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染上硝煙的「純情」女學生：被轟炸的二戰台灣，與她們失去的青春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件爆發，揭開了中日戰爭的序幕。遠在中國的戰爭消息傳回後方台灣，引發群眾譁然，儘管許多人意識到「有大事即將發生了」，但沒有人真的預料到──再過幾年，台灣將不再是「後方」，而是化作煙硝戰場本身。隆隆的戰機聲響徹島嶼上空，繁榮的市街被夷平，無數房舍遭焚毀，街上開過裝滿著屍體的卡車……這場戰爭將所有人捲入其中，無論你是誰、無論你願意或不願意。
 
戰爭造就了一個破碎的世代，別人的學校記憶是課堂、操場與汗水，她們的記憶是疏開、奉仕[1]與挖防空洞。乍看與戰場無關的女學生，也成為了被動員的一份子，男人們出征戰場，女人們則在後方，做軍國的「大和撫子[2]」，當綻放的「銃後之花[3]」。她們為此留下汗水的模樣，彼時被視為戰爭下最美麗的風景。
 

士兵們，請享用這份「可愛」

在日治時代，女學生無疑是菁英，每一間高等女學校都是相當難擠的窄門。主要招收日本人的台北第一高女（今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台灣人只佔 2%；較多台灣人的第三高女（今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十二人只錄取一人，其餘女校也很難考取，考上了都是家中大事。可以說每一名高女學生，都是千裡挑一的國家棟樑。
 
不僅如此，要成為一位被認可的「端莊女學生」，需要遵守很多社會潛移默化下的規範，據曾就讀台南第二高女（今國立台南女子高級中學）的校友吳瑜玉所言，她們不能沒氣質地笑、不能邊走邊吃、不能獨自去看電影，當然更不能和男生說話……讓這些嫻淑優雅的女學生來進行國防奉仕，更具有示範作用。

最常見的奉仕行為，包括為出征士兵送行、到街上賣花募集國防獻金、舉辦慰問遺族的學藝會、到陸軍病院或部隊進行掃除，以及製作慰問袋致贈軍人等等。1939 年的正月新年，日本稱之為「聖戰」的戰爭來到第三年，為了寬慰無法回鄉過年士兵的思鄉之情，台北的女學生們便被帶到幸町（今台北市中正區附近）的製菓工廠進行搗餅奉仕，這些女學生們來自台北第一、第二、第三高女、家政女學校（今台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與靜修女學校（今台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等。雖說是「女學生搗餅」，實際上象徵意味遠大於實質效用，主要的蒸米、搗餅等工作仍是由作業員們進行。
 
那女學生們到底需要做什麼呢？她們最重要的工作是將餅裝袋，並在餅中留下慰問詞。
 
明明要求女學生不能隨意和男生說話，卻又要女學生們寫短信給不認識的士兵，這應該也可以說是「和男生說話」了吧？只能說若是為了國家，女學生的純情形象也可以利用。報導收錄了女學生所寫下的字句：「包裹著高砂少女心的餅，請享用這份可愛的心情」……收到這份餅的士兵，會開心吧。
 
女學生們不只寫慰問詞，還會致贈慰問文集給士兵。台北第一高女曾經將收錄勇士慰問作文與全校學生短歌的「皇軍慰問歌文集」送給士兵，而《台灣警察時報》所刊出的全島女學生慰問文集，不只附上女學生們感謝士兵的文章，甚至配有女學生們的照片。──假使寫下感謝之辭本身就有意義，又何苦需要多餘的附上照片呢？這些曖昧行為的意義，女學生們很可能不知情，但主導這些事的大人們，必定非常清楚「女學生」對士兵們的影響力。
 
縫補被服、洗滌衣物這類行為，也在女學生常進行的奉仕之列。1937 年 8 月中開始，台北第一高女的學生就為軍隊洗滌與縫補髒污衣物。每天平均有一百多件衣服送到第一高女，三年級以上每日一組，在六點前到校洗滌，到了下午，這些衣物已經變得乾爽清潔，正好送回部隊。有店家感於高女學生的奉仕行為，協助運送衣物與提供洗滌用石鹼。對士兵來說，得知身上所穿的衣服是來自可愛的女學生親手所洗，或許也是間接鼓舞士氣的一種方式。
 

洗衣服還是一種「間接接觸」，有時學校也讓女學生們直接抵達軍營、讓她們在士兵面前勞動。台北家政女學校的兩百名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前往軍營整理棉被衣服、修補蚊帳、打掃倉庫。蚊帳打開時，家政女學校的學生在裡面靜靜坐著，專心地修補蚊帳。沒有值班的士兵，不禁從遠處偷望她們那份安靜嫻雅的姿態。台北第二高女的一百名學生至後藤部隊整理維護寢具、蚊帳等，在炙熱的夏日裡工作了七小時。靜修女學校的兩百名學生帶著水桶，在炎炎八月走上散發著熱氣的道路，風塵僕僕地抵達陸軍醫院的北投分院。她們懷抱著感謝軍人的心情，清掃醫院內外，擦拭窗玻璃與修繕蚊帳，將醫院整理得乾乾淨淨。
 
