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鄉民也懂爆卦？——從「匿名揭帖」到「哭廟檯神」，看明清百姓如何譙政府

近年來，拜發達的網路科技所賜，人們傳遞、接收訊息比以往更為快速，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注更勝以往，人民的訴求得以透過媒體、網路迅速傳播，這些舉措往往能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從而迫使執政者讓步，或是爭取議題曝光、討論的空間。

人民上街表達訴求在今日的民主社會可謂家常便飯，如果我們遙想古早的傳統帝制時代，上述的情景似乎不太可能發生。在我們的既定印象裡，百姓對於專制的皇權往往只能逆來順受，一旦反抗就會遭遇殺身之禍，對於公共議題絲毫沒有議論的空間。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以皇權專制高峰的明清時期為例，民眾私底下「訐譙」政府，其實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人們對於時事議論的熱度不但絲毫不輸現在，也不乏民眾上街抗爭的事例，而且手段還相當「奇特」呢！那麼，明清時期的百姓，究竟有哪些奇特的抗爭手段呢？

抗爭的定義與好發地區

在這之前，讓我們先定義一下何謂「抗爭」。由民間發起的抗爭，通常被官方歸類為「民變」，但這不僅帶有特定立場，且分類方式過於粗略。美國社會史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認為應將這類型的抗議，稱為人們基於共同利益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1]，這類型的群眾運動與改朝換代的叛亂（Rebellion）不同，前者是百姓為了表達訴求、尋求公道而發起的抗爭，雖然時常伴隨一系列騷亂，但也有採取非暴力的手段，而後者的目的旨在推翻統治當局。

除此之外，抗爭之所以能夠生成，通常和公共領域有很大的關係。根據德國社會學家哈伯馬斯（Habermas Jügen）的理論，所謂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定義是：

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得以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

換言之，它是一個介於國家（State）和社會（Society）之間的公共空間，公民們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自由發表言論，而不受國家的干涉，從而形成近現代的「公民社會」。哈貝馬斯的理論固然是以近代西歐為研究範本，不過若將視角放在近代中國城市地區，公共領域確實有存在的可能性。[2]

明清時期民間抗爭時常於城市爆發，這與城市的特性有著密切關係。居住在城市地區的百姓通常有著較高識字率，在知識分子的號召下，動員群眾並非難事。此外，城中隨處可見的酒樓、茶館等公共空間，作為市民的日常娛樂、社交場所，人們時常在此暢所欲言、交換彼此訊息，一旦民間遭遇權要侵害、不公事件，經由在這些公共空間的口耳相傳，輿論往往就此發酵，醞釀起抗爭行動。
 

動員群眾、傳播訊息的手段

當一個議題要持續獲得關注，勢必要動員更多人參與，這個時候訊息傳播就變得很重要了。現代人主要依賴網路社群媒體，只要動動手指就能輕易將事情的全貌公之於眾，但古代的科技可沒有這麼發達，當人們遭遇不公時，又是運用什麼方式或工具來動員群眾呢？

古代一般運用口傳方式來動員群眾，由於古代的識字率並不高，將抗爭議題改編成歌謠、順口溜，傳播的效率遠高於文字，平民即便目不識丁，也能輕易獲取信息，歌謠內容不僅淺顯易懂，還琅琅上口。江南城市地區便相當盛行這類諷刺官員權要的歌謠。例如晚明的「民抄董宦事件」，因大書畫家董其昌的家奴長期為禍鄉里，地方百姓便以歌謠來組織群眾，歌詞稱：「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成功動員了無數鄉民包圍董其昌的大宅。不僅如此，動員群眾還會伴隨鳴鑼擊鼓、揮舞旗幟、蕉扇、傘蓋等方式，不僅能擴大隊伍陣仗，尚有助威以及振奮人心的作用。
 

除了口傳之外，還有一種特別動員手段叫做「匿名揭帖」，其性質近似於現代人在批踢踢、爆料公社等社群平臺PO文。所謂的「揭帖」廣義來說就是私人文書、傳單，也屬於官府的一種正式文書。最早可以追溯自秦漢時期，只要將揭帖貼在熙來攘往的市場、廟宇牆上，就能引來群眾圍觀，並由識字者將內容轉告給其他人。譬如明朝萬曆年間，蘇州府的生員因不滿當時的蘇州知府，便有好事者將揭帖張貼在書院稱：「青衿被殺，通學共憤，情願從諸同袍，擊殺青衿者。」[3]此舉成功引來大量群眾圍觀。

起初，有些揭帖雖然有署名，但到後來匿名揭帖更為普遍，作者不用擔負任何言論責任，為了怕字跡被認出，甚至還會用轉抄的方式隱藏真實身分，匿名揭帖遂逐漸成為民間抨擊當權者的輿論工具。

不單是用來動員群眾，匿名揭帖也常作為攻訐政敵的手段，譬如明萬曆年間，朝野有不少對張居正不滿的官員，便不時運用匿名揭帖來攻擊張氏。然而在當局眼裡，匿名揭帖屬於含沙射影的行為，清順治年間官府便分別針對投遞匿名揭帖、張貼揭帖等行為訂定律例治罪。雍正皇帝亦十分厭惡匿名揭帖，他認為如果真有冤屈或遭遇不公，為何不留姓名？於是下令大力禁絕。但匿名揭帖並未就此消失，有時反過來被皇帝利用，就如同今日的網軍帶風向，成為執政者引導臣民輿論的工具，形成一種獨特的政治文化一直持續到晚清。
 

