作維持政黨優勢與臺灣政局穩定的策略，並希望藉此改變美國對臺灣當局的印象。但中情局也研判，蔣經國巧妙布局以使身後留下「合議領導」（ collegial leadership ）的局面，他使中常會維持溫和與保守的多元組成，一面增加溫和派與臺籍菁英，一面強化軍方影響力及維持右派勢力以避免政治變革速度過快。整體而言，實質權力仍掌握在保守派外省菁英手中。中情局並分析，蔣經國所布局的此種以外省人集團為主的合議領導模式，儘管內部有分歧但不會發生嚴重權力鬥爭，也不致於發動重大的改革政策。這一領導班子將會以軍事、政黨、情治核心人物的共識進行決策，並且不保證在下一個十年會將權力和平轉移給臺灣人。他們也注意到，副總統李登輝雖然可依憲政機制繼承總統職位，但並未擁有與職位相稱的實力，行政院長俞國華就比他更有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