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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鄉民也懂爆卦?——從「匿名揭帖」到「哭廟檯神」,看明清百姓如何譙政府

庭光 2023-05-08
為了吸引大眾注意,文人在抗爭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哭廟」儀式,文人們通常會聚集於孔廟、學校前大聲慟哭,痛斥著當權者的不仁(Source:wiki commons /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近年來,拜發達的網路科技所賜,人們傳遞、接收訊息比以往更為快速,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注更勝以往,人民的訴求得以透過媒體、網路迅速傳播,這些舉措往往能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從而迫使執政者讓步,或是爭取議題曝光、討論的空間。

 

人民上街表達訴求在今日的民主社會可謂家常便飯,如果我們遙想古早的傳統帝制時代,上述的情景似乎不太可能發生。在我們的既定印象裡,百姓對於專制的皇權往往只能逆來順受,一旦反抗就會遭遇殺身之禍,對於公共議題絲毫沒有議論的空間。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以皇權專制高峰的明清時期為例,民眾私底下「訐譙」政府,其實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人們對於時事議論的熱度不但絲毫不輸現在,也不乏民眾上街抗爭的事例,而且手段還相當「奇特」呢!那麼,明清時期的百姓,究竟有哪些奇特的抗爭手段呢?

 

抗爭的定義與好發地區

在這之前,讓我們先定義一下何謂「抗爭」。由民間發起的抗爭,通常被官方歸類為「民變」,但這不僅帶有特定立場,且分類方式過於粗略。美國社會史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認為應將這類型的抗議,稱為人們基於共同利益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1],這類型的群眾運動與改朝換代的叛亂(Rebellion)不同,前者是百姓為了表達訴求、尋求公道而發起的抗爭,雖然時常伴隨一系列騷亂,但也有採取非暴力的手段,而後者的目的旨在推翻統治當局。

 

除此之外,抗爭之所以能夠生成,通常和公共領域有很大的關係。根據德國社會學家哈伯馬斯(Habermas Jügen)的理論,所謂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定義是:

 

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得以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

 

換言之,它是一個介於國家(State)和社會(Society)之間的公共空間,公民們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自由發表言論,而不受國家的干涉,從而形成近現代的「公民社會」。哈貝馬斯的理論固然是以近代西歐為研究範本,不過若將視角放在近代中國城市地區,公共領域確實有存在的可能性。[2]

 

明清時期民間抗爭時常於城市爆發,這與城市的特性有著密切關係。居住在城市地區的百姓通常有著較高識字率,在知識分子的號召下,動員群眾並非難事。此外,城中隨處可見的酒樓、茶館等公共空間,作為市民的日常娛樂、社交場所,人們時常在此暢所欲言、交換彼此訊息,一旦民間遭遇權要侵害、不公事件,經由在這些公共空間的口耳相傳,輿論往往就此發酵,醞釀起抗爭行動。
 

一家酒樓的門口,取自北宋張擇端繪製的《清明上河圖》一景(Source: Wiki Commons / public domain)

動員群眾、傳播訊息的手段

當一個議題要持續獲得關注,勢必要動員更多人參與,這個時候訊息傳播就變得很重要了。現代人主要依賴網路社群媒體,只要動動手指就能輕易將事情的全貌公之於眾,但古代的科技可沒有這麼發達,當人們遭遇不公時,又是運用什麼方式或工具來動員群眾呢?

 

古代一般運用口傳方式來動員群眾,由於古代的識字率並不高,將抗爭議題改編成歌謠、順口溜,傳播的效率遠高於文字,平民即便目不識丁,也能輕易獲取信息,歌謠內容不僅淺顯易懂,還琅琅上口。江南城市地區便相當盛行這類諷刺官員權要的歌謠。例如晚明的「民抄董宦事件」,因大書畫家董其昌的家奴長期為禍鄉里,地方百姓便以歌謠來組織群眾,歌詞稱:「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成功動員了無數鄉民包圍董其昌的大宅。不僅如此,動員群眾還會伴隨鳴鑼擊鼓、揮舞旗幟、蕉扇、傘蓋等方式,不僅能擴大隊伍陣仗,尚有助威以及振奮人心的作用。
 