比較特別的還有台北第二高女的學生，從 1941 年 8 月開始，她們連續一個月前往台灣兵器部擦拭維護軍用的通訊器材、馬具等物，以女性純真的心思與纖細的動作照料這些軍用器材，報紙上亦留下了她們與通訊器材的合照。
 
除此之外，女學生們還縫製了各式各樣的東西。台北第二高女的學生使用軍隊廢棄的襯衫、長褲，將可用的部分剪裁拼接，由全校學生合力完成一千三百套劍道服，獻給陸軍收進陸軍倉庫。台中家政女學校（今台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的學生們則縫製了八千多個慰問人偶，贈送給前線士兵，藉此鼓舞士氣。

當然，女學生們也會參與縫製著名的「千人針」。千人針是源自日本的戰爭祈福方式，女性家屬們會拿著針線在路上，請過路的女性們每人一針一針地在布上刺出「武運祈長久」等字樣，期許能藉由眾人之力祈求出征者平安歸來。戰時女學生們也會集全校之力縫製千人針，後來嫁入板橋林家的鄭順娘，曾經於就讀公學校時幫忙縫製千人針與慰問品，這些飽含象徵意味的手工物都被送往前線。
 

制服、汗水、純情、女學生：制服の乙女

送行、搗餅、洗衣、打掃……這些奉仕活動利用了女性的柔美形象來激勵士兵，當時高女的教育方針與現在不同，如今女子教育欲培養獨立的女性菁英；而當時的女子教育，則更傾向培養足以孕育優秀下一代的「良母賢妻」。在日本的軍國主義宣傳下，希望女性扮演「軍國之妻」、「軍國之母」的角色，讓女學生們洗衣、縫衣，多少也是將妻子的形象加諸於女學生身上。
 
女性化的奉仕行為，強化了女性的端莊嫻熟，得到眾多關注。第一高女的洗濯奉仕，就被《臺灣婦人界》報導為「充滿女性風情的奉仕行為」。新聞報導女學生的奉仕時，也常附上照片──明明與前線戰況相比，奉仕活動並不是什麼重要新聞，卻往往專程附上照片相佐。顯然媒體十分清楚，她們秀麗辛勤的姿態，本身就足以引起話題。
 

此外，報導行文經常使用「大和撫子」、「銃後之花」等美稱，強調她們在奉仕中流下的汗水，甚至直接地說女學生們「純情」、「可愛」。其中「制服の乙女」一詞很常在報導中出現，顯然是使用制服一詞，強化女學生們的青春純潔形象。汗水、女學生、制服、純情……若不說是新聞報導，現在的我們乍看之下很容易誤以為是色情廣告。但這種近乎色情的曖昧感卻被用來「激勵軍心」（或者說是以男性為主的「民心」），在那個戰爭氛圍下，理所當然成為被利用的特徵。
 
若是說在戰爭前期，還有風花雪月餘裕消費女學生的性別身份，到了戰爭中後期，女學生們的奉仕活動轉變得更為務實，不再像「搗餅、寫慰問詞」那般充滿象徵意味──因為這時什麼都缺，國家無暇再把女性當作花瓶，她們就是當今日本迫切需要的人力。

空襲的轟鳴之下，她們消逝的青春

戰爭中後期的動員，增加了糧食增產、防空訓練等。女學生們持續前往軍營掃除，但她們也穿上適合工作的褲子，在學校裡挖防空壕、開闢菜園，並以學徒奉公隊的名義，在學校外種植蕃薯，確保有足夠的糧食可吃。曾就讀彰化高女（今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的丁清霜回憶，她們那時若非躲空襲，就是帶著鏟子上八卦山開墾，幾乎沒時間進到學校學習。
 
部分軍需用品的生產，也交由女學生製作。雲母被視為重要的軍需原料，從飛機到各種器材都需要它，過程中需要將塊狀的雲母剝成極薄的片狀，才能投入生產使用。或許是因為剝離雲母作業精細，因此交給了女學生們來操作。女學生們聚集在同一個空間裡，專心一致剝雲母的模樣，散發著巨大的壓迫感。就讀台北第三高女的黃彬彬曾經參與過剝離雲母的工作，那時已經實施燈火管制，她們用黑布罩住燈光以防燈光外洩，黑布外則是一片黑暗。她必須將雲母置於黑布內，緊鄰燈光，以薄薄的鐵片將雲母削成薄片。那時學校已經不上課了，一週一次的返校，便是提交剝好的雲母片，並取得新的雲母塊，繼續下一週的工作。
 
