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王、B-52 轟炸機、混血兒：楊德昌電影裡存而不見的美國印記

1985 年，當時臺灣尚未解嚴，甫以首部長片《海灘的一天》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與最佳影片提名的楊德昌，卻在《青梅竹馬》遭逢失利，只上映了四天就匆匆下檔。在這部侯孝賢唯一主演而且宛如流星的電影裡，有著一幕較少人探索的空間場景：故事中，主角阿隆剛從美國返回臺北，隨即決定離開這座從小到大生長的城市，計畫與青梅竹馬阿貞一起移民美國。為了籌措移民的資金，阿隆找來從事不動產行業的兒時同伴，兩人在只剩吊燈與壁畫的空蕩西式住宅內，玩起棒球接傳練習，並且準備變賣這棟由阿隆父親遺留下來的家產——陽明山美軍宿舍。
 
雖然在電影裡，我們已經無法查證阿隆的父親到底是如何發揮逢低買進的投資手腕，在美軍撤離臺灣後神奇地購置一棟美軍宿舍，但是在電影外我們可以探詢的是：如果電影呈現的建築空間是導演精心佈置的產物，為何《青梅竹馬》裡的臺北有著美國軍隊進駐的神祕遺跡？以及，臺灣與美國明明相隔如此遙遠，但為何阿隆及其親友都曾經盼望著藉由移民美國，重新展開自己的生活？
 
換句話說，駐臺美軍的存在以及人們追求美國夢的心態，支撐兩者背後的歷史根源又是什麼？本次藉由「一一重構：楊德昌」，讓我們有機會更完整地回顧楊德昌的作品，並循著他的腳步，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到《恐怖份子》，重建起廢棄在人們記憶的美軍宿舍，追索戰後臺灣的美國身影。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冷戰氛圍的光與影 

許多電影研究者時常將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與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相提並論[1]，但是兩部電影不只都涉及國民黨政府侵害基本人權的時空背景，在片頭更有著相似的點燈儀式：《悲情城市》的開場字幕描述 1945 年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基隆八斗子的一處民房同時迎來了新生命與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室內因為停電陷入黑暗，隨後燈泡又兀自地亮了起來，新生兒取名為「林光明」。那時他們並不曉得，接下來將遭遇二二八事件的風暴。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片頭，燈泡自一團黑暗中亮起，隨之出現的英文片名似乎也相當光明：「A Brighter Summer Day」。然而，導演透過開場字幕告訴我們，這次臺灣迎來的是隨著國民黨軍隊大量遷徙而來的外省族群，即使他們逐漸在 1960 年代的臺灣社會落地生根，但是他們與下一代又要面對冷戰序幕下，威權統治逐漸升溫的白色恐怖。
 

在這樣的冷戰局勢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籠罩著光與影不斷交替的氛圍，最具張力的莫過於漫長颱風夜的一幕：主角小四的大姐在家中使用唱機播放貓王（Elvis Presley）的歌曲〈Are You Lonesome Tonight〉，反覆聆聽「Does your memory stray to a brighter summer day」這句歌詞；此時，手拿黑色大傘、身穿深色中山裝的警備總部人員登門拜訪，他們的出現讓貓王低沉的嗓音戛然而止，更將小四的父親帶往一處無聲的所在，在彷彿消音的空間內面對好幾天的疲勞訊問，而審訊室的其他隔間內也有人遭受刑求，坐在冰塊上撰寫著自白書。
 
此時的臺灣，外部是由美國第七艦隊協防的軍事化之島，內部是威權體制下的白色恐怖，再加上戰後物質條件普遍匱乏，封閉於其中的人們轉而追求及擁抱隨美國勢力傳入美國流行文化。如同上海人汪狗讚不絕口的迪士尼樂園、小四的大姐喜歡翻閱的《今日世界》雜誌，美國不但是一個神祕的地方，而且還是人們想像中的快樂天堂，猶如黑暗中點起的那盞燈。
 

同樣作為舶來品的當然少不了歐美熱門音樂和美國電影。搖滾樂與電影院賦予時下青少年自由，使得他們可以逃離高壓的教育與窘迫的家庭，不過導演也暗示我們，這份自由是有限的——每個人在中山堂隨著〈Never Be Anyone Else But You〉的旋律搖擺起來前，都得先在〈中華民國國歌〉面前立正站好；每個人在買票進場收看瑪麗蓮夢露的最後一部電影《亂點鴛鴦譜》（The Misfits）時，都得接受愛國歌曲〈反攻大陸去〉一遍又一遍地洗腦。
 