董其昌朝服像,收錄於清代徐璋的《松江邦彥畫像》(Source: Wiki Commons / public domain)

除了口傳之外,還有一種特別動員手段叫做「匿名揭帖」,其性質近似於現代人在批踢踢、爆料公社等社群平臺PO文。所謂的「揭帖」廣義來說就是私人文書、傳單,也屬於官府的一種正式文書。最早可以追溯自秦漢時期,只要將揭帖貼在熙來攘往的市場、廟宇牆上,就能引來群眾圍觀,並由識字者將內容轉告給其他人。譬如明朝萬曆年間,蘇州府的生員因不滿當時的蘇州知府,便有好事者將揭帖張貼在書院稱:「青衿被殺,通學共憤,情願從諸同袍,擊殺青衿者。」[3]此舉成功引來大量群眾圍觀。

 

起初,有些揭帖雖然有署名,但到後來匿名揭帖更為普遍,作者不用擔負任何言論責任,為了怕字跡被認出,甚至還會用轉抄的方式隱藏真實身分,匿名揭帖遂逐漸成為民間抨擊當權者的輿論工具。

 

不單是用來動員群眾,匿名揭帖也常作為攻訐政敵的手段,譬如明萬曆年間,朝野有不少對張居正不滿的官員,便不時運用匿名揭帖來攻擊張氏。然而在當局眼裡,匿名揭帖屬於含沙射影的行為,清順治年間官府便分別針對投遞匿名揭帖、張貼揭帖等行為訂定律例治罪。雍正皇帝亦十分厭惡匿名揭帖,他認為如果真有冤屈或遭遇不公,為何不留姓名?於是下令大力禁絕。但匿名揭帖並未就此消失,有時反過來被皇帝利用,就如同今日的網軍帶風向,成為執政者引導臣民輿論的工具,形成一種獨特的政治文化一直持續到晚清。
 

「揭帖」廣義來說就是私人文書、傳單,也屬於官府的一種正式文書,此為清代署四川北總兵官王延詔揭帖(Sourc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CC BY-NC-SA 3.0 TW)
清朝末年義和團的揭帖,用詩歌的形式介紹義和團的起源與理念(Source: Wiki Commons / public domain)

 

講求「儀式感」的抗爭

一場抗爭如果沒有明確的目標形同散沙,這時候領導者的角色就變得很重要,從文獻記載來看,大規模抗爭有很多讀書人參與其中,他們大多擔任領導人物,負責起草文書來動員群眾,或是扮演與官府溝通、交涉的角色。

 

抗爭的領導人物中不乏有功名在身的士大夫,譬如明萬曆年間因政局昏暗,宦官與其爪牙時常以徵礦稅名義向城市地區的百姓勒索錢財,不少具名望的士大夫挺身而出,號召市民反抗。若從統計數字來看,抗爭領導者多半為生員這類的基層士人,由於明清時期的科舉競爭激烈,錄取名額與應考人數相比,顯得僧多粥少,因此有眾多的生員擁滯於鄉里,而逐漸成為排解糾紛、維護地方利益的代表群體。也正因為文人時常在民間抗爭中扮演意見領袖,抗爭因而發展出很多講究「儀式感」的行為。

 

首先是集會地點,孔廟以及城隍廟時常作為文人動員群眾的場所,孔廟本身就是文人集會之所,是極為神聖的所在,如清初著名的吳縣抗糧案,以才子金聖歎為首的數名生員,便是在孔廟聚眾表達對官員強徵錢糧的不滿;選擇城隍廟則跟城隍的職能與神格有關,城隍不僅是城市的守護神,祂作為陰間的審判官,在陽間則有監督地方官的意義,百姓如遭遇地方官的不公對待,便會前往城隍廟集會請求城隍神主持公道。
 

