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控】寧嫁豬狗、不為汝妻：四世紀敦煌移民的家書（上）

這件事情要從西元 312-314 年、也就是西晉的永嘉年間說起。

在此之前，晉帝國的宗室內鬥八王之亂終於結束，混亂的秩序尚未評定，又發生了永嘉之亂，匈奴貴族劉氏一族攻入洛陽，俘虜了皇帝，又殺了王公大臣與不少百姓，造成極大的動亂。為了躲避這場兵禍，北方的名門大族紛紛打包南下，渡過長江，而後，晉的宗室在南渡大族的扶持下，在南方建立了新的政權，也就是東晉，開啟了南北朝分治數百年的歷史。

不過我們要說的不是這個，因為動亂發生的地方在洛陽與華北，也就是現在的河南一帶，但是我們的故事卻在敦煌，對於當時的西晉帝國而言，是個鞭長莫及的邊疆地帶。

當整個西晉帝國的中心一片混亂時，有八封信分別從姑臧、金城（也就是圖中的涼州那附近）與敦煌等地送出，隨著商隊西行，預計送抵樓蘭還有更西邊的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之間的一些城鎮。
 
在影視作品中，我們常常看到一個信差騎著馬，一邊喊著八百里加急，一路從邊關衝到皇帝面前，都是同一人同一馬。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的，長途旅人與軍隊都會攜帶多餘的馬匹交換騎乘，如果運送緊急的書信，則會使用驛傳，由 A 地的 A 小兵騎著 A 馬，騎三十里左右到 B 地，把信交給 B 小兵，騎著 B 馬往下一個地方前進，傳到皇帝手中時，常常已經轉了不知多少站，這樣才有可能即時地把信息送到。
 
但是官府以外的人若是要送信，就不一定能夠利用驛傳，他們通常會請認識的人帶信，也許中間也會經過幾手才能真正轉到收信人手中。這樣的郵寄方式，就很難保證收信的日期，更無法保證信是否真的到了對方手中。
 
我們的故事，就出在一個郵遞的意外中。

八封沒有收到的信

大約在 312-314 年間，這八封信從寄件者手中送出，這些信是寫在紙上的，各自卷成一卷，包在布包中被交給了送信人。送信人走到敦煌的一處烽燧時，或許是為了歇腳或者躲避風沙、強盜等等，而進入烽燧中的一個小房間中，不知為何，這位粗心的送信人將這八封信遺落在此，在千餘年的風沙中，信件沉埋於此，始終未能送到它們的收信人手中。

直到 1500 多年後的 1907 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Sir A. Stein 1862-1943）意外走進這個被風沙堆積了多年的小室，拾得了八封信函。[1]

斯坦因是何許人也？
 
在中國，斯坦因與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被指為「盜取」敦煌千佛洞文書的「帝國主義者」、「盜寶者」，這一點，我無意替他們辯護，他們確實從中國取走了敦煌文書，他們的贊助者也確實有帝國主義侵略的意圖。但是若是沒有他們，敦煌文書的命運或許大不相同。
 
從敦煌文書後續的故事中，我們或許可以猜想若無斯、伯二人，敦煌文書將會如何？當清廷終於得知敦煌文書已被英、法、俄、日……等國的探險隊瓜分大半之後，便派人將敦煌文書通通運往北京。從敦煌出發時是四千餘卷，但是在沿路上，經手的官員與仕紳從中取走了不少品相較好的卷子，為了對上 4000 多的卷數，他們將剩下的文書割開，由 1 變 2 甚至變 3 ，藉此蒙混朝廷。
 
但是被斯坦因與伯希和帶回英國與法國的文書，在東方學家們的努力之下，成為現今「敦煌學」的重要基礎，大大地改變了我們對於西域和絲路的研究。就這一點來看，斯坦因與伯希和的貢獻仍是值得肯定的。
 
斯坦因從中國帶走的東西並不只有敦煌文書，由於他有語言學的背景，因此特別留心少數語言的文獻，他從敦煌烽燧中取得的八封信，也在這種情況下，被他帶回英國。
 
一開始，斯坦因並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語言，隨後，伯希和帶回的敦煌文書中也發現了類似的語言，在歐陸學者們的努力下，最終確認這八封信裡的文字是粟特文，一種屬於東伊朗語、失傳已久的中亞語言，使用這種語言、又住在索格底亞那地區（Sogdiana）的人們，被稱為粟特人。