戰爭時就讀台南第一高女（今國立台南女子高級中學）的張玉琴，除了曾經參與幫軍隊洗衣服、修補蚊帳的工作以外，甚至還曾把花生果實拔下、用石頭敲出油，據說是為了解決飛機用油不足的困境。那時日本遭到封鎖，各方面物資都十分缺乏，就連學校裡的銅像都拿去出征、化為製作軍用品的金屬原料。為了取得資源，日本可說絞盡了腦汁。連花生油都不放過的這般窘迫，說明了日本的資源困境。
 
1945 年 5 月 31 日，美軍開始向對台北進行轟炸，城內許多建築與學校都被波及。第二高女的校園幾乎全被炸毀，第一高女、台北師範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損害較為輕微；台北第一中學校（今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則被一顆爆彈與兩顆燒夷彈摧毀，紅樓西侧遭到破壞、校旗焚毁，路上的景象宛若煉獄。女學生們也不得不放下手邊的工作，躲入先前已挖好的防空洞內，在巨大的轟鳴之下，她們的青春也漸漸地流逝。
 

她們是大和撫子，還是清國奴？

這些奉仕行為背後的邏輯是，國家要求每一位國民，都必須為戰爭做出奉獻，獻上自己的青春與勞力──儘管報導裡女學生們都勤奮而用心，但這就是事實的全貌嗎？
 
戰爭期間，學生要到校外種植蓖麻，一週攜帶一次只有一粒酸梅的「日之丸便當」上學。青春蒙上煙硝的灰塵，若非躲空襲，便是挖防空洞，或是穿著農婦的褲子種田。彰化高女的丁清霜遇到一名英語老師，甚至稱英語是「敵人的語言」，授課極為馬虎。於 1945 年入學台北第三高女的第二十六期生黃彬彬，唯一與學校相關的回憶竟是剝雲母──對於好不容易考進高女的學生來說，這樣的校園生活怎麼可能開心？青春應當是自由而無限的，但她們的青春不是。
 
這些戰爭下的陰影，都不見容於官方的報導中，更遑論台灣人的異質聲音，被壓抑得更為徹底。鄭順娘在就讀新竹高女時上竹槍訓練課，老師教導她們：「萬一手邊剛好沒有竹槍，也要咬斷美軍喉嚨。」鄭順娘不禁回家對朋友說：「要把大塊頭的美軍咬死是不可能的。」明明是中肯之言，這話傳到了老師耳中引起騷動，教務主任與同學也來對她說教，令鄭順娘十分痛苦。
 
參拜神社也是奉仕行為的一環。學生們來到代表國家信仰的神社，祈求國家武運長久。就讀新竹高女的鄭秋桔，一次因身體虛弱而未隨班至新竹神社參拜，老師因此痛罵她：「支那人！清國奴！滾回支那！」讓鄭秋桔非常難過，哭著說：「我不是支那人。」
 
台灣人與日本人共學時，本來就飽受歧視，台灣人無論成績再優秀，也當不了班長。中日戰爭爆發後，與中國隸屬於同一族群的台灣更是尷尬。日本藉由奉仕行為，將女學生塑造成皇國的大和撫子──這裡沒有「台灣人」的聲音。無論你原本是誰，從現在開始，你都是皇國日本的一份子。
 
但危險的是，要是你不做，一個不小心就會變成「支那人」、被排除在日本人之外。
 
台灣人也需要去神社參拜，意味著將原本敬祖拜廟的虔敬之心，交給日本的國家信仰。不去參拜、或者表達批評，都是未將精神全面奉獻給皇國的「非國民[4]」表現。奉仕徵用的不只是個人的勞力，更包含個人的精神──不只你的身體，連你的心，都不再是你自己的了。
 
深刻認識到這些陰暗面，再回頭看女學生們被塑造出來的那份「可愛」，頓時變得有點微妙──如果這一切都別無選擇，那麼也只是用「純情」、「可愛」來掩藏底下那份無奈。
 

台北大空襲 Raid on Taihoku

《台北大空襲》電玩是一款以二戰台灣為背景的動作冒險遊戲，你將扮演一位失憶的少女，和一隻台灣犬，在戰火摧殘的城市中求生。在喚醒記憶的過程中，伴隨真相而來的，卻是致命的危機⋯⋯。

「所有戰爭都會打二次，第一次在戰場上，第二次在記憶裡。」──越南小說家 阮越清

【遊戲方式】

遊戲為 2.5D 敘事冒險遊戲，玩家在日本統治的台北城中，躲避美軍B-24的空襲，並面臨角色的人性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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