講求「儀式感」的抗爭

一場抗爭如果沒有明確的目標形同散沙，這時候領導者的角色就變得很重要，從文獻記載來看，大規模抗爭有很多讀書人參與其中，他們大多擔任領導人物，負責起草文書來動員群眾，或是扮演與官府溝通、交涉的角色。

抗爭的領導人物中不乏有功名在身的士大夫，譬如明萬曆年間因政局昏暗，宦官與其爪牙時常以徵礦稅名義向城市地區的百姓勒索錢財，不少具名望的士大夫挺身而出，號召市民反抗。若從統計數字來看，抗爭領導者多半為生員這類的基層士人，由於明清時期的科舉競爭激烈，錄取名額與應考人數相比，顯得僧多粥少，因此有眾多的生員擁滯於鄉里，而逐漸成為排解糾紛、維護地方利益的代表群體。也正因為文人時常在民間抗爭中扮演意見領袖，抗爭因而發展出很多講究「儀式感」的行為。

首先是集會地點，孔廟以及城隍廟時常作為文人動員群眾的場所，孔廟本身就是文人集會之所，是極為神聖的所在，如清初著名的吳縣抗糧案，以才子金聖歎為首的數名生員，便是在孔廟聚眾表達對官員強徵錢糧的不滿；選擇城隍廟則跟城隍的職能與神格有關，城隍不僅是城市的守護神，祂作為陰間的審判官，在陽間則有監督地方官的意義，百姓如遭遇地方官的不公對待，便會前往城隍廟集會請求城隍神主持公道。
 

為了吸引大眾注意，文人在抗爭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哭廟」儀式，文人們通常會聚集於孔廟、學校前大聲慟哭，痛斥著當權者的不仁，除此之外還伴隨祭告孔子、焚燒儒服、作捲堂文、擊鼓鳴鐘等行為。褪去身上的儒服並將其焚燒，意思是宣告拋棄文人身分，表達寧可放棄仕進，也要跟當局抗爭到底的決心，最為人熟知便是鄭成功為報君父之仇，焚燒儒服並投筆從戎。而所謂的捲堂文則是號召儒生罷課的文書布告，在抗爭現場擊鼓鳴鐘則有凝聚人心、動員群眾的效果。

除了哭廟儀式，更有甚者，則直接搬出孔廟的神像、牌位跑到官署門前抗議，官員因不敢得罪神聖的孔子神像、牌位，只能任由這些膽大包天的儒生聚眾生事。雍正年間有官員在奏摺中稱：「有聚眾檯孔聖木主，諸賢牌位，與人打架，教官不但不為禁戢，反為串線漁利。」由此可見，當時還不時上演生員拿孔廟神像當作護身符跟人打架，在場的學官卻無可奈何的滑稽場面。

至於為何抗爭會發展出許多獨特的儀式，其根本原因在於抗爭者與統治者之間權力的不對等，基層士人與百姓只能借助神靈、孔夫子的權威與官員、豪紳相抗衡。「哭廟」、「檯神」這類戲劇化的抗爭儀式，可被視作一種刻意的作態（gesticulation），與現代遊行抗爭砸雞蛋、絕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皆有強化抗議的效果，並達到吸引大眾關注目的。
 

結語

古代人走上街頭抗爭的背後原因百百種，[4]其中又以糧食、物價等事關溫飽問題為大宗。其實多數的民間抗爭並未有明顯的政治意識或訴求，群眾並不會否定或是推翻既有的政權，舉例來說，執政者若願意解決糧價問題，並懲處失職的官員，抗爭便會趨於平息，這點也是集體行動與叛亂事件最大的不同。

若從現代的視角來看古時候的抗爭，可能會覺得過程相當荒誕不經，但其中反映的群眾心態以及抗爭手段，與今日其實並無太大分別。當人類告別傳統帝制時代，逐漸走向民主社會時，類似的「集體行動」並未止息，而這些看似暴力、混亂的事件背後，正是人類社會走向進步的原動力。

[1] 美國社會史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認為「階級鬥爭」、「群眾暴力」、「動亂」都帶有特定立場及濃厚的價值判斷，故使用「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這個中性的用詞。

[2] 關於「公民社會」理論適不適合套用在中國，有些學者持反對態度，如孔飛力(Philip Kuhn)認為西方社會有兩項特點是中國所無：其一，是具有理性批評國家的功能；其二，是言論要具有不受公共干擾的私人出版事業。在他看來，這些先決條件在近代中國的明清社會都不存在。

[3] 這是一起發生於萬曆 31 年蘇州府的事件，揭帖是由一名叫作周濂的生員張貼，內文大意主要是譴責當時的知府，並呼籲蘇州府的學子反抗。

[4] 民間較常見的抗爭原因有糧價過高、地方官濫徵錢糧、豪紳權要欺壓百姓，以及少數士人抗議科考不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