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號被告》的關鍵答辯：關於反種族隔離，一場南非史上的經典審判

「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應該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無罪。」作為一號被告，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被叫上法庭前，做了如此聲明。
 

從事非洲民族運動的曼德拉，多次被當局逮捕，數次受審。在普里托利亞法院（Court of Pretoria）進行審判前，他因為鼓動罷工，在羅德島服刑五年。1963 年 7 月，與世隔絕九個月的曼德拉，絲毫不知「民族之矛」在利沃尼亞（Rivonia）的最高指揮部已被破獲，他的手寫文件都落入警方手裡，可說是證據確鑿。
 

「民族之矛」是個地下組織，由曼德拉與華特・席蘇魯（Walter Sisulu）等人共同成立。此前，為了捍衛非洲人的權利，這些民主與人權運動者在非洲民族議會（ANC）的基礎上，試圖與政府協商，相信透過和平對話得以改善非洲人的處境。但即使 ANC 始終避免使用暴力，最多透過「不服從運動」作為消極抵抗，最終只換來政府更殘酷的對待。
 

威權鎮壓帶來的，是人民的反抗

當時的南非政府實行「通行證法」，規定年滿 16 歲的非白人上街必須帶通行證，否則警察可以予以逮捕。為了抗議這部種族歧視的法律，1960 年 3 月，眾多黑人在 ANC 號召下，以不帶通行證的方式前往警局門口示威。政府出動大量軍警、裝甲車，武力鎮壓群眾，死傷數以百計。

南非自此進入緊急狀態，ANC 也因而被宣告為非法團體。這時，曼德拉等人再也無法忍耐，決定積極反抗，因為，「非洲人不是政府的一部份，而統治著非洲人的法律也不是他們所制定。」

同年，南非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從南非聯邦改制為共和國，但實際上，佔據人口七成之多的非洲人民卻沒有投票權，也無從發表他們對修憲的意見。曼德拉於是主張舉辦「全體非洲人會議」（All-In African Conference），要求召開「國是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如果政府不召開會議，他們將在這個不被接受的共和國誕生前夕發動大規模示威──一個名為「待在家裡」的和平行動。
 

然而，南非政府對此的反應，是派遣士兵與武裝車，進入城鎮威嚇人民。

這在在顯示一個事實：將近半世紀的非暴力行動，不但沒有為非洲民族的權利帶來進展，政府立法壓迫與暴力行動反倒是節節上升。如同其它國家的經驗，威權鎮壓帶來的並非噤聲，而是人民的反抗。曼德拉與他的伙伴決定改變策略，竭盡一切可能捍衛非洲人民的自由與未來。武裝衝突，即是其中一個方法，民族之矛也因此成立。

審判不在法院，而是在南非之外

1963 年 7 月，當曼德拉從羅德島被押解到約翰尼斯堡附近的監獄，看到席蘇魯等戰友時，立刻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同年 12 月，曼德拉與戰友共十餘人，被南非政府以「進行暴力革命、與外國勢力合作、推進共產主義」等理由起訴。

這不是曼德拉第一次上法庭，卻可能是這輩子最後一次受審──他當然無法預知未來，只是做了躲不過死刑的心理準備。於是，他與辯護律師商議：與其將這場審判當成法律事件，不如讓它成為政治問題，讓法庭成為倡議的舞台，闡明 ANC 的政治主張。

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與其拚命主張清白無罪，倒不如完整訴說自己一直以來的所作所為，讓世人瞭解他們究竟為何而戰。他們知道，這場審判的靈魂不在法庭裡，而是南非之外。

「首先，我要說明，檢方在開場陳述中指控南非抗爭行動受到外國人或共產黨所影響，這點完全錯誤。我從事的種種行動，不論是基於個人身分或基於人民領導者的身份，都是源於我的南非經驗及我所引以為傲的非洲人背景，不是因為任何外在勢力。」

1964 年，曼德拉在法庭上，對著法官夸特斯・德・韋特（Quartus de Wet）如此說道：

我這一生都在對抗白人宰制，也在對抗黑人宰制。我一直很珍惜民主和自由社會的理想，所有人都在此共同和諧生活，機會均等。這是我希望以其為生活目的且希望看到實現的理想。但老天，如果需要，我也準備好為這個理想而死。

這篇多達萬字的辯護詞，被定名為「我準備赴死」（I am Prepared to Die），理性感性兼具，慷慨激昂，幾乎成為 20 世紀最重要的演說之一。也正因為如此，這個日後被稱為「利沃尼亞大審」（Rivonia Trial）的審判，成為歷史上的經典。

重現被遺忘的奮鬥之聲

法國創作者吉爾波特（Gilles PORTE）與尼古夏普（Nicolas CHAMPEAUX）以曼德拉在「利沃尼亞大審」中這段願意赴死的原音，作為《二號被告》這部作品的開始。接在這夾著磁帶雜音中的話語後，是下列這段文字說明：

這部 16 分鐘的 VR 電影既以「二號被告」為名，很明顯在影片中給席蘇魯一個主角的位子──這個被曼德拉光芒所掩蓋的南非重要歷史人物，終於臉孔清晰。

席蘇魯或許沒有曼德拉的領袖魅力或英挺外貌，但在南非近代史中，其實是個隱身幕後的英雄。生於南非南部特蘭斯凱（Transkei）的他，15 歲失學後，單靠自學繼續習得知識，曾從事礦工與廠工的工作，而後投身非洲民族議會志業，為解除種族隔離奮戰。外界均認為席蘇魯是曼德拉的導師，他於 2003 年去世時，曼德拉甚至稱他為「英雄中的英雄」，而南非人則稱他為「奮戰的智者」。