除此之外，在當時還有查禁書刊的時空背景，人們接收訊息的管道受到黨國體制嚴格控管，即使來自美國的資訊降落臺灣，經過當地意識形態的加工製造，又抹上一層反共抗俄的色彩。《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另一幕，小四的父親收聽曾虛白主持的廣播節目「談天下事」，想了解 1960 年美國總統大選將對臺灣產生什麼影響，得到的卻是針對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負面評論：「但是對於國際大事來說，他（甘迺迪）的經驗是非常有限的，面對國際共產陣營的陰謀伎倆，我想美國人民也不放心將總統寶座交給像這樣一個年輕小伙子。」這句話也呈現當時國民黨政府較為偏向美國共和黨的立場。
 
如同我們後來知道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和《悲情城市》都沒有邁向更光明的未來，只有籠罩在更壓抑的黑暗。那個黑暗來自公車夜晚行駛途中迎面而來的巨大坦克車，男女主角小四和小明第一次在草坪約會時觀賞的軍事演習，以及撞球廳外列隊行進的士兵群，它們理所當然地成為臺灣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指望》：披頭四與越戰轟炸機

隨著 1960 年代的時間推進，青少年的集體聽覺經驗從貓王轉變為披頭四（The Beatles），電視機也取代了收音機。
 
在楊德昌執導的短片《光陰的故事：指望》中，就是透過披頭四在東京武道館開唱〈Ticket To Ride〉的電視新聞影像，將臺灣與更遼闊的世界舞臺連接在一起。新聞播報雖然提到演唱會成功吸引了數萬名歌迷，卻也意有所指地強調披頭四「嚴重腐化」日本青少年的心靈。下下則片段，新聞播報切換到美國 B-52 戰略轟炸機針對越南共產黨陣地實施地毯式轟炸，先後殲滅了兩千三百名越南人民。此時，戰爭傷亡的影像只是一則美國正在消滅萬惡共匪的國際新聞而已。
 
對於當時的臺灣人來說，美國即象徵世界，但是受到反共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們聽得見貓王與披頭四所代表的歐美流行音樂，卻看不見美國發動戰爭的另一面。或許連楊德昌都沒有意識到的是，臺灣也間接參與了越戰的暴行，這座名為「同溫層堡壘」的 B-52 從沖繩嘉手納美軍基地出發，中途停靠臺中清泉崗基地，緊接著開往越南展開高密度的空襲。
 
如果我們隨著B-52一起拉高視角，美軍轟炸機在電視螢幕的現身更可以說是美國權力延伸至亞洲的具象化表徵，包括1951 年 8 月簽署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1953 年 10 月簽署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54 年12 月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60 年 1 月重新協商簽署的《美日安保條約》，美國逐漸將南韓、日本、沖繩、臺灣、菲律賓納入冷戰格局下的前線基地，打造出一條既能確保美國本土不受戰爭波及，同時又能快速進軍至越南的軍事島鏈。
 

身為「旁觀他人之痛苦」的電視機觀眾，我們透過新聞媒體目睹戰爭正在發生，過去有美國強勢介入越南，今日有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但是沒有人可以預測戰爭的影響會在哪一天以什麼樣的面貌顯現在世界的某一處——回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和《恐怖份子》的核心概念，時代悲劇很可能是各種力量之交疊及錯位所導致的結果，即使臺灣在越戰期間僅僅只是美軍的中繼站，但是當我們跟著《恐怖份子》進入 1980 年代的臺北，從女主角淑安特殊的混血臉孔及相關資料，我們意外察覺到有些人即使身在臺灣，卻也直接承受了越戰帶來的後座力。
 

《恐怖份子》：美軍打火機與混血兒

看過《恐怖份子》的人，一定忘不了那一幕，攝影師小強將淑安的臉放大好幾倍，輸出貼在牆上，讓觀眾得以仔細凝望淑安那相較於一般華人更加立體與濃烈的五官。是的，這是一張有故事的臉。
 

儘管《恐怖份子》裡的女作家周郁芬說：「小說歸小說，你不必太認真，跟真實畢竟是有距離的。」然而我們已經知道虛構文本從來沒有這麼簡單。楊德昌曾經在一篇訪談中說明《恐怖份子》的拍攝動機：「最主要的靈感是從那個歐亞混血女孩開始。她當時就在臺北混，沒有工作，家裡也是單親家庭。她的父親應該是個越戰美軍，她母親以前在酒廊工作，所以她的出身背景很獨特。電影裡我偷偷放了一點關於她的身分的線索，比如說她媽媽抽菸的時候，如果你仔細看，會看到她用的是美國陸軍配給的打火機，上面有個第一裝甲部隊的佩章」[2]。
 