在長達百年的粟特研究史中，這八封信被稱為「粟特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s）」，是現存最早的粟特文文獻。百年來，在許多學者的努力下，這些從未送到收信人手中的信件才逐漸地披露了它們攜帶的信息。

其中的 1 號與 3 號文書，出自同一位女性之手，收信人則是寄件者的母親與丈夫，敘述的事件也是一致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這位四世紀的粟特女性寫信回千里之外的故鄉求助呢？

粟特商人與他們的家庭

話說，約在四世紀初，粟特男子那奈德（Nanai-dhant）帶著他的妻子米薇（Miwnay）與女兒莎恩（Shayn），從撒馬爾罕到敦煌做生意，不知何故，他將妻女留在敦煌，自己返回撒馬爾罕，一去三年。

被留在敦煌的米薇母女盤纏用盡，不得不一再去信要求那奈德想辦法將她帶回撒馬爾罕，而那奈德的生意合夥人法克漢德（Farnkhund）欠債逃跑，致使她們母女必須承擔債務，女兒則在母親的信中附議，請求父親給她們寄些錢來，因為她們已經成為奴隸了。除此之外，米薇也寫信給她的母親蔡特思（Chatis），表示她雖然有門路，卻沒有錢，也沒能得到丈夫親戚的允許而無法離開。

文本中牽涉的核心人物共有六人，以米薇為中心來說，有她的母親、丈夫與女兒、丈夫的親戚阿迪文（Artivan）、丈夫的生意夥伴法克漢德，除了這六人之外，米薇也曾向一位市政委員求助無果，唯有一位祭司幫助她。

從名字上看來，米薇之母蔡特思可能不是粟特人，俄國學者 Livshits 從三世紀的印度語文獻中認為，這是個印度人的名字，但是另一位學者 Sims-Williams 認為在尼雅的佉盧文中也有同樣的字根，當可證明她並非印度人、而是大夏人。

米薇夫婦的名字則比較明確來自粟特語，米薇的意思是「幼虎」，對照她信中的用語，實在堪稱一位「虎妻」。而那奈德之意是「受娜娜女神所造」，娜娜女神是祆教的神祇，由此可知那奈德的家庭是祆教信徒。

由於粟特社會中有貴族、自由民與奴隸，所以在兩封書信上也都註記了寄件人的身分，可以知道這個粟特家庭原先絕非奴隸，而是自由民，正因如此，米薇對於自己因欠債而淪落為奴的憤怒知情可想而知。

那麼，這位虎妻的信裡究竟寫了什麼呢？

1 號文書的收件人是米薇的母親蔡特思，米薇顯然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她在寒暄過後，陳述了自己的困境，或許有委婉希望母親資助的意思。在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發現米薇在寫信給母親之前，曾經向市政委員求助，但是這位委員卻將責任推給了那奈德的親戚、也就是米薇夫族的代表人物，但是這位親戚拒絕了米薇。

米薇於是轉向丈夫的生意夥伴，但是這位生意夥伴又把責任踢給夫族的親戚，不過生意夥伴的說法很有意思，他說「如果（你）丈夫的親戚不同意你回到你母親身邊，我怎麼能帶你去呢？」，從信件後面的發展也可以看見，米薇所請求的並不只是旅費，更重要的是離開的「許可」。未能取得許可之前，這位女性移民與她的女兒無法離開。

為什麼？

[1] 關於斯坦因拾得信件的經過，參見斯坦因著、向達譯，《西域考古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183。

[2] 1 號文書的中文譯本參見：N. Sims-Williams，Emma Wu譯，〈粟特文古信札新刊本的進展〉，榮新江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頁72-87。

*關於本文引用的 3 號文書，由本人譯自以下兩位學者的英文譯本，若有轉錄，請註明出處： Sims-Williams, 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eds. by S. Whitfield with U. Sims-Williams (London: Serindia Pubns, 2004), pp. 248-9; V.A. Livshit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I, III) ”, Iran and Caucasus 12 (2008), pp. 28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