吉爾波特與尼古夏普在一篇訪談中，提及他們聽到 52 歲席蘇魯的聲音時，被觸動的感受，並認為科技可以替年輕世代保存「一個幾乎被遺忘的奮鬥之聲」，透而過 VR 與影像，也可以在集體遺忘的世界裡，搶救南非苦難歷史的碎片。光是席蘇魯勇敢且奮戰的聲線，便足以與歷史共鳴。

而這正是曼德拉與席蘇魯想要傳達的，於是對有罪判決冷靜以對。他們確知，最重要的並非判決結果，而是如何透過判決來鼓舞正在戰鬥的黑人群眾。這也是「利沃尼亞大審」與之前審判的不同之處──這些運動者讓這個法庭成為歷史的舞台。

來自人民的吶喊：賦予我們權利！

審判就在普里托利亞法院進行。根據席蘇魯等人的辯護律師喬爾・喬夫（Joel Joffe）在著作《國家與曼德拉》（The State vs Nelson Mandela: the trial that changed South Africa）中寫道：普里托利亞法院所在地區多是白人中產階級，他們對黑人有莫名的嫌惡，擁護種族隔離政策，這些政治犯若在此受審，將得到民眾的支持。

作為一個白人，喬夫原本對這場審判不具信心，他提醒前來請求他為丈夫辯護的政治犯的妻子：「你們的丈夫一定會遭受社會批判與攻擊。」不過家屬的反應卻很出乎喬夫的意料，她們不懂喬夫的意思，因為「我們的人都很支持他們」。喬夫這才發現，他們這些白人終其一生只活在白人的生活圈裡，無從得知另一個世界的想法，這些政治犯可是受到絕大多數黑人的支持，是他們的英雄。

在長達五個月的訴訟中，檢方不斷出示在民族之矛基地搜出的文件與密告者的證詞，證明他們的罪狀。主任檢察官珀西・尤塔（Percy Yutar）企圖指控民族之矛進行武裝起義，意圖推翻政府。他以叛國罪起訴曼德拉等人，希望能處以死刑。但檢方與證人所提出的證詞與事實不符：他們一再指責民族之矛殺人，卻又提不出證據。最後連法官都承認這 193 起破壞活動中，無一造成人員死亡。

所有南非黑人都關注著這場審判，彷彿法官的宣判也決定了他們的命運。法庭裡擠得滿滿都是人，法庭外也都是手拿標語，高唱愛國歌曲的群眾。

與此同時，ANC 不斷動員群眾向政府施壓，同時透過國外管道取得國際輿論的支持。包含聯合國在內，各國紛紛譴責南非政府，國際奧會甚至取消南非的參賽資格，試圖影響判決。

當曼德拉完成答辯後，在場眾人感到震撼，「法庭上持續三十秒鴉雀無聲，聽眾席上傳來深深的嘆息和婦女的哭泣，我們這樣坐了整整一分鐘，緊張的氣氛才消去」。喬夫記下在場眾人的反應：外國記者振筆疾書頻發電報，就連平常愛打瞌睡的白人警察，也聚精會神聆聽。

這場審判，內內外外都激勵人心。

隨後，輪到席蘇魯站上證人席，為自己辯護。外界對這場審判的描述多落在曼德拉，但若提及席蘇魯，會描述他「與檢方展開機智幽默的舌戰，完全不像處於被告地位」。在《二號被告》裡，席蘇魯分別與辯護律師布蘭費雪（Bram Fische）與主任檢察官珀西・尤塔展開你來我往的對話，不免讓人聯想到臺灣「美麗島大審」的情景──美麗島事件當事人非但不承認威權者的指控，反而揭露政治主張，對自己與人民遭受到的不義且不法對待提出控訴。

美麗島大審比利沃尼亞大審晚約 15 年，同樣是以叛亂罪起訴，也是被告得以鼓吹政治主張的公開審判，有著一樣雄辯滔滔的被告群與律師團，國際馳援更是不停歇。這原是震撼人心的故事，然及至 1990 年代，南非與臺灣幾乎同時步向民主化，法庭上的人、牽動社會的審判與人們的苦難，卻都隨著歲月沖刷成了褪色的過去。歷史終究是一群人的經歷，不論英雄或無名功臣都只剩下一個名字，埋沒在集體遺忘的社會裡。只有逢五逢十，留在表象的紀念。

《二號被告》在這樣一個科技快速汰換，人們的注意也碎片化的時代，很是重要。它召喚了過去的聲音，利用現在的技術重現，提供未來一個記憶盒，讓某個時代的勇氣可以成為這個世紀的迴音。

這場審判的最後是這樣的，法官認為曼德拉等人實際上犯了叛國罪，但政府決定不做此指控，經過考慮，不處以極刑，法院對所有被告判處終身監禁。八名被告露出微笑，因為這代表人民的勝利。

希望這個故事，以及因此而生的作品，都能激勵這個時代、這個世界，還在奮戰的人們。