蘇州文廟(Source: Wiki Commons /CC BY-SA 4.0

為了吸引大眾注意,文人在抗爭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哭廟」儀式,文人們通常會聚集於孔廟、學校前大聲慟哭,痛斥著當權者的不仁,除此之外還伴隨祭告孔子、焚燒儒服、作捲堂文、擊鼓鳴鐘等行為。褪去身上的儒服並將其焚燒,意思是宣告拋棄文人身分,表達寧可放棄仕進,也要跟當局抗爭到底的決心,最為人熟知便是鄭成功為報君父之仇,焚燒儒服並投筆從戎。而所謂的捲堂文則是號召儒生罷課的文書布告,在抗爭現場擊鼓鳴鐘則有凝聚人心、動員群眾的效果。

 

除了哭廟儀式,更有甚者,則直接搬出孔廟的神像、牌位跑到官署門前抗議,官員因不敢得罪神聖的孔子神像、牌位,只能任由這些膽大包天的儒生聚眾生事。雍正年間有官員在奏摺中稱:「有聚眾檯孔聖木主,諸賢牌位,與人打架,教官不但不為禁戢,反為串線漁利。」由此可見,當時還不時上演生員拿孔廟神像當作護身符跟人打架,在場的學官卻無可奈何的滑稽場面。

 

至於為何抗爭會發展出許多獨特的儀式,其根本原因在於抗爭者與統治者之間權力的不對等,基層士人與百姓只能借助神靈、孔夫子的權威與官員、豪紳相抗衡。「哭廟」、「檯神」這類戲劇化的抗爭儀式,可被視作一種刻意的作態(gesticulation),與現代遊行抗爭砸雞蛋、絕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皆有強化抗議的效果,並達到吸引大眾關注目的。
 

鄭成功焚燒儒服的南安孔廟,今屬泉州豐澤區北峰街道招聯社區(Source: Wiki Commons /CC BY-SA 4.0

結語

古代人走上街頭抗爭的背後原因百百種,[4]其中又以糧食、物價等事關溫飽問題為大宗。其實多數的民間抗爭並未有明顯的政治意識或訴求,群眾並不會否定或是推翻既有的政權,舉例來說,執政者若願意解決糧價問題,並懲處失職的官員,抗爭便會趨於平息,這點也是集體行動與叛亂事件最大的不同。

 

若從現代的視角來看古時候的抗爭,可能會覺得過程相當荒誕不經,但其中反映的群眾心態以及抗爭手段,與今日其實並無太大分別。當人類告別傳統帝制時代,逐漸走向民主社會時,類似的「集體行動」並未止息,而這些看似暴力、混亂的事件背後,正是人類社會走向進步的原動力。

 

 


 

 

[1] 美國社會史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認為「階級鬥爭」、「群眾暴力」、「動亂」都帶有特定立場及濃厚的價值判斷,故使用「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這個中性的用詞。

 

[2] 關於「公民社會」理論適不適合套用在中國,有些學者持反對態度,如孔飛力(Philip Kuhn)認為西方社會有兩項特點是中國所無:其一,是具有理性批評國家的功能;其二,是言論要具有不受公共干擾的私人出版事業。在他看來,這些先決條件在近代中國的明清社會都不存在。

 

[3] 這是一起發生於萬曆 31 年蘇州府的事件,揭帖是由一名叫作周濂的生員張貼,內文大意主要是譴責當時的知府,並呼籲蘇州府的學子反抗。

 

[4] 民間較常見的抗爭原因有糧價過高、地方官濫徵錢糧、豪紳權要欺壓百姓,以及少數士人抗議科考不公等。

 

參考資料
  1. 巫仁恕,〈明清城市「民變」的集體行動模式及其影響〉,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劉廣京院士七十五周年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230-258。

  2. 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3.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眾〉,收於《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29-266。
  4. 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11:3(臺北,2000.9),頁1-48。
  5. 陳國棟,〈哭廟與焚儒服〉,《新史學》,3:1(臺北,1992.3),頁69-94。
  6.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陳熙遠教授演講「風聲—匿名揭帖與清代的黑函文化」〉,http://mingching.sinica.edu.tw/cn/Academic_Detail/1114。

 

 

文章資訊
作者 庭光
刊登日期 2023-05-08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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