即使忽略導演提供額外的註解，在電影中也可以從淑安母親的時裝品味與言語反應，回推兩人真實的社會地位及家庭關係——她在有限的鏡頭裡時常是華麗、鮮豔、引人注目的妝容，並且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聆聽屬於她那一個時代的美國熱門音樂〈Smoke Gets In Your Eyes〉。當她用閩南語動手打罵淑安：「妳是沒人要，沒人教訓是不是？妳有辦法的話就跟妳爸爸一樣，死出去，就不要再死回來」，我們終於可以猜測淑安的父親處於永遠缺席的狀態。
 

這時候我們得稍微跳出《恐怖份子》，借用其他文本的線索擴充淑安背後的來龍去脈。戰後臺灣曾經流行過一句順口溜：「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而我們在臺灣新電影浪潮湧現的故事裡也可以湊齊一支列隊前往美國的隊伍，他們包括《光陰的故事：小龍頭》的小芬一家人[3]、《第一次約會》的林碧雲、《那一年我們去看雪》的阿國和黃怡美、《青梅竹馬》的阿隆母親和姐姐，以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申請到獎學金，準備留學美國的小四的大姐。
 
他們在各自的電影平行時空通通都去了美國，但是在這份追求美國夢的名單裡，我們往往忽略了淑安的母親。先不論美國夢是否為過分美好的幻想，假如她與美軍結婚，並且帶著淑安前往美國，或許確實有機會可以展開新生活，同時也有翻轉社會階級的積極意義。然而與臺灣近千名混血兒常見的家庭故事一樣，父親最後背棄了責任與承諾，母親則是被貼上「崇洋媚外」的標籤，使得混血兒的身世就像是《恐怖份子》侷限的影像篇幅，成為一則無法完整呈現的美國往事。
 

結語：美國在哪裡？ 

《一一》裡，洋洋說了一句話：「我們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
 
美國在楊德昌的電影看似無所不在，但是我們幾乎感知不到任何一道美國人影，唯一的例外或許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片尾，三名身穿制服和西裝、輪廓模糊的外國人，從小四和小貓王的身後擦肩而過。
 
他們到底是誰？由於導演沒有明說，因此他們可能是剛下班的美軍顧問團成員、也可能是就讀臺北美國學校的美國學生（他們的父親大部分又是美軍），也很可能是位於建國中學隔壁，1958 年進駐南海路 54 號的美國新聞處職員[4]。如同那個時代的人們一樣，楊德昌也置身在畫面的秩序裡，無法在電影進行中按下暫停鍵，仔細辨認其中的來源與細節，也無法看到美國權力在景框後面的部署。
 
雖然在楊德昌召喚出來的影像碎片裡，我們似乎只能看到眼前的騷動，卻看不到後面的運作，但是當我們將這些作品拼貼起來閱讀，確實窺見了一條美國將臺灣捲入冷戰的歷史軸線——韓戰方停，越戰正熾，美軍轟炸機乘風發起攻勢，披頭四的搖滾樂伴隨著戰爭的砲火轟隆作響，此時貓王認證的不知名小島也迎來大批的駐防美軍及渡假美軍。隨後，美國為了從越南的泥淖抽身，不得不從亞洲撤退，陽明山美軍宿舍及中山北路美軍酒吧人去樓空，留下長大後始終不知道爸爸去哪兒的美軍混血兒。
 

本文提到的《光陰的故事：指望》（1982）、《青梅竹馬》（1985）、《恐怖份子》（1986）、《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等楊德昌全系列電影，都將在「一一重構：楊德昌」回顧影展中放映。這些電影反映了冷戰時期的尋常生活及其流變，而在楊德昌逝世十多年後的今天，新一輪的冷戰正在成形，我們彷彿再次聽見小明在牯嶺街的回音：這個世界是否不會有所改變？
 

[1] Jean-Michel Frodon（2012），《楊德昌的電影世界》，頁114。
[2] 白睿文（2007），《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頁247。
[3] 《光陰的故事》有兩個小芬，一個是〈小龍頭〉的小芬（游小薇 飾），另一個是〈指望〉的小芬（石安妮 飾）。
[4] 張世倫（2017），〈在冷戰的旗幟下——「美國因素」在臺灣的影像敘事（或其可能的重建）〉，《攝影之聲》第20期，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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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中勳

以《失落在膚色底下的歷史：追尋美軍混血兒的生命脈絡》獲得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並參與《誰不是米克斯MIXED 1951-1979：美軍在臺灣留下的孩子》、紀錄片《爸爸歐巴馬》，近期投入協助美軍混血兒跨海尋親的工作。

附錄：楊德昌電影裡的歐美熱門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