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家紀念殷海光先生誕生一百週年，去世五十週年。殷海光實際應該是出生於 1916 年，但由於他生前一直以 1919 年為生年，我們這樣紀念，應當是適合的。殷海光是臺灣歷史上關鍵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可是現在對他有認識的人已經很少了。他為人們所淡忘，除了時間流逝的因素，也和他生前的命運有關。殷海光與獨裁統治對抗，在生前被消音將近十年（1961 至 1969），死後名字成為禁忌又長達十年（1970 至約 1980），著作則要到 1990 年才重新出版，重見天日，距離他的撰述高峰已有三十年，幾代學子在「不知有殷」的情況下成長。諷刺的是，殷海光的文章〈人生的意義〉長期被收入香港的中學語文教科書，香港人反而比臺灣人更知道他。在殷海光百年的此刻，我從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角度對他的歷史地位做了一點探討，現在把心得簡單寫在這裡。
殷海光是湖北黃岡人。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算是活躍的思潮，但它真正成為重要的力量，要到 1940 年代，特別是 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以後。這個自由主義的浪潮只在中國本土活躍了幾年，1949 年，因為共產黨政權建立，被衝擊得支離破碎，許多自由主義者離開中國本土，但絕大多數還是留下，成為新政權全面控管下的隱性碎片。儘管經歷大衝擊，自由主義在 50 年代繼續保持動力，活躍於香港和臺灣，成為離散現象，持續到 1960 年左右。殷海光對政治問題進行論述，始於 1945 年，止於 1960 年。這一年，《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因為籌組中國民主黨被捕入獄，雜誌停刊，殷海光也失去了發言的舞台。他的政治論述生涯可說和自由主義浪潮相始終。
從反共到自由主義
從 1940 年代到 1950 年代初期，殷海光的思想經歷了轉變。他早期思想最大的特點是反共。他從二十歲左右開始思考和研究共產黨問題，可說是以反共起家的思想家。關於這個問題，他寫成《光明前之黑暗》（1945）、《中國共產黨之觀察》（1948）兩本書，內容深刻，到現在還有參考價值。另外，他是國民黨的支持者，肯定孫中山國民革命的志業，也尊崇蔣介石。他還擁抱五四運動，對陳獨秀和胡適言必稱先生，認為五四的民主與科學理想是中國發展的南針。關於殷海光的早期思想有個說法，認為他是由法西斯主義者轉為自由主義者，這樣的評估應該是欠周全的。從一九四八年開始，殷海光的政治思維發生了變化，他放棄了蔣介石，不再認為他是中國政局中的正面因素，自由主義則成為他的言論中的主要議題。大約從 1949 年中期開始，無論在現實政治或原則性的思想上，他已經完全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了。
殷海光和 1940、50 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有什麼關係呢？在 1940 年代，自由主義人士有兩個主要形態，一個可以稱為「中間路線自由主義」，另一個則是「反共自由主義」。「中間路線自由主義」是指自居於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自由主義分子，這個陣營的聲勢浩大，在政界、文化界人都很多。至於「反共自由主義」，則是指以阻遏共產黨為核心考慮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大都支持國民黨，胡適是最重要的代表，國民黨內的自由派也屬於這一類。1948 年以後的殷海光無疑是反共自由主義者。在思想上，當時的殷海光主張推動民主，保護自由，也支持溫和的社會主義。其實，他的這個思想傾向在 1945 年的《光明前之黑暗》已有流露，他在這本書中説：「共產主義底某些方面誠然是人類所需要的，但是它與民主自由卻是無緣的」，前句指的就是財富分配或經濟平等的問題。就思想內容而言，殷海光和當時的自由主義主流是一致的，他和反國民黨的民主同盟人士最主要的差別，是在對政治局勢和共產黨的理解與判斷。
至於 1950 年代，中間路線自由主義已經消散，反共自由主義存在於臺灣和香港，但臺灣由於蔣介石實施國民黨改造，推動嚴苛的一元化統治，反共自由主義者大多歸於馴化。這時的殷海光卻跳脫了反共自由主義，把自由主義當作獨立自足的根本政治原則，用各種方式進行論說、闡釋，他和著有《自由與人權》的張佛泉把中國自由主義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創造了巨大的思想力量。他在〈我為什麼反共？〉（1952 年 6 月），對他長年的反共思想做了檢討，得到一個結論，他現在反共的根本理由可以用一句話來代表：「反對極權政治」。這樣，反共就不只是反共產黨了，而是反對一切形式與程度的極權政治，包括國民黨。殷海光的自由主義不再依傍任何既成的政治組織或勢力。殷海光對共產黨問題依舊關心，他在 1954 年還說了這樣的活：「除了都有一個鼻子之外，我們很難發現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之間，有何共同之點。」
此外，在 1950 年代初，殷海光也放棄了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並重的想法，他相信民主與自由是一切合理體制的絕對根本。他也越來越強調自由主義的倫理涵義。他認為自由主義的倫理基礎是人道主義，「把人當人」，不容許從政者藉任何理由造成人的實際痛苦。
中國自由主義的突破
殷海光跳脫反共自由主義框架所發展出的新願景，以 1940、50 年代之交的習用觀念來說，可以稱為「自由中國」。在這個觀念中，「自由」無疑是優先於「中國」的，這個普世主義的涵義，在他晚年的思想中有所流露。在這樣的論説中，殷海光達成了中國自由主義的突破，這是他以及他在 1950 年代的同志的重大歷史貢獻。
前文提及，1949 年以後，絕大多數的自由主義者身陷共產黨統治下。其中一位這樣的人士正是殷海光的三弟浩生（原名晚生，1922-1973）。殷浩生在 1957 年被打成「極右派」，但絕不屈服，他是中學老師，在湖北黃岡縣全縣教育系統鬥爭大會上，他是唯一拒不下跪的極右派。他一直抵抗到 1973 年秋天，自縊身亡。很顯然，殷海光有一個信念、性格相同的弟弟，命運也相同。在紀念殷海光百年的此刻，這件事也應該表而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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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取名為《人文與民主的省思》，主要是根據書中文章的題旨。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文篇」，共有七篇文章，涉及人文學術、人文教育和人文現象，除了具體問題的討論，也嘗試對人文學的根本性質有所探察。第二部分是「民主篇」，也收了七篇文章，幾乎都和近年香港與臺灣的情勢有關，但其中含有不少關於自由民主體制與民主防衛的原則性論述。第三部分是「余英時的學術與思想」，收有五篇文章，這些文章性質不一，不全是有關學術與思想的闡述，但余先生的整個生命都離不開他作為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所有的文章自然都有這兩項元素。另外有一篇學術論文，主題屬於「民主篇」，由於文章很長，當作本書的附錄。
除了反映文章的內容，本書取名為《人文與民主的省思》還有另一層意義。余英時晚年特別重視人文與民主的關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餘年，一再討論和闡發這組觀念，本書的書名也想和余先生的人文民主論說有所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