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滿十歲的女學生，如何成為日本人眼中的民俗書寫者？黃鳳姿的文學少女之旅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群知識分子挺身而出，為了追求更好的社會，奮不顧身投入文化事業。回到1920年代，有一群有志之士組成了臺灣文化協會，推動著時代的巨輪不斷往前，許多當代思潮與文化意識早已在此時播下萌芽的種子。

這股「文協精神」貫穿了臺灣百年來的藝文活動，從今往後，臺灣的文化枝枒開始踏實地向下深耕。自此，無論是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80年代臺灣文學正名、90年代多元文學精彩紛呈，直到二十世紀跨領域的文學創作，都帶著文協的影子。文協之於文學，一直都是現在進行式。此刻，讓我們回到百年前，從臺灣文學少女的誕生，細細品味當時的文壇風貌。
 

一名剛滿十歲的臺灣少女，寫下的第一篇文章，便有如橫空出世的星辰，在臺灣文壇熠熠生光。
 

這名出生艋舺的女孩，名叫黃鳳姿，她的作品見證了臺灣的民俗文化，也是臺灣兒童文學的重要代表。不過，若要介紹這位文學少女，不得不先提起和她一生緊密相連的男子──池田敏雄。

在課堂上相遇，師生情的初萌

自七歲開始便在臺灣成長的池田敏雄，可以說比大多數的灣生都戀慕著臺灣的一切。他時常跑去大稻埕、艋舺，甚至穿著漢服竄進附近的宮廟，用癟腳的臺語和人學唱歌謠。

當時繁華猶存的艋舺不僅商貿往來繁複，又有祖師廟、青山宮、龍山寺等香火鼎極的大廟，深深吸引著這位慕戀臺灣民俗的少年。池田敏雄對艋舺著迷的程度，甚至被大學者金關丈夫戲稱為「艋舺學派始祖」，打趣他對艋舺過分痴狂，以至於對其他外物簡直一無所知。

1937 年，年方 22 歲的池田敏雄從臺北第一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畢業後，選擇踏入龍山公學校（今臺北市萬華區龍山國民小學）任教。這對他來說根本是如魚得水，學校旁是有名的黃家料館，左邊不到三百公尺，便是公學校據之命名的龍山寺。空氣中能嗅見寺廟裡人們祝禱的空氣，諸間大廟亦在不遠處，市街上飄盪著濃濃的民俗氣息，教室裡則坐滿了可愛的臺灣兒童。

其中一名，正是和他抵臺時年歲相若，年僅八歲的艋舺豪族黃家千金、未來的文學少女──黃鳳姿。他們之間的師生緣分，要從幾本童話說起。

一切都是從「兒童」開始

彼時的現代化與工業化，女人們得以走出家庭工作，兒童則從工廠中出走，進入學校。瑞典的教育學家愛倫．凱（Ellen Key）更預言「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紀」，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日本也不例外，從明治維新起大量翻譯兒童文學作品。其中專門刊行各種經典，以「20錢書」（一次計程車的錢，可買五本）打響名號的岩波文庫，一本僅 A6 大小，輕薄便宜，對各類文學的普及居功不少。

池田敏雄常信手翻閱《赤鳥》、《臺灣教育》，以及小巧的岩波文庫本《安徒生童話集》等書。雜陳在辦公室桌面上的書籍，勾起少女的好奇心，出於對文字的敏銳與故事的趣味感，黃鳳姿鼓起勇氣和級任教師池田敏雄開口借書。兩人的羈絆越來越深，可以說黃鳳姿的文學養分與價值觀，都深深依附著池田敏雄。

一位是和母親一樣嚮往日本文化的在地少女，一位是喜愛南國民俗的日本先生。兩人間關係的發酵，難斷起於何時，但是在數股國家與民族的曖昧間，個人和異文化的吸引力，早便交雜不開了。

1920 年代，日本的兒童文學風潮大盛，臺灣的公學校教育也被寄望著塑造健全的日本國民人格。學校中的作文習作，要求學生書寫生活、紀錄感想，寫下自身的見聞與所思所感。從生活與紀錄開始的文字寫作，甚至影響了不少臺灣文學家的創作風格。同樣早慧的龍瑛宗，在上公學校時即以《萬葉集》為讀本，加上紀錄為本的生活作文影響，奠定了他寫實的風格。
 

同化政策拋棄暴力的施政方針，若不詳加細看，彷若和諧得像一則童話。無論是官方或非官方、日人或臺人，在「為兒童寫作」這樣的標語下，居然沒有在當時的新文學史上，掀起過任何文化統戰的論爭。

在文字以外，生動好看的童話演劇和根據課文編曲的「唱歌」課，也逐步地發揮同化的功效。甚至在教育以外，《少年雜誌》、《婦女雜誌》等刊物，亦夾裹在流行與新潮的文化，纏綿地浸潤著大眾的思想。

在同化政策的發展下，甫畢業於師範學校的池田敏雄，帶著推廣兒童文學和國語教育的重任，同時暗渡了自己喜愛的民俗，請學生以關於自己的生活為題，寫作見聞。

文學少女的誕生

所有人都沒想到，黃鳳姿交出的作文，居然嚇了老師一大跳。

其實細想之下也難怪，艋舺三大姓：黃、吳、林，是開艋舺以來的豪族。黃鳳姿因家學淵源，從小就由中過秀才的祖父撫養長大，父親是京都帝大法學院的高材生、母親畢業於臺北第三高女。自幼所見所聞，皆是新舊時代的翹楚。

〈おだんご〉（冬至圓仔）這篇描寫冬至湯圓的民俗紀實，經過池田敏雄的大力推薦，收錄在好友西川滿所編的《臺灣風土記》的創刊號當中，一舉躍上文壇。

西川滿是何人呢？他是臺灣書籍裝幀第一人，民俗寫作的狂熱者，皇民文學的最重要推手。西川滿文壇能量之強悍，甚至找來重量級作家吉川英治、菊池寬等人推薦，並稱讚黃鳳姿為「臺灣的豐田正子[1]」。又邀來日本大文豪佐藤春夫為之寫序、藝術家立石鐵臣為其創作插畫。

語言純正、題材趣味、中央文壇重量級作家認可，各種條件成就了一位剛滿十歲臺灣女孩，踏上文學舞台的電扶梯。池田敏雄牽引著少女步步往上，為她張羅發行了第一本民俗記錄作品《七娘媽生》。

少女將手伸進了石獅嘴裡

為了此書的出版，少女被安排到青山宮廟口拍攝定裝照。仔細觀看這張充滿寓意的照片：一位臺灣土生土長的少女，身著淺色洋裝，領口打上了深色的蝴蝶結，不知是池田敏雄要求或者是黃鳳姿童心大發，她居然將一隻手伸進了石獅子嘴中。

 

身為一名受現代教育的兒童，黃鳳姿穿得不再是漢服，而是洋裝、水手服。兒戲般地將手伸進司職守衛廟宇的石獅嘴裡，牠似乎空餘形體，無奈且無用。

你筆下描繪的臺灣老故事、風俗習慣，對我來說十分新鮮，好像看了一場文化電影

少女曾與豐田正子通信，得到這樣的回音。對日本人來說，臺灣人習以為常的民俗文化，代表了一種新鮮的體驗。

在《臺灣の少女》後記中，池田敏雄更清楚寫道：「不只是為臺灣國語教育的輝煌成果作證……以清純少女的筆來記錄介紹臺灣的本書，在促進內臺融合上也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對帝國而言，「少女」是必須的，既作為帝國的教育成果，亦是作為內臺融合的示範者。池田敏雄作為教師，不只是同化的執行者，在他的悉心引導下，少女的文字也如同那隻伸進石獅的手，將臺灣民俗成為帝國少女的背景。

然而，1937 年他們相遇的年份，正是戰爭之始、皇民化的開端。無論兩人是自何時萌生情愫，遠方的戰爭都已開打，所及之處皇民化將越演越烈。他們的一切想法，終將與體制斡旋。

時至 1941 年，池田敏雄的《民俗臺灣》創刊時，正值戰爭酷烈，帝國對出版品的審查愈加嚴格。最明顯的便是漢文的全面滅絕，所有出版品僅見日文，甚至連傳統戲劇、音樂皆無法存於檯面。《民俗臺灣》憑藉著眾多帝大教授成員們的名號，加上在刊物間點綴一些呼應時局政策的評論，仍勉力運行到了戰爭結束前的幾個月。

環境的險惡，並不能澆熄這群人的熱情。但談到臺灣風俗，痴狂如池田敏雄都得承認，見證艋舺發展史的黃家，才是真正的專家。於是黃鳳姿作為中介，陪伴池田敏雄走街串巷，亦受到熱情的招待。

此時兩人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已脫離師生關係，一方面少女又搖身一變成為專家、民俗本身，原本的關係轉化成了亦師亦友的組合。

事實上，若脫離學生的身分，黃鳳姿身上藏有太多池田敏雄鍾愛的民俗特徵了。在走訪時，少女的祖父母用豐富的肢體語言盡力表達，池田敏雄則以零落且腔調奇異的臺灣話進行溝通，偶爾還是得靠少女串場，訪談才能順遂。兩人的情愫，或許便是在這樣走訪街道、翻譯互動中加深。

臺灣少女的童話結局？

少女在 1943 年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臺灣の少女》，內分為「臺灣通信」、「艋舺生活」、「內地通信」、「小時候 」四部分。除了摘選前作和《民俗臺灣》中的內容，還加上了畢業旅行時寄回臺灣的書信，書中可以看見一位臺灣兒童修練成為帝國少女的軌跡。

戰後，黃鳳姿與池田敏雄結為連理，在政權轉移之際選擇離開臺灣。在大時代中，兩人的相知相惜宛如童話。如果沒有對方，池田敏雄或者只是個愛好民俗的小學教師，而黃鳳姿又或者只是眾多女學生中日語成績較佳的一位吧。自此，臺灣少女的文學之旅暫時落幕，少女已然成長，她的故鄉臺灣也在持續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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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豐田正子，小學四年級創作的〈拼字教室〉亦出版成為暢銷書，後來甚至拍成了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